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淑贤近年来仿佛掉进了一个“后悔”的漩涡中，总是在吃后悔药。在山东老家没能毅然抛却一切而追随初恋情人解根柱出走，她后悔极了；与覃正侯上了床之后，又后悔轻率地把自己交给了戴传贤这样一个伪道学式的半老头子；与覃正侯上床没几天，在重庆街头邂逅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解根柱，使她痛悔自己虚掷了贞操，与戴传贤、覃正侯的鬼混简直就是肮脏的经历，不仅荒唐，而且罪恶。白布染黑，岂有漂白还原之望？
解根柱一身灰色的八路军服装，簇新、整洁。这位青年军人约莫二十五岁；而大大的带点女性味儿的眼睛，清澈之余，含着一丝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沧桑与成熟。一米六七的身高，在山东人里算是矮小的了；但匀称，结实。稍圆的脸蛋黑里透红，挺直的鼻子下端，嘴巴开阖之间闪烁雪白整齐的牙齿。他中学时期不到十八岁就在老师影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参与情报工作。后来突然离开，是奉派到苏联学习。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使他在立谈片刻间了解到孟淑贤工作的机关后，便打消了要冷落她的念头。所以当孟淑贤泪流满面邀请他去蒙山茶楼“小坐”时，他就慷慨地答应了。
落座之后，解根柱谈笑自如。谈的都是以往在学校时的轶事，询问一些同学的近况，就是不触及他们的恋情；孟淑贤则是不敢碰这个话题。因为她知道自己已被自己的轻率糟害了，从一个洁白无瑕的少女成了破罐子，本质上没有资格再委身于他了。然而又并不甘心。即便理智告诫自己应该甘心，心底深处却遏制不住相反的呼声。突然回归的幸福令她陶醉也使她恐惧。这种恐惧是担心会再次失掉他。而这无疑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若以概率论，她自度当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并非因了处于两个不同的政治阵营，这个在她是不成问题的；她可以毫无痛苦地抛弃这个只有三民主义和革命口号的躯壳而缺乏扎实内容的政治阵营。说白了她在这里只不过是寻求一个安身之所和一份薪俸而已。而是她如今不仅不再是女儿身同时所受过的污染是双重之重——有一个戴传贤，又加上一个覃正侯。她现在提到这两个人都感到厌恶。不只是厌恶这两个人，更主要的是厌恶自己；就像一个人误吞了苍蝇，恨不得把肠胃掏出来狠狠地冲洗。她缺乏勇气更谈不上去克服这在曾经从灵魂到身体都清纯过的女人来说最难克服的自卑感。尽管眼前这个自己深爱着的男人绝口不碰这类话题，她也摆脱不了沉重的自厌自恶情绪；何况，焉知“不碰”是否就是对方所暗示的一道鸿沟？
解根柱端起茶碗，品了一口。放下茶碗之际，佯作不经意地瞥了她一眼，问她怎么会进了参谋总部。他知道，那样的大机关可不容易进的。
她简单叙述了一番离家出走的经过。却没有表白其动机就是为了寻找他。然后说在大后方如何无依无靠，眼看囊中渐露羞涩，所幸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投考官方的一所专门学校，有了公费食宿之利。极短时间就毕业了，又鬼使神差地分配到参谋总部。薪水不薄，身着军装的女人在大街上也没人敢欺负，终于安定下来了。
“你呢？当初为什么就那样走了？我还以为你只是说说罢了，哼！”她面露怨艾。顿了片刻，瞅了一下他的军装，“真是追求革命去了吗？”
话出口后，她自己都感觉到了嘲讽的味道。
好在他并没介意，只宽厚地笑了一下。然后伸手到碟子里拈了一小块花生糖送进嘴里，慢慢嚼着，看似在借以考虑如何回答；其实他是在琢磨怎样借她的话题来说另一个问题。
“你猜得没错，确实是‘追求革命去了’！”嚼完了花生糖，边伸手去端茶碗边说：“你觉得这个世道不革命行吗？”
“为什么呀？大家过得好好的，相安无事不好吗？”她甜甜地微笑着瞅他，所诘问的内容却与表情颇不一致。
“你府上有千亩良田，城里有商号，保证了府上全部人口锦衣玉食之余，还有堆满粮食的巨仓，盛满金银的箱笼；我家有五十多亩水田，虽不及府上远甚，温饱也不成问题。像你我这样的家庭在鲁南农村能有几家呢？除了你我这样少数的豪富之家和小康之家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家是在半饥半饱状态；其中还有百分之八十是赤贫，也就是长年累月家无升斗之粮，吃糠咽菜是常事，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者比比皆是！咱们鲁南每年要饿死多少人，你知道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含着温和的微笑。而她却察觉到那微笑的背后有一抹严峻与愤慨。“这样不公平的世道，不推翻行吗？”
她明白他说的是事实。可几千年来不都是这样吗，贫富问题和穷人的吃饭问题从来就没人解决得了。她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才说：
“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不过，你们那么弱小，国府那么强大……你们能成功吗？”
“国府正在帮助我们走向成功之路！”他睿智地一笑。
“啊？……怎么讲？”
“当穷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有人给他们指出了方向——解放区就是他们的方向，他们还会逆来顺受吗？全国四亿五千万穷人将会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你的‘国府’抗得住这样一种天塌一般的重压吗？”他脸上的笑变得冷峻了。“加上现在的所谓接收敌伪物资行动，更把这个私有制社会的弊端推向了极致！”
他所说的情况她也时有所闻；但理论性的归纳，她却懵然不懂，或者并不认同。
