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龙威教授访谈录

田汉云 金永健

祁龙威，江苏张家港人，1922年出生，曾任原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扬州大学教授，1995年退休。祁龙威教授在清代学术史、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等研究领域造诣深湛，成果丰硕，著有《考证学集林》《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张謇日记笺注选存》《漏网喁鱼集校注》《海角续编校注》，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研究》《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整理《洪秀全选集》《洪仁玕选集》。在《红旗》《人民日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近代史资料》《中国文化》《新建设》等刊物发表论文百数十篇。自撰治学经历《我与考证学》收入朝华出版社《学林春秋》二编上册。现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体工程项目《朴学志》编纂工作。笔者近期请祁先生介绍自己以考据学治史六十余年的成就与体会，现将专访内容奉献给读者。

问：祁先生，您从事史学研究六十多年，在清代学术、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史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是学界知名的耆年硕学。近年来，仍不辞辛劳，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朴学志》的编纂工作，执着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我们作为后学，想知道您是怎样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可以谈谈这一经历吗？

祁：我走上研究史学道路，是早年际遇决定的。

我老家在张家港市港口镇，以前属于常熟县。5岁启蒙，家里送我到一位前清秀才那里读私塾，先生教我们读《四书》《五经》。13岁开始就读于孝友初级中学，校长即写《续孽海花》的燕谷老人张鸿，他是清末进士。张先生治校很严。有位老师教我们历史课，出的试题不太通，让他知道了，被当面训斥，立即辞退。后来，这课就由他自己来教。在常熟读书，另外还遇到几位很好的老师，其中有金叔远先生，宗白华、戴逸都是他的学生。表兄杨无恙也是我很敬佩的文士。他是江南地区知名的诗人、画家，与著名学者金松岑等以文章气节相推重。他们的学行对我有一定影响。

16岁初中毕业，考上东吴大学附属高中。因为日寇大举入侵，兵荒马乱，无法就读。第二年，东吴大学附中从苏州迁到上海租界，我随之到沪上就读。因杨无恙推引，我得以拜光华大学教授金松岑先生为师。金先生不仅教我治学，还介绍我认识了章太炎先生的学生王仲荦、朱季海、贝中琪。与这些师友过从，我初步懂得了朴学研究的路径。

1941年高中毕业，进了东吴大学。因为当时看到其他人出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当上教授，见重于世，我也想走这条路。加之学校也希望我选择理科，所以我读的是物理学专业。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局愈加动荡，东吴大学内迁，我辍学回到常熟。这时光华大学解散，金先生归隐苏州，我经常去向他请教。1942年春天，我到苏州看望先生。在阊门外过铁路道口时没向把守的日本兵鞠躬，遭到毒打，羞愤至极。先生赠我条幅，写道：“澄怀观物变，思心卓云表。云气有时灭，龙藏敛角爪。祁生脱世虑，陈编反复好。知我天机充，春来劚瑶草。”先生勉励我对抗战胜利要有信心，要抓紧时间研习国学。这幅字，我保存多年，直到2005年才赠送常熟市档案馆保存。我跟金先生学习国学，前后将近10年之久。金先生晚年在苏州，有史学界名流到东吴大学讲学，一般都会来看望他。以此，我有幸认识了顾颉刚先生和钱穆先生等名家，并很留意读他们的论著。这对我打好学问基础很有帮助。1947年，上海法学院需要教师讲授国文、历史，我去做讲师，从此从文治史。

问：您在解放以后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并以此卓然名家。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经历，并对自己的工作成绩做一个基本估价吗？

祁：我研究太平天国史，从1952年算起，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其间多次因故中断，实际不过二十年。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在时势的推动下，太平天国史研究成为史学领域屈指可数的热门学术分支。我认为，肯定农民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歌颂太平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总的研究旨趣是正确的，所以我把太平天国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之一。

“文革”期间，研究工作中断。1965年我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试论李秀成》一文，主张把李秀成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评价，肯定他在被俘前有功于太平天国，否定他被俘后晚节不终。“文革”开始，这篇文章成了我宣扬“折中主义”的“罪证”，导致我成了本单位最早受冲击的教师。1976年，我重新执教太平天国史，编注《洪秀全选集》，1978年编注《洪仁玕选集》。这两种书都由中华书局出版。那时出书不便个人署名，扬州师范学院还没有恢复历史系，只在中文系设历史教研室，所以即用中文系名义出版。1978年扬州师院重建历史系，1981年设立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点，这是促使我集中精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契机。我撰著的《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和《太平天国经籍志》，初稿就是讲义。

