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史》导读
民初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重要，目录学是其中之一。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民国丛书》编撰出版新闻发布会上，周谷城教授发言说，民初是可以与春秋战国媲美的第二个学术思想“百家争鸣”时代。此话以及周谷老浓重的湖湘乡音，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后来《民国丛书》出版了，收入第一编的目录学著作就是姚名达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三种。
姚氏目录学著作三种之中，《目录学》是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的一种，按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专门研究目录学的著作，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所以对于目录的任何方面都简略地讲到了。”（《目录学·自序》）《中国目录学年表》一书，系采用传统史学的年表体式，裁取自古至今有关于目录学的零星史事，依时代先后，逐件系年，汇为一编。作者曾打算把《年表》作为一个篇章合入《中国目录学史》，取名《通纪篇》，置《溯源篇》后，使读者在具悉中国目录学渊源之后，先知全史梗概，然后逐篇研究，以免支离灭裂之弊。但事后发现此篇字数数万，条数数千，每条各占一行，篇幅几与史文全部相等，殊有枝大于干之嫌，才又重新抽出，独立成书，恢复原名，单行问世。因为《目录学》是初学入门之书，《中国目录学年表》为资料汇编，故相比之下，唯《中国目录学史》属于原创性专科学术史著作，最符合《蓬莱阁丛书》“尤具开创性”的选辑标准。不过单就史料的丰富和通贯而言，《年表》对读者了解中国目录学史还是很有帮助的。正如作者所说：“此篇悉属原料，从千百书中钩稽而出，考订排比，费事最多。书成自观，殊觉乏味。然欲确知某一史事之年代及其过程，则舍是莫由；苟能一气读毕，对于中国目录学之发展，亦可隐约得一概念；专家用作参考，必可免翻检之烦；且读各主题篇时，必有随手比照，增加领略之功。”（《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以是之故，建议读者如读毕此书意兴犹存，不妨再把《中国目录学年表》浏览一过。
一
据我知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与传统的、具有一定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相比，显然受到西方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影响；与同时代的、兼有目录学史内容的著作相比，则以纯专科学术史研究而迥然有别。谓之开创，未为过也。
晚清革制，朝廷派员出洋考察，学习先进，最先效法并比较见实绩的，大概要算是西方的学校和图书馆了。随着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引进，西洋现代目录学思想理论也很快传入，治图书目录学者，除少数仍固守传统外，大都能抱接受和吸收的态度，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看姚名达《目录学》一书的篇章名目，全然借鉴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建构的阐述模式，可见这位出身清华园的年轻学者对外来新学的积极态度。再看《中国目录学史》，开卷即先解释目录、目录学的概念和定义，目录学的种类和范围，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也颇具现代学科理论建设的气象，但其篇目结构却与悉仿西学的《目录学》不尽相同，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
《中国目录学史》结构以“篇”为主题，每篇之下各有若干小节；各篇每节，但立标题，不标序数。全书凡十篇，依次为：《叙论篇》、《溯源篇》、《分类篇》、《体质篇》、《校雠篇》、《史志篇》、《宗教目录篇》、《专科目录篇》、《特种目录篇》、《结论篇》。如果算上后来抽出单独成书的《通纪篇》，就该是十一篇。显然，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从古到今划分几个发展时期，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比如清末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民初蒋元卿的《校雠学史》等。姚名达把他组织中国目录学史的这种方法称作“主题分述法”，并解释其义说，就是“特取若干主题，通古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馀”（《叙论篇》）。
为什么不用通常的叙述方法去组织中国目录学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目录学虽然源远流长，但发展进程中的“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硬要划分时期，区别特点，“强立名义，反觉辞费”（《叙论篇》）。这样解释或许还有点儿费解，那就让我们参见姚氏《目录学》第二卷第七章“目录学的趋势”里的一段话。他说：“中国过去的目录学，造端于刘歆《七略》，发扬于两晋南北朝，收萎于清季，复兴于今日；但其形态仍不能跳出《四库》的范围外。再可以说一句，自刘歆创《七略》后，虽有郑樵、章学诚等加以精讨，但其范围，只是平面的发展，并没有直线的进步。换言之，自西汉至今日，虽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而目录学一科，仍就是在一个圈子内打走围，正如同其他学术一样没有进步。”