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卷书的导论

本书呈现了一种导引性的概览，这种概览涉及大致从1900年到1975年间哲学中的分析传统。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特例之外，这个传统中的主要作品都由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完成；即使那些并不是用英文写就的作品，通常也很快被译为英文，并主要在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中产生影响。幸运的是，这个时期所做的哲学，仍然可以以一种很亲近的方式被讲给我们听，而且无需太多的解释即可被理解。但是，这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已经足够遥远，因而可以称为历史。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位置：将成功与失败相分离，分辨实质性的洞见，以及确定最终究竟什么会是迷途或死路。本书的目的即是进行上述工作。这不仅会涉及解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的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还会涉及与他们进行争论，评价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表明他们是如何不尽如人意的。如果哲学史可以帮助我们扩展前辈们来之不易的成就，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好汲取他们的教训，正如学习他们的成就一样。

在我看来，这段时期内的分析传统所造就的两项最重要的成就是（i）认识到哲学思辨必须扎根于前哲学的思想，（ii）在理解如下这些基本的方法论概念并将它们彼此区分开的方面，取得了成功：逻辑后承、逻辑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就前一项成就而言，一条在该时代最好的分析哲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人们认识到，无论一个哲学理论抽象地而言有多么吸引人，与产生自常识、科学和其他研究领域——该理论有涉及这些领域的推论——的大部分日常的、前哲学的信条相比，它都不会得到更多可靠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哲学理论都面临上述这些信条的检验和约束，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可以大规模地推翻它们。当然，不只是分析哲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也并不总是可以抗拒创立一种不受约束的、有时非常反直觉的理论的诱惑。不过，这种传统已经拥有了一种修正上述偏差并回归可靠基础的方法。就（ii）而言，与在区分逻辑后承、逻辑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以及理解其中每一项的独特特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相比，二十世纪没有任何一项哲学进步比之更重要、影响更深远且注定会更持久。导致了这种成功的斗争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其中有很多弯路。但是，当我们站在一种他们帮助我们达到的立场上来回顾二十世纪诸位伟大的前辈时，便会发现，上述斗争的最终结果，以一种现在才显得明显的方式改变了哲学的图景。

衡量这些成就重要性的一种方法是，它们在分析传统里、在哲学的各个领域内所产生的回响。与之相伴的，还有在更多专门的哲学领域内的重要进步——其中最显著的是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和知识论。诚然，将哲学这个学科组织成上述这些相独立和专业化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分析传统的产物。在这种组织下，有专业化兴趣的哲学家和相关联领域内的理论家之间的互动开始增加。这种互动反过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智上的进步。最显著的进步之一，涉及如下一种成长和发展：符号逻辑成为一门很大程度上自主的学科，它在哲学上有重要的运用，对哲学也极为关切。另一项进步，涉及现代语言学和关于自然语言的科学研究的出现，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中的进步已经对这些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并且还将继续做出贡献。

尽管分析哲学家与二十世纪重要的科学和数学进步联姻，但哲学中的分析传统却时常被该领域之外的人——尤其是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和文人墨客们——误解。一项由来已久的误解是，将分析哲学当作一个高度一致的学派，或是接近哲学的方法，且有一套结构严密的原则来定义它。如同这两卷书的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自身历史的各个时期内，分析哲学包含着自身的体系和运动，这些体系和运动的确声称拥有关于一般的哲学、哲学方法论或分析性本质的最终真理；或者拥有关于此学科内的广阔领域的最终真理。但是，这些体系或运动都没有形成任何长久共识的基础。任何分析哲学家所面临的最苛刻和最有效的反对者，总是其他的分析哲学家。有时，最苛刻的批评是自我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这项运动，就被广泛地认为是被自己的支持者驳倒的。如第一卷记载的那样，逻辑实证主义者清楚阐述了他们的基本设想，并用如下方式对之进行了形式化的表述：这种方式足够清楚和准确，以允许人们来检测这种设想，然后建立反驳论证以最终驳倒该设想。但不幸的是，这些构成了真正进步的事情，在哲学史上太少了。出于这种原因，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衰，被今天的很多哲学家看作分析传统中的引以为傲的篇章。

