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自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开始，人类进入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新阶段，世界上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国际分工。此时，国家间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形式，古典贸易理论提出的比较优势学说为这种贸易方式提供了理论支持。从产业间的分工格局来看，当时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着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且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国家开始了大量的贸易往来。从19世纪末开始，石油产业在美国迅速崛起。远离美国本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为美国石油产业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契机，大量的石油生产和消费（包括出口）为美国积累起了丰富的原始资本。美国利用积累的原始资本大力发展制造业，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第一次跃升，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建立和维护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1947年，美国制造业总生产量已占世界的53%，其中汽车、石油和钢铁及基础金属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80%、62%和57%。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的信息、通信、生物、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逐渐替代了传统制造业在国内兴起，而这些传统产业已随着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资本转移到以亚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从而实现了美国国内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和产业发展在结构上的再一次跃升。

随着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的签订，国家间的商品交换以及包括技术、劳动力和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日益频繁，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及地区间多边组织的成立，对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为满足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需求，不得不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从降低成本，包括生产成本

和交易成本的角度考察不同特征的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垂直专业化分工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日益突显出来。得益于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垂直专业化分工突破了传统分工的局限，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参与到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而形成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来。产品的价值也不再局限于本身的制造阶段，而是贯穿于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整个价值产生过程中。正是由于创造产品价值在各个阶段的分割，使得产品每个环节由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企业完成。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既有比较优势，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继续加紧全球范围内生产资料的转移配置，将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聚集在国内，形成了研发设计、管理服务等增加值较高的部门和环节，而将劳动、资本等增加值较低或环境约束力较强的部门和环节以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跨国转移等形式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

与此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全球化参与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一方面，资金和技术的匮乏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但也很容易出现新的结构性失调。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多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生产环节，而将增加值较低的组装加工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因此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出现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象。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发展并不是完全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为了像苏联一样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而实践证明，这一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效率低下，导致相关产品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也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使我国的制造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很快成了“世界工厂”，但背后却出现了制造业利润微薄，价值创造能力欠缺，并且由于过度争取生产要素，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产生了争夺要素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第三产业中仍以传统服务业占据主要地位，金融、保险和科技服务等新兴服务业缺乏竞争力，第一产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难以提升。改革开放后，在继续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同时，我国也开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于某些关键性的产业，政府通过对其在硬件和软件上的重点支持，使这些产业最终获得国际竞争力。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即提出有效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同时，中国确立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战略，通过制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文件，主要引进能够提供国内所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能够出口创汇的外资。形式上，“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的主要途径。Kaplinsky和Morris（2006）指出，一国可能通过“低端路径”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但这种方式只能使本国经济陷入贫困式增长之中，而只有通过“高端路径”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国家才可能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67万亿元人民币，现价折合10.86万亿美元，继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人口、资源等要素的转变，部分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不断攀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继续以传统工业发展和低增加值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很可能使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随着传统内向保护和比较优势的弱化，这些国家要继续保持经济较高速增长，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要真正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情况的发生，不仅需要通过资本调整、技术溢出等方式吸收更高层次的资本，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在宏观层面实现国家一、二、三次产业的合理布局，并形成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需要在商品生产过程中追求更多的价值增值，以更多的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从而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都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作为国际价格信号，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从供给方面来说，当一国汇率发生变动时，将使国内外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成本，引起国内外资源在产业上的重新配置，最终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从需求方面来说，当一国汇率发生变动时，国内市场得到的外部价格信号将使消费和生产过程出现调整，利润更高的环节或部门将得到更多的资源，从而引起产业转型升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最终达成“牙买加协议”，开始推行浮动汇率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进入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存的时期。部分国家的汇率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下开始出现了大幅无序波动，不仅使本国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面临巨大风险，也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资本匮乏的问题，需要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解决困难。此时，发达国家往往游说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使国际资本轻松流入发展中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市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大量资本流入造成本币大幅升值，往往引起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且以低水平劳动力为主，要素价格很低，因此产品生产也多以增加值低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1994年汇改前，我国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基本保持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此期间，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982年的271.3下降到1994年的82.6（2005年汇率指数为100）。但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币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从2005年7月开始，我国启动新一轮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在各种压力下开始明显升值，使利润微薄的传统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也使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和高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势在必行。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加工型企业由于产品增加值较低而在国外需求大幅下降时面临着重大生存考验。同时，我国制造业行业的增加值不高，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的制造业生产率有待提升，从而实现制造业自身的产业升级。以上两方面原因，有利于汇率对产业升级形成倒逼机制。在此背景下，本书提出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升级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