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带一路”倡议进展与实践价值

第一节　倡议进展

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赞赏和支持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建设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构成新时期我国三大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上反响强烈，既有希望了解中国具体设想，早日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迫切愿望，也有心存疑虑希望了解中国意图的想法。2014年国家出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有关地方和部门也出台了配套规划。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布了《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份重要规划性、纲领性文件，它向国际社会系统阐明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以及合作机制，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目标和共商、共建、共享“三共”原则。在此基础上，2年多来我们做了大量的交流沟通、增信释疑工作，倡导、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与各方商谈具体的合作共赢发展构想，“一带一路”可以说成为近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中心工作。

2016年8月17日，国家召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主席系统总结3年来“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提出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人民。并就思想统一，规划落实，陆海、内外、政企统筹，实施好示范性项目，打造多层次金融平台，推进人文合作以及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等提出了8项要求。

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首脑外交”情况，可见中国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所做的巨大投入。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习近平主席先后访问37个国家，其中亚洲国家18个、欧洲国家9个、非洲国家3个、大洋洲国家3个，在多个场合介绍、宣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访5次，先后访问了15个国家，其中和“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有11个，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6次会晤、上合组织2014年首脑会议。李克强总理出访5次，访问了13个国家，全部和“一带一路”倡议有关。李克强总理还出席了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非洲峰会年会、2014年东盟峰会、2014年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亚欧首脑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2015年，习近平出席了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60周年庆祝活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金砖国家组织、上合组织首脑会议、G20领导人第10次会议（土耳其）、APEC第2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菲律宾）、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等。李克强总理出访5次访问了9个国家，参加第18次中国—东盟、东盟—中日韩领导会议、第10届东亚峰会等。这些出访、会议和重大外交活动，推进“一带一路”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¹⁾。

中国政府所做的大量工作成果不断显现，“一带一路”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认同和支持。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即到访巴基斯坦，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访问期间丝路基金发放了第一笔贷款；5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重点是加强中国与各方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建设。特别是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推进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可以说在西欧国家中引起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接下来不到1个月的时间，荷兰国王、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相继访华，商谈中欧经济合作。巴基斯坦、蒙古国、希腊、老挝等国一批国家领导人都对中国“一带一路”表示赞赏，认为中国“一带一路”给它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并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良好合作和共同发展充满期待。

二、积极与周边国家战略对接，推进双赢、多赢、共赢

中国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截至2016年6月30日，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声明，和有关国家依情况建立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多样化的双边机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和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与56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20多个国际组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在推进与沿线国家双边合作的同时，深化区域内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博鳌亚洲论坛（BFA）、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中阿合作论坛（CASCF）、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NS）、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M）、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等多边合作机制中，“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合作的重要议题。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重点推进的“五通”，把政策沟通放在第一位。经过大量增信释疑和对接沟通，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相关的好评和关注。习近平主席几次讲到，中国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同邻国相处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特别是讲到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好，搭便车也好，中国都欢迎。2015年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全球贸易总额出现了2009年以来的首次下滑，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特别强调与相关国家战略对接，在实践中认真研究了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印度的“季风之路”、英国的“北方增长计划”等有关国家规划的发展考虑，推进与这些国家重大战略对接，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度进一步上升，目前有几十个国家在和中国政府商讨推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一带一路”对接。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首次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同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10月，总统佐科上台，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计划”，大力发展“海上高速公路”，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全球海上支点”和“全球文明枢纽”，并表示“我们要努力使印度尼西亚再次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大洋、海域和海湾是我国文明的未来”⁽²⁾。

2014年11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光明之路——通向未来之路”新经济计划，未来3年内投资90亿美元对哈国内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目的是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中国、欧洲、中东的交通和物流枢纽，打造全球经济走廊。2015年8月31日中、哈两国签署了《中哈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宣言》，标志着“光明之路”和“一带一路”项目正式开始合作。

蒙古国是“一带一路”辐射范围中的重要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给予了积极响应，提出了“草原之路”倡议，总投资约500亿美元，建设包括连接中俄的997千米高速公路、1100千米电气化铁路、扩展跨蒙古国铁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等。蒙古国政府认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2项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连，对蒙古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为解决铁路互通，蒙古国已通过决议在中蒙两国边界新铁路中使用与中国相同的轨道标准。