如果分析哲学不是一组被哲学家们广泛坚持的一致的原则，那么它是什么？简单的回答是，它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传统，在其中，G. E.摩尔、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为后来的哲学家确立了议程，这三人的著作形成了那些追随他们的哲学家的起点。今天分析哲学的作品产生自先前的作品，反过来，这些先前的作品又常常可以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分析哲学家那里追溯自己的根基。分析哲学是这样一种对影响的追踪。

尽管在分析哲学的历史中没有固定的原则贯穿其中，但还是存在某些足以刻画其特征的基本的主题或倾向。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或倾向，涉及做哲学的方式。这是一种对清晰、严格和系统论证的理念的含蓄承诺——尽管这是令人犹豫和有瑕疵的。这种承诺通过G. E.摩尔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写于哲学中分析运动的开端时期的《伦理学原理》——的第一段而得以阐明。

据我看来，在伦理学中，如同在其他所有哲学研究中一样，充斥在其历史中的困难和分歧主要应归于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因，即在没有首先准确地发现你渴望回答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便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即使哲学家们在开始着手回答他们所问的问题之前，尝试去发现这些问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种错误的源头会被清理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因为分析和区分的工作通常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可能经常无法做出必要的发现，即使我们明确地进行这种尝试。但我倾向于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一种果断的尝试将足以确保获得成功；结果，只要进行了这种尝试，哲学中很多最显著的困难和分歧便会迎刃而解。无论如何，一般而言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进行这种尝试，无论是否出于这种疏忽，他们仍然努力去证明“是”和“否”可以回答问题，但其实没有哪个答案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如下事实：呈现在这些哲学家心灵之前的并非一个问题，而是某些答案为“否”、某些答案为“是”的问题。

这首歌颂明晰性的赞歌表达了一种核心理念，分析传统下的哲学家们时至今日仍然渴求着它，与这些文字在一个世纪前的1903年被写下时完全一样。

但是，明晰性并非事情的全部。同样重要的是分析哲学家对论证的承诺。分析传统下所做的哲学，试图通过最强的、可能的理性手段来建立自己的结论。无论一个哲学家想提供关于世界的一般观点，还是仅仅尝试解决某种概念上的混淆，他都被期望通过如下方法来进行工作：形式化地表述清楚的原则，并为所提的论点提供严格的论证。铺陈某种关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思辨上的可能性，却不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使人相信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比其他方式更为合理，这是不够的。即使最终没有任何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值得所有人赞同，但其中的目标却是，尽可能地推进做研究的理性手段。

这一点与另一条贯穿分析哲学整个时期的基本主题相关。总的来说，分析传统下所做的哲学以真理和知识为目标，这与道德或精神上的进步相对。在生活艺术的实践的和灵感的指导方面，人们很难有所发现，但在意图揭示关于某个给定的研究领域的真理的哲学理论方面，却可以有很多发现。概言之，分析哲学的目标是发现什么为真，而非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味有用的秘方。

分析哲学中第三条一般性的倾向，与成果丰硕的哲学研究的视域有关。分析哲学在其整个历史中，都被外行批评为过度关心技术问题和细节，而忽视哲学的长久大计，放弃了发展广泛的哲学体系的理想。如同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对于宏大、全面的体系或宏伟的哲学抱负来说，分析哲学绝非是个新手。然而，分析传统下的哲学也确实欢迎和接纳一种更加零散的方法。我想，这个传统里有一种广泛的假定，即通过深入细致地研究哲学问题中一个细小的、有一定限制的范围，同时悬置更广阔的、有系统的问题，以此来实现哲学进步，这常常是可能的。将二十世纪分析哲学与至少某些其他传统下或其他时代的哲学区分开的，并非是对哲学体系无条件的拒斥，而是对更细小、更详尽、更严格的研究——这些研究无需受到任何支配性的哲学观点的束缚——的价值的认可。

分析哲学中最后一条倾向——对小规模的哲学研究的认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比前半叶变得更为显著。在某种更有限的程度上，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一般可以观察到一种类似的趋势——无论其途径是什么。其中的大部分与如下因素有关：职业的制度化，从事哲学教育和写作之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哲学听众的扩充，以及出版平台的蓬勃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分析哲学与其他当代学科一样程度的专业化。结果是——不只在分析哲学中——相应的领域变得太大、太专业化、太多样化，以至于一个单独的心灵无法囊括它。我们已经习惯于以这种方式看待其他学科。无论乍看上去多么令人不安，我们都必须也习惯于以这种方式看待哲学。近年来出现的细致、专业化的研究，可以刻画分析哲学的大部分特征，并会持续下去。

