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应钦、白崇禧进了蒋介石办公室，敬了军礼，恭敬地微笑着站在那里。
当他们摘军帽的时候，蒋介石站了起来。边称呼两人的表字边绕出办公桌圈定的那一块地段，用踱步的随意与速度向他们走过去。
白崇禧身材颀长，约莫一米八上下；长方脸，白钢框架的眼镜后面是貌似坦率然而细一打量却深不可测的眼睛；挺直的鼻梁下端，是厚实的嘴唇。当其闭合之际你会感到他的神情有一种让人颤栗的东西。那就是即使在发自内心的笑容出现时，人们也会在那笑容里看到不可一世的霸气。正是这种东西让蒋介石始终对他及其背后的实力充满警惕和忧虑。可惜的是抗战八年使他的头发掉落很多，前额以上直达头顶已然光秃秃的了。岁月不饶人，毕竟是五十二岁的人了。
当然，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何应钦比他年长四岁，却依旧满头乌发。漂亮的大背头映衬之下，让人觉得比白崇禧还年轻几岁；脸型，就是那种俗话说的国字脸；金丝眼镜后面是永远都温和亲切的眼睛，难怪当年的黄埔学生都称他为何婆婆；别的没什么特征，鼻正口方而已；至于个子，比白崇禧要矮半个脑袋吧。
蒋介石和他们握了手。伸手指了指靠墙的沙发，把他们往那里请。
那两人识趣地分别走向两张单人沙发，相对而坐；把中间那张长沙发留给了蒋介石。他们都知道蒋介石腰部、背部在当年西安事变时受过伤，长沙发宽敞，便于身体挪动，要舒适一些。
副官送进来两杯龙井茶，恭敬地送到两个客人面前；然后又一次把蒋介石的白开水从办公桌上移送到蒋介石面前。自从多年前他和夫人向全国倡导新生活运动，大兴节俭之风，蒋介石就完全告别了钟爱的龙井与碧螺春，人前人后都只喝白开水。尽管随着时势的推移，证明这样做毫无意义也毫无作用，唯“徒增笑耳”，但他依然坚持如是，可见其性格中顽石般固执的成分。
还来不及谈正事，俞济时就打电话报告陈布雷、林蔚来了。
蒋介石吩咐有请。放下电话就对何应钦、白崇禧解释道：
“布雷与蔚文[18]同为一件事，签个字就完，耽误不了我们。”
陈布雷是侍从室二处主任，林蔚是军政部次长。这两人是为对日受降的代表名单来找蒋介石签字的；陈布雷则有另一件事向蒋介石报告，在美国开会的邵毓麟今晨回来了，等候委员长传见。
各个战场的受降代表原则上都是由该地区中国方面主要指挥官担任。蒋介石接过他们为军委会草拟的这份名单，边看边默默点头。当看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不声不响提笔画去了。
陈布雷与林蔚面面相觑。
后来是陈布雷开了腔。“委员长，如果这份名单上一个中共将领的名字也没有，我担心不好向国内外交代——特别是苏联方面！”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说：“不要紧，就这样吧！这个是……让朱德原地待命好了！”
白崇禧倒是很赞成蒋介石这种坚决“限共”的做派，马上附和道：
“美国方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们政府中少数平衡主义分子左右不了杜鲁门；至于苏联，王世杰[19]不是刚与他们签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吗？”说到这里，白崇禧微微冷笑。“哼，墨迹未干，难道他们会公然毁约——公开为共产党张目不成？”
蒋介石极为希望苏方恪守条约义务，所以总是把事情往有利的方面想；也没有听出白崇禧话里的讽刺味道。马上就点头说：
“是的，健生说得对，毁约不至于，不至于！”
辞别蒋介石出来，陈布雷忧心忡忡地叹道：“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恐怕未必会有利于政府吧？”
林蔚与陈布雷看法一致。但他胆小，不敢对蒋介石说长道短，只摇头叹气而已。
陈布雷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全部担心。他是个熟知中国历史的人，认为古今政治家能成事者，谋略与强硬手段固不可少，而道义与信用亦不可违。道义即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他担心现实情况的种种不公道，会把中国引入全面内战。这不仅叫作不平则鸣，而且叫作不公则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不许共军接受日伪投降；而那些在抗战中降日的汉奸居然被列入了受降的国府与国军的代表名单。例如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成了上海先遣总队总指挥，伪海军部长任援道成了南京先遣军总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成了华北先遣军总司令。几十万伪军像变戏法般摇身一变成为国军；那些昨天还追随日军屠杀抗战军民的伪军官们，一夜之间更换了制服成了国军的师长、军长。更奇怪的是，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日军，除了被共军缴械者外，近三十万日军接到了何应钦的命令展开了“收复失地”之战。何应钦命令道：“如果各地为共匪所占，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回。”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完全肯定了蒋介石的这种策略。他说：
“这种利用日本军队打击共产党的办法，是（美国）国防部与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杜鲁门解释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由于共军（在以往的对日作战中）占据了铁路中段，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以等待遣返，那么整个中国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日军来作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军运送到各地，并将海军运送去保卫海港为止。”
美国政府动用了十多亿美元将国军运送到华北、华中以及东北地区。美军甚至直接抢占了中国北方的交通要地，使之有利于国军抢夺共军地盘。一个来华参与运兵的下级军官巴赫后来说：“我们应该有勇气说真话，我们正在帮助国民党开展反共战争。这中间甚至包含了肮脏的政治交易，例如利用日军协助剿共，以此作为对日军战犯免于起诉的条件。”
对日军受降的指导精神，就是在杜鲁门与蒋介石完全一致的战略思考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十天前，何应钦到湖南省的芷江按照这个精神做了一系列安排。这项工作有一位重要参与者名叫邵毓麟。
