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八月底，轮到我当下士。我带着五个弟兄经常被派到戴藏特赖将军身边当联络员，传送将军的命令。这位将官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初看既不显得英武，也不显得严厉。但切勿掉以轻心。他好像特别喜欢舒适，甚至片刻不可无舒适。尽管一个多月来我们连连败退，他仍旧穷讲究：到达新营地，如果传令兵没有及时为他安排好整洁的床铺和现代化厨房，那么大伙儿都得挨骂。

肩佩四条衔线的参谋长为此大伤脑筋，不得不事必躬亲。戴藏特赖将军对起居的苛求使他大为恼火，尤其因为他面色发黄，肠胃不好，经常便秘，对饮食毫无兴趣。无奈何还得陪将军用餐，吃带壳煮的溏心蛋，挨将军的抱怨。当军人嘛，只得忍受，否则别当军人。不过，我才不同情他呢，因为这个军官坏透了，应该这样评价他。我们从平地到丘陵，从紫苜蓿地到胡萝卜地走了一天，好不容易挨到傍晚，总得找个息脚的地方，好让我们的将军安睡。我们替将军寻找，找个安静的村子，完全隐蔽的、还没有部队驻扎的村子。即使已有部队驻扎，也要赶紧腾地方，或干脆把部队赶出村外；即使已经架枪扎营，也得到村外露宿。

村子留给参谋部专用，安置参谋部的马匹、行李、炊事班，还有那浑蛋少校。他叫潘松，潘松少校，可坏呢！我希望他现在已归西天了（而且死于非命）。那时候潘松却活得劲头十足。每天晚上他把我们集合在一起，骂骂咧咧地训一通，企图激发我们的热情，把我们派往前沿阵地。他可不管我们为将军奔波了一整天有多劳累，硬是瞎指使我们。下马！上马！再下马！到这儿到那儿替他传送命令。到头来简直快把我们拖垮了。垮了倒好，大家也就省心了。

“你们统统出发！去找你们的部队！赶快！”他叫嚷道。

“部队在哪儿，少校？”我们问道。

“在巴巴尼。”

“巴巴尼在哪儿呢？”

“在那边嘛！”

他朝那边一指，指头所向，茫茫一片黑夜，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连舌头般长的路都看不见。

要找到巴巴尼，非走遍天涯海角不可！至少要牺牲一个骑兵连才找得到，而且个个骑兵都得是好汉。我不是好汉，也想不出为什么要成为好汉，数我最不情愿去找巴巴尼了。再说少校完全是乱弹琴，他随口说出一个地名罢了。这好比人家与我过不去，痛骂我一顿之后，让我无地自容，叫我去自杀。但这种事情要么不碰上，碰上不干也得干。

天色漆黑一团，把胳膊一伸，过肩的部分便看不见了。我有一种感觉，一种完全实在的感觉，那就是黑夜仿佛敞开着无底深渊的洞口，蓄意吞没无数的生命。

经常在太阳刚落山的时候，参谋长饶舌的嘴就来劲了，不停地嚷嚷，让我们去送死。我们跟他泡蘑菇，硬说不懂他的意图，尽可能在营地磨蹭，沾一点舒适的光。心里却明白，离开亮光下的树木就等于把自己送往虎口。将军的晚餐准备好了。

出发后，一切只能碰运气。有时找到了部队和他所谓的巴巴尼，有时则找不到。经常瞎碰却碰上了，如警卫队的哨兵在我们走近时向我们开枪，这样双方才认出是自己人。夜间各种勤务繁重，如搬运许多捆燕麦，担许多桶水，不停地挨骂，再加上困倦，最后弄得头昏眼花，神志不清。

第二天早晨，我们联络组的五个人又统统返回戴藏特赖将军的司令部，继续为打仗奔波。

但我们多半找不到团部，只得待在村子周围的蹊径上窥视，躲在撤空的小村庄外面的密矮林里，尽一切可能避免碰到德国巡逻队。等天亮吧，深更半夜的，总得找个地方藏身呀。不过靠躲是躲不赢的。从此，我体验到猎区养兔林中的兔子的感受。

说来可怜可悲。倘若谁敢当着潘松参谋长的面说他是无耻的凶手，那就太中他的下怀啦，他乐得叫宪兵队长当场把我们枪毙。宪兵队长寸步不离参谋长，一心只想干这等差事哩。宪兵队长的仇人可不是德国人啊。

