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回眸

1.1 经济繁荣与萧条的轮动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以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各种活动逐渐展开。从最开始的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到作为固定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产生，从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到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从金属货币的流通到信用货币的发行，从物质消费的满足到对精神消费的需求，数千年的历史流淌着悠久的文明，而承载着这一切的，是越跑越快的经济的车轮，而这车轮从慢到快的一个重要的加速器便是货币。货币的产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加快了社会财富的累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它也成了贪婪人性的外化物，为经济波动与危机爆发埋下深深的伏笔。

1.1.1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简述

对于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以及关于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的讨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了详细的论述。危机之所以爆发，客观来说是对现有矛盾的暴力解决，使得已经破坏的平衡得以瞬间恢复。而这种矛盾，从最根本上来说，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对于这一基本矛盾，《资本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在第一卷中，马克思讨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矛盾，以及货币在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过程中，潜在危机的可能性问题。“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交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被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为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现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在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中，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剩余价值生产和市价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限制而进行生产的趋向。这就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两个界限：一是剩余价值时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二是货币是生产的界限。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甚至愈演愈烈了。

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积累规律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趋向的影响。这种竞争斗争会引起工资的暂时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利润率的进一步暂时下降。“和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也必然引起竞争斗争。这种情况也表现为商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充斥市场。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

总的说来，矛盾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的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值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

1.1.2 百年来历次危机的简单回顾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不断地通过危机的现实爆发来被反复证明。人类思想观念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使社会经济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展。然而，往往当人们乐观地享受着经济飞速发展的成果并做着直线腾飞的美梦时，经济的车轮会貌似不经意地把我们震醒。

1.1.2.1 1929年经济危机

（1）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经济严重受创，大多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一阶段美国的经济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经历了1923—1929年的“柯立芝繁荣”。美国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源于其丰厚的物质基础、生产技术的革新以及管理的科学化。

首先，美国没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凭借其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为经济发展准备好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最明显的表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从战前的资本输入国变成了资本输出国，从战前的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从黄金储备上来看，1924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世界总储备量的50%，为其以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打下了基础。

其次，技术革命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并形成“柯立芝繁荣”的最根本原因。在这期间，美国大力推行工业生产合理化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著名的泰勒制和福特制。

最后，大量的资本和商品输出刺激了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各国战后物质资源匮乏，对商品和资本的输入有极大的需求，美国借此拓展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凭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聚敛的财富向欧洲国家进行资本和商品输出。

我们可以利用一组数据来说明危机发生之前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①生产率。在1923—1929年期间，美国每年的生产率增长近4%。1921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为67，而到了1929年6月，该指数已上升到了126，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近一倍，尤其表现在汽车、电器工业、建筑业以及钢铁工业等行业。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当时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国家所占比重的总和，以致柯立芝总统声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②国民总收入。1919年美国的GDP为650.9亿美元，而在1929年增加到了828.1亿美元。

③人均收入。1919年美国人均收入为620美元，随后增加至1929年的681美元。

④银行存款。这一期间美国银行业私人存款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8%。

⑤失业率。在1922—1929年期间，除1924年和1926年之外，基本上失业率不超过4%。

⑥资本输出。在1922—1929年期间，美国约有36亿美元的资本输出。

⑦贸易顺差。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贸易全部表现为顺差，1928年曾达到11亿美元。

以上数据非常直观地表明了这一时期美国飞速发展的工业化生产所带来的经济空前繁荣，然而事实上，这些繁荣主要集中在部分工业城市和部分行业中（如汽车和电气工业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非常突出。同时，这一时期股市也迅速膨胀，不断上涨的股价让人们完全沉浸在一片财富迅速增长的欢呼中，而忽略了繁荣中的潜在问题，忽略了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危机正在悄然到来。

（2）危机爆发。

柯立芝总统在任职期间对未来经济极度看好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坚信美国中产阶层必将崛起，也正是这种盲目追求暴富的心态催生了1924年佛罗里达州房地产的极度繁荣。房地产价格在不断的转手买卖中迅速上涨，然而这种没有合理原因的疯狂上涨在1926年开始显现出后劲不足。更直接的是，1926年秋天造成数百人死亡的两场热带风暴让佛罗里达州的繁荣彻底沉寂。然而，房地产繁荣的破灭并没有浇熄美国人“一夜暴富”的信念，很快，这种坚定的信念在股市上愈演愈烈地体现出来。

