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乡村景观研究进展

高速的经济发展让人们逐渐感受到来自城市的紧迫和压力。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厌倦，回望乡村，人们开始找寻理想的居住之地，“乡愁”一词引发了人们对乡村生活景观的大讨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岸“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中的场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成为人们的家园之梦、归乡之所。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王澍长期致力于浙江乡村建筑研究，在设计实践中他提出“乡村建设要走出一条差异性而更接近自然的道路，最可怕的是搞出一种新的风格，又是一种概念化的设计，这样的设计没有生命力，不被使用者接受”。王澍认为：“城市应该向乡村学习。”20多年以来，他将这样的理念贯穿于设计作品之中，在中国尤其是浙江省，他的作品始终给人一种归乡的感受，作品中又蕴含了中国山水画的情怀和意境。在宁波博物馆的设计中，建筑的内外由竹条模板混凝土和用20种以上回收旧砖瓦混合砌筑的墙体包裹，质感和色彩完全融入自然，外墙体现了江南特色，是向浙江传统乡土建造的致敬（图1-1-3）。

在乡村景观设计实践上，国外一些国家很早就意识到乡村景观的保护和研究。关于乡村景观研究，20世纪50年代，欧美国家侧重于设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其方向包括生态规划和旅游休闲农业。

在景观生态规划方面，福曼总结美国和西欧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经验提出可能性景观设计（Possible Landscape Designing），这是一种最佳生态土地组合的乡村景观规划模型，且融合了生态知识与文化背景。区域内各类斑块大集中、小分散，在确保大型植被斑块完整的情况下，引导斑块之间的渗透，增加农业小斑块在大型斑块和建筑物之间，既满足生物多样性，也能够扩展视觉。著名捷克斯洛伐克生态学家雷兹卡（Ruzicka）和米可洛茨（Miklos）提出的景观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LANDEP），以及德国哈勃（Haber）等用于集约化农业与自然保护规划的DLU（Differented Land Use）策略系统，在乡村景观的重新规划与城市土地利用协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乡村景观设计开始重视规划的整体性原则。国际土地多种利用研究组ISOMUL（The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Multiple Use of Land）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国从事乡村土地利用和景观规划的著名学者组成的研究组织，该组织在乡村景观设计中提出的空间概念（Special Concepts）和生态网络系统（Ecological Networks）的概念，以保护和恢复乡村中的自然和生态价值核心为目标，积极利用土地资源，建立了乡村土地利用和生态设计的新理论。

美国风景园林师学会主席西蒙兹（J.O.Simonds）的《大地景观:环境规划指南》放眼于整个自然界，把乡村景观的学科层次提升到了大地景观规划的高度。书中明确规定了基本乡村和农业的范围，讨论了人类在乡村的开发活动带来的景观破坏，并提出在乡村景观设计中，应保留道路附属用地的景观特色，提倡营建道路绿地景观、路旁公园和娱乐区等。西蒙兹的理论研究对世界乡村景观规划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乡村景观中的性别研究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话题，布兰德（Brandth）在1995年发表的《乡村男性化的转变：拖拉机广告中的性别想象》中，在调查了农业机械化形成中的技术与农业生产中男性特征需求之间的关系之后认为，“由于男性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体能与技术优势，现代农业中传统的性别规律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并且与乡村景观中的支配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传统农业生产中男性身体优势必然导致权利的分配偏向，乡村是男性化主宰的空间，尽管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女性在乡村生产、生活中的贡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此类观点极少被人认同和研究，学者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在传统乡村社会景观中的男性化方面，特别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男性权利结构的形成，以及在农业现代进程中男性身体优势的体现等方面。在中国，鲜有人研究女性的活动空间、特点和行为。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传统乡村的男性空间表现出有层次、有韵律、统一中有变化的特点，体现了男性在社会、家族、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乡村景观中的女性空间压抑、单调、狭小和封闭，活动空间受到限制（图1-1-4）。在景观空间的审美上更是男权主导，女性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乡村景观的建筑实践之中。

巴西景观建筑师罗伯特·布雷·马克斯（Roberto Burle Marx）强调绘画对其景观设计的影响。他认为艺术是相通的，在设计中，他重视绘画元素的表达，尤其强调植物的季节性和本土性使用原则。他将奔放的巴西乡村景观元素表现在设计之中，同时创造了适合巴西的气候特点和植物材料的风格，如他的绘画作品一样，将超现实主义与景观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景观设计的新天地，与巴西的现代建筑运动相呼应（图1-1-5）。