邵毓麟是继高宗武之后蒋介石身边的又一位“日本通”。职务是侍从室二处第六组副组长，专门研判日本情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智囊。他一九四四年末奉派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年会，讨论战后如何处置日本；这次奉蒋介石之命紧急回国，系有重要使命——即参与对日受降的谋划与实施。
蒋介石召见了他。面授机宜之后，教他去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报到，一切听何总司令指挥。
何应钦告诉他，受降必须尽快举行；至于接收，军统、中统只是因其行动快捷的工作特点，委员长命他们先期去对敌伪物资予以封存，具体接收尚需军队实施。因此，陆军总部已在湖南芷江成立了前进指挥部。陆总副参谋长冷欣兼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已在芷江坐镇。何应钦当场给了邵毓麟少将参议名衔，以便代表陆总与委员长向冈村宁次宣布中国方面的政策以及相关命令。
次日何应钦就率领邵毓麟等一干人乘军用飞机到湖南芷江。
除了冷欣，陆总参谋长萧毅肃也在芷江。
邵毓麟向几位长官建议，为了应对日军降官的接待工作以及前往南京的受降诸事，必须迅速征调一些曾留学日本的中国军官来指挥部服务。
何应钦深以为然。立即从军令部、参谋总部以及各集团军司令部选调来二三十名熟谙日语的将校军官。在芷江对这批军官做短期的联络与礼仪训练，以保受降过程顺畅，不致发生意外。
因为当时日军在南京城内外共七万官兵，而中国能在受降仪式举行时空运到南京的只有廖耀湘新六军的一个连。七万官兵向一个连的兵力投降，这简直是旷古奇事。为了防止发生骚乱，首先必须做好日本派遣军总部以及属下各师团、各兵种、各部门的头头脑脑的联络安抚工作，确保其万无一失才行。有了这二三十名在语言上、联络交际方面都称职的军官，一切就当顺利多了。
邵毓麟的这项未雨绸缪之议，颇得何应钦赞赏。
邵毓麟在芷江协助培训这批新选调来的军官期间，大约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那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乘飞机来芷江接洽投降事宜。此人是个中国通，曾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参与过汪精卫脱离重庆的阴谋活动；与高宗武、梅思平进行过臭名昭著的“重光堂密谈”。这次冈村宁次派他赴芷江，就因为他熟稔中国情况，又是会谈高手。
他在芷江受到了冷欣中将的接见。
次日原机返回南京复命。
八月二十七日，冷欣率少数军官以及邵毓麟飞往南京。部署接管南京以及洽谈受降事宜。
当天，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
今井武夫以及日本驻汪伪政权的“大使”谷正之、“公使”堀内干城早早就等候在机场了。这两个日本“使节”都是战前邵毓麟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供职时的旧相识，所以交流起来很容易。
今井武夫邀请邵毓麟同乘一辆车，看样子想谈一点什么“体己”。
他们的汽车跟在冷欣单独乘坐的三菱轿车后面。驶出机场没多远，今井武夫向邵毓麟略侧过头轻声咳了一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邵毓麟目不旁瞬，问道：“今井先生有什么指教吗？”
今井客气道：“岂敢，岂敢。”
旋又轻咳一声，把头靠得近了些，用低得只他们两人才听得清的声音告诉对方，冈村司令官情绪极度悲观，随时有切腹自杀之虞。
邵毓麟不由得大吃一惊，半晌开腔不得。他明白，如果冈村自杀，在华的一百万日军便会有不稳之势，甚至发生哗变。那可不得了！但他明白自己乃天朝官吏，不可在降将面前失态。镇定了一下情绪，装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说：
“当前不是谈自杀的时候，应该谈的是贵我双方各自的责任。请转告冈村大将，我将尽快向他传达蒋委员长的善意，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请他不必有什么担心！”
“是的，是的；明白，明白！”
日军当局设宴为冷欣一行洗尘。宴会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主持，今井武夫以及谷正之、堀内干城作陪。
散席后邵毓麟立即向冷欣请示，鉴于冈村宁次情绪极度不稳，可否请主任尽快找他一谈？
冷欣觉得十分必要。沉吟片刻又说，此刻暂时还用不着他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出马，邵先生去就可以了。
于是，邵毓麟在今井武夫陪同下去中央路龙公馆看望冈村宁次。
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南京笼罩在雨前的闷热中。
冈村公馆外半径二十公尺内布满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如此戒备森严，据说是害怕遭受南京市民的报复。紧张的气氛使闷热的气温更为让人难耐。
邵毓麟身着毛呢军服，金色一星的少将领章熠熠生辉。在一名日军少佐副官导引下，步入内堂。今井武夫跟随在后。
冈村宁次在办公室门外迎候。
邵毓麟见他面容憔悴，情绪低落，似乎不堪再受刺激。便尽量把态度放得温和一些。
大家落座。
冈村挥手示意上茶点。然后用缓慢的语调说：
“阁下来到这里，我十分欢迎。只是，败军之将，不敢铺张！”旋说就指了指矮几上的茶点道歉，“略备粗茶，奉待贵宾，真是失礼之至！”
邵毓麟友善地微微摇头说：“冈村将军不必客气。在下与将军暌违有十年了吧？”
冈村宁次一九三五年曾以参谋本部少将衔第二部长身份来过中国，与邵在南京有一面之雅。
为了打破拘束的气氛，邵毓麟语带双关地说：“气温这么闷热，大家还这样全套冠带袍笏，怎么能畅达本意呢？不如大家且请宽章，敞开胸襟地交流吧！”
大家都笑了，空气随之轻松了一些。
主客随即都除去公服，脱略形迹起来。
邵毓麟马上进入了主题。他说：“中日战争已经结束，贵我双方的责任是妥善处理最后的事务。风闻将军有一死报国之念，这种心情在下实不能理解，窃以为大大错了！作为百万日军的统帅这不是一个负责的行为。我方高层，对将军这种念头十分关切！”
冈村宁次深深低了一下头，道歉说：“让大家担心了，在下十分不安！”
邵毓麟宽容地一笑，轻轻摇了摇头，意思是不必客气。然后，严肃地说：
“日军侵华八年，中国民众死伤何止千万，财产损失何止数千亿。如今天皇宣布投降，乃十分明智之举。其负责任的做法值得将军效法。而将军不从赎罪着想，却置百万日军官兵及数十万日侨之生死于不顾，欲图一死了之。对将军个人而言，快则快矣，然如何对得起天皇托付之重？如何对得起已公开宣布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蒋委员长？望将军三思！”