当然，这仍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依我所见，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可以不再期望那种宏大的演绎式哲学体系的发展，在过去，这种哲学体系试图提供一种关于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地位的简单而广泛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也应当发展哲学景观的实质性部分的广阔的、内容丰富的图景。我相信，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不是背弃这门学科，谨小慎微地去接近界限清楚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被证明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相反，这种接近的途径必须补充进这样一种尝试，即从现存的分析性细节的价值中，对一般的主题和课程进行综合与抽象。我们需要在广袤的哲学研究领域更好地创造富于启发性的概览，这需要从头做起——从树木到森林，而不是反其道行之。这两卷书致力于如下想法，即哲学研究的其中一个领域——它需要以上述方式来加以阐明——便是分析哲学自身的历史。

产生于我在普林斯顿的两门常规讲座课程的这两卷书，以两种读者为主要目标。第一种由高年级本科生和低年级哲学研究生组成，他们经过努力应当可以借助这里所呈现的材料进行工作，即使他们之前对所讨论的哲学家知之甚少或全然无知。第二种由高年级研究生和教授组成，他们已经熟悉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或许会很高兴有机会来填补自己知识中的空缺，并得益于一种对不同哲学家以及作为整体的传统更为丰富的评价和解释的立场。对两种读者来说，首要的目标是帮助他们打造对最近的哲学往事的共识，这些往事照亮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在哲学的海洋中航行的方向。

除此之外，如果这两卷书成功地使得抱有成见的、不是哲学家的人更多地理解分析哲学的话，我会感到高兴。在哲学中，如同在任何其他学科中一样，不是专家的人无需关心行家所关心的那些最先进和最深奥的事情。但是，在哲学中尤为重要的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想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为不是专家的人所理解。当代哲学涉及各种各样的理智努力。从长远来看，如果当代哲学要具备持续的价值，那么它就必须影响到那些努力并且被这样的努力所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哲学家和各种不同的非哲学家之间必须有一种健康的对话。我希望这两卷书会为这种对话做出贡献。

当然，我的计划有着自身的限制。它当然并不意图去详尽研究二十世纪前七十五年里的分析哲学。对我的计划来说，这个领域过于广阔了——它包括的出版的哲学作品超过了之前所有世纪的总和。不可避免的是，很多重要的分析哲学家被排除在外，所讨论的哲学家的一些重要作品也不得不被冷落或干脆不被提及。这在任何关于这个时代的导论性概览中都是无法避免的。通过补救，我已经试图对所讨论的每个重要哲学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提供清晰、集中和认真的批判性检查。总之，我已经尝试提供足够的细节，以允许人们理解和恰当地评价这个时代主要的哲学进步。但是，我不打算就任何问题或任何哲学家进行详尽的讨论。

一个独特的忽略需要格外注意。逻辑学、逻辑基础和将逻辑技术用于语言研究的著作的一个重要传统，需要被相当节制地处理。这种传统可能被视作由戈特洛布·弗雷格开启，继承者有伯特兰·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库尔特·哥德尔、阿隆佐·邱奇（Alonzo Church）、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鲁道夫·卡尔纳普、C. I.路易斯、鲁斯·巴肯·马库斯（Ruth Barcan Marcus）、早期索尔·克里普克、理查德·蒙太古（Richard Montague）、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罗伯特·斯塔内克（Robert Stalnaker）、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唐纳德·戴维森以及《命名与必然性》中的克里普克。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会在这两卷中被加以讨论，但这个传统中更为技术性的部分——这些部分值得单独的一卷书来讨论——却不得不被忽略。这包括一条富于创造性的、历史上完整的研究分支，该分支由十九世纪晚期弗雷格对逻辑的现代观念的形式化表述，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塔尔斯基关于形式化语言中真理和逻辑后承的工作所开启。这条研究分支被如下工作所继承：卡尔纳普对模态逻辑发展中的、塔尔斯基式技术的扩展和重释，C. I.路易斯、鲁斯·马库斯、索尔·克里普克和其他人所做的贡献，这些贡献导致了一种关于模态逻辑的易于理解的、系统的模型论的发展。在哲学这方面，这种形式化工作，促进了怀疑论者与必然性和可能性观念及其在哲学中的部署的拥护者之间的战争。最终，拥护者获胜，而蒙太古、卡普兰、路易斯、斯塔内克和其他人，则将其精细复杂地运用于自然语言的语义理论、丰富的逻辑语言，以及关于语言使用的实用主义理论。这种形式化工作的传统，接受了出现在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这些将在第一卷中讨论——那里的一些问题和主题，并产生出这样的结果：通过第一卷末尾（与蒯因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攻击相联系）和第二卷（其中戴维森的著作、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会被详细处理）所讨论的那些方式，使他们的方式回归到分析哲学中不是那么形式化的主流当中。但是，除了这些接触点之外，这段形式化插曲的迷人的历史，及其对于主流分析哲学的更广阔的重要意义，在这里不能被囊括进来。我希望借另外的机会来讲述这段故事。