我写的关于太平天国史的文章，大致以文献研究为重点，以考据为门径。其中较有益于太平天国史学发展的论文有两篇。

一是1957年发表的《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报恩牌坊碑》是幸存的太平天国石刻之一，发现于常熟，相传为当地人民歌颂忠王李秀成之作。自简又文先生于1937年在《逸经》半月刊第32期发表《常熟访碑记》后，此碑一直为学界重视。由于日寇侵华，乱离之际学者未及对它加以周密审查。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罗尔纲先生等前辈都把它当作常熟人民颂扬太平军统治地区丰乐景象的重要物证，其他治太平天国史者也多加引用。我生长于常熟，自幼习闻先辈传述其时兵荒马乱之情状。后来在北京图书馆读了吴云《两垒轩尺牍》、龚又村《自怡日记》等史料，发现当时常熟民生实苦，与碑文所记大相径庭。原来，此时常熟太平军守将钱桂仁已密谋叛变。他暗通上海清军，横征暴敛，伺机变天。1861年冬，李秀成攻杭州，苏州空虚，昆山叛将李绍熙等与钱桂仁串通，阴谋暴动。李秀成得胜回师苏州，叛徒们望尘丧胆，重新潜伏起来。他们在这时炮制出《报恩牌坊碑》，意在蒙蔽李秀成。据当地目击者陆筠《海角续编》记：同治元年（1862）“二月，贼康天福钱桂仁将王市严氏节孝坊拆到南门外丰乐桥，改造报恩坊，以媚伪忠王李贼。”1863年1月，常熟叛军便闭城剃发，公开降清，为李鸿章部攻陷苏南打开缺口。我在掌握大量证据之后，于1957年撰写专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揭露此碑出于叛徒之手，内容虚假不足信，并批评某些太平天国史论著偏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此文曾引起争议，但是此后采信、称引《报恩牌坊碑序》的情况就很少见到了。

二是1980年发表的《〈磷血丛抄〉辨伪》。《磷血丛抄》共四卷，约十二万字。该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州出笼，1962年被苏州文管会收藏。有学者在同年8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它是“太平天国时笔记选录”。1979年，此书被节录发表于《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该书假托谢绥之据其随淮军破苏州时所收图籍摘编，而谢氏事迹有俞樾《春在堂杂文·四编·赠通议大夫谢君传》等可稽考。其中抄录了一批真史料，例如有些片段摘自《东南纪略》《苏台麋鹿记》《李秀成供》。这就容易博取读者的信从。《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的编者认为书中保存了太平军将士的部分著述和未曾公开刊印的时人笔记，对研究太平天国后期苏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有较大参考价值。

我反复阅读该书的抄本及节选本，判断它大体上是一本伪书。首先，其中不少段落并不是什么“未曾公开刊印的时人笔记”，而是抄自出现更早的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江南春梦庵笔记》托名太平天国后期重臣赞王蒙得恩的心腹沈懋良所撰，称史料来源于蒙得恩。此书初由上海《申报》馆印行，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资料丛书》予以收录。因其杜撰出一套荒谬的天朝制度，鱼目混珠，在太平天国史学领域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罗尔纲先生经过深入考察，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无可争议地宣判了它是“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我拿两书进行核对，得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节选的《磷血丛抄》中有十二段文字抄袭《江南春梦庵笔记》，而全本《磷血丛抄》抄袭《江南春梦庵笔记》而成的篇幅就更多了。有的是一字不差的照抄，有的是改头换面的剽窃，而抄袭的事实都无法掩饰。例如，两书所录“祈祷文”，一字不差。对照太平天国《天条书》，《江南春梦庵笔记》有三处文字错误，而《磷血丛抄》同样错了。这可以说是照本抄袭的铁证。