邵毓麟以流利的日语对冈村予以一番数落。刚柔相济的语调之下，透露出蒋委员长对“在华”日军以及他本人有所借重之意。
冈村不断点头“哈依、哈依”，逐渐放下一多半心来。
邵毓麟代表中方向他提出了两点要求：
第一，冈村应切实约束日军各部在原地防守，等待国军来实施受降；
第二，对非蒋委员长的部队（指共军）前来接收，则可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决不能把日军的一枪一弹缴予非委员长的部队，否则以协同作战视之。
这一来，冈村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来了。
后来，他本人及其部分下属确实介入了中国内战。正如他后来踌躇满志地说的那样，“中国的对日战争结束了，而以后的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我既奉天皇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万，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完全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蒋介石对何应钦、白崇禧笑了笑，善意地嘲讽刚刚离去的陈布雷读书把脑筋读死了，空怀妇人之仁。要知道共产党是不会领情的，宽厚换来的只会是对方不变的虎狼之意。
接下来蒋介石又冷笑着告诉他们，早在抗战尚未结束的时候，军统潜伏人员就从延安传回来一个情报，称毛泽东那时候居然就已经在做抗战胜利后的战略谋划了。毛泽东十分着迷东北，那里地大物博，工业基础雄厚，又背靠苏联，十分有利于共产党的发展。他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整块的地方。”[20]
何应钦点头说：“唔，是的。我也听说过毛泽东有过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讲话！”
白崇禧叹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不阴不阳地说：
“如果他们真的控制了像东北那样‘一大块’的地盘，又背靠着苏联，那么对我们来说局势就比八年前日寇入侵更危险了！”
蒋介石点了点头，觉得白崇禧并没有危言耸听。默然片刻，长长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得不承认外蒙独立、保证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就是为了换取苏联占领军支持我们顺利收回东北，不让毛泽东染指！”
何、白两位都看出蒋介石对苏联是否真诚信守条约心怀疑虑，只不过嘴上没说而已；他们两位则不仅不赞成签订这么个显然靠不住的条约（因为以他们对国际共运的了解，要苏联完全不支持中共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反对美国政府当初竭力要求并百般敦促苏联进兵东北消灭日军最后一支劲旅关东军，认为这不啻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如果苏军收拾了关东军之后赖在东北不走，当今世界上谁还有力量能驱逐这支虎狼之师呢？
当初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蒋介石也有同感，但却不敢采纳。因为美军与日军在太平洋上展开艰难的逐岛之战，已付出了阵亡十万官兵的代价，颇有些吃不消了，这以后索性扔了两颗原子弹到广岛、长崎，以收速胜之效。不料不仅没吓退日本，反而促使日本当局做出了焦土抗战的叫嚣。杜鲁门的智囊团担心，若日本利用中国东北资源以及关东军完整的兵力，源源不断供应本土，则美军要占领日本全境不知还要牺牲多少万官兵，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可结束战争。更严重的是当时日本正在全力讨好苏联，以换取苏方不进兵东北。时间拖久了万一日苏单独达成个什么谅解，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美国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促使苏联出兵东北，这个是大战略的需要，中国必须给予充分理解。蒋介石又指出，况且当我们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时候，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如果我们不去争取缔结那个条约，我们就不可能收复东北，日本就不会投降，美军要进入日本本土就会迁延时日而且付出更多代价，杜鲁门就会责怪我们不顾全大局。以后我们借重美国的地方还很多，不能让杜鲁门感到我们不好合作。
白崇禧用同情的眼神掠了一下蒋介石。“事情已然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要因势利导，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把坏事改造成好事吧！”
何应钦说：“我与健生兄今天相约来见委员长，就是要请委员长考虑一下我们的一个建议，也就是如何‘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我们认为，即使在日军侵略东北以前，那块地方从来就没有置于中央真正控制之下。那里的各种地方势力，日伪残渣余孽，共产党的潜在势力，盘根错节，十分麻烦。是不是可以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抗战前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割成较小的省区……”
蒋介石对这个建议颇感兴趣，那双三角眼亮了一下。旋即调整了一下坐姿，以便更舒服地倾听。
“敬之兄请说说看，怎么调整？”
“可以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个省，哈尔滨、大连可升格为特别市。这样，每个省管理起来就省力得多；加强跨省行政阻隔，无形中就把各种反动势力分割开了！”
蒋介石略一沉吟，不自觉地提高嗓音说：“这个思路很别致！这个是……我看可以考虑！”
“东北的九省两市可以由沈阳行辕——或者干脆叫东北行辕——来统一管理，”白崇禧兴致勃勃地说，“鉴于东北局势复杂，那简直就是一块烫手山芋，行辕主任一定要认真遴选才是！”