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学者认为“季风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一对竞争性概念，但中方已提出中印双方都应该防止对于概念的误读，“一带一路”与“季风计划”“香料之路”“棉布之路”等倡议或计划在结构和本质上并非是相互对抗的，作为曾经具有固定路线的文化现象、贸易现象和空间现象，在亚洲和平发展的新思路下，中印可以运用东方智慧将两个内涵和功能具有相似性的概念进行有效对接⁽³⁾。此外，“一带一路”与欧盟的“容克计划”、英国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的“琥珀之路”、澳大利亚的“北部大开发”等都实现了战略对接。

三、亚投行为“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提供重要支撑

亚洲区域合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亚洲各国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必须要推动机制创新，找到可以真正推进各项短板解决的实实在在的抓手。推动沿线国家基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设立的初衷和实施的重要主攻方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以及主导成立的亚投行，一些国家特别西方大国从怀疑、观望到终于伸出手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环境复杂，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较差，因此产生了巨量的融资需求，这是单个国家所无法承担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应急储备安排等一批机制性安排应运而生。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等是为沿线国家提供的重要公共品，目的是希望以此带有区域公共产品性质的新机制，能够带动、促成更多周边国家与中国共享发展长期利益，培育出“扩散型互惠⁽⁴⁾”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经济合作⁽⁵⁾。

亚投行成立的倡议一经提出，就在国际、国内引起了热烈讨论，中国发起亚投行的目的或意图、亚投行等新机制可能带来的影响或冲击，成为讨论的热点。现在看这场关于亚投行的讨论具有明显的内外差别，国外很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大多强调亚投行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威胁和冲击，有些人认为亚投行将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的风险。甚至有人直接提出国际社会应该关注亚投行带来的挑战，以遏制中国过大的战略目标。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发起倡议筹建亚投行，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当月，包括中国、新加坡、印度在内的21个国家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在不长时间内全球有57个国家成为首批成员国。2015年3月，英国成为欧洲第1个申请成为亚投行成员的国家，2015年6月，亚投行在北京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2015年11月底，亚投行57个成员方全部得到国内立法机构的批准。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2016年6月25日，亚投行批准首批4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贷款，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不同于现有的国际区域性金融机构，亚投行将在现有APEC互联互通、东盟互联互通、泛亚铁路网、大湄公河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参与方的比较优势和各自特有的资源配置能力，特别是欧盟、中东国家的融资能力，中国、德国、韩国等制造能力和工程建设能力，澳大利亚和巴西等的资源供给能力，集中全球优势资源和优势力量，打通亚洲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推进原来相对孤立的网络联合，并连接到更为广阔的欧洲交通网络中，最终形成欧亚海陆交通大网络。

其实在初始阶段对亚投行存在不解、误解和猜忌再正常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一带一路”等这些新举措的落地，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更具透明性、可操作性和多方参与性的机制化平台，将大大地推进“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实施进程。特别是，通过亚投行的实质化运营，人们的疑虑和戒意会逐渐淡化，一些学者已经认为，亚投行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全球性公共产品，亚投行不仅不是对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挑战，而且将创造非常可观的市场需求，加快亚太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迟滞国家的工业化步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新动力。

丝路基金成立于2014年12月29日，是由中国出资成立的依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成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注册资本金615.25亿元人民币，重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融资服务，截至2016年6月30日，已有丝路基金宣布支持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投资建设水电站等清洁能源、中国化工集团并购意大利倍耐力轮胎等3单投资。

国内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内商业银行全力跟进，截至2016年6月30日，国家开发银行已建立超过60个国家总量超过900个项目的“一带一路”项目库。中国进出口银行有贷款余额的“一带一路”项目1000多个，涉及沿线49个国家公路、铁路、港口、工业园区等十几个领域。国内工、农、中、建、交5大商业银行在沿线国家布局初具规模，截至2016年6月30日，包括5大商业银行在内的9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设立了56家一级分支机构⁽⁶⁾。

四、国际产能合作、跨境和海外园区及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取得进展

《愿景与行动》对我国与沿线国家传统优势产业合作、新兴产业合作、跨境园区建设等提出了明确的设想和努力方向，国家把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将钢铁、有色金属、建材、铁路、电力、化工等12大产业作为合作重点领域。此后国务院就产业合作中的金融支持、中国制造“走出去”等制定专门政策。通过产能合作不仅可以带动我国商品输出，也能带动资本输出。在国际产能合作机制建设方面，形成了国家层面直接与目标国商谈，中央与地方联合推进，央企、民企和行业协会协同推进等工作机制。国际产能合作带动了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富余产能“走出去”，也带动了中国铁路、电力、通信等优势行业和技术标准“走出去”，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⁷⁾。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对外产能合作的支点国家，中哈产能合作第一批产能合作早期收获项目25项，约230亿美元；第二批项目42个，总额约300亿美元。中哈产能合作对中国优势产能开拓国际市场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⁸⁾。

