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空合一

时空合一是早期民族思维的基本特点,E.卡西尔在《符号形式哲学》第二卷中对此有专门论述,他说:“如果试图追溯神话的这种‘原始时间’怎样变成‘实在时间’,变成序列意识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时间关系的表达也只有通过空间关系的表达才能发展起来,两者之间起初没有鲜明的区别,所有时间取向都以空间定位为前提。”见《符号形式的哲学》,见中文节译本,《神话思维》,第121—1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他认为,原始民族常常通过空间的划分来标示时间,如将天空分为四个部分:东南西北,并将这四个方位转换为早晨、中午、黄昏和夜晚。他举祖尼人为例,祖尼人将空间划分为七个区域,东西南北上下,再加上中央,其中以东方为秋季,南方为夏季,西方为春季,北方为冬季。

在西方,自古希腊开始,便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区分,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对时间进行划分,但在中国,时空合一却长期保存在民族思维结构中,这是我们民族时间观念的重要特点,也是中西在时间观念方面的重要差异。

中国人把世界称为“宇宙”,据说是出于战国时鲁国人尸佼之手的《尸子》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卷下,浙江书局,《百子全书》本,第三册。在这里,宇是空间,由东南西北和上下构成;宙是时间,是过去到现在的一维延伸。时间和空间就构成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庄子·庚桑楚》:“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实”是有形体的物质实在,“无乎处者”是说没有极限,此句说的“宇”(空间)是无限延伸的物质实在,“有长”指的是时间绵延,“无本剽”即没有始终。王先谦注此句云:“虽有长而不见本末者,以古往今来之宙为之本末也。”《庄子集解》卷六,《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局影印本。在庄子这里,宇宙指空间时间的无限性。《管子》提出“宙合”之说:“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管子·宙合》,见《管子校正》,《诸子集成》本。这里的“宙”指时间。“宙合”者,即以绵延不绝之时间通于上下四方之空间,天地为“一橐”“一裹”,即是无限的时空合一体。《鹖冠子·天权篇》说:“连万物,领天地,合膊同根,命曰宇宙,知宇故无不容也,知宙故无不足也。”宇以“容”之,属空间;宙以“足”之,属时间。时空无限,统领天地。

中国人的宇宙观中体现出明显的时空合一意识,中国人说“宇宙”,指的就是一个流动的时空合一体,体现出中国人于有限中观无限的思想。《说文》:“宇,屋边也,从宀于声。《易》曰:上栋下宇。”《淮南子·览冥训》:“宙,栋梁也。”以《易》之言,上栋下宇,也即是“上宙下宇”。从语源上看,宇、宙本来都指房屋,是人们的居所,无限的宇宙和有限的居所就这样被置于一起,寓无限于有限之中,在心灵的熔铸中,将时间和空间合为一体,也将现实存在和无限时空联系为一体。

古文字中大量保存着体现上古时中国人时空意识的材料。侯外庐说:“卜辞中的意识形态:第一,最重时间观念;第二,着重空间观念;第三,着重数量观念。”《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时空意识是甲骨文中的重要观念。如春,卜辞作,从草(或从木,甲骨文从草从木本无别),从日,从耒。这像个文字画,标示的是春耕的生活场景,万木复苏,春意盎然,人们携带着农具去参加农耕,卜辞以为季节之称。卜辞中已有春之称,如:“来春不其受年。”(《粹》881)《周礼·春官·宗伯》郑注:“春者,出生万物。”《说文》:“春,推也,从草从日,草,春时生也,屯声。”此说可以与古文字相证。可见,春这一时间概念是以草木在阳光下茂盛生长的空间形象来表示的。朝,在卜辞中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指天明以后的一段时间:“朝又雨。”(《佚》292)即:早晨又下雨。“朝肜。”(《库》1025)即:早晨举行肜祭。卜辞朝作,从草从日从月,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月亮还挂在天上未隐去,这个时间的概念也是通过空间来表示的。卜辞中表示时间的概念多与日、月(尤其是日)有关,除了上举二者之外,尚有:暮、昧、昏、旦、明、昔等。时为虚,故借空间来表示。如暮,卜辞作,像日入于草木之中,卜辞以为时间辞,在日入之后,人定之前,如:“莫(暮)田。”(《后》上14·6)

文字学史上出现的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有些字本来并没有时空混同的内含,但在后代却被增加上了,这说明,随着文明的推进,早期思维中的时空混同思想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加强了,并被纳入人的理性思维中。如东,甲骨文作,卜辞中用作方位语,如“东方”(《粹》1252),“河东”(《缀》23)。甲骨学家多以此字为“橐”字古文,象橐囊之形,借为方位词。《说文》云:“东,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西,卜辞作(《佚》200)、(《掇》2·158);金文构形与甲骨大体相同。而《说文》云:“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东、西的时空合一内涵便是后人添加的。

在历史上,中国人的时空合一意识不断被加强,而不是不断被削弱。它的发展正好与西方相反。开始是一种经验性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上升为一种哲学的归纳,时空合一成了中国人把握大化生机的核心命题之一。