“说得对！”蒋介石点头肯定。旋又皱起了眉头，半是自语地小声说：“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呢？”
何应钦很怕蒋介石想到他身上。赶紧做出不经意的样子把头低下来，伸手把茶几上的茶杯移动半圈，复又移动回原状，仿佛在欣赏上面的青花图案；其实是借以避开这个话题。
此刻白崇禧却开腔了。
白崇禧的话，引得何应钦又抬起了头，镜片闪了一下光，直视着这个广西佬。那眼神流露的意思是：我明白你又想干什么了！
“委员长如果觉得可以，崇禧愿为委员长分忧，不揣鄙陋，担当这个重任！”白崇禧直视蒋介石，眼里流露出的是诚恳与果敢，掩盖不住的却又是那一缕霸气。
蒋介石愣了一下。他没料到白崇禧会主动请缨，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以才具论，当然白某人是最佳人选；然而如果让桂系从此得到那么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何况现在桂系的“大哥”李宗仁新职已经发表，不久就要去担任北平行辕主任。若华北与东北全被他们掌控，那还了得么。
何应钦当然也看破了这点。但他不愿说出任何阻挠的言辞，不愿得罪白崇禧。尽管他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与蒋介石连在一起的；而从历史上说却曾有过那么一段与桂系联手逼蒋介石下野的事，后来他个人与白崇禧的私交也还不坏。此刻蒋介石目视他两次，显然是希望他说出个正当理由让白崇禧打消这个念头。他装作没看到，若无其事地重又低下头去研究面前的茶杯。
蒋介石没法，只好自己说话了。开腔前首先堆起友善的笑容，佯咳了一下，说：
“你是参谋总长，须负责全面战略，哪能去偏居一隅呢？今后与共产党周旋必将越来越繁剧，我早晚都要请教方略，哪能……哈哈，这个是，中正不可一日无健生呀！”抛出最后一句被他临时修改的掌故之后，蒋介石自以为借口得体，便灿然笑了好长时间。
最后，蒋介石说他想要让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问何、白两位觉得妥当不妥当。
何、白两位这才醒悟到蒋某其实对一切早就成竹在胸了。所谓商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于是就都点头称是，不再提出相反意见；更不会指出熊式辉其人不过是一庸懦腐朽官僚，根本不宜放在东北那样复杂而充满变数的地方去承担“封疆”之重。
蒋介石又说，行辕负军政全责；此外还须在东北建立一个专门的军事指挥机关，可以叫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隶属于行辕。我打算叫张文白[21]去主持。
何应钦听了没任何表情；白崇禧却忍不住露出了微微的冷笑。他心里说，这样的安排，则东北危矣。他认为张治中指挥一个师尚可，担任经略整个东北的大将，不啻把千钧重负加在小孩肩上了。
不久以后，国共双方收复东北的命令一先一后不过几天之差都下达了。
然而，抗战时国军败退西南一隅，距离东北天远地远，交通十分困难。通向北方任何区域的铁路一半都瘫痪了，修复起来不是容易的事；不少地段从来就没通过公路，汽车运送也只能解决部分路程。即使请求美军帮忙，只能靠飞机和舰船，局限性也不少，短时间内不可能运送足够到可以发动战争的兵力。
共产党就有利得多了。他们抗战期间一直在敌后作战，创建了很多根据地，与敌占区近在咫尺。以东北而论，八路军的冀热辽军区距离那里不到一百公里，简直可以说是朝发而夕可至。当然共产党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兵力少，装备远不如国军，几乎没有运兵工具，全靠官兵的一双脚。
可以说，向东北运兵是国共双方的第一轮最大的较量。
二
何应钦、白崇禧刚辞去，宋美龄传话请蒋介石去楼上小餐厅用午膳。
蒋介石伸了一下懒腰，摇了摇头，教副官去回复，请夫人先用，这里事毕即去。然后吩咐副官去叫钱大钧把河北伪军总头目门致中的代表叫来。然后自言自语地咕噜道，好像来重庆几天了吧？再不见就太怠慢了。华北局势复杂，犬牙交错，不可小觑呀。
这个门致中是个恶名昭彰的大汉奸，日寇采取“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了华北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的鲜血。其伪职是华北绥靖总司令，统率十三个集团军（其实每个集团军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分驻北平、石景山、南口、保定、石家庄。
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门致中就接到了国民政府命令，所部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华北先遣军，门致中本人为总司令。给他的任务是固守现地，严防奸党，等待国军。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派出一名上校军官，在一名美军上校陪同下，飞到北平与通州之间一个简易机场。
门致中向他们提供了日伪各部的分布情况，以及华北八路军的种种情况。
接着，大批美军先遣人员陆续空降北平了。
尽管如此，门致中还是不放心，觉得有必要派人去直接见蒋介石。
他向美军先遣部队的军官说，要派一个人去重庆“述职”，希望搭乘他们的飞机赴西安，再从西安设法搭车或搭飞机去重庆。
于是，伪军总部宣导局长邵青携带必要的资料登上了美国军用飞机。到了西安，胡宗南派专车把他送往重庆。
钱大钧把邵青送进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客气地与他握了手道了辛苦。教钱大钧不必走，一块儿陪邵青先生坐坐。
邵青受宠若惊，竟然流下了几滴浑浊的眼泪。
邵青向蒋介石报告，一应资料都呈交钱大钧主任了，委员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很好，很好，我都研究过了。”蒋介石边点头边说。“这个是……请邵先生转告门总司令，他的举措我很满意。请他放心，政府不咎既往，只看今后表现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今后他立了新功，我还会重用他呢！”
邵青站起来，深深鞠躬，声音颤抖地说：
“委员长海涵地负的胸怀，令人十分感动！我代门总司令谢谢委员长的大恩大德！”
蒋介石和颜悦色地招手教他坐下。沉吟片刻，说：
“你们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特别是北平、天津、保定、唐山、济南更要加强防守，不要为匪军所乘！”
接下来蒋介石又询问了这几座重点城市的兵力以及防务配置，邵青一一详细做了回答。蒋介石很满意，边唔唔连声边点头。然后又说：