因此我们只能摸着黑闯埋伏，在黑咕隆咚的夜里瞎闯，返回的希望一夜一夜地减少。若能返回，别无他求。即使我们有幸返回，也忘不了，永生永世忘不了我们的发现：在陆上像你像我这般好端端的人其实比在海里的鳄鱼和鲨鱼更加嗜血成性。而鳄鱼和鲨鱼只不过潜泳尾随垃圾船，到哈瓦那港外的海域张开大口，吞食倒下来的臭肉烂鱼。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忘却，尤其忘却使你归天的事情，死得不明不白，死而不知人是多么的卑鄙。当我们身处绝境的时候，不必打肿脸充胖子，也不该忘却，而要如实说出全部真相，揭露人们堕落的全部真相。然后闭上嘴巴，跳入深渊。能做到这点，一生就算有个交代了。

我恨不得把参谋长潘松连同他的宪兵队长一起扔进海里喂鲨鱼，教训教训他们如何对待生活，另外把我的那匹马也献给鲨鱼，免得它再受罪。可怜的马不中用了，马背伤痛难熬，瘦得只剩一张皮，鞍子搭在只有两巴掌大的脊梁上，渗液的伤口不断淌出脓水，从鞍毯边一直流到腿弯。可是还得骑着它一步一步向前。马每跨一步都得费很大的劲。幸而马比人耐劳，一摇一摆地向前，毫无怨言。我不得不把马放在户外，它的伤口散发着臭烘烘的味儿，牵进谷仓里，非叫人窒息不可。我上马背时，痛得它直往下蹲，好像彬彬行礼，它的膝盖都碰得到肚皮了，我像爬驴背那么容易，反倒省力多了。我们头戴钢盔，肩扛钢枪，连续作战，疲惫不堪。

戴藏特赖将军总在专用的屋子里吃晚饭。餐桌准备停当，照明灯也摆好了。

潘松一面用提灯在我们眼前晃动，一面向我们吼道：“统统给我滚蛋，他妈的。我们要吃晚饭啦！你们听见没有！把这几个混账的东西赶走！”盛怒之下，他那张苍白的脸上有了几分红润，是打发我们去送死所激起的红润。

有时在我们出发前，将军的厨师塞给我们一小块吃的。将军一个人哪能吃得了那么多，按规定他一人领取四十人的份额。此公已不年轻，快退休了，走起路来曲着腿，小胡子大概是染过的。

将军的太阳穴上青筋暴起，弯弯曲曲，在灯光下明显可见，好似巴黎城外的塞纳河。听说他的几个女儿已长大成人，但还没有出嫁，因为像他一样没有钱。大概为女儿的婚事牵肠挂肚才变得吹毛求疵、怒气冲冲的吧，有如一条老狗生怕人家打乱它的生活习惯，每到一处，先找安乐窝，要是有人家乐意向它敞开大门。

他喜欢美丽的花园和玫瑰，部队所到之处，他决不错过一个玫瑰园。没有哪个将军像他这样酷爱玫瑰，这是众所周知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上路了。费劲的是让劣马起跑。我们的马多半有伤，懒得动弹，但又怕我们抽打，又怕天黑迷路，总是惊疑不定，草木皆兵。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反复折回来请教少校指点路线，每次挨他一顿臭骂，说我们偷懒、装蒜、耍滑。最后我们终于催马加鞭，越过最后一个哨所，向值勤道了口令，便铤而走险，冲进无人地带，陷入茫茫黑夜之中。

我们战战兢兢，鱼贯而行，定神之后，方始依稀认出道路，至少是所谓的道路。一片乌云散后，借着片刻出现的朦胧，我们互相转告看见的东西。但在跟前，惟一能肯定的是荡漾着的回声，即马碎步疾走所激起的回声。马蹄声在空中回响，无限扩大，叫人窒息，令人避之不及。这声音仿佛一直波及天际，唤来地球上所有的马，从我们身上践踏而过。其实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一只手足够：一手抓住卡宾枪，靠着一棵树，等我们走近，一扣扳机就行了。我一直担心，只要出现第一道亮光，就可能吃一枪而告终。

仗打响以来才四个星期，我们已经疲惫至极，狼狈不堪。我由于奔波太疲劳，反倒不太害怕了。这帮有军衔的家伙，尤其那些低级军官，比平时更愚蠢，更苛刻，更凶狠，夜以继日地折磨你，即使最倔强的汉子，也会不想活下去了。

啊！多么渴望离开！睡一觉！先睡一觉！要是实在找不到地方睡觉，那么活下去的愿望自然烟消云散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总得摆出找部队的样子。

使一个饭桶的木头脑子明白某个道理，非得等他吃过许多苦头才行。有一个人使我生平第一次真正动脑筋想问题，得出我自己的看法，此人并非别人，正是参谋长潘松，这个折磨人的家伙。我披甲持枪，全副武装，在马背上一摇一晃，不由得想起潘松，越想越恨他。当初我满怀热情参军，没想到卷进了难以置信的国际争端，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跑龙套。我自认不悔。

