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产业视域下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是由集聚力和分散力合力引致，但不同行业部门知识溢出的程度以及土地在生产中的份额都不同，因此不同行业部门的空间增长特征有所差异，区域总体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也会因各行业部门的相对构成差异而不同。此外，对于一个给定行业部门而言，随着该行业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对力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各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仅会因行业部门结构差异而不同，也会随现有行业部门生命周期的演化而动态变动。在该部分中，我们将细分产业，研究民族地区不同行业部门集聚或分散的格局和驱动力，并重点关注民族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1.4.1　细分行业部门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测度方法

基于数据可得的考虑，本文使用EG指数测度各行业部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该方法能够有效规避异常值对测度结果的影响，相对于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等测度方法而言更为稳健。EG指数只能体现经济活动在不同行政区划上的分布差异，但无法有效体现在连续地理距离上的空间分布问题。相比较而言DO指数是更为合意的测度方法，但DO指数需要有企业的地理信息数据⁽⁷⁾。某特定行业i的EG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ι表示地区，是该行业企业j就业规模z的赫芬达尔指数；表示空间基尼系数，即地区ι总体就业份额与该地区j产业就业份额s_ιj的方差。EG为正表示存在过度集聚，且EG越大表示集聚程度越强，EG为负值表示该行业经济活动过度分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虽然给出了各地区细分行业就业数据，但并没有相应的企业数量，因此无法利用上述公式计算赫芬达尔指数⁽⁸⁾。为此，我们假定各地区企业数量和企业规模相同，将赫芬达尔指数简化为：。其中，n为地级市数量。该种简单处理方式的计算结果与EG指数存有一定偏差，但可以用于比较行业间要素空间分布的差异，也可以反映同一行业部门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

1.4.2　民族地区第二产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

表1.4和表1.5分别给出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民族地区总体和民族地区市辖区第二产业要素集聚的测度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第二产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并未体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细分行业来看，民族地区第二产业的4个行业部门中，采矿业要素集聚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则体现出过度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2015年民族地区采矿业和制造业的EG指数分别为0.0594和-0.0286。

采矿业经济活动相对集聚的原因与自然资源禀赋有关，制造业经济活动相对分散的测度结果则表明民族地区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初始阶段，随着现有制造业技术的标准化和投资门槛的降低，制造业在民族地区逐渐形成空间分散分布的格局。该种分散格局并非空间协调⁽⁹⁾，而是体现了制造业技术扩散的结果，将会导致传统制造业区际同质化竞争程度的加剧。在经济新常态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下，民族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面临动能切换的压力。

1.4.3　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

表1.6和表1.7分别给出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民族地区总体和民族地区市辖区第三产业要素集聚的测度结果。通过行业部门间的比较和同部门空间分布的动态分析，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体现出下列特征：

第一，民族地区服务业各行业部门的要素集聚程度普遍高于制造业。服务业空间集聚程度更高的原因与服务业的特征有关：首先，服务业对自然资源等“第一天性”因素倚重较小；其次，服务业投入结构中，土地投入份额相对更低，从而弱化了要素集聚为土地竞争性使用带来的分散力；第三，服务业对人力资本和特定劳动力技能的要求更高，从而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窖藏和知识溢出带来的集聚力。

第二，民族地区服务业各行业部门的要素集聚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均属于高度集聚行业，2015年上述4个行业部门的EG指数分别为0.0504，0.0792，0.0401和0.1623。同期，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则体现出显著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2015年这两个行业部门的EG指数分别为-0.0220和-0.0014。这两个行业部门呈分散分布的原因与政府政策有关，由于这两个部门的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政府参与程度都较高，从而产生了空间分散的格局⁽¹⁰⁾。但该种分散也并非意味着空间不协调，而是体现了公共服务的空间公平。

第三，民族地区服务业各行业部门的要素集聚程度存在不同的动态演化态势。EG指数持续增加的行业部门包括：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其空间集聚程度持续增强。另外，教育行业的EG指数持续增加，反映了空间分散程度趋于弱化。其余绝大多数行业部门EG指数都体现出先升后降的情况。民族地区服务业在2005—2010年间集聚程度上升的原因在于，该阶段是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型的初始阶段，要素集聚更有助于知识溢出、降低交易成本并规避新产业可能的风险，从而产生更强的集聚动力。2010—2015年大多数服务业部门集聚程度有所下降的原因则在于服务业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的标准化导致的空间扩散。

通过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细分行业分析，民族地区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开始变得更加分散，而服务业则体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在市辖区层面的测度中更为显著⁽¹¹⁾。民族地区制造业趋于分散，而服务业集聚上升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服务业单位土地的产值密度更大，从而使得服务业在现有区位的土地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制造业逐渐在竞争中被挤出城市。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则与行业部门的生命周期有关，较为年轻的行业部门从要素集聚和知识溢出中获益更多，因此年轻行业部门的要素集聚动机更强。如表1.6和表1.7所示，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要素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部门，均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期，随着居民收入提升，依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另外，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等技术密度较大的行业部门，由于能够从知识溢出中获益更多，从而也体现为显著的要素集聚格局。但是随着服务业各行业部门产品生命周期趋于成熟，在经济活动集聚之后也将会体现为分散特征。因此，为了理解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仅要细分不同的行业部门，还要分析这些行业部门生命周期演化带来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