第四章 通往权力之路

第一节 大萧条

一

“经过长时间漫无目标地从一座城市流浪到另一座城市，”一位21岁，来自埃森（Essen）的失业印刷工在1932年秋写道，“我一路来到汉堡港。但大失所望！这里的情形更加悲惨，失业率比我预计的还要高，我原指望能在这里找到工作，但希望破灭了。我该怎么办？这里没有亲戚，我可不想流落街头。”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流落在德国城镇的大街小巷，据官方估算，人数在20万至50万之间。这位年轻人最终没有沦落到与无家可归者为伍的境地，他得到了由教会运作的一个义工项目的帮助。但多数人并无这样的运气。失业摧毁了人们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们的地位，对成年男子尤其如此，因为在社会上，男人的地位、他人的认可乃至自我认同，主要都来自他们所从事的工作。1930年代初随处可见的景象是，男人站在街角，脖子上挂着牌子：“找工作，什么工种都行”。当社会学家问小学生对此有什么看法时，孩子们通常回答说，失业者的社会地位降低了，

因为失业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变得越懒，越来越自卑，因为总是看到别人衣着体面的样子。他们感到气恼，因为他们也想那样，于是走上犯罪道路……他们还想活下去！老年人往往完全失去了求生的欲望。

1932年12月，有人看到孩子们在玩“失业登记”的游戏。一位调查员请其中几人写下简短的自述，孩子们写的主要内容也是失业。“我爸爸已经失业三年多了，”有位14岁的女生写道，“我们全家以前一直相信爸爸总有一天能再找到工作，可是现在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儿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长期失业造成的影响因人而异。对于找工作，年轻人可能比中年人乐观。失业时间越长，人就越沮丧。人们在1932年夏接受采访时所显示的态度，远比18个月前的民意调查结果更加悲观。打算结婚的人推迟了婚期，已婚夫妻推迟了生育计划。小伙子们漫无目标地在街上闲逛、无精打采地待在家里，靠打牌、逛公园或者一圈又一圈没完没了地乘坐柏林的环线地铁打发时间。在这种形势下，做事总比不做事强，无所事事往往使人意志消沉。许多失业的成年男子，甚至少男少女，都在设法谋生，他们沿街叫卖、在街头卖艺、做清洁工、在街头摆摊或者从事收入微薄的诸多传统零工中的任何一种。一群群儿童出没在柏林时髦的夜总会，“照看”富人的汽车，这是收取保护费的一种原始形式，成年人也用另一种不那么无害的方式收保护费。非正式的远足俱乐部和工人阶级青年团体很容易变成所谓的“野人帮”，这些青年团伙在废弃的大楼里碰头，搜寻食物，以偷窃为生，与敌对团伙打架，经常与警察冲突。犯罪率并没有像通胀期间那样飙升，但在1929—1932年的柏林，因盗窃而被逮捕的人数增加了24%。不分男女的卖淫现象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这既是魏玛共和国性宽容氛围的结果，也是其经济崩溃的产物，卖淫的公开程度让正派人士感到震惊。在社会底层，沿街叫卖和街头摆摊变成了乞讨。德国社会似乎陷入了苦难与犯罪的泥沼。在这种困境中，人们开始抓住政治的稻草：任何东西，无论多么极端，似乎都强于他们当时所置身的毫无希望的乱局。

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经济改革于1923年遏制住了大通胀，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到1930年代初，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德国经济在通胀之后得以复苏，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巨额投资。德国的高利率吸引了资本的流入；但关键是，再投资主要采用短期贷款的形式。德国企业在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的过程中，逐渐严重依赖这种资金，克虏伯和联合钢铁公司等企业都借贷了巨额资金。美国企业直接在德国投资，福特汽车在柏林和科隆（Cologne）设有工厂，通用汽车于1929年买下欧宝汽车（Opel）在法兰克福附近吕塞尔斯海姆市（Rüsselsheim）的工厂。德国各银行用外国贷款为它们自己在德国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这是德国工业和银行业的内在不稳定因素，并在1920年代末引发了灾难。