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新增投资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涉及“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3987个，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正在推进的合作区有75个，其中一半以上是与产能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制造类园区，建区企业累计投资70.5亿美元，入区企业1209家，合作区累计总产值420.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4.2亿美元⁽⁹⁾。2015年，中国企业向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等优势产业直接投资累计约116.6亿美元，同比增长80.2%，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70.4亿美元，同比增长154.2%。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匈牙利、埃及、尼日利亚等国都建有工业园区、经贸园区以及经济特区等特殊合作园区。中国广西钦州与马来西亚彭亨州建设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顺利开园，“两国双园”成为新时期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新模式。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跨境园区和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2015年10月，中国中标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从技术标准、装备制造到勘察设计、工程施工和运营管理全方位“走出去”的第1个项目。计划修建的昆明往缅甸、越南、老挝通往新加坡的高铁项目正在推进之中。2014年底，中国与泰国签署《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合作建设泰国首条标准轨铁路，使用中国技术、标准和装备建设。2015年12月，中老铁路开工，按计划将于2020年建成通车⁽¹⁰⁾。海上丝绸之路方面，2016年8月，中国中远集团以3.685亿欧元取得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1号码头经营权及整个比港主要所有权的66.7%股权⁽¹¹⁾，目前中希比港项目成为双方交往言必称之的项目。截至2016年7月，“一带一路”沿线双多边产能合作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累计达511亿美元，与沿线国家签订承包合同累计金额达2790亿美元。有专家表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共赢的倡议和机制，会逐渐变成世界区域版图的第2次世界地理大发现⁽¹²⁾。

2016年10月5日，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亚吉铁路）是一条从埃塞俄比亚首都通向吉布提港的现代电气化铁路，也是东非地区首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全长752.7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总投资40亿美元，是一条中国提供融资在非洲建设的第一个集技术标准、设备、融资、施工、监理、运营管理于一体的全流程“中国元素”的铁路项目，被媒体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¹³⁾。亚吉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出去”的重大突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五、“一带一路”带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出现重大积极变化

“一带一路”倡议以国内重要城市、通道和口岸为起点，形成了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彻底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外开放单纯依靠东部沿海地区的局面，真正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沿交通线等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中蒙俄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像中国的扇子骨架，形成对“一带一路”布局的空间支撑。同时，在我国沿边地区一批跨境合作平台陆续建立，目前已建立广西东兴、云南勐腊（磨憨）、瑞丽、二连浩特、满洲里5个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黑龙江黑河、绥芬河，云南临沧、畹町，新疆伊宁、博乐、塔城、吉木乃等边境经济合作区17个，另有已建设和在建跨境经济合作12个（已建1个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在建11个）。这些经济走廊、经济合作平台使我国的新疆、广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重新成为开发开放的前沿高地。

自2011年重庆率先开行第一条直达欧洲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以来，全国已有30多个城市开通了通往欧洲的班列，中欧班列具有安全快捷、绿色环保、受自然环境影响小等综合优势，已成为国际物流中陆路运输的骨干方式。为扭转各自为战、沿途国家容易混淆的局面，国家实施了统一各地班列的行动。2016年6月8日，“渝新欧”“汉新欧”“郑新欧”“义新欧”等全部退出舞台，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目前中欧班列已覆盖中国境内3／4地区，连接境外20个国家的108个城市。中欧班列带给亚欧各国间的不仅是时空距离的缩短和物流的便捷，更打开了中国与中亚、欧洲更多国家互通有无和全面交流的新窗口和新平台，中欧班列成为亚欧经济发展的“金桥银路”⁽¹⁴⁾。航空方面，2015年中国民航进行了航班线路调整，增加了直飞“一带一路”国家相关的航班数量，为中国与各国间民众商务、旅游、留学等提供便利。截至2015年11月，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各自的“一带一路”实施意见，完成了与国家总体方案的对接⁽¹⁵⁾。

“一带一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互鉴。近年来，文明对话会、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丝绸之路国际议论博览会等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人文交流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扩大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为拓展和深化合作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与沿线国家先后举办19次“国家年”活动，设立了25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累计签署41个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与沿线国家旅游合作方兴未艾，中国和相关国家互办各类“旅游年”9次，举办旅游活动周等各类推广宣传活动130多次。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1.5亿人次游客，同时将吸引沿线国家8500万人次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美元。中国陆续推进了一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支持计划，设立了很多面向有关国家涉及语言、农业、卫生（包括中医）、法律、艺术等专门的培训项目，这些项目成果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并不断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