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环境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进入新时期，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处于转型期和换挡期，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国内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再造一个“开放红利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大在论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时，强调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这一论断对于我们顺利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是世界形势发展的新动向

全球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竞争转向竞争与合作。无论是竞争还是竞合，全球资源配置在各类要素和资源之间是不平衡的。竞争与市场、投资等开放密切相关，是全球化带来绩效提升的主要动因；而合作是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增量福利分配的重要形式。从18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全球资源分配流向总体上是从东到西。20世纪末以来，东方国家加快工业化和西方国家出现一系列新问题的双重因素，又导致全球资源和财富从西向东转移。这种转移是全球化大趋势带来的，它扭转推动了世界格局的调整。

尽管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西方经济的强势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放眼全球，开放经济格局中的得与失取决于该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也由此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全球化竞争的核心是企业的竞争，但全球化的推进使企业竞争的范围大大拓展，已由经济和军事转向全方位领域；在竞争层面上，已在国家、组织、企业、个人等层次展开；在投资领域上，低收入国家为了获得投资，往往凭借税收等优惠政策进行竞争，这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新的边际利益。

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新的竞争力量，丰富了全球经济体系，也给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带来了压力；同样发达国家也会使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面临巨大压力。从总体上看，全球化竞争提升了全球经济福利，增加了物质总量，然而，这些福利和物质增量在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各部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可能均衡，长此以往，将从根本上影响全球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竞合”关系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合作大于竞争。

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的现象又在不断加深，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自我为中心，随意挑起单边贸易摩擦。2018年4月，美国悍然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特朗普提出要削减中国对美顺差1000亿美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500亿美元的大宗产品加征25%的关税，还要求美国贸易代表研究对中国出口美国的4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的方案。同月，又全面停止对中国中兴公司的一大批关键零部件的出口，导致中兴公司正常运营受到严重影响；还发起了对华为公司的贸易调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单边保护主义的行为都不可能形成“单赢”或“单输”的结果，以美国挑起的这次摩擦为例，尽管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把贸易战的矛头对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美国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产业，这毫无疑问会对中国的当前制造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如果中国抵制美国商品，会发生什么？假设中国政府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苹果产品在中国销售，以此应对美国对华为和中兴产品的禁令，苹果不仅股价会崩盘，多达2.7万员工将下岗，而且无法进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而中国市场是苹果未来增长的强大发动机。毫无疑问，这样对立的结果将严重影响和伤害两国的贸易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注定是“双输”。

（2）世界经济结构治理的新变局

国际贸易和金融是世界经济治理的两大关键领域。从国际贸易分析，“多哈回合”多年无果，面对困局，各主要贸易体纷纷在区域和双边及多边推动自贸区建设，客观上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了冲击。从国际金融角度分析，自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世界银行和IMF在国际融资和金融安全分工负责的多边体制以来，这个体系从来没有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以至于在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束手无策。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的爆发，诸多发达国家成为金融债务危机的策源地。

今天已经可以断言，传统的多边金融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环境。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在组织体系上也在发生着变化。如二十国集团（G20）的新结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各占半壁江山，既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地位的相对提升，也意味着具有更广泛代表意义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体系的建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的领导人峰会取代了G8成为全球化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论坛。随着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形势的演变，G20的关注重点也逐步从应对危机转向促进增长，如何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逐渐成为G20面临的首要课题。峰会机制的作用也使“金砖国家”在发展中开始考虑如何抱团成为国际合作团体，“金砖”合作始于2009年，这一新兴的合作机制，促进了重要新兴经济体联合起来用同一声音说话，逐渐成为引导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金砖”国家间的合作深化及其规模的日益扩大，2017年9月的厦门金砖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金砖+”概念深得多数国家的响应。

（3）国际经济规则出现了新特征

近年来，随着世界新兴国家群体的崛起以及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美国和欧盟启动并主导了一系列贸易和投资谈判，主要有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谈判，美国与欧盟2013年启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谈判，以及美国2012年提出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

随着这些谈判的逐步深入和部分框架协议的达成，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特点初露端倪：

一是推行更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美国曾在TPP中提出促进通过网络和电子设备来进行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对关税、数字环境、电子交易授权、消费者保护、本地化要求等进行规范，以保证信息的自由流动。美国和欧盟在TTIP中希望双方的管制条款更加具有相容性，以避免不必要的贸易壁垒。

二是积极推进投资自由化。美国2012年提出的BIT范本中要求东道国政府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东道国的标准设定、降低业绩要求、增加透明度等；要求东道国不因吸引外资而违背和降低其环境法和劳动法的标准等。

三是更加强调公平竞争和权益保护。在TPP谈判中，美国提出了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原则，即政府支持的商业活动不能因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利用私营部门竞争者所不具有的竞争优势。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提出高标准的保护条款，包括延长著作权的保护时间、加强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明确临时性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在劳动标准上，强调推行严格的、可强制实施的劳动标准。

（4）全球经济竞争重点领域出现新动向

国际贸易长期以货物贸易为主导，但随着各国产业升级和经济水平提升，国际贸易中的服务贸易比重上升，21世纪以来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但整体上国际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并不高。

除了服务市场开放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政治与文化差异等敏感问题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保护程度远远超过了国际货物贸易领域。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世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世界贸易组织本身的内部矛盾和分歧，导致这些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012年美国与欧盟牵头启动了多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进一步强调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谈判范围包括了金融、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物联网、数码贸易、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所有服务业领域，并对国际海运、电信服务、电子商务、跨境数据转移、运输和快递等新兴领域建立了管制规则。可以预见，从货物贸易逐步转向服务贸易将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重点领域，而智能化制造与数字化服务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参与竞争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