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波利比乌斯是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在继承和发展希腊史学传统方面，波利比乌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波利比乌斯的《历史》中，命运（Tyche，tyche）出现次数远多于修昔底德的《伯战史》。波利比乌斯频繁地引“命运”入史，一方面受到希腊化时期兴起的修辞学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承袭修昔底德的思想，把“命运”视为历史的重要内容。

波利比乌斯叙史，如实记载时人对神的信仰。斯巴达国王来库古在实行改革前，曾向彼西阿神求取谕示。罗马人认为，西庇阿与其兄长卢西乌斯成功竞选罗马市场管理官，是出于神的意志。然而，波利比乌斯自己对神意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指出：来库古求取神谕是为了取信于民。（Polybius，X.2）西庇阿竞选成功，是因为他拥有出类拔萃的人品和才能。（Polybius，X.4）波利比乌斯对神意的否定，更为深刻地表现在对宗教信仰的认识上。《历史》第六卷有一大段文字谈到罗马宗教。波利比乌斯说：罗马的宗教迷信在其他民族看来是一件值得遣责的事情，然而罗马的宗教“保持了罗马国家的凝聚力”，它对抑制“众人易变的情感和放欲的欲望、无理智的冲动、强烈的愤怒”起了作用。所以古人“引进对神的信仰和对阴间的恐惧，并非轻率和偶然的，而是现代人极为轻率和愚蠢地抛弃了这类信仰”。这段文字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了宗教的价值是在于能够为人所利用。在对宗教迷信的认识上，波利比乌斯较之修昔底德更为深刻。

波利比乌斯叙史时，经常把从理性上难以解释的事件归之于偶然事件。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帕加玛人以为可以过上和平生活，不料突遭高卢人的侵扰，从而再次卷入战祸。波利比乌斯说：“命运（英译文fortune）完全可以用一种出乎意料的行为冲击合理的愿望。”（Polybius，XXIX.22）大概是出于修辞上的原因，波利比乌斯有时也用神意来表述偶然性。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罗马军队在伊里帕追杀迦太基人，天突降大雨，从而使迦太基人得以逃脱。波利比乌斯说：“这是神的干预挽救了迦太基人。”（Polybius，XI.24）关于具有偶然性意义的命运在叙述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6卷有一大段文字作了说明。他认为，此类命运只能作为从人事上无法解释历史事件原因时的托词，因为人类活动的原因最终都要从人自身寻找答案。（Polybius，XXXVI.17）波利比乌斯谈到亚加亚联盟昔日的成就时，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应该归之于命运（英译文chance）。这是太无价值的解释。我们应当追究其原因，没有原因，任何事情无论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都不会发生。”（Polybius，II.38）叙述历史事件要重视对原因的分析，这样“历史研究才会有意义”。（Polybius，XII.25）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对历史原因的分析，在于对历史人物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这就蕴含着历史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作为人类意志的直接结果而发生的”。（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7页）对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波利比乌斯较之修昔底德在理论上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波利比乌斯与修昔底德的命运观相比较，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思想。波利比乌斯撰写《历史》一书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罗马人“如何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征服了整个世界（按，指地中海世界）”的原因。（Polybius，I.1）关于罗马征服成功的原因，波利比乌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罗马人的混合政体“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它所追求的目标都可以实现。”（Polybius，VI.18）；罗马人征服的成功“是克服困难和危险进行了严格训练所获得的结果”。（Polybius，I.63）这就是说，罗马人征服地中海世界并非出于偶然。可是，波利比乌论述罗马征服成功的原因时，却屡屡强调命运使然，是“命运迫使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事件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且服从同一目标”。（Polybius，I.4）此所谓命运的意思是什么，引起学者们颇多争议，或谓之神意，或谓之政治史进程的内在规律，或谓之语词之修辞等等。（参见B.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Chicago University,1983,p.48等等）我认为，对于这位在修昔底德之后少有的能承袭希腊史学思想传统的史家，如果将其思想置于希腊命运观发展之脉络及其总体思想来思考，似乎会有另一种解释。上文已指出，与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明确否定了神意对人事的控制，他对历史原因的分析，关注的是源自于人类意志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不过，波利比乌斯与修昔底德的命运观亦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波利比乌斯所谓“命运”并非仅指非理性的偶然行为，还包括了人的理性行为。因为命运迫使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朝一个方向发展，服从同一目标”。二是人类理性不仅不能把握历史的变化，而且也难以认识历史的变化。关于这两点，他在叙史时有充分的表述。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地中海世界臣服于罗马人的统治并非某一个国家的行为所能为之的。迦太基、塞琉古、马其顿、希腊诸邦为了自身利益或相互争斗，或结盟与罗马抗争，然而其结果不仅没有使自己获益，反而促使了罗马势力的不断扩大。而罗马人“正是通过别人的决策失误，有效地发展并确立了自己的权力。”（Polybius，XXXI.10）波利比乌斯强调罗马较之其他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很大的优势，然而他也指出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目的是逐步形成的。甚至在叙述最后一次重大战争（罗马对亚加亚联盟起义的镇压）时，波利比乌斯还指出，是亚加亚联盟首领的错误决定导致了罗马人出兵。尽管亚加亚联盟首领“愚蠢地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来驱除它（按，指命运），却徒劳无益。”（Polybius，XXXVIII.18）罗马敌对国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却促使了罗马人征服的成功，此并非他们的愿望，亦非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罗马人能获得利用敌对国决策错误的机会，“发展并确立自己的权力”，此并非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亦非这些国家的愿望。可见，认为波利比乌斯所谓促使罗马征服成功之命运蕴含一层极为深刻的思想，即交织着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命运，来源于人类的意志，又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的理性不仅不能把握历史的变化，而且也不能认识历史变化的趋势。波利比乌斯以较之修昔底德更为深刻的思想，反映出人类理性在历史活动中所必然存在的局限性。

波利比乌斯之所以能发展希腊传统的史学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公元前3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巨变，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历史视野。希腊化时代斯多噶学派（潘提尼乌等人）的哲学思想，启发了他对人类理性作出新的思考。波利比乌斯之后，希腊史学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史家，融合希腊与罗马的史学传统。他们的思想更为明显地反映出罗马的史学特点。

（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