由此可知，姚氏所谓“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就是说二千年来目录学形态在本质上仍没有跳出刘歆开创的模式。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中国目录学史也未尝不可用“断代法”来编写（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即用分期断代法论述），但我们对他敢于学术创新的肯定是无需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于，用“特取若干主题，通古而直述”的方法，是否能够，又怎么能够让中国目录学“源流毕具，一览无馀”呢？其实作者知道这样做也有这样做的不足，他说：“此种主题分述法亦有其流弊，一则同一事件而分散于各题之中，不能识其全貌；盖有经无纬，则组织不能周密也。一则文气所至，不便琐陈，以至时代不明，后先倒乱；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利弊相权，怎么处理？姚名达的理念是：“体例为史事所用，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具体对策是：“依史事之所宜，采多样之体制”（《叙论篇》）。就是说，《中国目录学史》各篇将采用适宜各自主题的史法体制，而不强求一律。理解这一点，就比较容易读懂《中国目录学史》“主题分述法”框架结构的理论含义了。
《叙论》、《结论》两篇各居首尾，在全书结构中的意义不言而喻。《叙论篇》首先对“目录”、“目录学”等基本概念加以定义，并对古往今来的目录作了分类，在一一分析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后，又划定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末了详细阐明本书框架结构的组织方法，及其所本的学术理念。提纲挈领，宣示宗旨，很符合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规范。《结论篇》以极短篇幅，分别阐述他对古代、现代和未来目录学的感想和希望，实际上也是其目录学基本观点的提炼和总括。
首尾两篇之间为全书结构的主体。第一《溯源篇》，追溯中国目录学的源头——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设立这个主题，完全出于他对中国目录学发展特点的基本认识：《录》、《略》虽然开创了目录工作和目录体制、分类的基本模式，但也导致了二千年来目录学没有重大突破和飞跃进步。传统目录学既受其庇荫，又长期笼罩在它的阴影中。所以率先引领，以为其下各篇主题之根本。该篇除详述《录》、《略》分类、编目特点外，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写定以至插架，莫不一一推寻原始，并上溯先秦目录之渊源，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其叙事阐释方式，与其他各篇以主题为纲领的笔法不同，作者自称是“混合叙述”、“追问法”。
《溯源篇》以下各篇皆以主题为纲，通古贯今，看似“独立特行”，互不相干，其实却与传统纪传体史书体制结构暗合。如原来设置在《溯源篇》之下的《通纪篇》，姚氏即明确说是“特用正史之本纪体例”（《叙论篇》），后来无奈抽去，纪传体制便缺了“本纪”一角。现在紧接《溯源篇》之后的是《分类》、《体质》二篇。为什么？因为姚氏认为，“分类与编目为目录学之两大巨轮，故首及之”（《中国目录学年表·导言》）。并设定其编撰体例相当于纪传体的“志”。为什么是“志”不是“传”？因为这二篇的主题“分类”和“体质”（编目），乃古代目录制度结构最本质的两大要素，性质与其他以目录类型为主题的各篇不同，故其论述方法也不同：“皆所以勘同析异，明变求因，上下古今，分别学派，合数十家为一段，不复胪列条别。所用体例，盖如正史之书志，以事为主，不以人或书为主，重在大势而不重在个体。”（《叙论篇》）《分类篇》讲图书分类法，上自《七略》，下至杜威，尽录古今目录分类之纲要，并论其要旨，评析得失。《体质篇》讲编目的方式方法，因以著录、解题、引得、小序、总序等为“构成目录的质料”，以活页、辞典、类书、年表、散文等为“目录构成之体式”，故改以“体质”为篇名。众所周知，“志”在纪传体史书中统摄典章制度，《分类》、《体质》二篇都是讲目录基本制度，故效其书法，可谓形质兼具。姚氏认为这两篇在全书中最为重要：“欲知中国目录学之主要精神，必亦于此求之。”（《叙论篇》）其中《分类篇》“探讨最深，分析最精”，作者自觉比较满意。《体质篇》则“搜集未广，论证未详”，作者自我批评“最陋劣”。但读者不要因此轻忽此篇，其实里面还是有不少启发人思之处的。
由于《分类》、《体质》二篇都是根据古今公私藏书综合目录的演变来叙述的，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具特质的目录则无暇顾及。如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与一般书目大相异趣的宗教目录，与综合性目录相对应的学术专科目录，以及那些“性质特别而不限于一科”的目录，等等。所以作者又另作归纳分类，按“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立题名篇，各各阐述。若以《通纪篇》之为“纪”，《分类篇》、《体质篇》之为“志”相推拟，那么这几篇的性质、体例，似正可视作纪传体之“传”。《史志篇》以时代为主，凡正史国史艺文志经籍志及后世补志，莫不加以评骘；《宗教目录篇》以佛教目录为重点，兼及道教目录、基督教目录；《专科目录篇》对经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文字、教育、科技、艺术等学科的目录与索引，逐一叙述，溯古详今；《特种目录篇》“取为数较多者”，分列丛书、个人著作、地方著作、禁书、刻书、阙书、版本、善本、敦煌写本、举要、解题、辨伪十二门类，并兼及有关妇女著作、家族著作、学派著作、日报要闻、杂志论文、参考书、书评、外国人书籍的目录和索引。这与纪传体史书以儒林、文学、循吏、佞臣等分门别类为人物立传，不是很有些貌合神似吗？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构想，借鉴传统历史编纂法，使“主题分述”以致结构割裂的负面影响得以消弭。所以我说《中国目录学史》结构框架有那么点“中西合璧”的味道。