“以后，恐怕还要统一把番号调整了，华北先遣军只是暂时番号，也许要改成第九路军。至于各级军官的委任状，这个是……待第十一战区孙连仲司令长官到了北平后正式颁发。”
邵青觉得自己此行不辱使命，获得了很大成功。
邵青辞别。蒋介石教钱大钧留一下。
军统前些时报告鄂豫皖交界处共军有异动，蒋介石当时曾教钱大钧具体了解一下“异动”的规模大小。蒋介石此刻留下他，就是问这个。
钱大钧说，已经搞清楚了一些情况，正在整理文字报告，近日就会送呈委座案头。他说：
“共军半年以来，以抗战为名，偷偷向那一带麇集，夺取了敌伪占领区十九座城池及其附属的乡村；近来还违令擅自逼迫外围的敌伪部队投降，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赤区。共产党的战略目的何在，尚不清楚。”
他指的是李先念一九三九年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南下，到达豫鄂交界处的四望山，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合，组成了新四军豫鄂挺进大队。后来，又与豫鄂两省的多支游击队合编称新四军第五师。再后来，中央军委又命王震的南下支队、王树声的河南军区部队进入新四军五师编制，组成中原军区，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王树声、王震为副司令员，王震兼参谋长；同时决定成立中原局，以郑位三为书记。中原解放区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根据地扩大为跨越鄂豫皖湘赣的广阔地区，人口一千五百万，正规军六万多人，民兵三十多万。
“战略目的何在？”蒋介石重复了钱大钧的问话，冷笑了一声。“这是毛泽东在为抗战胜利以后争夺天下布局！他在中原布下这一枚大棋子，远可钳制南京，近可绾毂中原。这块匪区近年来利用抗战，竟然发展成这样，实在是我们的失误！心腹大患呀！如果再放任不管，一旦以后爆发全面战争，这将给戡乱造成严重战略困难！”
钱大钧沉吟了一下，试探着问道：“这个事可不可以交给白总长去处置？”
蒋介石唔了一声，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瞅着钱大钧，沉吟着说：
“白健生？为什么……要交给他呢？”
“唔，是这样……”钱大钧从神态和语气上看出蒋介石对这个提议感兴趣，便放开胆子说：“抗战前期那一带就是他们[22]的经略之地，现在仍然有二十几万广西部队或远或近屯驻在那一带。抗战中期，日寇侵占了广西部队的经略区，后来共产党又从日本人手里把它收入了囊中。李、白现在不可能不对那里朝思暮想！所以，让白总长去实施远距离战略性包围，既有动力，又得心应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蒋介石默然片刻，微微笑了。“这个事情你先去找他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我想他恐怕早就想这样干了，你可以告诉他，我的意见是马上着手调兵遣将，越快越好，必须及早封锁那里！不过，这个是……一定要告诉他，动静不可太大，各部须陆续移动——都要预先想好各种不同借口，总之以不惊动对方为最好！这个是……毕竟政府正在倡导和平建国嘛，同时也要顾及国内外舆论嘛！”
钱大钧点头称是。旋又笑道：“只要这种软性包围圈形成，既可以阻断郑位三、李先念部与其他赤区的通道，防止毛泽东再向那里增兵；又可以切断商贸往来，断其粮棉之道，让其无法越冬；同时以后实施戡乱也有利得多，现成的围困态势呀！”
这个地区蒋介石足以放心了。尽管全国六大赤区，郑位三、李先念的中原军区从兵力与地盘来说都名列前茅，但他认为白崇禧的包围圈一旦形成，管教那数万共军迟早必成齑粉；倒是东北的赛跑——调兵遣将的赛跑，让他不是很放心。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信誓旦旦地承诺——拒绝中共武装进入东北，靠得住吗？他非常希望说服自己相信，但心里总又不是很踏实。此外，华东的粟裕、山东的罗荣桓，晋冀鲁豫的刘伯承以及陕北的彭德怀等等，都让他吃不好也睡不好。
一个腐败颟顸的老官僚竟然早早就被暗中选定，将要派往东北，托以封疆之重。国民党在东北的政治前景如何，据以可知一二了。
重庆九龙坡机场是民用机场。自从抗战胜利以来，每天在这里起降的美国军用运输机不仅挤占了民航机的机位，而且架次以十几倍之多大大超过民航客货两机。旅客都以欢迎的微笑望着美机，有的还挥手向美军人员遥送去一两句表达友善之意的英语。他们都以为这是帮助国军去沦陷区受降，去接管日伪防区；谁也没能去深想，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不可能再有抵抗行动，用得着这样手忙脚乱地大规模空运部队吗？以内行的眼光去看的话，这种空运的规模与速度，显而易见是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这天登上民航客机的旅客，有一位男子也在欣慰地望着不断起降的美机。如果细心研究他的微笑，不难察觉那里面包含了一丝深谙内情的得意。
这人五十二岁，身材高大，微胖，穿一袭浅蓝色长袍；头发丰盈而乌黑，向后梳成大包头，加上脸部皱纹少，皮肤细嫩，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五六岁。这就是熊式辉。
他在五名也是身穿长袍的副官和卫士簇拥下，登上了去昆明的航班。
此公今天情绪特别好，不仅是因为目睹了美机大力帮助运送国军去抢占沦陷区地盘、驱逐共军的火热场景，更主要的是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东北行辕主任了。这对于他这位长期被投闲置散的大员来说——即便在抗战期间也做过两年实缺的中央设计局局长，那也是个闲官——不啻是翻身了，终于有了个权势显赫的职位；至于油水丰厚那也只不过是等而次之的好处了。
他到昆明是去找昆明保安司令杜聿明。是秘密会见，所以轻车简从而且着便服。另外还有一个顺带的打算。两年前，昆明一家名叫滇云社的京剧团到重庆巡演，很让酷爱京剧的熊式辉着迷，几乎是每换一处大戏他都要去看。其中一位名叫童意吟的刀马旦更让他颠倒，凡是有她的戏那是非看不可。而且每出戏都重复看，毫不觉得腻味。那童意吟当时不过十八九岁，色艺俱佳，气质高雅，很投合熊式辉口味。熊式辉十分希望与其一晤，吃一次饭喝一次茶。但他是数得着的国府大员，陪都重地不敢造次。这次一听蒋介石要委以封疆大吏之职，觉得为所欲为的机会来了，不论手中的权势以及金钱，都可以办到平素想也不敢想的事。八字还没一撇他就偷偷摸摸在重庆组建他的东北行辕班子，所有的亲朋故旧都安插了职位；毫无瓜葛的人想要挤进来谋个差使，他也不拒绝，前提是必须预交一笔不菲的“训练费”。这个时候他当然也想到应该补偿八年抗战的“清苦”生活了；首先有兴趣干的事是把刀马旦童意吟的滇云社带到东北去，作为行辕下边的一个“宣传单位”。