道琼斯工业指数于1896年5月26日产生，是一种代表性强、作用非常突出的股票价格平均指数。它象征着当时美国工业中最重要的12种股票价格的平均数，首次被公布时为40.94点。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海外军事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贸易发展以及柯立芝繁荣等重重利好将道琼斯工业指数不断推升。当然，伴随其中的也有美国民众越来越疯狂的投机情绪。1929年9月3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收至历史最高点位381点。在这一轮上涨行情中，也曾出现过短暂回调，比如1926年的两度下跌。然而，在迅速恢复之后，股价便开始日复一日地攀升，给人们创造出肉眼可见的繁荣，以至于大多数人忽略了当时佛罗里达州房地产繁荣时的问题——财产所有权的各个方面已经变得互不相关，财产的长期价值或者用益权与其价格已严重偏离。

1929年秋天，美国经济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萧条。工业生产指数在6月份见顶之后一路下滑，到10月份已经下滑到117点。钢铁生产量、铁路运输量以及住宅建设量都明显呈下降趋势，而一直攀升的股市终于开始出现疲态。但是陷入疯狂投机情绪的人们仍在不断幻想，认为股市还是会迅速反弹并再创新高的（至少在10月24日之前，人们大多还都是这样想的）。然而在这个黑色星期四之后，恐慌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过。28日股市开盘不久，行情延续上一周的下跌态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一路暴跌，当日收盘之时跌幅达12.82%。这种下跌幅度在29日仍在延续，道琼斯工业指数在29日跌幅为11.73%，下降了30点，收于230点。在大萧条期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一直呈下降态势，直至1932年6月30日的43点。

（3）后果。

股市崩盘之后，美国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的萧条。1933年美国的经济总产值下降到了1929年的1/3左右，直到1941年，总产值仍低于1929年的水平。在这10年期间，只有1937年的失业人口数量在800万以下，1933年的失业率更是达到了25%。之后，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经济才逐渐走出大萧条的阴影。

1.1.2.2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背景。

①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掀起了一次金融自由化浪潮。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大萧条之后又出现了普遍的滞胀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也亟须振兴经济，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相互对峙与封锁逐渐转变为互利合作，通过贸易关系、商品和要素流通等方式共同谋得经济发展。而金融自由化便是各国之间深入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

“金融自由化”理论是由R. J. McKinnon和E. S. Show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征等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首次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是指各国政府放松对本国金融的管制与干预，包括利率、汇率的改革以及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放松监管等，从而增强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使金融活动更多地向证券化、衍生化、虚拟化以及国际化等方向发展。金融自由化的深入有利于形成一个全球化的经济贸易合作的经济新格局。

②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型经济。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汇地带，具有赤道多雨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等湿热气候，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南亚各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市场经济，扩大了农产品以及矿产资源等产品的出口量，同时大力发展制造业，更多的是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和装配工业为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经历了大滞胀。在此之后，西方各国不再发展低端工业，开始将低端过剩产能向海外转移。与此同时，由信息技术主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将资本主义经济推向了繁荣。同时，作为亚洲地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逐渐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将劳动密集型以及低端产业转移到了亚洲其他地区（表1－1）。东盟四国在劳动密集型以及低端技术产业的出口中占有很大优势，同时，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掀起、日本“广场协议”及“卢浮宫协议”之后的两次升值都成为以出口拉动经济的东南亚各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力。因此，在危机爆发的前10年，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图1－1）。尤其是泰国，服装、纺织行业、电子元件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大量兴起，对国外产业转移的大量承接，极大地推动了泰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年均增长率8%的“泰国奇迹”。与泰国经济增长势头相当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图1－2）。从可获得的失业率数据来看，除菲律宾的失业率大体维持在8%～10%之外，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失业率一直有逐年降低的态势（图1－3）。

③东南亚各国的外汇体制与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资金的跨境自由转移，即解除对资本账户中的经济行为施加的交易限制，基本事件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也意味着本外币之间的自由兑换，即对资本交易施加的货币兑换管制的放松。一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实现以下利益：第一，可以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充裕资金。发展中国家普遍会遇到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双缺口”的现象，而放开资本管制，大力引入外资，可以缓解“双缺口”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掣肘。第二，在实现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可以带动本国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经验的革新。第三，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提升本国金融活动的效率，比如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金融产品定价以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效率等。

东南亚国家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初期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以泰国为例，如表1－2所示，这也是大多数后发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历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持续的过程中，开放资本账户引入外资，可以弥补国内外汇储备的不足。在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下，亚洲各国相继放松了各自的金融管制，泰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加快了金融自由化进程，大体经历了1985—1989年的渐进开放时期和1990—1996年的加速开放时期（表1－3）。金融开放措施在明显的正利率差以及对美元固定汇率的双重作用下吸引了大规模外资，极大地推动了泰国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2）危机爆发。

