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用OLS方法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因变量包括生活满意度、乐观程度、快乐感、恐惧感、孤独感及无用感6个指标，自变量包括参保年份、是否参保及二者交互项；新农保的幸福绩效主要从交互项的系数及其显著性体现出来；控制变量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支持状况三大类16个变量。

观察对全样本主观幸福感用OLS方法回归结果（见表4）发现，新农保对参保老人的幸福感变化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全样本OLS回归中乐观程度系数为正且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然而却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但是老人的快乐感显著降低，这显然与其他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相冲突，有待进一步分析解释。

全样本OLS回归主要考察控制变量中不同个体特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观察各控制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以下有趣的结论。

观察人口社会学特征类控制变量的系数发现：①老人年龄越大主观幸福感越低，该结论对“年龄越大幸福感越强”及“幸福感随年龄呈U形变化”的观点提出质疑，随着年龄的增大，同龄人的去世及身体器质性功能的衰退和丧失，使得老人的孤独感增强，感到自己越老越不中用，也很难像年轻时一样轻松快乐。②老年男性在乐观程度和恐惧感方面的幸福程度显著高于女性，但是生活质量评价显著低于女性，可能一是因为女性对生活的满足感或忍耐程度高于男性；二是女性更容易得到亲友物质形式和非物质形式的支持，从而提高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③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并且与配偶居住的农村老人由于需要共担支出，但经济支持有限，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劣于其他婚姻状况的老人，但是后者明显比与配偶一同居住的老人更为孤独。④汉族农村老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少数民族的农村老人，可能是受到儒家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在市场经济下汉族老人的家长权威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他们也更深刻地感到越老越不中用。⑤幸福感的地区差异极为显著，对比中西部地区，居住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农村老人感到更加幸福，但其无用感甚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老人，应该也是因为受到更多市场经济的冲击。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村老人各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极为明显。

老人的健康状况与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评健康良好、日常生活能力完好、无慢性病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明显强于身体健康状况一般及较差、日常生活能力受损、患有慢性病的农村老人。

最后考察家庭支持状况对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①与独居的老人相比，和家人一同居住可以提高老人的幸福感，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显然更高，Becker对此的解释是，老人与子女同住可以实现家庭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Becker，1981），可以从子女处获得许多隐性经济支援，如食物分享、家务分担以及非正式的照料；同时，和子女居住有利于老人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减轻了老人负向的幸福感，老人的孤独感和无用感得到显著缓解；由于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只占全样本的1%～2%，本文不作详细分析，但是可以发现，与独居的老人相比，他们的幸福感相对更高。②家庭的经济支持对提升老人的幸福感作用极为显著，老人的幸福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正向联系，特别是老人自评的相对收入以及家庭经济支持的作用尤为显著。③与农村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相悖，本文发现子女数量、是否有儿子等因素与老人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的因果关系。子女数量越多，财产纷争越多，老人会感到不受欢迎，无用感更强。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传统是养儿防老，儿子（而不是女儿）应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因此没有儿子的老人可能面临无人赡养的困境，其孤独感和无用感更强。

（二）新农保参保的幸福绩效滞后性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新农保政策真正发挥效果需要至少半年时间（陈华帅、曾毅，2013）。为了研究新农保政策的幸福绩效是否具有时滞性，本文在全样本回归的基础上对参保组按参保时间长短（分别不少于半年、不少于一年和不少于一年半）逐步剔除样本后与控制组样本重新合并为面板数据，并同时采用OLS固定效应（FE）模型和PSMDID方法做回归分析，分别考察参保时间达半年、一年和一年半的参保老人的幸福绩效。

表5及表6显示，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得出的固定效应和用PSMDID方法得出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乐观程度的提高、快乐感的下降在PSMDID的结果中都更为显著，在面板OLS回归中农村老人的孤独感并不显著，但在倾向值匹配双差分后在90%的水平上显著。从置信度水平看，与面板OLS回归相比，PSMDID的结果显著性更高。同时在逐步删除实验组中参保时间较短的个案，分别进行OLS回归（表5）和PSMDID（表6）研究参保行为对农村参保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滞后性时，可以看到比较OLS结果，PSMDID方法研究显示参保效应的滞后性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这是由于实验组和参保组在新农保实施前便存在显著的差异，造成了参保行为的非随机性，用普通OLS方法进行固定效应分析，虽然消除了样本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但样本的非平行趋势性使固定效应分析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本文在用PSMDID进行回归时，首先应用核匹配（Kernel Matching）的方法给出各样本的倾向值得分，再在倾向值得分相似甚至相同的基础上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样本进行配对，控制住了参保组参保行为在可观测因素基础上的选择性偏误，随后再做双重差分进行固定效应分析，使得出的政策处理效果更加可信。

对全样本应用核匹配方法做PSMDID分析，LR chi＾2（16）=59.94，P=0.0000，可见未匹配前参保组和实验组在16个控制变量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样本是适合做倾向值匹配分析的，附录为根据控制变量计算倾向分值配对后的匹配程度检验，配对后控制变量误差消减结果良好，控制组和实验组在控制变量上无显著差别，可见以PSMDID方法得到的政策处理效应值更为可信，因此我们将主要以PSMDID得到的新农保参保的政策处理效应为主进行分析和讨论。

通过逐步剔除参保时间较短的个案可以发现，新农保对参保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时滞性，且幸福感各分量变化状况不尽相同。

参加新农保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因为生活满意度与物质支持有着较强的相关性，虽然政策规定参保老人每月可以领到至少55元的养老金，同时按正常预期，基础养老金额度应该随着政策的实施逐步提高，但事实上从2009年9月政策颁布之初到2014年7月都没有再变动过，受到物价指数一路走高的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并无实质性的改善，PSMDID结果中生活满意度的系数甚至随着参保时长的增加而减少，虽然在统计上不显著。

然而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变化并没有对农村参保老人的乐观程度造成负面影响，相反的是，参保老人的乐观程度在全样本中是极为显著的，而且随着参保时长的变化，该结果更加稳定。对比生活满意度也可以说明，大多数农村老人每月所获得的55元基础养老虽然无法满足其基本的日常生活支出，但是“聊胜于无”的想法使新农保对老人的精神慰藉效果显著高于经济收益，从而提高了老人对生活前景的预期，老人看待事物也更为乐观。

参保老人的快乐感也随着时间的变化由显著降低到显著提高，猜测可能是新农保以子女同时参保老人才能领取养老金的“捆绑式缴费政策”使老人与子女家庭间产生了较多矛盾纷争，对老人的感情造成了负面影响（刘善槐等，2011）。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及人们参保意识的增强，老人领取到了养老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女的养老负担，老人的快乐感逐渐提升。与快乐感相类似，无用感系数为负且随时间变得更为显著。

同时，老人的孤独感较参保之初明显减轻，随着参保时长的变化，老人孤独感的改善更为显著，虽然老参保老人的居住模式在参保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与子女联系频率和社会支持的增加显著减轻了老人的孤独感。

一般认为，恐惧感与性格及宗教信仰存在显著的关系，但是发现，参保后恐惧感的系数逐渐减小变为负值，这说明参保后老人的恐惧感有所减轻。

总体而言，当逐步剔除了参保不满半年、不满一年及不满一年半的参保组样本后，新农保对于农村参保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逐渐增强的积极趋势，这说明新农保的幸福绩效是显著的，但是政策绩效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对老人增强幸福感的影响需要参保至少一年至一年半后才能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