杜聿明在自己的寓所见到突然造访的熊式辉，十分惊诧。以熊式辉的上将军衔、资历、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应先发个电报，自己届时率一应官员到机场迎候；而且从来没有从属关系，也没有来往，这样近乎密访的举动颇难理解。
熊式辉见他的神情，笑嘻嘻解释，这次唐突造访，实在是事出有因。要奉告的两件事都不能让外界知道，所以不能不如此。
第一件事，委员长即将命龙云集结全部滇军，由卢汉带队，赴越南受降。然后杜聿明须在适当时机解除龙云卫队的武装，把龙云控制起来。
杜聿明大惊，问是不是要除掉龙云？
熊式辉摇头，说那会激起云南大乱，不可取；委员长已经给他安排了后路，到中央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何时动手，行动幅度大小，委员长会有密电给你的。
第二件事尚未征得委员长同意，算是私下商议。熊式辉压抑着得意，故作淡然地说：
“委员长已经内定我出任东北行辕主任……”
杜聿明闻言，忙起身祝贺。熊式辉招手教他坐下，接着说：
“此外还要成立一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隶属行辕，统帅全东北武装力量。委员长有意让张治中出任司令长官。鉴于张治中资历与我不相上下，所以委员长可能会给个行辕副主任头衔。”
杜聿明不明白熊式辉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个，又不便问，只好傻傻地望着他。
熊式辉瞥了杜聿明一下，微微一笑。说：
“你知道，我一向和文白合不来，我担心以后合作起来不利于公务。所以考虑，龙云的事情解决以后，可能光亭兄在云南待着不合适，委员长一定会调你到别的地方去。我以为，光亭兄可以到东北担任保安司令长官。那里天高地阔，定会有利于光亭兄的发展！光亭兄意下如何？”
杜聿明大喜，不禁心跳耳热，却故作谦虚地说：“聿明何等样人，资历、军阶都不够，恐怕不合适吧？”
熊式辉略摇了摇头，说：“若兼任行辕副主任，当然有难度；只出任保安司令长官，尽管也是上了一个台阶，不会引起太大的舆论。我相信我能说服委员长！”
杜聿明大喜，赶快起身，立正挺胸，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
“谢熊主任栽培！部下此后追随左右，唯主任马首是瞻！”
熊式辉教杜聿明可以在暗中物色东北保安司令部人选，接收东北迫在眉睫，以免临时手忙脚乱。
杜聿明摩拳擦掌，表示很快就会着手这项工作。旋又不无隐忧地指出，运送足够兵力到东北，这么遥远的路程，八年战争对铁路、公路又破坏得那么厉害，即使美国人帮忙运送，恐怕五六个月时间也不济事。而共军华北部队与东北近在咫尺，完全可能捷足先登。倘若苏军在国军抵达前把地盘与日军装备交给共军怎么办？
熊式辉教他放心。对于这点，委员长早就已经顾及，所以才先是派宋子文赴苏商谈，后由王世杰外长签署了一份王牌协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为了防止出现那种情况。条约以承认外蒙独立以及保障苏联在大连、中长铁路的权益作代价，换取了苏军出兵东北并且协助我国官员接收东北的承诺。条约强调了苏军将拒绝国府所派官员以外的任何人染指东北。这当然就包括了拒绝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了。熊式辉得意地断言，有了中苏条约，即使我们暂时只能派遣无兵无卒的官员先行飞赴东北，苏军也会协助我们完成接收事宜。对于这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几番向委员长做了诚恳的保证。关于这点，我们不能不佩服苏联当局的务实精神。他们明白，国家利益毕竟大于意识形态的认同；前者是摸得着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后者则是虚幻的。而前者的获得，也只有与国民政府合作才可能实现。所以完全可以预言，东北虽远，但定然会比华北、华中、华南收复得早！
谈完正事之后，杜聿明要设宴为新上司洗尘。
熊式辉阻止了他，说本来是轻车简从密访，这一来岂不等于公诸舆论了么；让龙云知道了更不好。如果方便，就在光亭兄府上叨扰一顿便饭好不好？
杜聿明抱歉了一句那就太失礼了。
马上就吩咐副官去叫厨子整治一小桌精致酒肴。
酒酣耳热之余，熊式辉有意把话题引到戏剧方面。先说滇剧，然后说到京剧，“流露”出酷好此道之意。
杜聿明端着酒杯一时没动，脸上混合着作难与歉意的神情，旋思索旋说本来应该为主任献上一台京剧晚会，此间滇云社倒还差强人意；无奈主任此番乃微服私访，怎么办呢？杜聿明忽然触机似的，两眼一亮，请示熊式辉，可不可以秘密叫几个艺人来清唱几曲呢？
熊式辉一笑，只说了一句听光亭兄安排吧。伸手越过杯盘，拍拍杜聿明手背，感激地慨叹光亭兄实获我心；相信以后去了东北，在公事方面我们也会合作愉快的。沉吟片刻却又说，人来多了招人耳目，我看一个名角足矣。滇云社在重庆演出时，一个刀马旦名叫童意吟的，印象颇深……
杜聿明何等聪明的人，立刻就心领神会了。马上做出郑重的样子说，那就叫童意吟来吧。
华灯初上。童意吟清唱了几段《杨八姐盗刀》《十三妹》，其嗓音确实美妙，穿云裂帛，令人魂销魄散；功夫也确实了得，字正腔圆，韵味悠长。
熊式辉乘着酒兴，大呼“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呀。
然后说出了他的打算。
他告诉童意吟，东北行辕拟组建京班，为东北人民演出，向沦陷区同胞传达政府慰问之意。剧团的一切费用，包括演员的包银，不受演出票房的影响，一概由行辕承担。
童意吟表示她个人很乐意，只是班主的意向还不知道。
熊式辉马上告诫她，事情不可张扬，童老板不妨私下探问一下班主。他同意固然好；若不同意，童老板可自行拉几个艺人和琴师、鼓师也行。到了东北我们派人去平津物色京班从业人员，组建新班子谅无大问题吧。
童意吟大喜，表示一定办妥此事。
最后，熊式辉与杜聿明都千般叮嘱，务须秘密进行，切勿张扬。
然而，后来滇云社离开昆明前后，事情还是外泄了。公诸报端之后，搞得熊、杜两人都有些狼狈。
至于熊式辉与童意吟有没有发生瓜田李下，那都是到了东北以后的事了。
三
陪都房舍紧张，抗战八年来大家都挤在一起生活、办公。即使像参谋总部这样的中央机关也无法例外，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是寻常现象；而且还不得不分在几个地方，以致第二厅的人员有业务须与第四厅的人员当面沟通，竟然得搭乘公交车或者坐黄包车跑几公里。
孟淑贤作为第三厅第二处第九科的办公室秘书算是幸运的了，得以与科长同坐一间办公室；尽管办公室只十五平方米左右。科长的办公桌靠窗，她的办公桌在斜对面靠墙角处。两张面孔可以侧对相视。
而科长覃正侯上校似乎是个不好色的男子，屋子里每天坐着这么个美女，他却视若无睹。有时候交代工作尽管态度不失和蔼，也总让人感觉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这样的男子而今可是少见啊，孟淑贤凭自己的经验感慨系之。