其次，《磷血丛抄》还依托《江南春梦庵笔记》的某些内容，加以缘饰发挥，捏造出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荒唐故事。《江南春梦庵笔记》的一条“按语”里提到所谓湘潭钓叟的《伪宫逆迹记》，春草吟庐主人“跋语”也提到一部《伪宫记》。其人其书，都渺无旁证，实不可信，而《磷血丛抄》居然借题发挥，敷衍离奇的故事。《江南春梦庵笔记》捏造了二十四省名作为天王二十四妃宫名的谬说，《磷血丛抄》据此进而编造出二十四妃的姓氏、来历和籍贯，并说所据为《伪宫逆迹记》。这真是荒谬绝伦。如说广西宫妃石氏是石达开的女儿，就属于胡编乱造。据张德坚《贼情汇纂》，石达开在天京时“年约二十余”，他的女儿怎能与天王相配？《石达开自述》也没有谈到有女入宫为天王妃。考《太平礼制》，天王岳丈，“天下人大同称国丈”。而“天王诏旨”一直称石达开为“达胞”，并无以“国丈”指称之例。

我将《磷血丛抄》与业经确认的天朝文献做比较对勘，以确凿的依据断定其炮制者虽然也采用了一些真史料，但主要是在抄伪书、编造伪书。

问：先生除了研究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的其他领域也多有发明。您如何看待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呢？

祁：我研究中国近代史，以江苏地方史为重点。从1957年起，我和扬州师院历史系师生辗转江苏各地，搜集辛亥革命的文献、文物和口传资料，选编为50万字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于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这本书对研究辛亥革命有一定参考价值。

我一向喜读近代学者的笔记，尤其对近人日记感兴趣，因为其中往往记录了某些重要人物的思想、行为，保存着某些重要事件的原始资料或旁证材料。1991年发表《〈郎潜纪闻四笔〉发微》。1994年发表《〈清秘述闻三种〉解题》。1998年发表《读〈忘山庐日记〉随笔》。2003年发表《读〈张文虎日记〉随笔》、《胡适评〈越缦堂日记〉》。2004年发表《重印〈越缦堂日记〉序》。有的心得可以订正后人对史实的误解。在近世政坛学界名家笔记、日记里面，我对张謇《柳西草堂日记》用力较勤，多年来陆续所做笺注已结集为《张謇日记笺注选存》一书，刚刚由广陵书社出版。我对近世名家笔记、日记的研究，也是以考证为主，有关意见或许对今后的研究者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问：先生最近20多年来对清代学术史下了许多工夫，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近几年，您不辞辛劳，主持国家清史编幕委员会下达的《朴学志》编纂任务。可以谈谈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的缘起与收获吗？

祁：我早年就在师友影响之下接触清代学术史。金松岑老师赋诗自述“少年爱读亭林书”，他也嘱咐我们读顾炎武的著作。我所结交的学术同道，也多于清学造诣深湛。我把习读清人学术著作，作为打基础的必修科目。但是，真正着手研究，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1962年，我在《江海学刊》发表《乾嘉史学初探》。“文革”期间，这方面的研究停顿下来。到了八十年代，我发愿研究清代学术，于是邀集同道开始研讨扬州学派。1986年，我和扬州师院的一些同事发起举办“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1987年，我们印行论文集《扬州学派研究》。1999年至2001年，我们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协作，在扬州和台北举办了三次学术研讨会，集中研讨清代扬州学术，海内外学者提交的论文都已经结集出版。《朴学志》的编纂从2004年启动。已经做的事情主要是拟定提纲，明确体例，写出初稿约二十万字。根据计划，这个项目在2009年完成。编《朴学志》的直接目的是总结清代朴学的成就和经验。这项工作意义很大，当然也有一定难度。我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现在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清代朴学研究方面。上靠清史编委会指导，下靠项目组全体成员努力，我有信心不辱使命，做好这件事。

问：有不少人认为考据学是老派的治学路径，研究出来的成果往往缺乏意义。您对考据学如何评价？

祁：1994年至1997年初，我旅居美国，利用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庋藏，纵览海内外出版的当代中国考证学论著，特别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诸家书，总结其发展乾嘉考证学的经验，先后发表了《近世史家与考证学的发展》《考证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回国后撰《考证学与历史研究》等论文，以表达自己对考证学的认识。近十多年来，考证学的原理和历史的研究是我的一个工作重点。

