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语中的“文献学”一词最早见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他在《读书法讲义》一文中，在回答为什么读本国书、读本国书有何用处时说：“第二，为要知道本国社会过去的变迁情状作研究现在各种社会问题之基础，本国书应读”，并解释称，“这种学问，我们名之曰‘文献学’。——大部分是历史，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晓得本国文献，便是国民常识的主要部分”。与其同时代的英国学者J.E.桑兹认为，“‘古典文献学’……是对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及艺术的确切研究，是对它们传授予我们有关人类本性与历史的一切的确切研究”。比较而言，这两种界说均较宽泛。桑兹继承的无疑是沃尔夫的传统观点，但梁启超对文献学的认识是否受到西学影响，中文语境的文献学是否“源于西方的文献学”，就现有资料而言委实难做评判。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献》杂志组织过“关于文献与文献学问题的讨论”，但对“文献的含义”“文献学的界定”以及相关议题的讨论至90年代初始终未臻一致。2008年，曾参与讨论的董恩林先生撰文称，“文史学科的文献学（笔者称之为‘传统文献学’）名称、内涵、范围、体系诸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而“以整理、研究古文献为目的的一门传统学问”的文献学，董恩林先生的界定明晰而确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其基本宗旨，保障传世文献文本的完整、理解的准确是其终极目标，注重研究文献文本价值与内容的真实是其基本特征”。

在西方古典学界，1988年哈佛大学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也曾以“何为文献学？”（What is Philology?）为主题举办过一次研讨会。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献学》（On Philology）一书中的论文及导论凡十二篇，所及内容包括文献学与语言学、文献学与校勘学以及文献学与（结构）文献学理论的相互关系。至于文献学的概念，与会学者的论说虽各有偏重，但“研讨会上，已经完全摒弃了文献学等同于语言学的观点”。故上文中把“philology”在英国英语中“模棱两可的寓意”名称上确切译作“文献学”。但是，鉴于文献学与古典学在西方的混用即已存在，Philologie、philologie以及philology还不能统一译作“文献学”，还要根据所及内容而定。例如，创刊于1880年的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我们只能译作《美国古典学杂志》，因为刊发的原创文章除了对古典文献的释读、校勘与校勘理论外，还涉及对希腊罗马哲学、语言、历史、社会、宗教等领域的专题研究。另外，创建于1869年的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因其会旨涵盖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研究的各个方面，所以也应该迻译为“美国古典学学会”。

西方古典文献学作为古典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其名实而言，日本学者江藤裕之在《文献学与语言学》一书中通过辨析19世纪德国历史研究中文献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在名称上无论如何解读，建立在语言、文献以及历史研究基础之上的文献学（Philologie）均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江藤裕之把文献学细化为以语言本身为载体的文献研究。由是而推，在历史上明显带有区域文化特征的西方古典文献，在语言上则可分为希腊文献、拉丁文献。对其形态、流布、校勘、版本等内容的综合研究为“klassische Philologie”，为“classical philology”，曰“西方古典文献学”。由于“‘文献学’在国际上尚无一个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定义”，江藤裕之的所论也可备为一说。比较而言，普法伊费尔在《古典文献学史》一书中对西方古典文献学的界定明晰而确切。他认为：“‘文献学’系为解读与还原文献传统之术。它源自公元前3世纪，经诗人们的艰难尝试而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的是保存并利用他们的文献遗产——‘希腊、拉丁著作’（the classics）。因之，‘文献学’者现以‘古典’文献学为名矣。”普法伊费尔的这一观点亦与董恩林先生对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界说相似，两端均明确了文献学的主旨与基本特征，或可摭为定说。

西方古典文献学由校雠而校雠学而文献学的阶段性演变，历经中世纪的几度“复兴”以及近代的“民族化”。这一演变反映出西方古典文献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生、发展以至完备的全过程。其名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的解读虽有差异，但总体上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或传统文献学的沿革相类似。

（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