有人说，战争年代，必然会引发社会混乱；殊不知在战争结束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当私有制的进程越来越大时，贪污腐败之风将会固执而强烈地影响官场，并在官场形成集体无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空前严重的社会混乱势必接踵而至。日本投降，国府官员和国军将领霎时像睡醒了一般，把注意力全部投放到一个“要害之处”——接收。他们心急火燎地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奔向沦陷区，因为那里是可以迅速发财致富的地方。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银行、金库、工厂、矿山，谁抢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就归谁。这就是那个时候抢先发财致富的概念。所谓“接收先遣队”“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接收委员会”，以及各种名目的军队接收处，就是这样打着铲除敌伪物质基础和为国揽财两面旗号，把大部分东西收入私囊，少部分塞进小集团口袋，更小的一块才上缴中央。各省市也争相效仿，成立了地方性质的“敌伪资财处理局”。大家争先恐后展开了空前的财物抢夺。从重庆返回南京的高官和高级将领，彰明较著地四处掠夺高档小汽车，给各种各样的小洋楼甚至大楼贴上封条。南京城内的公馆洋楼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斗鸡闸一带。这些高档房子按照规模和新旧豪华程度，都贴上了宋美龄、何应钦等各级大官、军队将领的名字。级别低一些的官员一般没资格去抢高档洋楼，只好去抢民房、高级家具和成色次一等的小汽车——给沦陷区某家生意人和企业主扣上“附逆”的帽子十分容易，谁也不可能在八年间没与一个汉奸有过生意上的往还。有的连日伪办公楼内的地毯都扛走了。小车房屋之后，是抢更值钱的“逆产”。所谓逆产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工厂、矿山到古董甚至美女。伪府高官与重庆回来的抗战英雄互换名片之后立刻就成了“同志”，商量商量就把“逆产”拐弯抹角地变为“抗战英雄”们的私产，伪府高官则换得“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而逃脱制裁的承诺。本该属于国家的财产就这样流失了。像这样的国产大流失在二十世纪是第一次，规模之大堪称空前。更要命的是由宋子文、孔祥熙、陈氏兄弟出馊主意而获蒋介石批准的另一“接收”方式：将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即俗称中储劵，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的法币。正常的兑换率以及两币当初在各自流通领域的购买力，应为一比一才合理；而国民政府公布的却是二百比一，亦即用两百元中储券仅能换得一元法币。一时间，从重庆飞至各沦陷区的飞机上，总是有官员携带一箱或数箱法币，用于兑换沦陷区的中储券。拥有大量法币的达官显宦和高级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低廉的小公务员也像中了头彩一样，手里那点从牙缝间省下来的法币竟膨胀了两百倍。仅南京一地，政府官员从兑换中获利就高达五十万两黄金的价值。受打击最致命的要数沦陷区的小老百姓。且不说本无一分一文钞票者，那种突然便从尚可温饱顷刻沦为赤贫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比比皆是。那时民间流传一首儿歌正是百姓心情的写照，歌曰：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以孟淑贤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认同，固不愿党国堕落到如此地步，每闻及此，便本能地希望只是一种讹传或者只是少数现象；对时下铺天盖地的贪污大潮，她总是本能地存着一种鸵鸟心态。当然，她也不愿惹心上人不悦，只委婉地表达了相反的看法。
“你说的这些……在接收过程中出现的瑕疵，我也有所耳闻；但是好像比较空泛，缺乏……具体事实！有没有可能是讹传呢？”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解根柱点了点头，和颜悦色地说。“我来告诉你一件颇具代表性的人和事吧！由于军统在上海借接收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而且危害到不少与汉奸没有丝毫政治关系的私营企业主。雪片般密集的告状函件飞到了蒋介石案头。蒋介石一边申斥戴笠，勒令其彻查此事；一边在心里也明白，那戴笠至多拿几个替罪羊开刀，军统人员大面积贪污行径是不可能彻查的。蒋介石哪里知道，包括戴笠本人，也在这次接收中发了横财。查什么呢？！不得已，为了杜绝再次发生公财入私，蒋介石发布了两道命令。其一是由蒋介石亲自挂帅成立接收监管小组，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任组员；其二是命何应钦派遣陆军赴上海查肃接收中出现的贪腐行为，坚决纠参，挽回国财。何应钦委派抗战期间在河南有‘水旱蝗汤’四大害之誉的汤恩伯前往。一者参与受降，二者查肃接收中的贪腐。”
汤恩伯时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驻节柳州，接到命令后，喜不自胜。由美军用大型运输机二十八架轮番把司令部人员以及卫队团帮汤恩伯运到上海，另有一架舒适的飞机拨给汤恩伯使用。
到上海的当天，汤恩伯就吩咐他的参谋长王光汉去管日本侨民。特别嘱咐一定要认真梳理日军高级军官家眷以及日本企业主财产，其中若有欺占我国人民财产者，则全部“籍没家私”。