评估考证学的价值，最重要的依据是古今学者运用这种方法的治学实践。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是史料考证最早的杰作。《四库全书总目》说它“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中以归一是，其例最善”。宋人考证学最突出的成果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所撰《资治通鉴考异》。这部书对以往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多种记载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贴近真实的结论。傅斯年在《史料论略》中十分推崇《通鉴考异》，认为其中所用考证史料的科学方法，比西洋早了好几百年。清儒研究古代语言学，运用归纳比较的考证方法，发现秦汉时代许多特有的语音现象和语言使用规律。如钱大昕论定“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汪中考明古人措辞往往以“三”“九”作虚数用，言“三”见其多，言“九”见其极多。像这些著名的例子，可以证明考证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逐步侵占我国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并扶植伪政权，一时群魔乱舞。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垣先生著《明季滇黔佛教考》，隐喻西南为中国正朔之所在，伸张民族大义。陈寅恪为之作序，提示读者把这部宗教史的书兼作政治史来读。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有人起意战后不把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台湾还给中国，拟划为“委任统治地”。此事激起中国知识界的义愤。重庆《大公报》发表题为《中国必收复台湾》的社论，史学家朱希祖读后奋笔撰写《中国最初经营台湾事略》，用可靠史料支持《大公报》“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严正立场。从前辈学者以史学考证为抗战服务的实践来看，不能说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可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评估考证学的价值，还可以拿历代学者的相关思想观点作为参考。

前人论考证学，已经肯定了它的方法论价值。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学术发达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在于其时学者掌握了考证这一“精良之研究法”。罗振玉与王国维论清学，也指出清朝经史考证之学，冠于历代，今日治学，也宜用分类法，“立论必详，著录必确，始可以传世”。罗、王即本此法考证古史，获得巨大成就。

前人论考证学，也已认识到它在本质上只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能算作治学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朱熹在《答吴斗南书》说：“论为学，考证已是末流。”朱熹本人也曾致力于文史考证，但是他的根本之学则是义理之学。我体会，他说考证是为学之“末流”，实际就是说考证不是治学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

前人论考证学，还就如何合理、充分地发挥它的功用，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翁方纲在《考订论》上篇中说：“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他主张，从事考证，必须严防“惟博辨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焦循认为，从事考证，决不可盲目地厚古薄今。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所收焦循致王引之书中说，时人以考据标榜，以为学问之事，宋必不如唐，唐必不如汉，对许、郑之言“必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问”，往往失之“愚”与“伪”。柳诒徵一方面承认“考据”是一种极好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提请学者“须防畸形的发达”，不要专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用功，而忽略了全部，以为一方面能留意历史的全体，一方面更能用考据的方法来治历史，那便是最好的。朱希祖曾规划“专治一代史，而考据其全体，庶不流为琐碎之考证。”他研究战国史，惜因病早逝，未竟其业。《汪康年师友书札》（二）辑梁启超于戊戌维新时与汪氏书，其中说：“考证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这话或许有些偏激，但是，梁启超反对考证之学与时政人事脱节的风气，在当时还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谈考证学，应当充分注意它在学术史上是有发展变化的。

考证学发端很早。《论语》记载孔子所谓夏、殷之礼“不足徵”“礼失求诸野”；《吕氏春秋·察传》及《孔子家语》记子夏订正史记“三豕”二字为“己亥”形近之讹误，都具有考证性质。自汉至唐，考证学已经成为经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宋代的考证学则又超越汉唐。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说：“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宋代考证学之大盛，不仅体现为成果丰富，也体现为方法的精进。汉唐史家的考证以史料的钩沉为能事，宋代史家则长于史料的比较与裁断。

