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民国十年（1921），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我去讲国语文学史。我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石印的本子，其子目如下：
第一讲 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
第二讲 古文是何时死的？
第三讲 第一期（一）汉朝的平民文学
第四讲 第一期（二）三国六朝
第五讲 第一期（三）唐上
第六讲 第一期（三）唐中
第七讲 第一期（三）唐下
第八讲 第一期（四）五代十国的词
第九讲 第一期（五）北宋（1）文与诗
第十讲 第一期（五）北宋（2）宋词
第十一讲 第一期的白话散文
第十二讲 总论第二期的白话文学
第十三讲 第二期上之一（1）南宋的诗
第十四讲 第二期上之一（2）南宋的词
第十五讲 第二期上之一（3）南宋的白话文
后来国语讲习所毕业了，我的讲义也就停止了。次年（1922）三月廿三日，我到天津南开学校去讲演，那晚上住在新旅社，我忽然想要修改我的《国语文学史》稿本。那晚上便把原来的讲义删去一部分，归并作三篇，总目如下：
第一讲 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
第二讲 唐代文学的白话化
第三讲 两宋的白话文学
我的日记上说：
……原书分两期的计划，至此一齐打破。原书分北宋归上期，南宋归下期，尤无理。禅宗白话文的发现，与宋《京本小说》的发现，是我这一次改革的大原因。……
但这个改革还不能使我满意。次日（三月廿四日）我在旅馆里又拟了一个大计划，定出《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如下：
一、引论
二、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
三、《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
四、汉魏六朝的民间文学
（1）古文学的死期
（2）汉代的民间文学
（3）三国六朝的平民文学
五、唐代文学的白话化
（1）初唐到盛唐
（2）中唐的诗
（3）中唐的古文与白话散文
（4）晚唐的诗与白话散文
（5）晚唐五代的词
六、两宋的白话文学
（1）宋初的文学略论
（2）北宋诗
（3）南宋的白话诗
（4）北宋的白话词
（5）南宋的白话词
（6）白话语录
（7）白话小说
七、金元的白话文学
（1）总论
（2）曲一 小令
（3）曲二 弦索套数
（4）曲三 戏剧
（5）小说
八、明代的白话文学
（1）文学的复古
（2）白话小说的成人时期
九、清代的白话文学
（1）古文学的末路
（2）小说上 清室盛时
（3）小说下 清室末年
十、国语文学的运动
这个计划很可以代表我当时对于白话文学史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加上汉以前的一段，从《国风》说起。
但这个修改计划后来竟没有工夫实行。不久我就办《努力》周报了；一年之后，我又病了。重作《国语文学史》的志愿遂一搁六七年，中间十二年（1922）暑假中我在南开大学讲过一次，有油印本，就是用三月中我的删改本，共分三篇，除去了原有的第一讲。同年十二月，教育部开第四届国语讲习所，我又讲一次，即用南开油印本作底子，另印一种油印本。这个本子就是后来北京翻印的《国语文学史》的底本。
我的朋友黎劭西先生在北京师范等处讲国语文学史时，曾把我的改订本增补一点，印作临时的讲义。我的学生在别处作教员的，也有翻印这部讲义作教本的。有许多朋友常常劝我把这部书编完付印，我也有这个志愿，但我始终不能腾出工夫来做这件事。
去年（民国十六年，1927）春间，我在外国，收到家信，说北京文化学社把我的《国语文学史》讲义排印出版了，有疑古玄同先生的题字，有黎劭西先生的长序。当时我很奇怪，便有信去问劭西。后来我回到上海，收着劭西的回信，始知文化学社是他的学生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开办的，他们翻印此书不过是用作同学们的参考讲义，并且说明以一千部为限。他们既不是为牟利起见，我也不便责备他们。不过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我为自赎这种罪过起见，遂决心修改这部书。
恰巧那时候我的一班朋友在上海创立新月书店。我虽然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却也不好意思不尽一点股东的义务。于是我答应他们把这部文学史修改出来，给他们出版。
这书的初稿作于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一年的一月。中间隔了六年，我多吃了几十斤盐，头发也多白了几十茎，见解也应该有点进境了。这六年之中，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的采用了。我前年（1926）在巴黎伦敦也收了一点俗文学的史料。这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唐人小说《游仙窟》在日本流传甚久，向来不曾得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如鲁迅先生，如英国韦来（Waley）先生，都看重这部书。罗振玉先生在日本影印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宝贵的了。近年盐谷温博士在内阁文库及宫内省图书寮里发见了《全相平话》，吴昌龄的《西游记》，明人的小说多种，都给我们添了不少史料。此外的发见还不少。这也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国内学者的努力也有了很可宝贵的结果。《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董康先生翻刻的杂剧与小说，不但给我们添了重要史料，还让我们知道这些书在当日的版本真相，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的流通也是近年的事。《白雪遗音》虽不知落在谁家，但郑振铎先生的《白雪遗音选》也够使我们高兴了。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近十年内，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收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这些歌谣的出现使我们知道真正平民文学是个什么样子。——以上种种，都是近年国内新添的绝大一批极重要的材料。
