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在“巴山轮会议”上，经济学家们重点讨论了宏观管理的理论和国际经验，从概念上厘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目标以及经济调控的手段等。会议最后形成了七大专题报告，它们分别是“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

没有必要全面介绍这七个专题的讨论内容，需要重点回顾的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可能对中央的决策形成在实际上产生了影响。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与战略方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朝市场经济的过渡步骤。科尔内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构造。

他把协调机制区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仍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再一次的长征。

关于过渡的方式，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揽子改革”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根据郭树清和赵人伟整理出来的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而那应该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意见对1988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的价格和工资改革的“闯关”决定应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对中央的决策可能产生了影响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以及如何实施宏观治理的政策。会议上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度需求，用托宾的话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情况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如何治理过度需求的问题自然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多数经济学家也一致地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所谓“双紧方针”），并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现状和中央银行的职能等技术性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改革建议。此外，会议上还特别针对收入分配的政策进行了研讨，这是因为在当时，工资上涨和消费基金的膨胀蔓延正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科尔内教授指出，经济改革有很多风险，主要风险之一就是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过强，如不能正确处理，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托宾的意见是，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导致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他给出了一个教科书上的公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上涨率等于名义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额。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名义工资的过快增长，上述公式应该挂在经济主管机关办公室的墙上，时刻不忘。

在开始改革之后，特别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资增长和消费基金膨胀的局面迅速蔓延。在1985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的大型调查中，获得了1984—1985年间工资上涨和消费膨胀的实际信息（见表3-1）。根据这一调查报告，“1984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国民收入增长了12%，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了22.3%，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货币收入额增长了25.3%，社会集团消费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38%。我们调查的城市消费基金增长高于全国水平。这种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三者同时大幅度上涨的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1985年，三种消费基金还将比去年再增加800亿元。我们面对的是消费基金的全面膨胀”。

该报告还调查了消费基金膨胀的特征。根据调查发现，消费基金膨胀的主要表现包括：（1）企事业单位超发奖金、滥发实物、随意增加津贴、扩大浮动升级；（2）“账外洒漏”，即单位通过“账外”方式发放和增加各种职工收入，如套取现金、公款私存、利用劳动服务公司作为小金库、对外承包等；（3）国家用于职工福利、物价住房补贴以及其他转移支付的基金迅速增长。这就导致中国的实际工资成本（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了。在当时，账面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不到10%，但加上各种福利支付和补贴，工资性支出比重则达到了15%以上，超过了日本13%和苏联15%的水平。

由于消费基金的膨胀转入更加隐蔽以及采用“体制外”的支付方式，造成国家统计局对企事业单位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产生严重的向下的误差。调查报告中对国家统计局的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与来自银行的工资性现金支出数据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缺口在1984年以后跳跃性地扩大了（见图3-2）。

那么，怎么控制工资的过快增长呢？在“巴山轮会议”上，布鲁斯提出，单纯使用经济手段难以保障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确关系，需要考虑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托宾也主张，中国政府不能马上放弃行政的控制。他甚至建议把目前由银行监督工资总额发放的办法逐步改成控制每小时工资水平的办法。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当前使用的对超额发放的工资实行征税的政策应该严格执行。但是，总体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在西方，由于工会组织和其他因素，政府控制工资过快增长的经验并不多。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主张把工资与物价挂起钩来，这种“收入指数化”的主张在会议上没有得到认同。

从1985年的情况来判断，大多数经济学家大大低估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扩张以及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地区流动的发展速度。实际上，中国的工资增长过快和消费膨胀的问题最终是在非国有部门的崛起与劳动力自由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的。不过，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巴山轮会议”上似乎还没有人能预料到。

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1985年组织的那场大型调查报告对中国如何解决工资增长过快与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却超前地做出了重要预测。这份由李峻和夏晓汛负责执笔的调查报告《消费膨胀：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结束部分这样写道：“在当前宏观失控局面未扭转之前，为了巩固现有的各个成果，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机会，对消费基金加强行政管理约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就中长期来看，对劳动力价格的管理从僵硬的计划管制下解放出来，开放劳动力市场，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潜能释放出来，由市场机制——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相对工资水平，从机制上抑制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把国家从烦琐的具体工资标准的设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从事宏观分配政策和工资基金总量的管理，是改革的方向。”事实证明，今天倒是真的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