考证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当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梁启超又说：“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这的确是清代考证学在方法上最主要的特色和优点。胡适认为，乾嘉大儒的考证学，注重归纳比较，既是严谨的，也是科学的。我赞同这样的评价。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政治文化冲击和学术文化影响之下，知识界的视野拓宽了，古老的考证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洪钧最先引进外文资料考证中国历史。他在光绪年间担任驻外公使，利用俄、法、英、德及中东诸国的资料，撰《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证中国所未确”，“补中国所未闻”。李思纯说这种方法可以广泛运用，并推许洪氏“首开先路，独辟新途”的学术地位。敦煌文献的发掘由外国人发端，激发了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大宗文化遗产的积极利用。罗振玉辑印《流沙坠简》，学界惊叹为“破天荒”的大事。自乾嘉诸儒掀起的古文字考释之风，在晚清也因甲骨文的发现而进入新的境界。王国维由此提出把“纸上之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相参证的“二重证据法”。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的实验主义在中国学界亮相登台。胡适用实证论总结并改进乾嘉考证学，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大批学者具有很强的感召作用。其门人傅斯年创建的“新考证派”，即以实证主义改进过的中国考证学派。晚清考证学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方法的改良，也反映在研究重点的变化上。历来考证学的中心是经学，至此则转向史学。吴其昌论其师王国维的学术，强调王氏治经学、小学，目的都是推证古史。历来的考证学多具“好古”倾向，至此则从抱残守缺转向接纳新事物。陈寅恪为王国维遗书作序，不仅指出王氏能用新发现的材料和“异族故书”证史，还注重用“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参证。清儒考史，偏重于古籍整理，至此则转向探讨古代制度变化的轨迹。例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以甲骨文、金文与经传作融会贯通的研究，证明了殷周之际制度曾经发生的巨大变化。陈寅恪主张，史学考证当先确定“时”与“地”的交叉点，然后核以人事，三者合则是，否则非。陈垣对史学考证的辅助性学术分支的建设有重大贡献。陈乐素说，在1925年以后的几年里，陈垣着重于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的研究。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都撰成于此时。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老一代人，为我国史学考证科学方法的确立，做了奠基的工作。二十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给中国史学界提供了崭新的科学理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些基本原理使得历史考据学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峰。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史学家以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服务，其研究方法与成就为中国新史学举行了奠基礼。

问：史学考据工作难度大，年轻学者觉得做起来很难，您可以对年轻学者掌握考证学的方法作些提示吗？

祁：自古迄今，考证史料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比较法”。归纳比较文献版本歧异的，为校勘学；归纳比较文件真赝的，为辨伪学；归纳比较记载异同的，为考异学，“考证”是其总称。考证历史的全过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搜集史料，二是整理史料，三是推陈出新以得出结论。

培养考证历史的能力，最要紧的是练好基本功。具体讲，要注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地多下工夫。一是通目录。不懂目录学，就不知道如何有系统地读书。只有系统读书，才可能掌握丰富的资料，进而有所发明。以太平天国史研究为例，如果不阅读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引用书目”、中国史学会编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等，就不容易在大量文献中理出头绪。当然，不能满足于既有的史料目录，要注意增补。有些清末民初的重要史料尚无刊本，仅见前人称述或征引，这就需要留心访求。我们曾从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得知张謇有日记，从溥仪《我的前半生》得知郑孝胥有日记，其后找到两书。吴庆坻《蕉廊脞录》征引朱学勤的《枢垣日记》，张佩纶所撰朱氏《墓志》也提及此书。这部日记至今尚未公之于世。这类文献，可补已出书目之未备。

二是搜遗佚。清末民初有大量函札没有收入作者专集。如李鸿藻与潘祖荫往来信札极多，至今尚有三千余通保存在其后人处。这一线索出自李宗桐为《李鸿藻年谱》写的按语。类此者尚多，亟待访求。对于搜集得来的文献资料，必须进行审核。20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无锡市博物馆发现一件革命党的宣传品，词气慷慨，可与《猛回头》《警世钟》相媲美，但不知作者是谁。后读章士钊《赵伯先事略》，始知此为章氏秘密印刷的赵声之作。1962年，我到北京，持此件向章老当面核实，才最终确认。

三是辨伪。辨伪，包括辨伪书和辨伪物。辨伪的方法不外乎将伪书、伪物与真实记载相对勘。我对《磷血丛抄》的辨伪，即采用这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致为学界认同。在我早年也有考辨不严的教训。我曾在扬州见一“汉砚拓本”，砚侧有太平天国大将赖文光题字，即作为“新史料”在《光明日报》介绍。感谢荣孟源前辈教正，指出杨秀清早于丙辰六年死于内讧，赖文光不可能在己未九年向杨秀清献汉砚。这件事，我终身引以为戒。