篇目结构中唯《校雠篇》似稍嫌突兀。此“校雠”盖指广义的整理，而非狭义之校勘。为什么要设立此篇？因为姚氏觉得目录乃由校雠而来，“校雠在目录之先，目录为校雠之果”，“总目录之成，多先经校雠之手续”，“史志之成，莫不据秘阁之校雠”，二者呈因果先后关系，而《分类篇》、《体质篇》仅按总目录的形态特质来叙述分类、编目的演变，没有涉及“前因后果”，所以要另以“校雠”立题设篇，“以述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但以我之陋见，目录之学固然由校雠而来，若谓之密不可分，那也只是维系在朝廷秘阁藏书这一层面上。如作者所说：“古之书籍，未经校雠，难于著录，故两事相因，不易分辨。中世以藏书为炫耀，秘府往往抄写旧书为一律之体式，校勘整理俱所不免，写定之后，亦有目录。近世私家善读书者，则广勘众本，考定异同，择善而从，蔚成专科之学。藏者不必能校，校者不必自藏，目录学之与校雠学（校勘），遂截然两途矣。”（《校雠篇》）秘阁校书既与官书总目录相因，写目录学史当然不能不顾，但二者既已截然分途，叙述亦宜以目录为纲，与其为“校雠”谋篇，不如为“公私藏书总目录”立“传”，凡“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都附系于各重要秘府书目下逐一铺展。这样，既照顾了目录学与校雠学的这层关系，又避免了理论框架上的结构“错位”，同时也可使目录之“本传”更显丰满。
《中国目录学史》的理论框架决非无懈可击，但确有创意。姚名达《自序》提及此事亦颇为自许，说：“对于编制之体裁，杂用多样之笔法，不拘守一例，亦不特重一家，务综合大势，为有条之叙述，亦一般不习见者。”在我看来，这的确不是过分的自诩。
二
早在《民国丛书》出版之前的1957年，《中国目录学史》就已由商务印书馆再版重印。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在再版《后记》中说：“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编写与出版将近二十年了，今天我们来翻印它，是由于它本身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功用和价值。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这是很有权威的评价。姚著于文献资料广采博搜，读者随手翻检，即可领略，自不必于兹赘言。至于编写内容，作者《自序》尝称“书中论断多出心裁”，并“姑举数端，聊示一斑”。若《别录》无辑略，《诗经》、《尚书》属丛书，《隋志》分类乃《七略》、《七录》嫡裔，佛经《旧录》、《别录》即支敏度《经论都录》、《别录》；若目录必兼有解题和引得，丛书必须拆散归类，文集宜改入总类，等等。今亦就读书所得，略举数端。
首先说说“解题”。姚名达虽然为中国目录学写下洋洋洒洒的通史，但他对古代目录学成就并不推崇，总体评价甚至较低，认为“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责疑“中国之目录学无乃尚未成功”（《叙论篇》）。独有“解题”得到他不吝其词地赞赏，说是传统目录体制中最具中国特色、唯一优于西洋目录的地方。
重视解题的作用、意义，《中国目录学史》并非开先之作。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提出“篇目”、“叙录”、“小序”为传统目录体制三大要素；且以“解题”取代“叙录”，区别目录种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并强调解题于目录之学术性尤见重要：“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轻重；即有解题，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目录学发微》虽迟至1962年才正式出版，但余嘉锡从1930年起即持为讲义，在北京各大学讲授，翻印传抄，习者众多。他的“目录体制”学说，旋为后来目录学著作承袭沿用，视同经典。如1931年出版的刘纪泽《目录学概论》，论体制、派别，就已一本其说；姚名达《目录学》“目录的派别”一节亦同其说，该书出版于1933年。不过，余嘉锡论述解题只在原原本本推寻叙录体例的本原，对其发展演衍出来的各种变例无一阐发，而这在《中国目录学史》里得到了很好的继续。
书中论解题者仅三四处，篇幅也都不大，但其见解、论断颇有新意，并多能切中肯綮，发人思考。比如他提出目录分类应从多方面着眼，若“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则有纯书目（有仅记书名、著名、卷数者，有兼记版本参考事项者）、纯解题（有于书目后作解题者，有于书籍中做题跋者）、兼书目及解题之异”（《叙论篇》）。又比如他在区分目录体制时撇开“小序”，突出“解题”和“书目著录”，打破了余氏按“篇目”、“叙录”、“小序”三要素区分目录的框樊。这是从宋元以后目录实际出发重新树立的区划标准，很有道理，大有必要。因为事实上有小序的书目只占很小比例，特别是宋元以后，罕见“有小序而解题者”，唯多“有解题而无小序者”，再按余氏标准类分，根本行不通。另外，清以来书目著录变化很大，书名、著者名、卷数及其他参考项，大大超出原初“篇目”的内涵，再固守余氏标准，根本管不住。所以后来有人就按有无解题分作两大类，但还不及姚氏合理，因为确实还有“兼书目及解题”者，比如清代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遗憾的是，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后世治目录学者的充分重视。