最后，谈一下关于如何使用这两卷书的问题。我写作它们时的意图是，通过关于这个时代核心的哲学进步的一系列相关联的、有深度的批判性研究，建立一种广阔的、综合性的概览。出于这种原因，这两卷书最好与所讨论的一手文献一同使用。对那些不熟悉相应主题的新手来说，当遇到一个新的哲学家或哲学问题时，我的建议是，首先阅读我的讨论来获得视角，然后阅读这些讨论中所考察的一手材料，最后再重读我的讨论，以达到自己对材料最终的评估。这种方法对于将这两卷书当作教材的课程来说是理想的。但是，勤奋的学生也可以用它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我鼓励那些希望走得更远的人，去钻研每个部分后所列的拓展阅读清单。

关于符号的说明

接下来，当我想指涉特殊的语词、表达式或句子——例如，“好”或好——时，我会使用双引号或斜体字。有时我会在同一个例子中使用两种方式——例如，“知识是善的”是一个为真的英语句子，当且仅当知识是善的。其中斜体字的句子指涉其自身，该句子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如下英文句子的引述：它由语词“知识”“是”和“善的”依次组成。斜体字除了被用于表示引用外，有时还会被用来表示强调，尽管通常被用来表示强调的是粗体字。我相信，根据这些特殊符号所使用的语境，相关的用法是很清楚的。

除了在形式化地表述语词、表达式或句子的概括时，我经常使用加粗的斜体字，这应当被理解为与“角括号”这种技术工具相等同。例如，当解释语言L中的诸简单句是如何被组成更大的句子时，我可能会使用（1a）这样的例子，它的意义由（1b）给出。

1a．对语言L中的任何句子A和B来说，A&B是L的一个句子。

b．对语言L中的任何句子A和B来说，由A、&和B依次组成的表达式是L的一个句子。

根据（1）我们知道，如果“知识是善的”和“无知是恶的”是L中的句子，那么“知识是善的&无知是恶的”以及“无知是恶的&知识是善的”也都是L中的句子。

大致来说，（2a）所表明的那种概括具有（2b）所给出的那种意义。

2a．对任一个（或一些）表达式E来说，……E……是如此这般的。

b．对任一个（或一些）表达式E来说，由“……”“E”和“……”依次组成的表达式是如此这般的。

（3）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些微妙的例子。

3a．对L中的任一个名称而言，“n”指涉n表达了一条真理。

b．对L中的任一个名称而言，由左引号、n、右引号和n依次组成的表达式，表达了一条真理。

（4）给出了（3a）的特殊示例：

4a．“布莱恩·索姆斯”指涉布莱恩·索姆斯，表达了一条真理。

b．“格雷格·索姆斯”指涉格雷格·索姆斯，表达了一条真理。

最后，我时常使用iff作为当且仅当的缩写。因此，（5a）就是（5b）的缩写。

5a．对所有x而言，x是一个施事者应当做出的行动，当且仅当（iff）x是这样一个行为，与该施动者的其他可能的行为选项相比，它产生了更多好的后果。

b．对所有x而言，x是一个施事者应当做出的行动，当且仅当（if and only if）x是这样一个行为，与该施动者的其他可能的行为选项相比，它产生了更多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