王光汉早就听说日军高级军官眷属油水很大，日本在沪企业主八年间挤占我国公私企业的现象更为普遍。便请示汤恩伯，“籍没”的“家私”是否按中央规定归缴行政院驻陆军总部接收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
汤恩伯断然挥手说不，全部充作第三方面军的军需——但不可张扬。
所谓“充作军需”，王光汉明白就是首先要“充实”汤司令官私囊。这对他王光汉个人也是个福音，他也可借机浑水摸鱼，“充实”自己的盆盆钵钵。
第二天，王光汉发现陆军总司令部批转过一份蒋委员长签署的文件，上海日侨管理属于上海市政府的权责范围，就把这份文件呈送汤恩伯阅。
汤恩伯说不必看了，我知道这份文件。我请示过何总司令，他同意由我们来管，不必理睬钱大钧。如果委员长查问，有何总司令担待，我们半点风险也不会有的。
次日，在四川北路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办公室，汤恩伯把几个日军高级将领介绍给王光汉，教他们听从王参谋长指示。说王参谋长为人和善，由他来担任日侨管理处长，你们一定会合作愉快的。你们要成立一个自治会，发扬高度自治精神，自己管理自己；王参谋长不过是间接管理而已。我看第一步工作，你们自治会应该清查一下多年来掠夺的中国资产，全部交给王参谋长领导的管理处，一分一文也不能漏掉。
钱大钧过去做过汤恩伯的上司，又当过两次侍从室主任，现在是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尽管汤恩伯奉命负责京沪地区受降事宜以及肃贪，却没有“接收”之权。钱大钧会给开绿灯吗？王光汉心里有点打鼓。
汤恩伯最初下榻于四川北路他的司令部里。后来王光汉发现日军高级将领谷正之的蒲石路公馆是一座很好的花园小洋楼，又打听得这原是上海一个中国商人的私邸，便教谷正之归还。
谷正之不敢怠慢，赶快表态理当归还，马上归还。只是一时找不到原主人，如之奈何？
王光汉说，那不要紧，你只须搬出去就是了，房子由我们转交给原主人。
后来，王光汉打通关节，把这套花园洋楼的产权转到汤恩伯名下。
汤恩伯住进去没几天，把王光汉叫去。首先称赞他自从主持日侨管理处以来，工作效率很高。现在又有一件事交给他去办。要为美军设立一个将校级军官招待所，地址就在西区。教王光汉把日军将领宅邸的地毯、沙发、餐桌、床等家具检阅一遍，凡档次高的，一律征用，运到美军招待所去；值钱的古董、金玉摆件也要一并搜去。
王光汉照此办理。后来却发现西区那个美军招待所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那里确有一幢占地五亩多、带大花园的大楼，产权已由日侨管理处副处长邹任之给“办理”成了汤恩伯的私产了。
有一天，汤恩伯邀谷正之等二十多名少将以上军衔的“日侨”到他蒲石路公馆吃饭。
席间，王光汉、邹任之向大家敬完酒，宣布一个决定：今后接收对象有一定扩大，要从原定的少将以上扩至少佐以上。叫席间这二十多名战犯回去向少佐以上“日侨”宣布，必须将自己在中国掠夺的财物——主要是存款和金银珠宝，限三日之内上缴日侨管理处。
这些战犯哪里敢不依从呢。不几天，巨额日元存款和无数黄金白银通通送到了王光汉这里。王光汉与邹任之雁过拔毛，刮了不少进入自己腰包；将总数的三分之二“办理”到汤恩伯老婆账户，三分之一交给方面军军需处。
战犯里搜寻并上缴财物最卖力的是谷正之，其功劳王光汉也没有埋没，更没有掠美，一五一十向汤恩伯禀报了。汤恩伯指示一定要切实保护谷正之，设法把他从战犯名单里剔除掉。
汤恩伯慨叹来上海迟了，高档小汽车捞得太少，本欲给少将以上军官每人一辆，也只好作罢。
邹任之诡秘地向他禀报，军统在闸北有一座大仓库，里面存放了上百辆高档小汽车，一半以上是尚未启封的新车，主要从日本文武高官、汉奸以及日本专营小汽车买卖的洋行没收来的。
汤恩伯十分眼红，琢磨了一下，吩咐王光汉去全部弄过来。
王光汉感到为难，踟蹰不敢领命。
邹任之胆大，马上说这个好办，今天之内保证办妥。
邹任之从汤恩伯卫队调来一个连，从工兵营也调来一个连，全部换成新四军的服装、标识，手持美国的汤姆式半自动步枪。夜半时分潜到闸北军统仓库附近。先将守库的军统武装人员控制起来，逼其开门。然后将所有的高档车注入燃料，一溜烟开走了。
事后戴笠得到报告，大发雷霆。说根本不可能是新四军干的。新四军哪里来的美制汤姆枪？再说哪有穿着军服戴着标识招摇过市干这种事的。况且成建制的新四军进入上海不可能在事前毫无迹象。后来终于侦得是汤恩伯所为。苦于没有证据；而且那批车本是该上缴行政院被自己暗中藏匿起来的，万一上边质问截留下来是何用意，自己无法回答。汤恩伯又圣眷正隆，手握重兵，只好忍下了这口恶气。
不久，东京盟军联合法庭宣布谷正之为甲级战犯。对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恶棍，汤恩伯竟有不忍之意；但又抗不过上命，只好叹了一口气，吩咐王光汉通知谷正之来自首，这样或许可以免其一死吧。
日侨自治会负责人土田丰把谷正之带到汤恩伯这里。
汤恩伯软言慰抚了一番。表示一定会为他争取从宽发落。然后也不下令逮捕，竟教土田丰带回去由自治会自行看管，等待军事法庭开庭。
二
面对汤恩伯这种手握重兵和钱大钧这种树大根深的人物对接收物资的巧取豪夺，戴笠除了愤怒之外，深感军统必须强化接收力度，刮第二次地皮也在所不顾；同时也觉得至交梅乐斯建议他向海军发展至为重要。总是当这个捕快式的人物充其量只是三流角色，所以要受汤恩伯、钱大钧这些人的气。梅乐斯说美国海军总部向蒋委员长建议过由戴笠筹备重建海军，美国海军将全力协助。戴笠想，如果自己成了海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也行，汤恩伯哪里敢这样欺负人？钱大钧哪里还敢这样斜眼瞧人？
戴笠拉上中美合作所的美方搭档梅乐斯，在上海杜美路七十号二楼会议室开会。军统在沪全体高级干部出席，共四十余人。宣布成立中美合作所并军统局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近期的任务是接收敌伪海军物资以备筹建海军。接收的活儿干好了，那么筹建海军就有了物质基础。（蒋介石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已决定裁撤军统，便正式同意了由戴笠牵头筹建海军。）