我国在殷商时已有东西南北四方之说,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四时的出现,将空间纳入四时之中,成了这个时期时空合一思想的主要体现。东方必然地和春天联系在一起,南方必然地与夏天联系在一起,同样,西方与秋天联系在一起,北方与冬天联系在一起,所谓“东方者春”“西方者秋”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短至一天也是如此,如日出时属东方,日中时属南方,日落时属西方,夜晚属北方。据《尚书·尧典》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这段话以四方配四时,又以四方配一日之四个时间段,它以太阳运行为依据,清晨日出于东方,故以此时配东,“旸谷”即神话中的日出之地。傍晚日落于西,故以此时属西方,“昧谷”是神话传说中的日落之地,昧在卜辞中也指日落时,作妹,如“妹雨”(《后》上32·10),即黄昏时下雨。而此段南方无经过之地,疑有缺漏。北方为“幽都”,即日冥。蔡沈曰:“日行至是,则沦于地中,万象幽暗,故曰幽都。”四方配四时、配一日之四段,这里所显示的思想,也是时空合一。

一日四段配四方不及四时与四方相配流传广远,后者已成为一个固定的图式,到了战国时期,已成为时空合一观念简便的表达语言,《管子·幼官》将其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黄帝内经》将其运用到探病问病之中。《易传》集前人之大成,在哲学上建立了一个缜密的时空合一体系,《说卦传》云: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乡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这段话将八卦纳入时空的循环系统中,构成一个时空相融的生命整体。其实《易传》具有强烈的时空合一意识,《易传》生命哲学的建立,与这种意识有密切关系。后代易学中的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了延伸。

中国文化中长期保存着时空合一思想。在中国哲学中,不是摒弃原始思维中就存在的时空裹合意识,而是将其纳入生命哲学系统中,成为生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中国人不是不能区分时空,中国人是将时间纳入空间,将空间纳入时间,再造一种生命的秩序。

在时空合一意识中,中国文化更重视时间,它强调的是以时间统领空间,而不是以空间去统领时间;它重在把空间投入生命的变化之流中,从而表现宇宙中无所不在的生命联系。用《管子》的话说,就是“宙合”,以时间去拥抱空间,所谓“宙合有橐天地”;用《易传》的话说,就是“周乎万物”,使生命之流周遍万物;这也就是《周礼》《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以时间去概括宇宙系统和人间秩序,而不是以四方去概括的根本原因。

这一特点在易卦的爻位中也得到体现。易每卦有六爻,每一爻都是一个“时位”,既体现时间,又体现空间,是一时空合一体。唐力权曾把这“时位”等同于怀德海的“场”,他说:“《易经》中的时位可以包括物理学上的时空,但却是一个比后者更原始更基本的观念……时位乃是一事物底‘相对性’的普遍形式。”《周易与怀德海之间》,第3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9年。在《周易》看来,宇宙间没有孤立的事物,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乃因每一个“位”都在“时”中存在,既相对,又相关。六爻为六个空间,故为“六实”;六爻又是六个时间段,又称为“六虚”。易要“周流六虚”,在时间的流动中表现空间的变化,又在空间的流变中展现时间的过程。然而,这一时空合一体又具有明显的重时间的倾向。依《易传》之释,爻即动,所谓“道者变动,故曰爻”“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代表变易,而变易即是时间。故易虽云“时位”,却以时统位,着重展示“位”在“时”的统领中所显现的变化。

中国文化中的时空合一宇宙,是一种心理时空,它产生于人们的经验中,人们在心理中将宇宙统合为一个生命整体。在以《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为代表的四时模式中,四时配五行,土居时空中央,宇宙浩茫都归于土。正如金春峰所说的:“土即自我,即主体的象征;因而(月令)图式的时空观念是以自我为中心,主客观双方有机联系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汉代思想史》,第639—6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中国艺术颇受益于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宗白华说:“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这是对中国艺术境界的精彩概括。在中国艺术中,没有孤立的空间意象,任何艺术意象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以时间的生命之流融汇艺术意象,是中国艺术不刊之法则。诗、书、画、园林、篆刻、建筑等都把创造时空统一的意象作为最高追求。在山水画家中,山山水水似乎都浮沉于时间之流中,郭熙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清画家朗芝田说:“古人以‘云烟’二字称山水,原以一钩一点中,自有烟云。”让山水浮沉于烟云之上,增加了动感,在实的空间中加入了时间的因素。中国书法强调在空间中展示时间的节奏,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要有往复回环的生命态势,线条之间的朝揖、避让、覆盖、映衬等组合形式,使书法形式内部充满无尽的动感。孙过庭云:“穷变态于笔端。”这变态就是内在的生命节奏,就是有秩序的空间。园林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为最高准则,园林要表现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韵味,让时间渗入空间,宋人杨怡有诗云:“缉茅如蜗庐,容膝才一丈。规圆无四隅,空廓含万象。”清人戴熙云:“群山郁苍,群木荟蔚,空亭翼然,吐纳云气。”一座小园,一座空亭,却要揽尽四海风云、宇宙灵气,让生命之流从空亭微园中流淌。园林乃空间之艺术,却要展现时间流动的韵味,时空合一,以时统空,方能极尽园林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