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史学传统的不断演化

西哲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这于西方史学传统的演化也是如此。

西方史学传统的演化基于西方史学的不断变革，“处于运动之中”的西方史学，特别遇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更是风生水起。这里且以我经常所说的西方史学史上的“五次重大转折”，对此作点描述。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随着希罗多德的《历史》的问世，史学的诗与神话时代结束了，散文史家半真半假的“史话”也过去了，《历史》之序言，宣告了西方史学的创立，是为“第一次重大转折”。此后，经过一千年，出现了“第二次重大转折”，古典史学随着古典社会的没落而衰微，基督教的神本主义使西方史学经历了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使史学沦为神学的附庸。不过，古典史学传统却难以泯灭，在东罗马帝国那里有了一线相传。14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启了近代西方史学的大幕，开始了“第三次重大转折”。在这转折时期，新与旧的代谢、传承与革新的步伐都加快了，我们从意大利此时兴起的“佛罗伦萨历史学派”中看到，随着古典史学的“复兴”，史学思想的更新与史学方法的进步合力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史学世界。“第四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德国“新旧史学之争”开始，我们看到了历史学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工作方向产生了与日俱增的怀疑，史学变革的新方向已成为一种潮流，不可阻遏，这就开启了西方新史学在20世纪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的名言“重新定向”，在当时的东西方史学中有重大的回响，这就是“第五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所带来的激荡一直影响着当下的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国际史学的进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西方史学新陈代谢，尤其是在发生重大的转折时，新与旧的博弈，保守与革新的较量，显然是被加速了，于是西方史学传统得到了强化与发展。

举例证之吧。倘以颇具西方特色的人文主义史学传统的演化，庶几可矣。众所周知，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逐渐成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当然也逐渐成了西方史学传统的核心内容。不过，这内容的宏富与内涵的深化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易，随着史学进步而日渐丰满的。上文所说的人文主义传统，说的是西方古典时代（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它还处于“朴素的初始阶段”，不再复述。至5世纪，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史观颠覆与改造了古典史学及其传统，人文主义被基督教史学中的神本主义所取代，在此时，人文主义从总体上处于“休眠”状态。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复兴”，史学又重新“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柯林武德语），张扬人权与人性，成了近代西方社会历史学家们恒久不灭的声音。此时，西方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虽较西方古典时代跨了一大步，但还是有局限性的，在理论上它还未寻求到一条如何提高人的地位、实现人的价值的出路。到了20世纪，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才从“理性的发展阶段”步入“哲思的成熟阶段”。以20世纪西方史家汤因比那深厚的人文情怀为例，从他的《历史研究》到《人类与大地母亲》所一以贯之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既让人悄然看到了西方古典史学这种传统的延续，更是明显地昭示出这种传统在现时代感召下的时代特色与重大发展。

西方史学传统的演化，在学术流派的嬗变过程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这是因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发展史，往往能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反映社会的转型和政治、经济的变化，更可发现文化的流程。在这里，以年鉴学派的发展史为例，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对此只能略说几句。年鉴学派从1929年创立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四代人。正是这个学派，睥睨西方，雄视天下，书写了现当代西方新史学的一页厚重的篇章。纵观八十多年来年鉴学派的“变”与“不变”，“变”是永恒的主题，否则这一学派也不可能“活”到现在，事实上年鉴学派的第三、第四代传人，已对他们前辈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等作出反省，不再借光祖上的荣耀、前辈的显赫，不再过多地标榜“年鉴范型”，而更多地同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史学融合了一起。然而，在这个学派的流变中，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它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深深植根于法国的科学传统”。这就是年鉴史学中的“变”与“不变”，他们是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传承发扬，尽显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