1928年，面对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主要工业国都开始对货币采取限制措施，美国逐渐减少在海外放贷。这些是保存黄金储备的必要措施，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储备是金融稳定的基础，因为各国的货币价值都与金价挂钩，德国在货币稳定政策发挥作用以后也是如此。随着各国纷纷拉起货币的吊桥以防止资金外流，德国工业开始陷入困境。1928—1929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几乎没有增长，那年冬天结束时，失业人数已逼近250万。投资骤然放缓，有可能是因为各公司在工资和福利上的支出过多，但更可能仅仅是因为资金短缺。德国政府发现，很难靠发行债券筹到资金，因为投资者深知通胀对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产生过什么影响。国际市场几乎无人相信德国政府有能力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事实很快证明，人们的不信任感是完全有道理的。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国陷入商业危机的确切信号骤然引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性抛售。在有些人看来已被过高估值的股价开始暴跌。进入下一周，在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恐慌性抛售再度发生，情形比上次糟糕得多，1640万股被卖出，这个纪录在此后的40年里一直未被打破。交易者手忙脚乱、争先恐后地赶在股价跌得更低之前抛售股票，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乱作一团。股灾突如其来的这几天，其实仅仅是随后三年里旷日持久、似乎不可阻挡的衰退的最明显表现。《纽约时报》指数从1929年9月452的高点，跌至1932年7月的58点。10月29日，美国大型企业的市值蒸发掉100亿美元，是美国当时全部流通货币量的两倍，接近美国用于一战的资金量。公司纷纷倒闭，美国的进口需求骤跌。随着投资的消失，银行业陷入危机。美国银行眼见亏损日渐增加，开始收回短期贷款，而这些短期贷款正是德国企业界过去5年里的主要融资来源。

美国银行从德国撤资，恰在德国最困难的时刻，确切地说是恰逢已呈颓势的德国经济需要强劲的刺激来帮助复苏之时。由于失去了资金，德国银行和企业试图提取更多的短期贷款用于恢复平衡。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快，经济形势就显得越不稳定，也就有越多的国外和国内资产持有者开始向德国境外转移资金。由于无法为生产融资，企业开始大幅减产。已处于停滞状态的工业生产遂以惊人的速度一路下滑。到1932年，德国的工业产值比1929年水平下降了40%，其衰退的严重程度在欧洲各经济体中只有奥地利和波兰可与之匹敌。欧陆其他国家的降幅均不超过25%，英国为11%。由于资金撤出和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开始陷入困境。1929—1930年，许多小银行倒闭，随后奥地利最大的两家银行宣告破产；1931年7月，德国各大银行也开始面临压力。倒闭的企业成倍增加。德国与奥地利试图订立关税同盟以建立一个更大的内部市场，但在国际干涉下落空，因为人人都明白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朝着建立《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两国政治同盟迈出一步。由于只能依靠国内资源，德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几乎呈指数增长。各大城市有数百万人失业，可用于购买食品的钱越来越少，急剧加深了已经非常严重的农业危机，由于银行收回贷款，许许多多靠贷款经营的农场主无法逃脱终止回赎权和破产的命运。农场和庄园的破产导致农业工人失去工作，失业潮蔓延到了城镇和乡村。

到1932年，德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登记为失业，西里西亚或鲁尔等重工业区的失业率甚至更高。失业率之高前所未有，甚至高于实施货币稳定政策时的裁员阶段。1928—1932年，在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柏林，失业人口从13.3万增至60万人；在贸易及海港城市汉堡，从3.2万增至13.5万人；在莱茵—鲁尔区的工业城市多特蒙德（Dortmund），从1.2万增至6.5万人。工业界受到的打击显然最为严重；但白领工人也纷纷失业，到1932年，有50多万白领失去工作。失业率增速骇人，大萧条开始之后仅一年时间，到1930—1931年之间的冬季，失业人数已超过500万；一年之后增至600万。据报道，1932年初，失业者以及靠他们抚养的人总共将近1300万，约占德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真实数据也许更高，因为失去工作的女性通常不去做失业登记。

