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我国的经济贸易中心从内地转移到沿海（江），始于清末的外资流入，大量不平等条约导致沿海（江）港口开放，使产业贸易在东南部集聚。比如，《南京条约》（1842年）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所有这些港口都成为“核心”地区；《天津条约》（1858年）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和镇江11个港口，其中8个成为“核心”地区。依赖机器和资金进口的中国实业家也倾向于向沿海城市集聚。整个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强，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发展重工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已经意识到外国权势的影响已经导致产业发展的“非理性”模式，东北和一些沿海地区经济集中。新中国决定改变不平衡的产业地理分布，形成政治、经济和战略地区。三线政策体现了毛泽东的内向型发展战略，依靠试图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再分配措施。虽然普遍认为这个战略没有经济效率，但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产业地理结构的平衡。1953年内地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为30.6%，1983年上升到40.5%。在这段时期，几乎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是强制计划和政府拥有，这无疑对这段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源于沿海，那是因为新中国开放之始，沿海的区域位置解决了货物交换的交易成本问题。如今，互联网和立体交通体系缩短了所有国家间的空间距离，交通方式已经不再是开放的桎梏。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受制于当时的国情，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南向北、从东往西梯度推进。以设立4个经济特区为起点、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为标志，扩大开放掀起了新高潮。20世纪末，中国沿海以加工贸易为基本特征的开放格局总体成型，沿海交通的优势得以继续发挥。

进入21世纪，以西部开发为契机，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开始走上了开放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引自《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34页）。党的十八大以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概括了开放发展的新理念，提出了打造陆海对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

在“地球是平的”的今天，内陆开放已经成为中国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所构成的新型开放格局，世界产业结构水平性布局发展的新趋势，新型立体交通体系形成基本抹平沿海内地物流成本，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实施等，都为内陆开放创造了极大的机遇。新背景下的内陆开放体制，跟上历史赋予的新发展大势，立足新形势，把握本地情，努力探索具有中国内陆开放特色的新体制。本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全面阐释开放型经济的价值，进行国家开放的递进特征及开放水平与地域层次的相关分析，比较研究我国内陆开放体制与沿海开放体制的差异，全面分析新发展阶段内陆地区开放的新环境新条件，着力分析新时期我国内陆地区开放的新体制。按照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的要求，拟以西部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总结过去、着眼当前、面向未来”的主线，为我国内陆开放的新格局提供理性认识和实践操作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