我们面前每一米阴影都是一次新的警告，预示着我们即将完蛋归天。但以什么方式完蛋归天呢？很难说，这取决于穿军装的对手采用什么花招。这边是否埋伏着一个呢？对面是否有人在瞄准呢？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潘松的事，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德国人的。瞧潘松那副德行：烂桃子脑袋，使他耀武扬威的四条衔线，硬刷似的小胡子，锥子般的膝盖，脖子上挂着奶牛铃模样的望远镜。他有一张比例为千分之一的地图，干吗使？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热衷于把别人派去送死，别人可没有地图呀。

我们四个骑兵在大路上发出的声响好像半个团。方圆四小时以内的路程都听得见，否则装作没听见。这有可能啊，也许德国人怕我们哩，难说，是吗？

缺觉一个月，眼皮发沉，后脑勺发木，好像压着几公斤废铁。

我的随从骑兵们不会讲话，不善于辞令。他们来自布列塔尼偏僻的地方，他们的知识不是在学校学的，而是服役后在部队学的。那天晚上，我想与身旁的凯叙宗谈谈巴巴尼村，对他说道：

“喂，凯叙宗，你知道，这里是阿登省。前面你看见什么吗？我可什么也看不见。”

“像瞧屁股眼儿，漆黑一团。”凯叙宗回答说。我无法接话茬儿，转话题问他：

“喂，白天你没有听说过巴巴尼吗？到底在哪儿啊？”

“没有。”

谈话到此为止。

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巴巴尼，兜了一阵圈子，第二天早晨到达另一个村庄，脖子上挂望远镜的家伙正等着我们呢。我们到达时，将军正在村公所门前的棚架下喝早咖啡。老头儿看着我们走过，高声对他的参谋长说：“嘿！青春多美啊，潘松！”说完，站起身，去小便，回来不久，又去小便。他两手放在身后，驼着背，那天早晨，他显得十分疲乏。勤务兵悄悄对我说，将军没有睡好觉，听说膀胱出了毛病。

夜里我每次向凯叙宗提问，他总千篇一律地回答我，到头来我觉得这种抽搐似的反应挺解闷儿的，他又重复了两三遍“漆黑”和“屁股眼儿”的说法。后来在晚些时候，他死了，在走出一个村庄时被打死了。我们搞错了村庄，法国人把我们当作那方面的人，开枪打中了他。这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在凯叙宗死后不几天，我们开动脑筋，想出高招儿，以免晚上迷路。我们为此十分高兴。从此再把我们轰出营地时，我们不吭声，也不发牢骚了。

“去吧！”脸色蜡黄的家伙照常下令。

“是，少校！”

于是我们朝炮声的方向出发，五个人个个动作迅速，好像去采樱桃。一路上冈峦起伏，这里是默兹省的丘陵地带，遍地种植葡萄。初秋时节，葡萄还未成熟。各村的木头房子经过夏天三个月的曝晒，非常干燥，很容易起火。

一天夜里，我们认不清方向，发现炮声响处，一座村庄在燃烧。我们没有靠得太近，只是远远凝望，在十来公里处袖手旁观。那个时期每天晚上远方处处有村庄着火，我们天天被包围在中间，四处烈火熊熊，仿佛大乡小镇一起点火庆祝什么古怪的节日，火焰直冲云霄，形成一派火连天、天连火的景象。一切都被火焰吞没，教堂，谷仓，一处接着一处起火，其中干草堆的火势最旺，火苗儿也蹿得最高。其次是塌下来的房梁，竖立着，火花四溅，夜间特别引人注目，等到烧断后才倒入火堆。

一个村庄着火时，二十公里以外也看得清清楚楚，令人赏心悦目。一个地处僻乡的小村子，白天不显眼，可是夜间起火时，景象壮观，宛如巴黎圣母院的夜景。哪怕是个小村庄，也可烧一整夜，火旺时好像一朵巨大的鲜花，火弱时好像花蕾，直至完全熄灭。等到冒烟，已是清晨。

我们把马放在庄稼地里，不卸鞍，不让走远。我们自己在草地里打盹，当然要派一个人轮流警戒。但有火观看时，黑夜好过多了，不那么难熬了，不感到孤独了。

不幸的村庄经不起烧，不出一月，这个乡的村子荡然无存。森林也是炮击的目标，不出一星期，森林统统烧光了。森林着火也很好看，但火势不持久。

此后，道路畅通无阻，炮兵队走的方向正好与老百姓逃难的方向相反。

然而我们既不能进也不能退，只得待在原地。我们排着队去送死。连将军也找不到没有士兵的营地了。不管将军不将军的，统统露宿在野地里。仅存的一点儿人性也已丧失殆尽：从这几个月开始枪毙精神不振的士兵，甚至成班成班地枪毙，借此鼓舞士气。宪兵为此立功，受到表彰。宪兵进行着特殊的小战争，非常的战争，真正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