这些惊人的数据仅道出了部分实情。首先，数百万工人虽然保住了工作，但薪酬被降低，因为雇主缩短工时，开始实行短时工作制，以适应产品需求量的锐减。于是许多训练有素的工人或学徒工不得不承接低薪的、无需专门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所胜任的那些工作已经消失。这些人还算幸运，因为真正令人痛苦和绝望的是危机的旷日持久。它始于1929年10月，当时的失业率已经相当高，在随后的三年里，危机毫无减轻的迹象。然而，几年前实行的福利制度计划救助的人数远低于失业人口——最多只能救助80万人，但1932年的失业人口已达600万——而且所提供的救济最多只持续了几个月，而不是整整三年或者更长时间。民众收入的骤降，导致政府税收锐减，使得经济形势愈加恶化。许多地方政府也陷入困境，因为它们使用了美国贷款为本地的福利项目和其他项目融资，这些贷款此时也被要求退回。但在失业福利制度下，长期失业者的保险期满之后，为他们提供资助的重担首先以“危机救济”的形式转给中央政府，一段时间之后，又以“失业救济”的形式移交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愿意采取不得人心的举措填补所需的资金缺口；雇主认为自己的企业处于困境，无法提高保险分担额；工会和工人不愿意看到福利被削减。问题似乎是无解的。承受痛苦的是那些失业者，他们的救济金被一再削减，或者完全被终止。

二

随着大萧条的加剧，在德国城镇的街头、广场和公园，可以看见成群的成年男子、结伙的少年懒洋洋地出没其间，一副不好惹的样子，让那些不习惯这种景象的资产阶级绅士淑女感到害怕，觉得暴力和犯罪随时会发生。更可怕的是，德国共产党企图——通常能够成功——鼓动这些失业者去实现该党的政治目的。这是典型的失业者政党。共产党鼓动家们招募“野人帮”中的不良青年；在工人阶级聚居区组织住户拒缴房租，那些人反正也不大付得起房租；宣布柏林的威丁（Wedding）等无产者聚居区属于“红区”，以此震慑胆敢涉足那些地界的非共产党员，如果知道来者与褐衫军有牵连，有时还会殴打或者用枪威胁对方；把某些酒馆食肆标记为自己的据点；把自己的信仰灌输给在工人阶级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并且使家长联合会政治化，这引起了中产阶级教师甚至左翼教师的不安。在共产党看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阶级斗争也随之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大街小巷。保卫无产阶级的堡垒，必要时采用暴力手段，已成为共产党准军事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当务之急。

共产党人让中产阶级感到恐惧，不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利用街头失业者对社会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还因为他们的人数在1930年代初期迅速上升。全国的党员从1929年的11.7万猛增至1932年的36万，他们在选举中显示出的投票实力一次比一次强。到1932年，在德国西北沿海地区，包括汉堡及其邻近的普鲁士港口阿尔托纳（Altona），有工作的党员不到10%。1932年10月入党的人里，大约四分之三没有工作。共产党组建“失业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组织游行、示威、“反饥饿游行”等街头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在与警方的长时间冲突中结束。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觉得这场经济危机将会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不放过任何为政治增温的机会。这些发展动态推波助澜，导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裂痕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日益加深。两党业已结下的深仇宿怨源于1918—1919年的一系列事件：受社会民主党人、政府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驱策的自由军团成员杀害了数位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每当共产党举办纪念他们的活动，都会公开追忆他们的遇害情况。此时，宿仇之上又增加了失业这个制造分裂的因素，失业的共产党员痛骂保住了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担心那些有暴力和骚乱倾向的人将蜂拥到共产党旗下。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和雇主的做法又进一步加深了仇恨：前者习惯于甄别出共产党员，以便雇主裁员；后者往往首先解雇未婚的年轻工人，其次才解雇年纪大的已婚者，在很多时候这也意味着共产党员会失去工作。劳工运动最初是由社会民主党发起的，普通共产党员对这一事实感到心情矛盾，因此与党的“老大哥”形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共产党一直渴望双方为共同的事业携手合作，但必须按照共产党的主张行事。

共产党的极端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激进的青年工人，他们感到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在老一辈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激励下，他们曾期盼一场彻底的革命，但革命在快要实现时功亏一篑，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共产党是紧密团结的俄国式秘密组织，它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在那些最坚定的党员中间形成了一种团结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坚定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的生活，里夏德·克雷布斯（Richard Krebs）后来在回忆录中做了生动的描述。他是一名水手，1904年生于不来梅的一个社会民主党海员家庭。1918—1919年革命期间，正值青春期的克雷布斯在家乡目睹了自由军团进行镇压时的暴行。他在汉堡的食品骚乱中参与斗殴，并结交了一些码头上的共产党员。与警察的冲突使克雷布斯更加仇恨他们以及他们的老板——在汉堡市主政的社会民主党。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坚定的共产党员参加街头示威活动时，腰带上别着一段段的铅管，兜里装着石头，随时准备砸向警察；骑警发起冲锋时，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青年积极分子们把刀子插进马腿，使马匹受惊奔逃。这种冲突与暴力的环境，让克雷布斯这类彪悍青年感到如鱼得水，他于1923年5月加入共产党，白天在码头向水手们发传单，晚上去听基础政治课。