四是辨误。辨误，包括辨文献记载之误和社会传说之误。辨误的方法，主要是文献互证。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载光绪十八年（壬辰）会试报罢后闻闱中内幕，提及会试正副总裁人名，都用其籍贯地名代称。“常熟”，指此次会试正总裁翁同龢。“寿阳”，指山西寿阳人祁世长，为这次会试的副总裁。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清代朱卷集成》第73册有光绪壬辰会元刘可毅卷，翁同龢评语为“奇才奇才”，祁世长评语为“通才也，国器也”。他们都揣度它是张謇的试卷，不意误中刘可毅。于是翁、祁与同考官沈曾桐一起追查张謇试卷的下落，这才发现早已被斥落。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翁同龢传》节录张孝若为其父所作传，绎述张謇日记，说“事后翁同龢、孙家鼎、沈曾桐等四处寻找张卷”云云，这是不准确的。安徽寿州人孙家鼎不在此次会试考官之列，怎能擅自入闱参加追查张謇试卷的下落呢？

此外，还要重视人证和社会考察。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中说，自己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受太平天国通俗文学的影响，而胡适说他本人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呢。胡适是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身份，来证明罗尔纲的见解缺乏太平天国通俗文学在清末广泛传播的证据。近世较有政治头脑的文人留下了一些调查访问的史料，极具价值。湘军大将刘松山被官书公牍粉饰为最朴诚之人，其所部老湘军是未腐败的劲旅。可是，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四年五月初八日记，赵氏在扬州仪征听同船彭姓副将说，刘松山拖欠军饷日久，在金陵领得五万，寄给自己家里八千，其余部分发给大小军官，兵勇则不得一钱。至于军官吃空额的现象，尤其严重。赵烈文的目击记，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真相。

考证史料的目的是应用。应用史料，有以下注意事项。其一，引用史料，必须核实。不能凭记忆恍惚命笔，否则可能出现谬误。章学诚《丙辰札记》说李百药与李延寿为父子，此说大缪。余嘉锡《书章实斋遗书后》指出，李百药《北齐书》系用其父德林《齐史》重修而成，其事见《史通·正史篇》；李延寿父名大师，事见《唐书》。章氏恍惚记忆李百药与父德林修史，遂谓百药为他人父。其二，引用他人成说，必须进行复核。1986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永乐大典史话》是一本好书，但是在引用史料上还存在疏误。此书说“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在庚子事变后在侵略军马槽下就拣到《大典》数十册”。文献记载刘可毅在此年五、六月间已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是在七月二十日，他怎能拾取被洋兵劫掠的《永乐大典》呢？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伯恭《永乐大典考》引野史而有这一说，实际不确。杨典浩《庚子大事记》在这一年六月初三日记述刘可毅被杀。此说与刘氏弟树屏《伯兄葆真家传》记载相合。《永乐大典史话》采郭伯恭说，是以讹传讹。其三，研究史料，必须顾及具体语境，不能断章取义，削足适履。柳诒徵《顾氏学述》指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读顾炎武《音论》，不顾前后文义，把顾氏所引明人陈第《毛诗古音考序》之文，误为顾氏之说。谢国桢早年所著《顾宁人学谱》，也有同样的失误。其四，研究史料，“小处固宜留心，尤当从大处着眼”。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末，我把马令和陆游各自撰著的两部《南唐书》作比较，发现颇有歧异，以此向金松岑师请教，金先生教以“考史小处固宜留心，尤当从大处着眼”。我把老师的这两句话铭记在心，奉为治学要则。我体会，虽然不是所有的史料考证都能引出关系治乱兴亡的重大理论成果，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从大处着眼，使之最终为探讨治乱兴亡的经验服务。为考据而考据，钻牛角尖，当为有识者所不取。其五，应当坚持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们认识历史必从初级到高级阶段，即：先是感性认识阶段，即史料考证阶段；进而是理性认识阶段，即理论分析阶段。通过考证，弄清历史问题的现象；再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弄清历史问题的本质。历史研究中理论与考据的关系，乃是认识论上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的关系。乾嘉学派、“实验主义”者，都只能做好前一段，没有达到后一段。直到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虽尚属草创，但是已经深入到后一段，只因为他们不仅长于考证学，而且已掌握了唯物史观。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便诞生了新中国的历史科学。由于“十年文革”之祸，使这项事业未得顺利发展。现在好了，预期新世纪的我国历史研究，从方法上说，其主流必将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