美国奥本大学的教授塞缪尔·莫克比（Samuel Mockbee）和他的乡村工作室扎根美国南方腹地黑尔县，黑人乡村社区十分贫困，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和交流场所。1993年成立乡村工作室（Rural Studio）的建筑师塞缪尔·莫克比，聚焦于公民设计师的培养，开设了针对乡村营造的设计项目课程，并逐渐开始为穷人而设计，力图凝聚和振兴贫困社区，尤其是为贫困家庭的儿童。“Everyone，rich or poor，deserves a shelter for the soul（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心灵的庇护）”。在他的带领下，学生以低造价方式为居民建造大量建筑。设计采用的是现代的美学语汇，有创造性的结构，利用的是当地廉价或废弃的材料。在莫克比去世后，其合作者继续扎根此地设计营造。如Hero Children’s Center（HERO儿童中心）（图1-1-6），设计的目的是为观察、采访和开解那些曾经被虐待的孩子，这是学生设计的项目，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开敞的空间形成通风的公共空间，节约了安装空调的费用。大部分建筑的外墙、结构材料是从塞缪尔·莫克比的其他项目中回收再利用的，不同材质拼贴出来的效果更像是孩童天性中即兴发挥的设计。之后，塞缪尔·莫克比的乡村工作室带领着学生，发动居民参与设计和建造，持续为乡村社区改造和设计公共建筑，如佩里湖滨公园（Perry Lakes Park）中的作品—“亭”（Pavilion），可以很明显看出，其简洁开敞的空间在树林深处为乡村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交流空间。尤其值得称赞的是Mason’s Bend的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er），夯土墙、金属结构以及从废料场里购买的雪佛兰汽车的挡风玻璃，以鱼鳞片式设计覆盖到屋顶，这些设计手法都让人感叹乡村工作室的创造能力（图1-1-7）。

在国内，乡土景观设计实践者、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带领他的土人设计团队在沈阳建筑大学新校园中通过种植稻禾作物等营造出一个校园农田，结合当地的野草等元素，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新的校园农业景观。将水稻作为景观元素最初也是出于低造价、易维护的原因。设计者将乡土材料引入校园中，形成九个庭园，每个庭园形成不同的田园风景，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学生老师参与其中，在校园里又形成互动的景观（图1-1-8）。

我国台湾地区的谢英俊及其乡村建筑工作室和塞缪尔·莫克比的乡村工作室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致力于低造价、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的营造。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后，谢英俊前往南投灾区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在灾区就地取材，尽可能节约成本，组织当地村民设计和重建具有邵族人特色的乡村住宅（图1-1-9）。

2004年，谢英俊又结识大陆“三农”问题专家、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院长温铁军，此后谢英俊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组建他的乡村建筑工作室，随后在河北、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开展乡村营造工作。2008年又深入四川地震灾区开展乡村营建工作，他沿用传统营造方式，利用当地材料，回收倒塌废弃的建筑材料，结合新式的环保生态理念为农民盖房子（图1-1-10）。其观点是坚持建筑的永续性，采用开放性架构体系（简化构筑方法、开放体系、原型探讨、互为主体）。其中开放的建筑结构体系为居住带来了可生长性，使用者参与操作，建筑师和居民互为主体参与设计之中。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从农耕经济走向工业化生产的过程，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目前国内乡村景观研究集中于乡村聚落研究和农业生态研究，主要关注乡村规划和建筑环境等方面，乡村景观的规划设计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提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乡村社会学等内容。乡村景观生态设计研究是基于生态系统大格局的研究，近年来成为乡村景观研究的重要趋势。

在社会学研究方面，首先要提到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他出版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两本著作，从社会学的领域研究中国社会传统乡村经济结构的特征和成因。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村落既是一个地理空间的单元，也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单元，是人造而成的自然人居性景观。他以江苏省吴江县（今吴江市）为例，对乡村生活、生产做了系统而细致的考察。

1997年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从传统地理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中国古村落的空间意象和文化景观，阐述中国古代的村落规划思想，古代村落的基本类型、选址特点、空间布局特点，古村落意象的地域差异，构成古村落意象的要素、标志和含义，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保护与利用等内容（图1-1-11）。从历史成因角度，将古村落划分为原始定居型、地区开发型、民族迁徙型、避世迁居型、历史嵌入型五类，对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刘沛林认为乡村聚落是礼制为前提的精神空间，“乡村既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和有效的共享空间的原型，也是束缚人们行动的无形的锁链”。在乡村，宗祠是核心体，是宗族的社会象征，居住建筑是围合体，人们以社会伦理和家族秩序为原则聚落而居，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乡村遵守的空间组合原则，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乡村景观。

1994年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以大量浅显易懂的手绘图形式，系统介绍传统村落形成的过程、生活习俗、民族文化、地形地貌特色和景观特征等。彭一刚对于传统村落景观进行分类和分析，更加深入地研究景观的形成因素及构成要素，阐明了由于地区的气候、地形环境、生活习俗、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各地村镇聚落景观的差异。彭一刚指出：“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自然因素影响所起的作用便愈小，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则愈大。”传统村落与古典园林存在着一定的异同，相同点是它们都注重整体营造原则，追求山水构图诗情画意的中国美学特征，不同点是乡村景观出自乡村居民之手，更为自然和朴实，内含自然趣味，受一定的地理条件因素影响，被人文历史发展所左右。中国古典园林属于文人园林，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人美学和精致的生活态度。

乡村景观营造和研究在我国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相应的理论研究体系亟待完善。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乡村景观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本土设计师正在摸索乡土景观的设计方向。从最近的情况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前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我国的乡土景观必然会有一个更为正确的发展方向、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