在美军支持下，戴笠对日伪海军物资动手了。先后接管了大场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市内的日本海军警备队、舰队司令部仓库、江湾海军俱乐部，以及汪伪海军的全部设施、装备、房屋、财帛，连日本驻沪海军将佐的私人腰包也不漏掉。
命令毛森专职接收日本宪兵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以及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房屋、财产。
这次以筹建海军为主要方向的接收行动，总负责人邓葆光。按照戴笠的密令，邓葆光在协助行政院驻陆军总部接收委员会查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时，暗中搬走了大量黄金、白银、美钞。以致行政院官员在点验过程中惊叹汪伪中储银行硬通货与外币的储备量竟如此薄弱。
孟淑贤听着解根柱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揭露和谴责党国的贪腐，认为实在有些迂阔，以今天两人的重逢，颇显得言不及义。她希望的是重温旧梦，至少话题应该往两人关系及其命运这个方向靠近才是。不能再让他这么出口千言离题万里了。
“你在共产党那边做什么工作？”本来想问在那边是怎么生活的，借以探察有没有女人，旋又觉得太唐突，话到嘴边就变了。
他明白她想问什么，便避开“做什么工作”（当然不能吐露自己是情报工作者），直接坦陈她希望了解的内容。
“我是临时来重庆，到八路军办事处公干；很快就要回部队去。单身一人，无家室之累，千里万里来去轻松。”
听到这话，她放心了。眼里闪动着喜悦的光波。而这只不过是片刻，立刻又有一团愁云笼罩到脸上。他是不是单身与你何干呢，傻乐什么？即便是他一直牵挂着你孟淑贤，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副残破之身，有何资格去存什么希望啊。
他倒是没去注意她情绪的变化。他的目的和关注点与儿女私情完全无关。当获悉她在那个机关供职之后，他就一门心思在琢磨如何揪住这层关系。能策反她固然好；退而求其次，作为可利用力量也行呀。
“以后我可以到你工作的地方找你吗？或者居住的地方？”
这话又驱散了心里刚出现的自卑与绝望，欣喜之色重新出现了，忙不迭地回答说：
“当然可以呀！不过，不要穿制服。”
“那是当然！”
毛森在上海给戴笠物色的住宅共五处。其中愚园路那套花园洋房最让戴笠满意——不，其实是合胡蝶的意。只要胡蝶喜欢，戴笠就喜欢。毛森明白这个奥妙。他在物色戴笠公馆时，总是开车载着胡蝶去过目。
那时戴笠尚未到上海。胡蝶觉得由自己定夺有点不妥，教毛森暂缓，待戴先生看过之后再拍板。
毛森大包大揽地回答，只要胡小姐觉得好，局座不会有异议的；这个我有数。
果然，戴笠来了后，见胡蝶喜欢愚园路公馆，便高兴地夸奖毛森会办事。
与胡蝶相处之间，一切细节他都十分重视。甚至沏茶都不许女佣染指，因为胡蝶有洁癖；只要他在家，都是由他来给胡蝶沏茶。动手之前他必会反复洗手——而且让她于无意间知道。为什么要强调“无意间”呢？就在于显示并非刻意为之，乃是戴某人的生活习惯本来如此。然后用专门的小勺往茶听里舀茶叶——自然是胡蝶喜欢的龙井。从重庆到上海，就是这样出格的小心与殷勤，长长的岁月，终于征服了美人那颗高傲的芳心。
戴笠到上海的当天，胡蝶就告诉他，已办妥了与潘有声离婚的一应手续，包括登报启事。
其实戴笠早就在重庆看到了报纸；而亲耳听到从她嘴里说出来，有一种喜讯得到权威证实的快乐，如闻天乐，如听纶音，直让他回味了好几天。
胡蝶同意了，待他忙完肃奸，就举行婚礼。
戴笠吹嘘，到时候会请动委员长伉俪。
肃奸迟迟没能大规模展开，原因在各路“接收”诸侯无不需要借助汉奸们协助发掘藏匿的与公开的日伪物资、财产，都将这些民族罪人乔装打扮成党国的地下工作者或者干脆掩藏在自己的冠带袍笏之下。怎奈国内要求惩办汉奸的呼声越来越高，久久没有让民众满意的结果，难免舆论大哗。蒋介石遭受党内外指摘最多；新闻纸也对他含沙射影，暗示包庇汉奸的总后台即是蒋某人。
蒋介石恼羞成怒，严责京沪相关官员必须限时将大小汉奸全部收监。
戴笠是挨蒋介石骂最多的一位。他明白若不将众汉奸尽快收监，自己恐怕会被钱大钧、汤恩伯等人推到前台作替罪羊，到时候校长也不得不将自己当作玩忽职守的典型抛出去。
他决定尽快用行动洗刷自己；而且是以超强的力度先华东、继华北，搞出声势来以正视听。考虑了一个周密计划；为避免疏漏，决定分两步进行。
正好三天之后是中秋节，便借以向沪上汉奸发出了赴宴的请柬。
这还有赖于抗战刚胜利时毛人凤向他献的一计：为了防止汉奸逃逸，他命军统的先遣人员向中等以上的汉奸发出通知，称凡在日军占领期间未做什么太大坏事，从现在起效忠党国，协助党国严防异党渗透的人，即视为党国朋友；至于以往，可算作误入歧途，一律不咎既往。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自认为没做过什么坏事，自我感觉良好。一个个争相表现，积极响应号召，坚守阵地，拒绝“异党”染指，等待党国来接收。有不少人甚至奢望党国回来后自己能重新得到重用。一个个对自己的前途非常乐观，连一部分胆小而早早躲避起来的汉奸也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现在接到了戴笠的中秋请柬，都以为无他，先先后后来到杜美路七十号花园洋房。也有特别谨小慎微的汉奸认为宴无好宴，反而躲到城外乡下去了。
这天，大门外马路上，各色高档小轿车摆放了二十几丈远，简直就像个卖汽车的市场。
戴笠从外面来到这里。他的副官看到这阵仗，悄声嘀咕这些车子至少有九成新呀。
戴笠听见了，嘴角上掠过一缕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大概在窃喜，还是彻底肃奸好呀，又可以收罗一批好车子了。