书中又正式提出“解题目录”这一概念，并予以体例、内容上的分类和分派。说自刘向《别录》出，“遂开后世解题一派，然目录未必有解题，解题亦未必皆同体例。刘向《别录》所开之风气，后世有完全接受者，有撮取精华者，有偏举局部者”（《体质篇》）。又说“自解题内容之旨趣分之，则有解释内容、订正讹误、考索存佚、研究版本、批评是非、叙述源流之异，又或兼而有之”（《叙论篇》）。所谓“完全接受者”，是指能对《别录》体例“皆一一详论”的目录，如刘宋殷淳《四部序录》、唐元行冲《群书四录》、北宋《崇文总目》、南宋《中兴馆阁书目》、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类。“撮取精华者”，指“各方面皆已论到，而又不如《别录》之详尽”一类，如刘歆《七略》、唐毋煚《古今书录》、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偏举局部”包括二方面意思：一是指那些“精神时有所偏，不能每书皆逐一研究其各方面，体例不能纯洁”的目录，如刘宋王俭《七志》、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高儒《百川书志》等；二是指那些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发展的目录，如清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缪荃孙《艺风藏书记》“特别注重版本方面”，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备录成说以备考证之例”，等等。
此外，《特种目录篇》还专设“解题目录”一节，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讲古代的解题目录。说“解题”之名始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陈、晁二志“详略略等”，与《七略》、《七志》“同一系统”，与《四部序录》、《古今书录》、《百川书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皆相附而成流派”。说解题目录就是《别录》体制的“撮取精华”一派和“偏举局部”一派，较之《别录》及其“完全接受者”，“则具体而微”；“较之一般有目无叙录者，则增出‘解题’之语”。这与《体质篇》说法小有差异，不知是后来的改变还是本来的疏忽。二是讲现代的解题目录。说古代解题“皆典藏目录”，与现代解题的概念不一样，“现代之解题实即读书指南，非复古义矣”。并举吕思勉《经子解题》、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为例，介绍其体例内容特点。
总之，《中国目录学史》论“解题”，文字不多，篇幅不长，观点未必完全正确，论述也不够周详严密，但却富有学术上的创意和挑战性。我们尽可不必苟同，却不能无视或轻视。可惜其中不少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争辩讨论。学术欠长进，回头再看，竟然新意犹在。
其次谈谈《宗教目录篇》，主要是其中的佛经目录，着重看作者治目录学史的方法。
《宗教目录篇》是文字最多的一篇，几占全书四分之一。从整体看，确实有些失衡，反过来说，当然最为详尽。尤其讲佛经目录，在迄今为止的目录学史著述中，似尚无出其右者，欲知佛录史，此书甚宜。不过对此篇感兴趣的不会多，读者往往匆匆翻过，草草了事，我初读就这样，基本上没看。但是，如果看佛录只在求知佛门经籍，那么没兴趣的不读也罢，若是为了通览中国目录学史，不读就缺了一大块。为什么？因为佛经目录在学术方法上有不同并转胜于一般目录的地方。姚名达说：“晋宋四部目录初亦兼收佛经，《七志》、《七录》且特为佛经、道经新增二录。而后来帐籍终于分道扬镳，不相为谋。正统派之目录学家既局于四部之范围，坚拒异端，高自标置。而佛道之徒亦别立门目，不复寄人篱下，抄集结藏，著录成目，其造诣转有胜于正统派者。特以其书深隐丛林，故不甚为流俗所重。”（《宗教目录篇》）他在《目录学》第三章“佛经目录”中还曾这样说：“目录学史中，最值得我们佩服的乃是佛经目录。它所用的方法，比普通目录优胜的，至少有五点：一、历史观念很发达，每一部书的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书时间、译书地点，都记载得详详细细。二、辨别真伪很严格，凡是可以怀疑的书，都仔细考证，明白辨别。三、比较异同很详审，一部书有数种译本的，都详细列举，比较它们的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部，或在一部书里抽译一二篇，而另题书名的，都一一根究它的出处，分别注明，使得学者不致迷惑。四、搜采遗逸很勤劳，虽是已佚的书，亦必保存它的名目，以候采访，使得学者可以按照某时代的目录而知道那部书是何时遗佚了。五、分类极复杂而很周备，或照著译时代分，或照书的性质分；性质里面，或照书的涵义内容分，例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乘’‘小乘’，或照书的形式分，例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同一目录中，各种分类并用，同是一书，而依它类别的不同，交错互见，常常数十次，使得学者便于检查。假如读者不信，请一看僧佑、法经、长房、道宣诸僧的作品，便不能不鄙薄《七略》、《汉志》、《新簿》、《七录》实在太简单，而且不能不叹惜此后各种目录太没长进了。”这样的结论虽说未必恰如其分，然而治目录学者确实不能对佛录的分类、体制一无所知，即使他并无兴趣。