泰国长期的经常账户逆差一直靠资本的流入来维持，这也是支撑泰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同时，从泰国外储和外债的规模来看，外债数量尤其是短期外债的数量远高于外汇储备水平（表1－4）。而国内经济过多依赖国外资本流入，为经济危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对外依赖程度也与泰国非常相似（表1－5和表1－6）。泰国的负债率一路攀升，到1997年已经高达72.4%，而印度尼西亚的负债率在50%以上居高不下，马来西亚的负债率相对较低，但也高于30%。泰国的短期外债比率也一度持续走高，自1994年以来短期外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外汇储备规模。印度尼西亚的短期外债更是从1990年开始就已经超过了外汇储备规模并不断攀升。然而，由于泰国对外资投向的引导不利、监管不严，大量的短期外资遵循逐利本性，涌入了房地产和股市，使经济泡沫难以抑制，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凸显。

东南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超过外汇储备的大规模外债，这种对外依存度很高的经济形势在资本持续流入的状态下或可持续，但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以及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使得这种外向型经济在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之时毫无抵抗之力。而这种逆转便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破裂。

在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之后，日本为减缓升值速度，实施了低利率政策，导致国内流动性泛滥。加上日元升值带来的游资涌入，直接导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1989年泡沫破裂，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双双下跌。为了刺激经济，拉动出口，1995年，日本政府让日元开始贬值。而东南亚各国的汇率则随美元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这也解释了在表1－2中，泰国的贸易逆差在1995年迅速扩大。此外，国际游资在日元贬值的消息中嗅到了套利的机会，在大量涌入日本套息的同时，也盯上了经济增长利息下降且资产价格呈螺旋性膨胀的东南亚各国，使东南亚各国外债迅速上升。

1997年泰国经济状况恶化，泰国政府出手整顿金融业，外资纷纷逃离。同年5月，国际投机者大量抛售泰铢，为稳定汇率，泰国政府不断抛售外汇储备。同年6月30日，泰国的外汇储备净值已迅速下降到28亿美元，但效果甚微。终于在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实行了13年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图1－4），当日，泰铢贬值19.5%。东南亚金融风暴从此拉开了帷幕。

第一阶段：

1997年7月11日，菲律宾政府被迫放弃了固定汇率，比索被大幅贬值（图1－5）；7月24日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大跌至历史最低（图1－6）；8月13日，印度尼西亚的印尼盾大幅贬值（图1－7）。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股市汇市均大幅下跌。

1997年10月下旬，国际投机资金开始攻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香港股市大跌。台湾当局弃守新台币汇率。香港恒生指数于10月28日跌破9000点大关。

1997年11月中旬，韩元汇率骤跌，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获得550亿美元支持，但仍不能阻止经济形势恶化。到12月底，韩国政府宣布外汇储备不足以偿还到期外债，汇市股市大幅下滑（图1－8）。在1997年，韩国企业倒闭16000多家，日本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危机扩展到大型的银行和证券公司，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化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

1998年，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印度尼西亚金融风暴再起，2月16日，印尼盾对美元跌破10000∶1。而整个东南亚的汇市又一次被波及，泰铢、新加坡元、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等相继下跌。这轮狂跌一直持续到4月8日，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印度尼西亚达成了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自此，东南亚的外汇市场才逐渐稳定下来。

1998年4月初，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133∶1，在五六月份，日元汇率一度滑向150∶1的关口（图1－9）。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

港币再次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香港恒生指数应声下跌至6600点左右。香港金融管理局利用外汇基金进行回击，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不断购回被做空的港币，取得了明显效果，最终港元的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7.75港币的水平（图1－10）。

俄罗斯金融市场受到波及。1998年5月，俄罗斯的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出现大幅下滑态势，国债收益率狂跌。8月17日，俄罗斯央行宣布扩大卢布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从6.0∶1到9.5∶1，并暂停国债交易以及推迟外债的偿还期限。

1998年9月2日，卢布贬值幅度达到了70%。不只是外汇市场，股票市场也开始急剧下滑，最终演化成了金融、经济乃至政治危机。危机持续到1998年年底仍没有好转。直至1999年，俄罗斯的金融与经济才开始缓慢复苏（图1－11）。

1.1.2.3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

（1）背景。

①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的降息通道繁荣了房地产市场。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资本市场又一次极大繁荣。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了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下简称“美联储”）为应对这次衰退，连续13次降息，使货币政策极具扩张性（表1－7）。从2001年年初的6.5%下降到2003年6月25日的1%，连续三年的降息通道，在挽救泡沫破灭之后的经济的同时，又孕育了另一个潜在的泡沫——房地产市场。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投资者从崩溃的股票市场转向房地产市场、住房抵押贷款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成为房地产市场快速升温的主要推力。据调查分析，在1994—2001年的7年间，美国房价不过上升了53.1%，而2001—2007年，美国的房价却上升了63.4%。