在大客厅高坐的汉奸济济满堂，一个个都为八年后又能在体面的场所作客而踌躇满志，弹冠相庆。较著名的人物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长缪斌，伪浙江省长丁默邨，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伪特工总部高级干部陈恭澍、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鹏。
戴笠款款步入屋子，满面春风，向大家拱手贺节。落座之后，与周围坐的几个大汉奸寒暄一番，互道别来八年渴念之忱。
毛森笑盈盈站起来宣布，请蒋委员长的代表戴雨农先生致中秋贺词。
戴笠在一片掌声中站起来。他没用讲稿，随口就说开了。
“朋友们，同志们，今天是民国三十四年的中秋节，也是抗战胜利以后的第一个传统节日。此时此刻与各位在一起共度佳节，很有意义呀。由于种种不可抗的客观原因，也有的完全是一种阴差阳错，大家不幸出任了伪职，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不过只要今后能立功赎罪，积极协助政府防范异党渗透，政府会宽大为怀，不咎既往，而且对诸位还会有所借重。随着抗战的胜利结束，我们的头号敌人不再是日本，而是奸党、异党。何谓奸党、异党，我现在不便明说，但是诸位应该是懂得的。除了这个头号敌人，其他任何人，只要不与我们为敌，都可以团结在一起，共图大事。委员长几次嘱咐我和何总司令、钱市长、汤司令官，解决附逆人员问题，必须坚持政治重于法律的原则！”
戴笠口沫横飞之间，下面举座欢喜雀跃，弹冠相庆；“贺词”刚刚说完最后一个字，下面立刻掌声雷动，欢呼蒋委员长万岁甚至戴先生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个庆幸自己不仅逃脱了惩罚，还将得到“借重”，怎不欣喜若狂呢。
众汉奸回去后口口相传中秋节“盛况”。那些躲起来的汉奸都跺脚后悔自己怎么那么缺乏胆略，失去了靠近国府的那样一个好机会。求大家下次一定提携，别忘了叫上他。
所谓“下次”，其实没有几天。
戴笠将别动队开赴市区，把守在相关地段；并邀请警备司令部的宪兵，封锁了上海的全部出入口，只许进不许出。
部署完成后，便要采取行动了。
胡蝶颇有兴趣，表示希望瞧瞧戴笠怎样摆弄那些汉奸，问可不可以容她旁观。
戴笠说，那还用问吗，您的话就是圣旨呀，我当然谨慎不悖。您想要怎么摆弄他们，我照办不误。
胡蝶笑道，雨农又开玩笑了，国家大事，小女子哪能置喙；我只是好奇，想要看看热闹而已。
戴笠想了想说，这样吧，干脆就在我们这公馆里进行，也免得您动步。到时候您只须舒舒服服坐在楼上过厅，俯身就可以看得见大厅里的一切，如何？
戴笠又发出了请柬，邀汉奸们“枉驾愚园路寒舍小叙”“洁酌候光”云云。
汉奸们兴高采烈地再次赴宴。上次躲起来，事后惋惜不已的那批胆小的家伙，这次没收到请柬，也挤了来“闯酌候光”。见面之后，互相打着哈哈慨叹戴先生太客气了，礼数真是周到之至。
人数到齐之后，忽闻大批军警拥进院子，将小洋楼包围起来。大家先是愕然，继而惊慌失措起来。
毛森上楼向戴笠禀报，全部到齐了。
戴笠亲手把椅子摆放到楼上过厅能毫不费力俯视楼下客厅的位置，安顿好胡蝶，这才款步下楼。
他依然是笑容可掬，依然是客气有加礼数周到。“先生们，朋友们”之类的套话之后，装模作样地长叹一声，万分抱歉地说：
“最近的舆论越来越不利于诸位，诸位每天看报想必也不会不知道吧。委员长也感到压力很大呀！不得已，只好做出一些必要的姿态堵住朝野那些黑嘴乌鸦的嘴。怎么办呢？哎呀，只好请诸位暂时不要回府，我们已经为诸位安排了最舒适的住所。待风声过了以后，再请诸位回府。那时候政府还是要借重各位的！”
说罢向毛森略扬了扬下颌，然后转身拂袖而退。
在毛森指挥下，军统别动队将这伙巨奸共一百零五人押解了出去。
接下来的两三天，毛森与军统另一些头目程一鸣、刘方雄、卞宁言等人，分头将二线、三线汉奸陆续缉捕归案。全部关进原汪伪特工总部大牢。不料竟人满为患，只好在南京另设一个看守所，分流一部分过去。
就戴笠本意而言，他是没有兴趣捉拿法办那些汉奸的。首先，那些人与他戴笠本人并无过节，更谈不上仇怨；二者这批人在江南、华南、华北长期与共军及其地下人员较量多年，不无心得，颇有经验，属于技术层面的可用之人；三者自从军统回到京沪以来，这批人积极配合，侍候甚殷，协助接收，防杜奸匪，使军统资产成千倍增长，私人收益更不待言。
但凡能保护者他还是尽心尽力给予了保护。只要不属于中央督令拿办者，同时对军统或戴某人个人来日注定将会发挥大作用者，那他就会千方百计予以保护。而麾下大小特务却不善于体谅他的苦心，总想抓得越多越好。因为抓一个汉奸就可以查抄一户住宅，金银美钞除了上缴的部分，多多少少总可以捋一些入私人腰包。于是一个个不顾戴老板的红线、底线而处心积虑“开源”“捉奸”。
毛森将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新新公司经理李泽抓起来，查封所有财产。此二人早在抗战前期就已附敌，恶贯满盈，毛森大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料戴笠闻讯大为恼火。把毛森大骂了一顿，勒令退还查抄的全部财产，分文不许匿留。命邓葆光护送周作民、李泽回家。戴笠事后还分别登门向这两人道歉。
三
军统上层干部文强，经历颇富传奇与戏剧色彩，此人的性格与做派是国民党内大多数官僚的缩影：由于精明强干，他受到胡宗南甚至蒋经国器重；由于炉火纯青的两面三刀伎俩，尽管以军统干部之身越级向上攀附，也丝毫没引起戴笠、毛人凤的疑忌；也由于丰富的想象力，居然能把林彪总部作战科副科长成功策反，致林彪倒吸了一口凉气而三天不吃不喝。其方法很传统也很老套——美人计。这个在后文会略述个中委曲。