《宗教目录篇》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目录、佛教目录和道教目录三部分，而于佛录历史之论述，用力最深，不仅是材料的搜辑，更在于方法的运用。作者《自序》在追述此书编撰缘起时说：“其始原欲博收精考，撰成毫无遗漏之文献史，故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年代先后叙成系统，佛教目录即其残迹。著作过半，始知其规模太大，非克期出版之预约书所宜，亟毁已成之稿，改用主题分篇之法，撷取大纲，混合编制，几经改造，遂为今式。”由此可知什么才是作者最初构建目录学史的理想方式。所以我们除了需要理解此书整体框架，还应该了解佛教目录部分的结构和学理。那是怎样的叙史方法呢？显然就是上文说的“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年代先后叙成系统”，即以成书年代为经，具体佛录文献为纬，来编织历史的方法，所谓“文献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没有凭空托大之弊，能臻实事求是之真。很多学科专史都适用此法，比如易学史、诗经学史、小说史、戏曲史等。而依我陋见，它犹似目录学的方法，所谓“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无非就是详尽的书目解题或提要。我甚至觉得目录学史就应该这么写，因为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理论，见诸文字的实在太少，学术发展轨迹主要就在一部部目录书中展开。以《中国目录学史》“主题分述”之结构，其“传”的部分都宜用此法来写。虽然作者后来改变了初衷，但初衷却代表了作者学术思想的倾向。所以我要提请读者注意《宗教目录篇》的佛教目录部分，因为那里有其初衷的残存。
最后再讲讲“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目录类别是目录学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录传统悠久的我国还要到晚清才开始提出，民初以来更众说纷出，仁智各见。姚名达批判吸收诸家之说，认为划分目录种类“应从多方面着眼”，并在《叙论篇》提出具体八个方面的分类意见，其中有三条是这样说的：“二、自书籍典藏之有无分之，则有藏书目录与非藏书目录之异。”“三、自藏书目录之藏者分之，则有公藏、私藏，公开、非公开，独立、非独立，古今中外，种种区别。”“四、自非藏书目录之对象分之，则有时代、地方、学术、人格、数量、实质之别。”我琢磨《中国目录学史》框架结构就隐含着他的目录分类理念：《分类》、《体质》、《校雠》三篇，全都展示公私藏书总目录的形态特质；《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四篇，则基本涵盖了非藏书目录。其中分设“专科目录”一类，已有先例，但称“学术目录”或“学科目录”，而辟设“特种目录”一类，则为姚氏创意。这两种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里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反观后出之目录学著作，却犹有不及。故特意拈出，略说一二。
“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是《中国目录学史》“侧意提倡”的目录种类。为什么要“侧意提倡”？因为姚名达十分肯定和赞赏古代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认为这是目录学要义所在，应当继承发扬，而当时目录学界对此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姚氏以为“目录学实负有指导各种学术之责任”，藏书目录虽然可以通过分类起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作用，但受种种局限而不能充分，相比之下，“以学术分科，溯古详今”的专科目录更能负起这个责任。他说：“藏书目录随藏家之嗜好而发展，亦随藏家之兴衰而生灭。虽汉唐盛世之《七略》与《群书四部录》亦不能流传后世。学者恨焉，乃借重于史志，而不幸史志亦不能包举一代而无遗蕴！学者欲通晓古今，洞识所学，乃不得不各自就其本科目录作彻底之研究。此专科目录所以发达于现代，一也。藏家无论公私，多假以自炫，初无转精一科之志。故煌煌巨册，非不丰美；而平均分配，各科皆备；及专家用之，辄感其不精不足；势须独具只眼，另行搜求。此专科目录所以早已脱离藏书目录而独立，二也。百科竞出，群籍充栋，初学者望洋兴叹，茫然不知从何下手。洞明其学者，各就其赏识，选拔要籍，以作读本，实为学术进步之第一阶段。此专科目录所以先乎藏书目录而产生，迄乎现代而尤盛，三也。”（《专科目录篇》）这段论述至今读来精彩犹然。
同样道理，他认为特种目录“所贡献于学术者，并不下于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其实就是对“史志”、“专科目录”之外所有非藏书目录的概而括之，或者也可以“专题学术目录”视之。而在此之前，这类书目大多分立名目，与专科目录并处同列，显得琐细不伦。例如《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分别以“书录”、“丛书目录”、“著述考”、“存毁书目”、“刊行书目”、“题跋及读书记”等名目，与“艺文志（史志）”、“学科专目”排比成同级类目。又如杜定友《校雠新义》是以“引用书目”、“书目之书目”、“版刻书目”、“考订书目”、“题跋”、“毁阙书目”等名目，与“史家目录”、“学术书目”并列一个层次。姚著把这些“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者”统摄在“特种目录”名下，与“史志”、“学科专目”成同一级类目，再在次一级按不同性质分成小类，从分类学角度看，更合理一些。只是有些书目称作“特种目录”并不合适，比如“解题目录”，其特殊性在于目录体制，与其他“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者”的专题学术目录似不能相提并论。
专科目录、特种目录虽为本书侧重，其内容却稍嫌单薄，议论比较粗疏，不及《宗教目录篇》之“佛教目录”。但一般还能追溯该学科目录的起源，尤其能将近代、现时的目录尽量搜集罗列，使读者获益取便。其中也有写得较详稍好的，如专科之历史、金石目录，特种之丛书目录，有些观点、说法至今犹不乏新意。