让她更惊叹不置的是覃科长四十三岁了，至今还是单身。听机关资历老的同事说，并非离异，也非丧偶，而是从来就没结过婚。孟淑贤是个窥隐癖极重而又喜欢按照自己的想当然推导事物结论的女人。这位英俊的中年男子成了她私下琢磨的对象。
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使她弄清了个中原委。
周末的傍晚，她去赴戴传贤的约会。
黄包车拉着她经过山城最繁华路段两路口的时候，忽然发现覃科长从药店出来，便叫黄包车快停下来。
她下了车，准备前去打招呼。大约相距十多公尺的时候，一位身着灰布军服的女人与覃科长相向而行，即将擦肩而过的时候被覃科长叫住了。
那女人惊诧地站下来，疑惑地打量覃科长，冷冷问道你是谁。又补了一句，我不认识你呀。
孟淑贤见覃科长显得十分惶愧而又急迫。只见他慌忙把礼帽摘下来，大约是为了方便对方认出自己。看那神情好像也同时自报了家门；不过声音却小得多，而且还有点怯怯的。
那女人顿时像遭雷击般怔住了，身体轻微地晃动了一下，旋即认真打量了一番覃科长，终于用一种微微颤抖的声音说，你居然还活着？败类！然后扬长而去。离去的那个片刻，孟淑贤看见了那女人手臂佩戴着“八路军”臂章，猜测一定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干部。
这不能不让孟淑贤困惑了。怎么回事，难道覃科长与共产党有什么瓜葛不成？
带着疑问，她把自己看到的这一幕悄悄说给机关内要好的朋友仇大姐听。
仇大姐在总部工作多年，人缘特别好，又是个包打听式的妇女，不少人不少事都知道一些。听了她的话，仇大姐并不惊诧，脸上有一缕洞悉一切的微笑，并不马上回答她的问话，反倒问她，那女人漂亮吗，多大岁数。
她说，很漂亮，看样子不到四十岁。
仇大姐点了点头，笑了。用肯定的语气说，那就一定是魏飘萍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干部，抗战期间好像一直都在重庆。总部资历老的人传闻，那魏飘萍是覃科长十几年前的情人，两个人曾经爱得死去活来。那时候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后来覃科长暴露了，被捕不久就投降了党国，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三个同党中的两个，唯独没有供出小情人。那两个共产党被抓后都给杀了。小情人从那时起就没了下落。直到抗战国共合作，魏飘萍才出现在重庆。总部资历老的人都知道覃科长这段情史。当然不会有人去疑心他与共产党有染，因为厅长、局长甚至总长都器重他；而且谁也知道共产党对叛徒比对党国的人都憎恶，绝不可能再接纳；另外，据说那魏飘萍早就有了自己的家，那女人又是一个意识形态特别顽固的人，不可能再与一个共产党叛徒而且手上沾染了两个同志鲜血的人藕断丝连。最多也就是覃科长自己在那里单相思而已。小孟你说覃科长何苦呢，人长得那么英俊，地位也不算低，却总不愿娶亲，宁肯守着个虚幻的回忆过日子。是不是太傻了？
孟淑贤却另有自己的看法。听了这个故事，倒让她对覃科长敬重起来，认为这才是个多情重义的男子。为了初恋的情人，不仅多年不娶，甚至对一切女人视若无睹。当此物欲横流的世界，这样的男人哪里去找啊。那魏飘萍应该满足了，一生遇上这么个对自己挚爱无限的男人，夫复何求呢？如果我是魏飘萍——孟淑贤在心里自说自况，我才不会去管顾什么意识形态畛域呢，一定会冲破一切障碍抓住他，以死相守。类似的际遇，使她禁不住想起了自己那个无情的初恋，爱恨交加地在心里吐出一句话：冤家呀，你在哪里啊？随即涌出了两行清泪。
她在这里痛苦地思念，而她那个“冤家”也在思念她吗？不久以后，一个偶然，他们不期而遇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情随之发生。待我们的故事发展到那个时候，笔者再向读者细细道来吧。现在还是继续看看她在办公室里与上司覃科长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话头吧。
最重要的话头，就是覃科长接受了孟淑贤的邀请。明天，也就是周末的下午，到她家作客。
其实覃科长愿意接受她的邀请一点也不奇怪。他单身一人，机关的同事请他吃饭从不拒绝，在他不过是借以排遣“永昼”而已；何况孟淑贤称系其父邀请，这对他多少有一点吸引力。听说其父来自山东共区，也许能借以了解一点情况。而孟淑贤这个女子也不招人讨厌，至于传闻她与哪一位中央大佬有染，他不大相信，这女孩子他觉得品行不差；何况即便有之，又与吾何干呢。
孟淑贤的父亲孟国栋是鲁南财主。离家出走时，一千多亩良田以及县城里的商号是没法带走的，只好交人代管，听之任之了；只携带了两口箱子，里面塞满了金银细软。在外流亡，尽管生活用度不会有问题，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所以不敢像在老家时那样享用，只在重庆的城乡接合部租住了一间简陋小宅院。
覃正侯科长从总务科借了一辆小吉普，载着孟淑贤，向她父亲“流寓”之地开去。奔驰了一个钟头才到。没想到这么远，覃正侯暗暗后悔不该答应赴这个宴。
下车之际，随口问孟淑贤，每天上班怎么办？
孟淑贤说这个地方太远了，没和父亲住在一起，仍旧住在机关为单身职员租赁的集体宿舍。
孟国栋已经满脸堆笑地迎候在门外了。
这是个精瘦的老头。个子高，头上是花白的短发茬；身穿蓝色长袍，外罩同色阴花马褂。他殷勤有加，在延请客人进门时甚至还想要伸手去扶比自己年轻一轮的覃科长。
酒席摆在小厅堂的方桌上。临时从附近小街上一家川菜馆请的一名厨子，所以全是川菜。孟国栋为此抱歉不已，知道科长是扬州人，而这周围竟找不到一家淮扬菜馆，所以只好用川菜待客，实在是太简慢了。
覃正侯客气地宽慰主人，入川八年了，已然习惯了蜀中一切；有的还喜欢上了，比如川菜。川菜好得很嘛。
酒用的是江浙人喜欢的黄酒；只不过并非道地货色，乃是重庆本地的允丰正仿绍酒。
几杯酒下肚，酒酣耳热，大家拘谨少了些，随便交谈起来。
“覃科长，”孟国栋说话时，眼里掩饰不住忧虑，“报载毛泽东应蒋委员长邀请来重庆了。难道真要与他们合作建国吗？”
孟淑贤低声插了一句嘴：“我看真有这么个趋势！”
覃正侯刚喝尽一杯黄酒。放下杯子，边摸起筷子边友善地瞅他父女一下，说：
“合作建国？哼，我看很难！”旋说就把筷子伸向厨子刚端上来的一大盘肝腰合炒，送到嘴巴里。一边有滋有味地品嚼着这川菜的经典，一边略带一点嘲讽表情，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孟先生，你们贤乔梓[23]不太了解内情，如果能略知一二，恐怕就不会担心不发生戡乱战争了！”
孟国栋那一双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与此同时充满希冀地哦了一声，说：
“覃科长说得对，表面文章有时候与内情是完全相反的！”
“毛泽东空降山城，确实让陪都乃至全中国沸腾了几天；不过且慢，看看毛先生当天遇到了什么事吧！”