文强抗战后期担任军统局北方办事处主任，统管北方几省的区站。他本人在口述回忆录里说是“北方局”，乃是在名称上的夸大之词，与其一生改不掉的吹牛皮性格一脉相承。说起此公吹牛皮的习性，那真是“附体”终生了。直到后来进了解放军战犯管理所，他都继续在吹嘘，说毛主席是他的表哥（尽管确实是沾亲带故）。抗战胜利后，熊式辉通过侍从室调他出任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实际上是主持情报工作。他对熊表示极愿追随左右；但既然端了军统的碗，那就须向戴笠请示了才敢回答。其实他早就攀附上了胡宗南，主要是征求胡宗南的意见。当年在军统内他早已得到了少将衔，自以为凭本领应继续上升，无奈这在军统局系统是不可能的。因为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戴笠才是少将，麾下干部不可能超越其军阶。戴笠在抗战结束时也才蒙蒋介石恩典，给了个“加中将衔”的名义。何谓“加”？也就是“权充”之谓，虚衔而已，实际军衔及薪金待遇依旧只是原来的少将。连戴笠都在希望加入海军以改善自己的军阶现状，以文强的精明，不可能思不及此。所以他早就在做脱离军统的打算并付诸行动了。如何迈出第一步而又不让戴笠反感，他当初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结果瞅准了胡宗南。胡宗南野心很大，控制了西北不满足，还把触须伸向了华北。这就需要有人替他掌握华北的军事情报，便请其至交戴笠帮忙安排人选。文强乘机毛遂自荐，向戴笠表示可以在不影响军统本分工作外，替胡长官也做点事。就这样，文强成了胡宗南的半个部下。果然有了收益。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在自己司令部编制内报了一批中将衔将领名额，把文强夹在其间。这年文强四十岁，顺利叙中将衔。
文强要去东北，说服胡宗南支持他，暗示这是胡宗南把触须伸向熊式辉辖区的机会。
胡宗南大喜，鼓励他放心前去，戴笠那里由老胡去解释。
戴笠也顺势让文强以站长身份重建残破的军统东北站。
胡宗南问文强，你去东北以后，我们怎么联系？
文强沉吟一下，说胡长官可不可以用个化名？以塞熊式辉耳目。
胡宗南说，那是自然。这样吧，就用陈继生这个名字，如何？
文强说，好的。
胡宗南又说，你我之间专用的密码，一会儿我叫下面抓紧编制。以后你要随时把掌握到的华北、东北方面的情况向我报告。
文强说，那是当然。另外，如果有整理上报给军统局本部的文件，我也照原样给胡长官复制一份呈上。
胡宗南赞扬道，很好，你考虑得很周到嘛。以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自然有你一份功劳。我告诉你吧，我当这个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相当于西安行辕主任。不能让李宗仁在华北坐大，我马上要派三个军到华北去，校长已经同意了；就只东北暂时去不了部队，熊式辉、杜聿明在那里挡我们的道。不过以后会逐步往那里发展的，你这次去了就是未雨绸缪之举。
文强到了北平，适逢戴笠在那里肃奸与反贪。两人见了一面。
戴笠感叹时局变化真大，不断摇头。旋又说，校长最近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把前线将领骂了个遍。也难怪他老人家生气，上党战役阎锡山损失了三万多人；苏北也被粟裕搅成了一锅粥，国军损失了差不多四万人马；杜聿明打进了山海关，倒是把共军打得抱头鼠窜。可追击到巨流河又只好退回来。前面有苏军挡着，不让追呀。娘希匹，老毛子真可恶；这两天刘伯承又在平汉路打响了，国军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校长说，形势这么严峻，各部队要严禁妄谈和平，不论重庆的谈判桌上唱什么调门，戡乱一刻也不可停。
最后戴笠吩咐文强，你去东北要做出成绩，给杜光亭以有力支持。下一步看来会夺取四平市，你要及早关注四平共军的情况。
文强请他放心，去东北后一定抓紧部署四平的情报工作，以及重建军统在那里的机构。
文强到了长春，当天就去向熊式辉报到。
东北行辕迁到了原“满洲煤炭株式会社”大楼。当地人习惯简称为满炭大楼。文强在这里听罢熊式辉训示，办完了该办的手续，没稍停留，告辞出来，马上就去拜会蒋经国。
蒋经国在东北的临时职务是外交特派员，专事办理与苏军的交涉。
外交特派员公署人数不多，设在伪长春市长官邸。内部装修豪华；家具、各种陈设保存完好；餐厅气派颇大，宽敞讲究。洋楼下是大花园，花草经佑得一丝不苟。东西两厢房有西式和日式两种房间，作为蒋经国会客、宴客、办公之用。门卫由苏军士兵担任；一辆由苏军士兵充当驾驶员的吉普车供蒋经国使用。
蒋经国对于从苏军手里成功接收东北并不乐观，说是看来只有待苏军撤离后通过大打来解决了。目前与苏军的交涉，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蒋经国勉励文强做好情报工作，以后配合杜聿明的军事行动。
文强后来才知道，蒋经国当初到长春后，首次与马利诺夫斯基谈判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原则，商谈苏军撤军事宜。蒋经国请苏方明确撤军日期；在苏军未撤离的地区，要求苏军协助国民政府官员先行接收东北几个大城市的行政权。
马利诺夫斯基表示，后者没有问题；前者碍难明确。因为何时开始撤军须等待斯大林大元帅的命令。不过请放心，苏军自当履行义务，一点问题也不会有。以后撤军的程序除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之外，将自南向北逐步撤出；另外，目前东北的铁路、交通、电力、工矿企业属军事管制，在苏军未撤前不能移交。
蒋介石收到蒋经国的报告后，考虑既然苏方同意先协助中方行政官员完成主权接收，那么就迅速将东北九省三市的官员派往东北吧。行政官员的和平接管只是一步棋，更主要的是杜聿明已经入山海关的部队必须做好武力收复准备，苏军每撤离一段，国军应及时填驻。若遭遇共军阻击，只要苏军不在场，则应坚决歼灭。
熊式辉得到伪满人员报告，共军进入东北以后，与盘踞北满的周保中抗联合流，在苏军掩护下，大规模在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建立赤色政权，实施土地改革，邀买泥腿子民心。农民鼠目寸光，好利无义，得到了土地无不拥护共匪，成为匪区政权的主要支柱。东北大部分农村就这样开始在深度赤化。他商诸蒋经国，主张派遣官员去苏军尚未撤离的大城市宣慰民众，争取民众认同中央，勿为匪类异端所迷惑。
蒋经国向苏军当局提出请苏军护送国府官员先进入吉林、哈尔滨、沈阳代蒋委员长发布《告东北同胞书》。