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新出的证据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学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逐渐演变的线索。六年前的许多假设，有些现在已得着新证据了，有些现在须大大地改动了。如六年前我说寒山的诗应该是晚唐的产品，但敦煌出现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怀疑了。怀疑便引我去寻新证据，寒山的时代竟因此得着重新考定了。又如我在《国语文学史》初稿里断定唐朝一代的诗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却不料隋唐之际已有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刚见着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说》，还很诧异，却不料唐朝已有不少的通俗小说了！六年前的自以为大胆惊人的假设，现在看来，竟是过于胆小，过于持重的见解了。
这么一来，我就索性把我的原稿全部推翻了。原稿十五讲之中，第一讲（本书的“引子”）是早已删去了的（故北京印本《国语文学史》无此一章），现在却完全恢复了，第二讲稍有删改，也保留了；第三讲与第四讲（北京印本的第二第三章）保存了一部分。此外便完全不留一字了。从汉初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页，不满二万五千字；在新改本里却占了近五百页，约二十一万字，增加至九倍之多。我本想把上卷写到唐末五代才结束的，现在已写了五百页，没有法子，只好把唐代一代分作两编，上篇偏重韵文，下编从古文运动说起，侧重散文方面的演变。依这样的规模做下去，这部书大概有七十万字至一百万字。何时完功，谁也不敢预料。前两个月，我有信给疑古玄同先生，说了一句戏言道：“且把上卷结束付印，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十年”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旧例，却不料玄同先生来信提出“严重抗议”，他说的话我不好意思引在这里，但我可以附带声明一句：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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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说明这部书的体例。
第一，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我在本书的引子里曾说：
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
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
但我不能不用那传统的死文学来做比较，故这部书时时讨论到古文学的历史，叫人知道某种白话文学产生时有什么传统的文学作背景。
第二，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这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学了。
第三，我这部文学史里，每讨论一人或一派的文学，一定要举出这人或这派的作品作为例子。故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文学史的著作者决不可假定读者手头案上总堆着无数名家的专集或总集。这个毛病是很普遍的。西洋的文学史家也往往不肯多举例；单说某人的某一篇诗是如何如何；所以这种文学史上只看见许多人名，诗题，书名，正同旧式朝代史上堆着无数人名年号一样。这种抽象的文学史是没有趣味的，也没有多大实用的。
第四，我很抱歉，此书不曾从《三百篇》做起。这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但我希望将来能补作一篇古代文学史，即作为这书的“前编”。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和冯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学史》。他们的见地与工力都是很适宜于做这种工作的，我盼望他们的书能早日出来，好补我的书的缺陷。
此外，这部书里有许多见解是我个人的见地，虽然是辛苦得来的居多，却也难保没有错误。例如我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页一九），又如说建安文学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页五八以下），又如说故事诗起来的时代（页七五以下），又如说佛教文学发生影响之晚（页二〇一以下）与“唱导”“梵呗”的方法的重要（二〇四——二一五），又如说白话诗的四种来源（页二一七——二二九），又如王梵志与寒山的考证（页二二九——二五一），李杜的优劣论（页二九〇——二九三），天宝大乱后的文学的特别色彩说（页三〇九——三一二），卢仝张籍的特别注重（页三七九——四一〇），……这些见解，我很盼望读者特别注意，并且很诚恳地盼望他们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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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中写二十万字的书，随写随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往往一章书刚排好时，我又发见新证据，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后，加个后记，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后记一节。有时候，发现太迟了，书已印好，只有在正误表里加上改正。如第十一章（页二四四）里，我曾说“后唐无保大年号，五代时也没有一个年号有十一年之长的；保大乃辽时年号，当宋宣和三年至六年。”当时我检查陈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历》，只见一个保大年号。后来我在庐山，偶然翻到《庐山志》里的彭滨《舍利塔记》，忽见有南唐保大的年号，便记下来；回上海后，我又检查别的书，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号。这一段只好列在正误表里，等到再版时再挖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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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改作此书时，北京的藏书都不曾搬来，全靠朋友借书给我参考。张菊生先生（元济）借书最多；他家中没有的，便往东方图书馆转借来给我用。这是我最感激的。余上沅先生，程万孚先生，还有新月书店的几位朋友，都帮我校对这部书，都是应该道谢的。疑古玄同先生给此书题字，我也要谢谢他。
一九二八，六，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