《中国目录学史》“侧意提倡”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旨在特别强调这种出于学者治学研究需要而编制的学术目录。而《目录学》就没有特意提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因为那本小册子只需回答“图书馆需要那几种目录”就够了。所以，对于但知图书馆藏书目录而不知学者学术目录的读者来说，提请特别留意本书“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二篇，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目录学史》有别出心裁的构思，他人未发之论断，资料采辑亦甚详备有序，然虽美而犹有所憾。作者《自序》坦言：“惜因汗青期迫，致有虎头鼠尾之弊，不能一一如意探寻，私衷深以为憾。”并自揭其“大病”有二：一曰“剪裁之失均”，二曰“精懈之不等”，自我评判“是书绝非成熟之作”。在我看来，他的自我解剖尖锐中肯而非矫情作态，分析原因客观可信而非托言遁词，如此勇敢率真地直面自我，让人感佩之心油然而生。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编写出版将近二十年之后，仍盛赞“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此话一晃又过去四十余年，惜乎今日数来，能全面超过姚先生这部著作的又在哪里？
三
《中国目录学史》撰作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过两稿。1932年旧稿垂成之际，不幸遭遇“一·二八”事变，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上海闸北火海一片，时存宝山路祥瑞里十三号姚氏寓所中的《中国目录学史》及《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年表》旧稿，顷刻间灰飞烟灭。姚氏于劫后发愤重撰，《目录学》翌年冬完稿，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出版。1935年冬商务老总王云五复以《中国目录学史》相属，经过一年半的艰苦撰作（按《自序》感叹：“写此稿也，如独入古墓，如长征沙漠，趱程愈远而痛苦愈深，废然思返者数矣。”），终于1937年夏全书告竣，成为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种，是时姚名达年仅32岁。限于篇幅，不能为这位不久即捐躯抗日战场的年轻学者的生平行迹多着笔墨，也不欲详述其撰作过程，拟腾出字行着重谈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目录学史》撰作的学术背景；二是《中国目录学史》体现的学术精神。
20世纪30年代的目录学界给姚名达提供了一个怎样的学术背景呢？空言不如事实，还是先看看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撰《西学书目表》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这四十年间究竟有哪些代表性的目录学成果：
1896年 梁启超撰《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
1897年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江标《宋元本行格表》、袁昶《袁氏艺文志》、沈桐生《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印行。
1898年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黄庆澄《普通学书录》印行。
1899年 徐惟则《东西学书录》、（英）傅兰雅《农务要书简明目录》印行。
1900年 丁申《武林藏书录》印行。
1901年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缪荃孙《艺风藏书志》印行。
1904年 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印行。
1909年 王国维《曲录》、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印行。
1910年 叶铭《说文书目》、《金石书目》，丁福保《历代医学书目提要》印行。
1911年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涵芬楼藏书目录》印行。
1915年 王颂蔚《古书经眼录》、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印行。
1918年 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顾实《图书馆指南》印行。
1919年 缪荃孙汇刊《荛圃藏书题识》、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印行。
1920年 周贞亮《书目举要》、叶德辉《书林清话》印行。
1921年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印行。
1922年 朱家治《欧美各国目录学举要》印行。
1923年 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胡韫玉《周秦诸子书目》印行。
1924年 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印行。
1925年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杜定友《著者号码编制法》印行。
1926年 杜定友《图书目录学》、章钰《读书敏求记校证》、吕思勉《经子解题》、周云青《四库全书提要笺注》印行。
1927年 杜定友《图书馆学概论》、李笠三《国学用书撰要》印行。
1928年 邵瑞彭《书目长编》、刘咸炘《续校雠通义》、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印行。
1929年 王重民《国学论文索引》，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目》、《寒瘦山房鬻剩善本书目》，傅增湘《双鉴楼藏书记》、《双鉴楼藏书续记》印行。