然而，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解相当肤浅：

我有阶级意识，因为阶级意识是家传的。我为自己是一名工人而自豪，我鄙视资产阶级。我对正统的绅士淑女报以嘲讽态度。我有一种强烈的、一边倒的正义感，它使我疯狂地仇恨那些我认为导致民众受苦、压迫民众的人。警察是敌人。上帝是个谎言，是富人编造出来让穷人甘受奴役的，只有懦夫才会寄希望于祷告。雇主都是披着人皮的狼，个个不怀好意、贪婪成性、不义不仁。我认为单打独斗的人永远无法取胜，大家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战斗，让所有从事有益工作的人过上好日子。大家必须不遗余力地斗争——只要能推进事业，不惜采取违法行动；绝不心慈手软，直至革命取得胜利。

满怀着这种狂热的奉献精神，克雷布斯在1923年10月的汉堡革命中担任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一支武装小分队的负责人，在那场流产的革命中，共产党人突袭了一个警察局，筑起了街垒。起义失败后，他自然觉得有必要逃离现场，继续过他的海上生活，于是逃往荷兰，转赴比利时，与当地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因为会说英语，克雷布斯很快被一位苏联特工派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这类特工活跃于共产党的许多支部，但也许并不像克雷布斯后来所说的那么多。他受命去干掉一个被当地党组织认定的叛徒，结果事败被捕——他自称是故意失手的，被囚禁在圣康坦（St. Quentin）监狱。1930年代初获释之后，克雷布斯成了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接受莫斯科的指令——海员分部的干事，由共产国际支付薪水，并开始担任党的交通员，把经费、传单等许多物品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后来又在德国各地运送物品。

里夏德·克雷布斯的回忆录读起来就像一部惊险小说，书中描述的共产党是靠钢铁般的纪律和使命感凝聚在一起的，它的每一次行动都受命于来自“格别乌”（其前身是契卡）的特工，这些苏联秘密警察在幕后操纵着各国的共产党组织。德国很多中产阶级人士一想到共产国际在幕后操纵了许多国家的罢工、示威和起义，就感到不寒而栗，尽管这些活动几乎无一成功。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以及自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以来苏联特工在德国共产党中所发挥的毋庸置疑的作用，无疑加重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忧虑。但克雷布斯把共产国际的运作描写得过于顺畅了，实际上，罢工、劳工骚乱乃至斗殴和暴乱，往往是由“红色阵线战士”一时情绪失控引起的，而未必是由莫斯科及其特工预先策划的。克雷布斯这样的党员并不多见。共产党的党员变更率仅在1932年就超过了50%，意味着数十万失业者曾经入党，至少当过一段时间的共产党员，但也意味着该党一度留不住人心，多数党员通常入党不到几个月就退出了。克雷布斯这类资深党员构成了立场坚定、严守纪律，但为数较少的积极分子核心，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为一支越来越职业化的力量。在这种环境下，语言的力量非常大。自从共产国际领导人于1928年在莫斯科宣布共产国际进入“第三阶段”以来，共产党的言辞变得远比以往暴戾。此后，共产党的恶毒语言主要针对社会民主党。在它看来，每一届德国政府都是“法西斯”政权。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表达。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引导工人们放弃革命的使命感，而甘心接受魏玛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层中任何试图质疑这一路线的人都会被撤销党内职务，任何有助于推翻“法西斯”政府及其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事情都受到欢迎。

