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父亲报名去江西

哈尔滨平房，如今是市内的一个区，生活着近20万人，与哈尔滨市内完全结为一体，是哈尔滨市行政区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以前，那里还是一片荒原，野兽横行，人迹罕至。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这里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后来成为东安机械厂主生产区的地方，就是当年这个部队的飞机场。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731部队撤走的时候，炸毁了实验室、地道、营房和机场，这里成了让人谈之色变、人人生畏的魔城鬼域。

1948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转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辽沈战役正在部署，军队日益壮大，急需枪弹等武器。当时哈尔滨已经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控制之下，中共北方局决定，在哈尔滨成立一个修理枪械的军工厂。6月初，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带领军工部直属哈尔滨实验工厂（制造火炮、弹药）的副厂长等一行人，到平房为新的兵工厂选址。（《120厂厂志》第5页）

经过初步考察，何长工部长认为，平房地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距离哈尔滨市区不远，日本军队炸毁的建筑基础尚在，可以利用；而且日军留下了9栋军人家属楼，稍加维修就可以作为办公和职工宿舍。何长工请示后，中共北方局很快批准，一座新型的兵工厂在平房破土动工。

1951年初，因为苏联援建，中央决定，把这座生产常规武器的兵工厂改造成航空工厂，命名为《哈尔滨国营东安机械厂》（系统内编号为120厂）。工厂的任务是，修理活塞式航空发动机。当年10月，苏联政府派来26名专家，同时还援助部分机器设备，指导和帮助东安厂修理飞机发动机。而后，陆续多批苏联专家到厂，从生产到管理，从设计到组装，在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指导之下，东安厂由一个小型枪械修理厂，转型为中国六大航空制造基地之一。（《120厂厂志》第5至13页）

三线建设开始以后，东安机械厂作为一个技术成熟、人员充足的老厂，承担起援建新厂、向新厂输送干部工人的任务。

1968年，三机部根据中央指示，在汉中新建了一个轰炸机生产厂；1969年，在贵州新建了一个航空发动机厂，东安厂向两厂输送了干部职工2000多人。

汉中新厂调人在“文革”的高潮阶段，当时和干部下放劳动混杂在一起，让我们这些小孩分不清楚谁家去了汉中？谁家被下放到农村，只是感觉平房一下子人少了很多人。贵州建厂就不同了，一是走的人多，二是动员的声势较大，我们班李黎同学的爸爸就是这次被调到贵州的。

李黎在小学和我在一个班，她是我们班的班长，学习成绩优异，热爱体育活动，身轻如燕，滑冰姿势尤其优美。她还擅长讲故事，枯燥无味的样板戏故事，经她恰到好处地添枝加叶，立即就魅力大增。她爸爸先到贵阳，一年之后，也就是我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李黎家全家搬走了。

李黎走后，给我们班的老师和几个同学寄来了她的照片。其中一张，李黎身穿当时流行的草绿色军便服，斜挎书包，站在中共遵义会议旧址楼前，面带微笑，充满自信。“文革”造神运动，遵义会议会址反复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甚至还被制成可以佩戴在胸前的纪念章上，李黎站在这座神圣的建筑物前，让我们羡慕无比。由此，我也开始憧憬三线厂的生活。

除李黎之外，班上还走了其他几个同学，时间太久，我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

2016年秋季的一天，我和李黎及当年的同班同学袁亚春，在分别46年后重逢。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里，我们相互凝视对方，努力寻找自己记忆中对方的模样。时间实在太久了，我们走过了少年、青年、中年，如今已经迈入老年的门槛。昔日在太阳岛上玩耍的少年，如今已经两鬓斑白，和记忆中的模样哪里还有一丝相仿？我们三个人三种生活经历：李黎一家去了贵州，我一家去了江西，袁亚春和她的家人留在了哈尔滨。我们分手后，李黎很快进厂当了工人，我和袁亚春中学毕业都下乡当了知青。再以后，李黎被推荐上了大学，我和袁亚春在恢复高考后也上了大学。如今，三个人都差不多要退休了。三个曾经的小学同学，几十年来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命运都不是由自己掌握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个人无力改变命运，时代的大潮把我们摔下又卷起。我笑着问她们俩：“当年我们读书时，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你们都是怎么写的了？”李黎说她写的是想当一个医生，袁亚春说她写的是想当一个教师，我惭愧地说我一直想当一个飞机设计师，结果我们无一人如愿。

1970年元旦过后，东安厂就传出要与另一个工厂在赣北一起合建一个新厂。一月底，文件正式下达，新建的工厂要抽调2000人（实际只调了1493人），人数之多是历年来援建三线工厂之最。文件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重视三线建设，说“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这句话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分量极重，伟大领袖毛主席睡不好觉，我们还有理由睡好觉吗！

据说，这次申请去江西的人很多，报名很踊跃。工厂选人所把握的标准：一是政治上没有问题；二是要相对年轻一些；三是生产岗和管理岗比例适中；四是生产环节各个工序上的人要配套。

厂一级的领导不需要申请，三机部按照需要直接配备。副厂长马振功、副总工程师杜镜清、“文革”中涌现的新人谭咏春被确定为新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车间主任一级的中层干部，一部分在申请的人中选拔，一部分根据工作需要选调。个别中层干部不接受组织安排，不愿意调到江西工作，经劝告仍然不服从，直接被免职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工人除极个别人以外，都在申请中选调。申请去三线厂的人动机多样，有的人出于为国家分忧解难，志在献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但是这部分人其实并不多，多数还是出于自身某种考虑。有的人因为某种小事，在“文革”中被反复折腾，对周边的环境已经有了一种恐惧，希望换一个地方；有的人是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不惯，希望借此机会回到南方；有的人家庭不和，离婚以后想摆脱对方；更多的一些人是想通过上三线，解决夫妻分居两地或者子女就业问题。

我姐姐是1969年毕业生。那年，上山下乡正是高潮，街上铺天盖地的宣传，单位更是一对一地做家长的动员工作。我姐姐只有15岁，一个女孩子，到农村以后怎么生活？我爸爸同意我姐姐下乡，但是坚持要推迟一年到两年。我姐姐在中学担任班长，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面对着每天车轮战式的动员，她心力交瘁，甚至萌生了偷户口本报名下乡的念头。

动员职工到三线厂的文件中有一条：“可以安排一个适龄子女进厂工作”。我爸爸看到这一条后如获至宝，在他看来是绝处逢生。他甚至没有和我妈妈商量，立即写了申请书。他担心出现变故，申请递交以后，找车间领导逐个做工作。我爸爸是五级车工，在车间里是技术骨干，车间主任并不想放他，在我爸爸强烈的要求之下，才勉强在申请书上签了字。

几天之后，正好是腊月二十三，厂里的批准文件下来了。厂里要求，第一批人员很快启程，只能职工一人前往，家属要等待工厂初建告一段落以后再去。

我妈妈同时也接到了通知，不过注明要下半年才能走。

那年过年，我们一家都在忙乱之中——忙着为爸爸准备行李，忙着走亲访友。

那是我们一家最后一次在哈尔滨过春节。像往年一样，我们一家到兆麟公园去看冰灯，到道里八道市场采购年货，腊月二十九，买了3斤肉，煮在锅里，我和弟弟守在锅前，一边贪婪地嗅着锅里飘出的香气，一边聊着过年能收到多少压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