1930年 刘咸炘《校雠述林》、钱亚新《索引和索引法》、杜定友《校雠新义》、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董康《书舶庸谈》印行。
1931年 陈彬龢《中国书史》、胡朴安《校雠学》、陈垣《敦煌劫馀录》、刘纪泽《目录学概论》、金敏甫译《现代图书馆编目法》、裘开明《中国图书编目法》印行。
1932年 洪业《引得说》、孙楷第《日本东京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杜定友《图书管理学》、何澄一《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胡鸣盛《四库荟要目录索引》、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印行。
1933年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钱基博《版本通义》、马念祖《伪书举例》、姚名达《目录学》、吕绍虞《中国教育书目汇编》、陆达节《历代兵书目录》、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于炳耀《四库全书索引》、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印行。
1934年 皮高品《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马导源《书志学》、汪辟疆《目录学研究》、福开森《目录学概论》、钱亚新《太平御览索引》、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印行。
1935年 蒋元卿《校雠学史》、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北平图书馆《中国清代文集篇目索引》印行。
1936年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陈登元《古今典籍聚散考》、杨家骆《丛书大辞典》印行。
以上资料径摘自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年表》，恕我图方便，未予考核，当然《年表》中未予计入的尚十数倍于此。清末民初目录学发展之兴盛、成果之丰硕，是否可由此窥豹其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从中发现，大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目录学发展明显呈现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旧学向新学转变的态势：此前，目录学成果大都依然保持传统体式，西学的引入仅反映在图书著录上；此后，现代著述形式的目录学成果逐步成为主流（杜定友在20年代末就说过：“今日专论目录学之书凡数十种，规则近千馀条。”），传统目录则渐始式微。上承乾嘉显学馀绪，下顺西学东渐之风，清末民初无疑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一个大发展与大变革并行的时代。
时代为姚名达铺就了一桌“学术盛宴”，赐予其大快朵颐的口福。前期同代的学术成果使《中国目录学史》获益匪浅。例如他之所以推崇佛教目录，设置专章，重点论述，就完全是受乃师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的启发和影响，说是“自尔以还，恍如敦煌经洞之发露，殷墟卜辞之出土焉，目录学宫黑暗之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宗教目录篇》）。又如当时学界对目录学的定义有歧见有争议，杜定友《校雠新义》说目录即“簿记之学”，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无关；刘纪泽《目录学概论》以为目录之学“乃由纲纪群籍范围，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综合群籍，类居部次，取便检寻，是其粗也，辨别源流，详究义例，使载籍之存亡可稽，学术之盛衰可考，是其精也”。再看姚名达下的定义，就知道基本是从刘说发展而来：“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浅言之，将繁富乱杂之书籍编次为部别州居之目录，使学者自求之，目录学家之职务也；深言之，不特使书籍有一定之位置，且能介绍其内容于学者，使学者瞭然依南针以前趋，尤目录学家之功勋也。”再有，我们从《体质篇》里找得到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论“目录书体制”的痕迹；他为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分设的类目，分明有《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分类法的影子；甚至他严厉批评“中国目录学史中竟无一种合理之分类法”，也与杜定友的“中国无分类法论”不无关系。总之，清末民初数十年间涌现的众多目录学成果，给姚名达顾瞻历史、思考历史提供了多方面的学术思想资源。
借鉴、吸收是学术发展普遍而永久的话题，而在那时，西学新学无疑是借鉴、吸收的主要话题。学术史研究提出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科学化”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当传统目录学也在接受“赛先生”的“洗礼”时，姚名达又是如何看待和应对新旧学术的转换呢？虽然传统目录学有二千年历史，现代目录学输入中国的时间才只是它一个零头，但《中国目录学史》既欲展示中国目录通贯古今的历史全景，就必须有总揽全局、通贯一体的史观。新旧衔接、中西交替，对叙史并无太大妨碍，只要史实清楚正确就行，但对论史却构成相当的困难。因为在新学当行的趋势下，论史势必要用西方现代目录学理论观照中国传统目录学说，然而以公众图书馆为背景的西方现代目录学理论，与植根东方文化土壤的中国传统目录学，实在是异趣多多。故其关键是如何合情合理地评估中国目录学厚重的历史传统，如何审察现代目录学移植中国的合理性和适应度。一个是批判继承，一个是批判吸收。