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汉堡工会的干部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台尔曼生于1886年，在应征入伍参加一战、前往西线服役之前，曾做过各种短工，包括在鱼粉厂打工、为洗衣店开车，因此他的工人阶级资格是毋庸置疑的。台尔曼于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年代受党内左翼的吸引，于1918年革命期间投身政治活动，成为“革命工人谈判代表”的一员，1919年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汉堡的领导人，同年当选为市议会议员。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2年分裂时，他加入共产党，成为该党的全国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依然是体力劳动者，从事拆卸废船等重体力工作。台尔曼肌肉发达、没受过教育，是个天生的革命者，吸收了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没什么文化，显然拙于运用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也因此赢得了无产阶级听众的认同；他的演讲充满激情却缺乏条理，可是听众反倒觉得这显示了他的诚实与真挚。作为1920年代中晚期和1930年代初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职业政客，台尔曼经常不得不系着领带，但这也使他形成了一套演讲的招牌动作：讲至酣处，他会扯下领带，在满堂热烈的掌声中又变回一名质朴的工人。他毫不掩饰对军事将领和企业老板的仇恨，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的不信任。

在莫斯科，斯大林出于打压党内对手的策略需要而翻云覆雨，共产国际所制定的路线往往也随之变来变去，台尔曼像许多普通共产党员一样对此亦步亦趋。他对革命的信仰坚定不移，因此对苏联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革命政权也坚信不疑。德共的其他领导人也许比台尔曼更灵活、更无情、更聪明，例如柏林党委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以及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许一直是德共的政策战略的决定者；然而，台尔曼凭借个人声望与口才，成为德共不可或缺的骨干，在1925年和1932年两度被共产党推举为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因此，到1930年代初，他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也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最害怕的政客之一。台尔曼既不是傀儡，也算不上真正的领袖，但他个人始终兼具德共的毫不妥协与雄心壮志，推动德共朝着建立“苏维埃德国”的目标前进。

因此在1930年代初，台尔曼这类人领导下的共产党，对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来说似乎成了迫在眉睫、规模空前的威胁。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似乎随时可能发生。就连维克托·克伦佩勒这样清醒、聪明、保守的温和派也会在1931年7月自问：“政府要倒台了吗？随后上台的会是希特勒还是共产党？”然而从很多方面看，共产党的实力都是一种错觉。德共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注定了它的不堪大任。基于极端主义立场，它谴责魏玛共和国的历任政府是“法西斯政权”，甚至包括由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的“大联合政府”。这种对共和国的仇视，导致德共完全无视纳粹主义对魏玛政治制度的威胁。它对资本主义即将彻底崩溃的乐观预测，在1932年的经济绝境中似乎有几分道理，但事后回过头来看却毫无根据。而且，一个主要由失业者组成的政党不可避免地缺乏资源，党员的贫困和易变也会削弱德共的实力。共产党员手头非常拮据，以至于共产党的酒吧食肆在大萧条期间不得不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或者转给纳粹党。1929—1933年，德国的人均啤酒消费量下降了43%，在这种形势下，资金较充足的褐衫军取而代之。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半游击战”发生于德国各大城市比较贫困的区域，褐衫军不断以暴力手段残酷打压共产党员，逐渐把他们打回贫民窟和廉租公寓区。在双方的冲突中，中产阶级普遍站在纳粹党人一边，毕竟他们既没有威胁要消灭资本主义，也没有宣称如果掌握政权就建立一个“苏维埃德国”。

三

虽然失业现象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中间，但经济困难也瓦解了其他社会群体的信心。例如，早在大萧条开始之前，为了巩固1923年之后货币稳定政策的成果，政府开始削减开支，引发了政府部门的裁员潮。1923年10月1日至1924年3月31日，82.6万公务员中有13.5万被裁员，其中多数属于国有铁路系统、邮政、电报和国营印刷机构，同期被辞退的还有6.1万白领工人中的3万人、70.6万政府雇佣的体力劳动者中的23.2万人。1929年之后又有一波减薪潮，1930年12月至1932年12月，公务员累计减薪19%至23%。各个层级都有许多公务员对工会代表没有能力制止裁员减薪而感到失望，他们对政府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加入了纳粹党；另外许多人却反感纳粹党，因为它曾公开威胁说一旦掌权就清洗公务员。尽管如此，裁员减薪依然导致公务员普遍对共和国感到忧虑和不抱希望。