毛泽东这年五十二岁了。丰满的头发往后梳理，乌黑而稍显纷披；高大的身躯穿着中山服十分宽大。由老熟人张治中部长[24]从机场把他接到桂园。那是张治中的公馆。进了客厅，便在张治中亲手侍候下宽去外衣，露出里面雪白的衬衣。送茶上来的时候，他打碎了一个杯子。这个细节当天就被多家报纸披露了出去。
“也许，这在张文白部长与毛润之主席看来都是极小的一个插曲；而在场的国府高官却有几秒钟的鸦雀无声，面面相觑。我明白他们心里都在嘀咕一句话——不是好兆头！”
孟国栋惊异地点头不迭：“确实不是好兆头！这个是主……行年不利嘛，岂不是就预兆毛泽东求和不利吗？太好了，太好了！”
覃正侯哼了一声，轻轻摇了摇头：“我一向不信预兆不预兆的，不就是打碎了一个杯子吗。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发生这类小事嘛，打碎了也就打碎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是这一次，我宁肯相信了！”
他这么一说，本来就信神信鬼的孟国栋就更相信了。孟国栋抑制着兴奋，小心地附和着覃科长，说：
“那是，那是，应该相信，应该相信！”
覃正侯对他鄙夷地一瞥，心里嘲讽道，为什么“应该相信”？其实你什么也不知道，愚蠢的土财主啊。而说出来的话却很客气。
“是的，孟先生说得对！”他顿了一下，仰头又饮了一杯酒。“只须稍稍留意重庆、成都的大小机场，以及出川的长江航道，你就会发现从抗战胜利那一天起，向省外运兵的繁忙景象就没有一天消停过！”
孟国栋想了想，小声咳了咳，谨慎地看了看覃科长，试探着问道：
“会不会是去沦陷区受降呢？”从颤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并不希望事实就如自己说的那样；但又十分害怕就是，非常希望一个较为权威的人来为他排除这种担心。
覃正侯喝了一口酒，伸筷从大盘子里撕下一块松鼠桂鱼送进嘴里，边嚼边说：
“日军早就在听到他们天皇广播后就停止了军事行动，等候我们去接收。国府只须去几个官员带一两支卫队就能完成这种接收。而且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接收了！哪里还用得着那么急急忙忙地几十个师、几百个旅地往北边往东边派呢？派去干什么？那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嘛！谁能看不穿呢？”
孟国栋省悟地点头不止。然后又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不懂韬略，伸出两根指头向虚拟的目标指了指，睿智地说：
“哦，看来戡乱剿共就要开始了！”旋又想了想，困惑地眨巴眼睛，问道：“既然准备打，委员长把毛泽东请来，岂不是多此一举？”
“孟先生刚才不是说过表面文章与内情有时候不一定一致吗，怎么忘了呢？”又对他投以嘲笑的一瞥。“这正是委员长高明之处啊！”
孟国栋一时有些不明白。本欲再问，怕又招来对方那不客气的一瞥，只好把张开的口闭上了，傻傻地望着对方。
覃正侯说：“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呼吁马放南山、卖刀买牛，现在谁要是首先破坏和平，那就会受到全国上下的口诛笔伐。委员长此举，是要把首先破坏和平的罪责让毛泽东背上，然后戡乱就名正言顺了。”
孟国栋点头不迭，赞扬委员长真高明。旋又放下杯筷皱起眉头沉吟了一会儿，略歪脑袋乜视覃科长，说：
“毛泽东……能乖乖地背上这个罪责吗？”
“国府的条件十分苛刻，毛泽东哪能接受得了呀！”覃正侯脸上浮起一丝冷笑。“毛泽东或者会断然拒绝——这种可能性不大，眼下共军处于绝对劣势，争取时间、空间休养生息几年是上策；或者会虚与委蛇，讨价还价，拖过了这一阵再说。国府当然不会让他牵着鼻子走的！”
“啊，明白了！”孟国栋看来也不十分蠢，这下终于全明白了。“那就是说，谈判不会真正达成任何协议……”
“那是当然！”刚说罢这句，覃科长缩回正往宫保鸡丁盘子伸去的筷子，沉吟一下，说：“或者……表面也会达成一些书面协定吧？但是，如果付出超过了底线，毛泽东不会真正接受的；同样，蒋委员长如果没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也必会用武力去‘屈人’的！所以，全面对抗是中国难以躲避的厄运！”
怕国军不戡乱因而不去收复鲁南共区的担心消除了。孟国栋又说出了他的另一个隐忧：苏联会不会出兵援助中共？
覃科长摇头说绝无可能。美苏两大国已经在二战中打得精疲力竭，互相间绝不愿发生全面的军事对抗。而任何一方直接介入国共之间的战争，都是在冒与对方直接开战的风险。苏联不会出动人马打国军，就像美国不会去打共军一样，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当然，美国用枪炮装备国军，帮助我们运兵，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已经在进行了；至于苏联，肯定会暗中帮助中共。但帮助到何种程度，那就是未知数了。
对于期待国军打到山东，自己也才好保住鲁南家私特别是田产的孟国栋来说，这些消息对他的鼓舞太大了。兴奋之余，甚至想到了什么时候召集流亡在外的鲁南绅粮，共同组织一个武装，跟随国军打回去。这个武装他甚至想好了名号，就叫“鲁南赤祸受害乡民还乡团”。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了覃科长，请求指教，更希望得到物质上的支持。
覃科长打了几个哈哈，说孟先生高看覃某人了；覃某人供职的机关当然名头、权力都很大，这个不假。但覃某人只是这座大衙门里的虾兵蟹将而已，一个小小的上校科长，马弁似的人物。怎么帮得上先生您这么大一个忙呢？抱歉，抱歉；高看了，高看了。
其实，覃正侯是帮得了这个忙的。不过他婉拒的话也确实在理。的确，一个上校科长在参谋总部这样一个大衙门算不了什么；然而，由于业务娴熟，又熟读兵书长于韬略，颇受上司器重，很说得上话。甚至白总长知道自己将会调离，最近还问过覃科长愿不愿意跟他走。当然，帮孟国栋的忙哪里用得着去惊动白总长的如椽巨臂，只须求求局长厅长就可以解决得十分完满了。覃正侯真实的心思是不想帮这个忙。他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可是也许因为青少年时代受到的左翼思潮影响至今未能排除完，对地主有着难以克服的成见。对这样一个企图拼凑武装回乡清算翻身农民的孟地主也开始反感起来了。觉得孟地主的行为如果普及化，将危及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权，动摇国之根本，客观上也会影响国民政府的建国大业。最初应允孟淑贤来这里消遣解闷的好心绪荡然无存了，失去了待下去的兴趣。沉默一下，借个口，匆匆告辞。本来想打听共产党在鲁南的政治举措，他也失去了兴趣。
然而孟国栋不会灰心，他寻思可以通过女儿这条线再去找戴传贤，求这位手眼通天的人物帮忙。
后来，在戴传贤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