姚名达对二千年目录传统的认识和评估，肯定受到西方现代目录学学科原理的影响。比如他批评古代目录：论分类，“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摄一种专科之学术也必矣”；论编目，于“活页编次之道、检字引得之术、编号插架之方，皆素不讲究，殊不便于寻检”；论学理，“仅可从散在各种之字里行间寻绎之”，“至于专门研究校雠目录之书，尤屈指可尽”，“故严格论之，中国之目录学无乃尚未成功”（《结论篇》、《叙论篇》）。所谓“严格论之”，就是用新法衡论旧法，用现代目录结构比照传统目录形态。以是之故，他抱憾“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认为“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后人之所加于向、歆者，较之向、歆之所已发明而实践者，究属戋戋有限，与二千年之长时期比照，惭愧抑不胜矣”（《叙论篇》）。不仅如此，他还将古代目录缺乏革新精神与传统文化相联系，说：“此种不专精不彻底之学风，百科皆然，非可独责目录学家一方，则文化之惰性深入人心，惮于革命而安于守成者，比比皆是。”（《分类篇》）还说：“二千一百年来之中国学术遂始终困束于此数部残书之中，此种残书所载之知识原极有限，而后人复不敢‘离经叛道’，文化之所以无进步，民族之所以无发展，莫不导源于此。故著者认为若知四经、三礼之为古代丛书百一之残本，则知陋儒所谓文武孔孟之道原不只此区区，欲自立于现代，亟宜广求知识于世界，而不应抱骷髅以寻欢也。以上所论，虽似稍轶范围，而实关系重大。即就目录学而论，亦为洞察本源之要着。”（《特种目录篇》）这样的话语，不由让人想到“五四”以来对旧传统旧文化的激烈批判和抨击。成长于斯时的青年学者姚名达，对中国目录学历史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应该有他更宽泛的文化背景。
虽然姚氏某些观点、论点不能让人苟同，但总体而言，其持论还不算太过分，批判尚能保持一定的理性。第一，他并不像有的学者那样对传统目录作深痛恶疾状地全盘否定、彻底推翻。比如他论定传统目录“优于西洋目录者，仅恃解题一宗”，并建议将来编目“与其详列篇目，不若精撰解题”（《结论篇》）。虽止“解题一宗”，却很重要，因为肯定解题等于肯定了古典目录体制的大传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二，姚名达对传统目录相形见绌于现代目录的某些弊端和缺陷，能理性地分析原因，寻找根源。比如他称赞西法用号码代部类最便于庋藏检寻，批评“向来我国目录学家从未注意及此”，但同时指出“西洋古代之分类法亦不知以号码代部类，其弊正与我国目录相同，直至19世纪，因受工业革命之影响，新书出版之速度日增，旧法之类目不能收容，近代化之图书馆到处兴起，新目录学之研究渐精”（《分类篇》），揭示了传统目录分类法落伍的历史和客观原因。强调“时代性”是姚名达目录学史观的重要方面，他在《目录学》“历史篇”论“目录的时代性”时这样说道：“目录学既随着了学术的进步而进步，因此必受着时代的限制。《七略》的分类无论如何好，但在现在如有人去依照，就必定行不通，因为《七略》只是汉代的目录。《四库》的分类法在现代之所以行不通，一方却固然是因为其本身的分类不精密，而其大部分的原因则在乎西洋许多新进来的学术，非《四库》所能包得住的缘故。”于是就有了其理性批判的第三个方面：对西方目录学不盲目崇拜，不一味抄袭，在承认其现代性，吸取其合理性的同时，并作“一视同仁”的批判。本书《结论篇》就作如是说：“严格论之，现代目录之稍进于古录者，惟在索书号码之便利与专科目录之分途发展耳。目录之内容，分类之纲领，究未适合书籍之需要也。”我认为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或许有一个例证最能说明姚名达的学术批判精神。本书《特种目录篇》“举要目录”一节介绍时人黄庆澄的《普通学书录》，就特意称赞黄氏“评当日新旧之争，尤具卓识”。黄氏评说些什么呢？他说：“今之据高头讲章，岸然道貌者，动曰：‘吾习旧学，不屑新学也。’今之翻洋板新书，昂然自命者，动曰：‘吾习新学，不屑旧学也。’嗟乎！学亦何新旧之有？尼山未老，六经均系新出之书；秦劫不灰，诸子皆擅时流之誉。庆澄愚以为学而切用，其学为地球之公学书，不必问为旧学为新学也。且地球之理，日出而不穷，不特非今日旧学所能尽，亦岂今日新学所能尽乎？行远必自迩，积小以高大，推陈以出新，握机而待变。海内有道诸君子，其亦不河汉我言欤！”黄氏评说既为姚氏激赏，那么姚氏对新旧目录学之态度亦当与其相同，而这种继承引进、兼收并蓄的批判精神，也确实是《中国目录学史》基本具备的。
以上是我往昔阅读、学习《中国目录学史》的些许心得体会，卑之无甚高论，谨供读者诸君参考而已，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四十余年前《中国目录学史》重版之时，王重民先生在《后记》最后这样说道：
当姚先生这部遗著就要重新出版的时候，我们对于姚先生自然兴起敬仰和悼念，因略述姚先生的事迹于后。
姚名达先生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到上海专心写读。1932年日寇进攻上海，先生恨敌入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先生慷慨激昂，恨不能杀敌。1942年日寇侵入江西，先生方正在中正大学教书，奋身参加战地服务团，为杀敌战士服务。在新淦遇敌，死于石口村，年仅39岁。遗著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章实斋年谱》七种；其他遗稿，详王咨臣《显微先生著述目略》中。
当年读后即多感怀，谨迻录于兹，假为拙文结语。
2001年12月 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