其他许多中产阶级职业人士也觉得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魏玛共和国治下受到了威胁。由于银行和金融机构处境艰难，白领工人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在担心自己有可能失业。由于购买力下降，旅行社、饭馆、零售商店、邮购公司等服务业雇主纷纷陷入困境。纳粹党此时已建立起精密的专业分支结构，见此情形，便开始拉拢专业人士和拥有资产的中产阶级。这令那些继续强调国家社会主义之“社会主义”一面的人深恶痛绝，比如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他是纳粹党组织部长格雷戈尔的弟弟，这些人认为希特勒背叛了他们的理想。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出版社支持罢工等左翼事业，这激怒了希特勒，他于1930年4月召集党内领导层开会，痛斥施特拉塞尔的观点。为了消解奥托·施特拉塞尔的影响力，他任命戈培尔为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然而，令戈培尔恼火的是，希特勒一再推迟采取决定性行动，寄希望于奥托·施特拉塞尔的宣传机构还能在1930年6月的地区选举中起些作用。直到选举结束之后，加上施特拉塞尔出版了有损希特勒形象的、当年年初他与希特勒争吵的实录，希特勒才决心把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支持者清除出党。施特拉塞尔采取主动，于1930年7月4日退党。这是一次严重的分裂。旁观者凝神观察纳粹党在党内左翼大批退出后能否继续生存下去。但戈培尔及其亲信在鲁尔区凭借社会主义口号恢复了纳粹党的活力，由此明显扭转了局势。异见者的出走显示，施特拉塞尔及其观点在党内支持者甚少，就连其兄格雷戈尔也与他断绝了关系。奥托·施特拉塞尔淡出主流政坛，先是留在德国，后来流亡国外，余生都在幻想建立小型宗派组织，向志趣相投的小众宣传自己的观点。

摆脱了“社会主义”最后的残余之后，希特勒着手搭建更多桥梁用以争取右翼保守派。1931年秋，他与民族党结成所谓的“哈尔茨堡阵线”（Harzburg Front），于10月11日在巴特哈尔茨堡（Bad Harzburg）与胡根贝格发表联合宣言，宣称他们已经为共同统治普鲁士州以及整个德国做好了准备。这标志着双方自1929年首次联手反对杨格计划以来在合作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纳粹党强调它将继续保持独立性，例如希特勒就拒绝检阅“钢盔”的分列式。同时，希特勒采取重要步骤，向企业家们解释纳粹党对他们不构成威胁。他于1932年1月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业俱乐部（Industry Club）向大约650位企业家发表演说，为了打动听众，他痛斥马克思主义是德国的病源——他在这次演讲中一次都没有提到犹太人——他还强调自己坚信私有财产、努力工作和让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得到应有回报的重要性。然而他还说，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主要应该靠政治手段；能够为经济复兴打下基础的，是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这些将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牺牲时间和金钱，甘冒生命危险，日日夜夜与共产主义威胁做斗争。

在两个半小时的演说中，希特勒的话极其笼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经济政策，却暴露了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观：斗争是通往成功的道路。这无法给见多识广的听众留下深刻印象，资深企业家们感到颇为失望。纳粹党后来宣称希特勒最终赢得了大企业的支持，但并无确凿证据证明这种说法。会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人都没有采取后续行动在这些工业巨头中间募集资金。实际上，此次演讲之后，部分纳粹媒体继续攻击托拉斯和垄断经营，而另一些纳粹党人则试图通过主张工人权利赢得劳工群体的选票。共产党的报纸以阴谋论的语言描述这次会议，说它表明纳粹党是大企业的走狗。纳粹党对此予以否认，特意印刷了演讲的节选，证明希特勒并没有依附于资本家。

这一切的结果是，企业界并没有比以往更加乐于资助纳粹党。确实有一两个企业家表示了热情，例如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出资为赫尔曼·戈林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等纳粹头目的奢侈品位提供补贴。大体而言，此次演讲安抚了大企业，时机一到，它们很容易就会转而支持纳粹党。但1932年1月的演讲依然是在为将来铺路。当时纳粹党各项活动的资金，仍像从前一样主要来源于党员的自愿捐献、集会的入场费、党报和出版物的收入，以及小企业——而非大企业——的捐助。希特勒在向大企业的代表发表演说时明显地忘记提及反犹主义，而反犹主义对小企业等群体的吸引力可能要大得多。不过，纳粹党此时在粗鄙的本来面目之外，又添了一副体面之相，逐渐在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精英中间交到了一些朋友。随着德国在大萧条中越陷越深，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人士开始寄希望于生机勃勃的纳粹党能够引领国家走出困境。一切将取决于魏玛共和国脆弱的民主体制能否顶住压力，取决于德国政府能否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以阻止民主体制的全面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