蒋经国真实的目的除了“宣慰”，还有就是拉拢伪满时代的大商人、大地主、伪官僚，了解各地赤化的程度，问计于这些人，以便回来研究对策。
苏军不得不敷衍蒋经国面子，派了几名联络军官陪同宣慰官员莫德惠等十余人去距长春不远的吉林市跑了一趟。不料次日几名苏军联络官就不见了踪影。那一带到处是周保中部队，关内来的共军也不少；更要命的是那些进城追捕逃亡土劣（不法地主）的泥腿子。这些人对莫德惠等人多次盘诘，差点没把他们当逃亡的汉奸地主给抓了起来。安全堪虞，他们赶紧逃回长春。从此不敢轻易离开行辕周边。
说到行辕，熊式辉还被苏军方面不轻不重地申斥了一通。
他到东北之初，怕惹恼苏军，不敢在满炭大楼外挂牌。后来见苏军当局十分友好，还派来红旗歌舞团对他们进行慰问演出，平时也宴会不断，便放了心。逐渐将东北行辕的吊牌亮了出来。挂这块牌子十分重要，可以借此向长春乃至东北民众宣示国府派驻机构在这里的公开存在。
不料苏军立即派一名参谋到外交特派员公署抗议。称早已知照过中方，在苏军占领期间，除行政官员可以来接管地方政权外，不允许任何军事机关进驻。要求立即撤去军事委员会行辕的牌子。
蒋经国无奈，只好把这个意思转达熊式辉。
熊式辉大为愤慨，也对蒋经国的胆小嗤之以鼻，遂直接与苏军当局对话，指摘对方故意刁难。行辕并非单纯的军事机关，而是兼管地方政务及经济事务，代表国民政府的大区机构。
而苏军驻长春前进指挥部的司令员伏斯德诺霍夫大将并不接受这个观点，质问熊式辉“行辕”这个称谓前面的限制词“军事委员会”是不是军事机关范畴？说除非有莫斯科的具体指令，否则只好认定这就是个军事机关。以后若被什么人武装摧毁，苏军概不负责。
熊式辉无奈，只好卸下了这块招牌。
他由此更进一步认识到苏联方面对国府军政人员的“欢迎”全是假的，而遏制才是不遗余力的；相反，对共匪武装力量的扶持事实上也半公开化了。与蒋经国商量后，决定一起回重庆汇报，请示对策。
蒋介石听取了蒋经国、熊式辉的汇报，琢磨了一天。又召来白崇禧、张治中、林蔚等人一起研究。最后认为问题的要害是共匪军队在苏军掩护下，正在迅速渗透东北；并且必然已暗中全盘接受了苏军缴获的日本军火以疯狂扩军，企图逐步侵吞东北全境。这个才是必须严重关注的，其他都不过是枝节问题。如果国民政府对苏军不要求全责备，暂且委曲求全，尽量争取其一定程度的中立，那就有希望早日接收东北各大城市，建立政府。诚能如是，就占据了有利条件，可以就地组织保安团队、武装警察，可以一定程度遏制匪势蔓延。加上国军大部队陆续出关，苏军全部撤离后即可放手用兵，东北局势是可以控驭的。
他做了两项决定。首先是继续抽调精锐部队出关，交杜聿明统率；再者指示外交部，将苏军逾期不撤离东北，以战利品名义把沈、长两市工业设备及大量物资运送到佳木斯、满洲里，秘密移交给周保中共产党抗联部队看管，掩护华北、山东共军渗透东北并扩充兵力，百般阻挠国民政府接管沈、长、吉、哈等大城市政权等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致送美国政府，要求盟国施加压力，敦促苏联切实履行莫斯科四大国外长决议，保证中国合法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熊式辉、蒋经国飞回长春。
东北九省三市的主要行政官员也陆续飞到长春，等待熊式辉安排赴各任所履新。“但是，苏联方面此时忽然生出种种借口，或强调交通不便，近期没法前去；或说地方秩序不安宁，苏方不能保障中国官员的安全。而且扬言，苏军不能干涉中国内政。”[35]言外之意是协助国民政府也属干涉内政之列。经过十多天反复交涉，接收之事仍然无法落实。于是满炭大楼内反苏言论蜂起；党国大员们认为苏军不肯如期撤离，又不愿协助国府行政官员履新，都是为了掩护共匪武装力量壮大，其最终目的是由共产党接管东北。抱怨委员长不该轻信苏联的承诺。
忽然有一天，大批手持日式步枪的中国面孔军人包围了满炭大楼。楼内大官们惊惶不已，猜测定是被苏军武装起来的土八路。
外交特派员公署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大门内院子里草坪上忽然开来一个连的军队。他们身穿簇新的黑色制服，没有佩戴任何符号。从他们的中国面孔可猜出是土八路。这些人在草坪上把枪架成三角形，枪尖上系着红色小三角旗。然后静静地安坐在草坪上，纪律倒是很好的。
大楼内的官员大着胆子上前“请问”他们是哪里来的。
对方只笑一笑，不回答。
再问他们来干什么？
答称是来保护你们。
官员们感到情况不妙，赶紧去寻找每天在公署办公的苏军联络官，不料杳如黄鹤。
第一科科长许培尧就在苏军联络官办公室用电话与苏军当局联系，询问联络官为什么撤了？并诉说特派员公署遭不明来历的武装分子包围，要求苏军立刻前来解救。
苏方佯作不知。满口答应派人来调查。
不到三十分钟，土八路整整齐齐列队，从容撤走了。
满炭大楼打电话来说他们那里的土八路也撤走了。
一名苏军少校带了几名士兵乘车来到特派员公署，再三解释他们不知道这事。最后煞有介事地告诫这些中国官员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长春的国民党大小官员无不惊惶失措，人人自危，都认为苏军靠不住。
大家将这一系列情况发电给再次偕同熊式辉去重庆的蒋经国。
蒋经国回电教他们“做好准备，退到北平”。
重庆派了大批飞机，以北平为基地，分批到长春接人。将住在满炭大楼行辕内的九省三市行政长官及其随员，以及外交特派员公署全体人员，在一天之内接走。用这个行动向国际社会控诉苏联的背信弃义行为。只留下副参谋长董彦平率部分工作人员、文强及其督察处人员看守行辕摊子，与苏军保持联络。
蒋介石的意图是“欲进故退”。
他终于意识到在苏军占领下，无论怎样交涉，对方都会横生枝节，不会真正遵守条约。应该把谈判升级，联合英美向苏联施压，谋求总体解决。
英美也意识到东北局势严峻，强烈要求苏联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讨论中国危机。
苏联基于全球战略考虑，只好同意在莫斯科召开苏美英外长会议。
蒋经国与美国特使贝尔利一起赴莫斯科，要求苏联信守条约所规定的“以国民政府为唯一对象”，“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完全主权与领土完整”。