②金融自由化和证券化过度发展。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不仅表现在对外资本开放，还表现在对国内的金融管制执法放松。对美国而言，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抑制了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使其在国际金融业的竞争力下降。因此，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产生，美国金融业逐渐放松监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通过，彻底颠覆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规定的分业经营模式，允许金融机构跨州经营并成立金融控股公司。随后，2000年美国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机构之间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通过场外市场交易金融衍生品。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净资本计算规则（或称集团监管规则），允许投行的资本金下降20%～30%，且允许投行用自己的风险测量模型计算自身的资本金要求，而并非由监管部门统一测量。一系列的放松监管使得各类金融创新产品飞速发展，在2004—2007年期间，担保债务凭证（CDO）和信用违约互换（CDS）增长了数倍（图1－12）。

这些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转移功能被发行次级按揭贷款的银行利用到极致，也使次级贷款一度风靡。房地产市场在低利率的环境下升温，美国民众的购房需求也不断高涨。商业银行推出的次级贷款更大地刺激了购房需求。资料显示，1994—2006年，美国的住房拥有率从64%上升到69%，次级贷款功不可没。

商业银行等房贷机构以资产证券化为支持不断发行次级抵押贷款的一个前提就是：持续的低利率环境下的房价不断升值。也就是说，大量的次级贷款以及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各类金融衍生品都暴露在利率风险或者说房价骤跌的风险之下。

（2）危机爆发。

互联网泡沫之后的低利率政策在当时低迷的经济中并没有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一直保值在政府调控的目标之内。此次扩张的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产生了明显的作用，美国乃至全球主要经济体（日本除外）均实现了平稳快速的发展。这一阶段曾被称为“黄金年代”。然而，持续的低利率最终还是带来了过剩的流动性，使物价上涨，通胀压力尽显。因此，美联储从2004年开始又开启了加息通道，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从1%一直上调到5.25%（表1－8）。美国房地产价格增速放缓，在2005年见顶之后开始回落。

第一阶段：次贷危机——次级贷款机构相继倒闭。

2007年2月，全美最大的次级房贷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缩减了对外放款。一个月后，公司宣布破产。美国股市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2%左右。4月，美国第二大的次级贷款企业New Century Financial经过半数的裁员之后申请破产。7月，标普下调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评级，金融市场出现了震荡。次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

第二阶段：金融市场动荡——流动性不足与信用危机。

在抵押贷款公司遭到冲击之后，各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也受到波及。7月16日，贝尔斯登出现了自投资银行成立以来的首次亏损，并关闭了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挽救这个华尔街第五大投行的命运，其最终于2008年3月被摩根大通银行收购。

到了2008年9月，形势急剧恶化。9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这家拥有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走到了尽头。同一日，美国银行发表声明同意收购美林银行——华尔街第三大投行。9月16日，美国国际集团（AIG）被政府接管。9月21日，华尔街的最后两家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经美联储宣布改为商业银行。10月3日政府出台救市方案，总额为7000亿美元。

除了投资银行结局惨烈，商业银行同样受到严重冲击。7月11日，加州印地麦克银行出现挤兑，宣布关闭并最终由联邦政府接管。9月25日，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该银行总资产额高达3070亿美元，是美国最大规模的银行倒闭案。2008年的整个第二季度，美国117家银行出现问题。

第三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全球股市重挫。

从2008年开始，全球各主要股市全面下跌。截至2008年9月中旬，欧洲三大股指下跌25%，美国三大股指下跌20%，亚洲主要股指下跌33%以上。墨西哥、俄罗斯以及一些亚洲新兴市场曾一度停止交易。在进入10月份之后，股市跌幅急剧扩大。从6日到10日一周的时间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3%，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跌幅均达18%；欧洲三个主要股指均跌破20%，亚洲的主要指数恒生指数与日经指数分别下跌16%和24%。全球股票市值在这一周之内蒸发近6万亿美元。

第四阶段：全球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政府都在积极救市，然而依旧抵挡不住经济危机的呼啸而至。全球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2.7%骤降至－3.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8.6%下降到2.9%（图1－13）。作为危机核心国，美国自2008年出现流动性危机之后，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工业生产增长率一路下滑，到2009年4月下降到最低点－15.67（图1－14）。欧洲主要经济体（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其中德国的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波动最为剧烈，2008年4月最高点11.96，之后一路震荡下跌至2009年4月的最低点－27.03；英国的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较为平稳，2009年2月触及最低点－14.27（图1－15）。日本和韩国的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中日本的跌幅更大，曾于2009年2月一度跌至－37.18（图1－16）。与工业生产相对应，各经济体的失业率也明显上升。美国的失业率在危机之前一直维持在4%～6%，到2009年一度达到9.7%（图1－17）。相较于不断震荡的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德国的失业率在危机之前一直呈温和下降趋势，危机之后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而英国的失业率却从2005年一直呈上升趋势（图1－18）。韩国的失业率变化较为温和，日本的失业率在危机之后曾一度上升到5.4%（图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