不料这却惹恼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当场严厉指责贝尔利贼喊捉贼，说美国不顾二战以来同盟国多项协定，在南朝鲜组织日伪人员破坏民主选举，将一批完全没有民众基础的大地主代表人物从朝鲜以外强行运入；并武装附日的朝奸部队，企图强奸民意，扶植亲美政权，在西德更干得离谱，居然留用大批纳粹军官，组建反苏军队。
贝尔利瞠目以对，觉得这简直是言不及义，明明是讨论中国问题，怎么扯到别的区域去了？
毕竟刚刚闭幕的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专门针对中国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对苏联在中国东北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使其不便再无所顾忌地支持中共——这是美英两国承诺不卷入中国内战的代价。又经蒋经国反复劝解，终于谈到了正题，终于达成了谅解。
双方规定，苏军撤退完成的最后期限为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此前苏军不应阻挠国军空运到长春、沈阳两地。
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终于又可以在长春恢复办公了。
而外交特派员公署原来办公的房屋却在短时间内被当地居民拆卸得完全不能住了。因为长春气候越来越冷，市民无煤取暖，这在东北是要冻死人的。所有日本人聚居区的空房子纷纷被当地居民强行拆去门窗、板壁、地板、屋顶甚至“榻榻米”，凡可作为燃料的部位都被拆卸一空。公署留守人员只好征得苏军当局同意，把伪满交通大臣谷次亨（日本人）的公馆作为特派员公署以及居住地。当时谷次亨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去了，其家眷仍居住在里面，又有苏军驻守，所以一切设备都完好无损。
蒋经国这次在莫斯科谈判成功，率领他的工作班子由重庆飞返长春时，在机场接他的是杜聿明。
杜聿明亲自驾驶一辆福特轿车提前在机场等候了一个多小时。
此前蒋经国在东北期间，总是冷淡熊式辉，亲近杜聿明。这里面当然有着人格上的认同与赏识，更多的是出于情感羁縻与政治上的结纳。小蒋从父亲那里完整地继承了帝王术的衣钵，明白邀结朝野有为之士对自己将来接班掌权十分重要。在他看来，杜聿明年轻有为，乃王佐之才；而熊式辉则颟顸腐败，胸中全无一策。
杜聿明当然欢迎太子的垂顾。但他也是个聪明人，知道熊式辉不是自己可以得罪的。熊不仅资历属于长辈，而且背后有政学系支持，所以对熊也小心伺候。当然，像亲自驾车去机场迎候的对象，则只会是小蒋而不会是熊式辉。
当专机停稳，那个微胖的身躯和宽皮大脸出现在机舱门口时，全身戎装的杜聿明已跑拢飞机近旁了。首先赶紧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才握住那只绵软肥厚的手，同时用恳切的语气说：
“特派员辛苦了！”
“光亭兄，谢谢您来接我呀！”
“应该的，特派员不必客气！”
一径到了特派员公署。
下车后，杜聿明要告辞回寓所去，称改日再来拜望。
蒋经国一把拉住他，“光亭兄别走！我这次从重庆带来了不少可以饱口福的东西，另外还有几箱从苏联带回来的法国葡萄酒、白兰地；我的厨子是给张作霖后厨主过厨的，擅长中西大菜。就在这里吃晚饭吧。”
“应该由聿明给特派员接风洗尘，”杜聿明笑道，“怎么反倒叨扰特派员呢？”
“你我至交，不讲那些俗套！”蒋经国说，“正欲与光亭兄畅谈，何谈叨扰呀！”
旋说就拉着杜聿明进了大门。
里面的客厅早已安排齐楚，壁炉里的柴火烧得旺旺的，整个屋子温暖如春。
蒋经国对大家说诸位请宽章吧，然后率先除去水獭皮大衣，交给侍从副官。
人们也纷纷效法。脱去的大衣有毛呢也有棉质的，屋子里一时颇有举袂成云之势。
落座不一会儿，龙井就沏好送上来了。
蒋经国指了指杯子，示意杜聿明用茶。旋即吩咐副官，叫厨子迅速操持一桌小席面，菜品不必多，精致即可；来不及的话，开几种罐头加工一下吧。
随蒋经国回来的除了外交特派员公署几位主要成员，还有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这些人全被留在这里品茶。大家端着龙井杯子，等候着可口的便宴；这几天时局也似乎露出了曙光，蒋经国和大家一样，心情都不差。只杜聿明眉宇间隐然有忧色，显然心里并不太乐观。
蒋经国与苏联方面商定，国军可以先行空运一个陆军师到长春，担任保卫国民政府在长春各机关的任务。苏军同意在机场设施上给予便利；一俟苏军撤离，国军即可接管长春城防和机场。
蒋经国一行返回长春之前，收到蒋经国电报的杜聿明就命令九十四军五师师长李则芬来长春考察空运事宜。
考察的结果，李则芬认为不可。把一个师孤悬在长春，与后方锦州相距太远，一旦苏军撤走，就会四面受敌；而长春地处松辽平原，无险可守，以一个师的兵力，面对周围雨后春笋般滋生的土共，很难对付。李师长请求杜聿明向蒋特派员转达这个顾虑。
杜聿明觉得言之有理，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熊式辉也率领他的行辕返回长春。东北九省三市候任官员同机前来。熊式辉还带来了一个排宪兵作行辕警卫。
在苏联军官陪同下，长春、沈阳、哈尔滨三市以及南部几个省的官员正式进入他们的任所，宣布完成接收。
但是，没有军队做靠山的政府形同纸糊的鬼屋，一碰就破。不少地方的土共已经逐渐成了气候；农村的土地改革搞得轰轰烈烈，共产党争取最大多数人民的工作做得十分有成效。国民党的省市政府政令出不了大门；还常常遭到成千上万泥腿子包围机关，高呼“国民党滚回去”的口号。他们完全陷入孤立境地。
后来，苏军甚至与共军达成默契：苏军前脚撤离长春，共军后脚就开进城去。并将国民党全部人员押去机场，撵走了。
再后来，随着苏军向北满方向撤退，失去了保护的各省市国民党政府官员只好纷纷逃走了。
至于大连、旅顺，苏军宣称是军事禁区，拒绝国民党任何官员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