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学史研究》文选:人物志卷(下)
- 汪高鑫主编
- 3578字
- 2020-06-26 04:23:17
学习、继承和发扬侯外庐先生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
说到人才培养问题,张岂之先生很自然地回忆起了当年跟随侯外庐先生治学的情景。于是,我们就请张先生讲述了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的撰述情况,并就如何学习和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等问题,请张先生谈谈自己的观点。
1949年初春,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1946至1950)。当时正值北京解放,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东北来到北京,北大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讲学,侯外庐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侯先生开了一门选修课“中国思想史”。我选修了这门课后,感觉收益很大。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分析问题非常深刻,能够把某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挖掘出来,不停留在抽象的、概念的表层,给人的启发很大。我们几个坚持听他课的同学常到他家里去请教。侯先生要我们读一些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论的通信等。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后,需要带一批青年教师去充实师资力量。当时我已经从北大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因为没有导师,只能自己看书。此时便跟随侯先生去了西北大学任教。1954年中宣部调侯先生来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任二所副所长。一所所长是郭沫若先生,二所所长是陈垣先生。二所的工作比较繁忙,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侯先生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来作兼职研究员,如白寿彝先生、贺昌群先生、王毓铨先生等。还找了一批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如李学勤、杨超、我等。成立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其他几个研究室也建立起来了,秦汉史组组长是杨向奎先生,隋唐史组组长是贺昌群先生,明清史组组长是白寿彝先生、副组长是王毓铨先生。
我从西北大学来到由侯外庐先生亲自主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大家都坐班,在一间大屋子里面工作,侯先生每天都来,我们的工作是整理、修订《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这部书是在抗战时期初版的,印刷质量很差,书中的引文也有很多差错。我们的任务是将书中引文一条条去核对原文,改正讹误,以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工作本身,其实也是对我们几位年轻同志的锻炼。我们可以了解到古文献在哪里,关于这种文献有几种版本,哪一种版本比较可靠,为什么采用某一种版本等等。然后再看引的材料与侯先生、邱汉生先生、赵纪彬先生的观点是否相合。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随时同侯先生商量。侯先生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助手们总是以平等的态度相待,给予信任。那时,我们几位年轻人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小时就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若干问题和侯先生交谈。这种交谈无拘无束,生动活泼。也并不都是外庐先生讲,我们也讲,甚至发生一些争论,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因为对某些学术问题师生间有不同看法或观点,侯先生责备我们或发脾气的情况。他从来都是耐心地与我们探讨,也吸收了我们的不少意见。这样集体合作的工作方式,也是促使我们较好完成任务的一个原因。通过边干边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收获很大。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修订完毕后,接下来决定撰写第四卷。第四卷涉及的内容是唐宋时期,有很大难度。侯先生邀请了白寿彝先生、杨向奎先生、邱汉生先生、赵纪彬先生、韩国磐先生等著名学者参加撰述。侯先生后来总结说:“《中国思想通史》比诸此前三卷,是更大范围的集体成果。……白寿彝同志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的研究有许多独立自得的成果,杨向奎同志对道教思想的研究也非常精细独到。《思想通史》第四卷得寿彝著刘知幾、马端临两章、得向奎为道教章奠定基石,全卷为之增色。”(《韧的追求》)邱汉生先生写的部分,如陆象山、王安石、李贽与泰州学派,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十分丰满,很有价值,显示了深厚的功力。关于柳(宗元)刘(禹锡)的思想研究,是经赵纪彬先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老一辈的专家外,我们几位年轻同志也参加了第四卷的编著工作。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和我,在50年代,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侯先生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承担较多的科研任务,同时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我们先围绕自己承担的课题去阅读原始材料,作资料长编,提观点,同侯先生一起商量、切磋、辩论,由于讨论的问题都是我们在实际研究中遇到的,针对性较强,通过讨论可以使我们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启发自己的思路。写完的稿子,都经侯先生认真审阅,仔细修改。完成任务后,侯先生再给我们加码,要我们重新拿起一个新的课题。杨超同志当时因病在家休养,侯先生看过他的文章后,认为是一个人才,聘到思想史研究室工作。第四卷中关于中国佛学的章节是非常难写的,杨超担任了“隋唐佛教”初稿的写作任务。他翻阅了大量的佛教典籍,经过艰苦的劳动,完成了初稿。任继愈先生看后评价很高,最后由侯外庐先生修改定稿。像这样压担子的方法,使我们受到了锻炼。同时,我们几位同志之间也是互为师长、取长补短的。李学勤在古代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古文字方面,有很扎实的基础。何兆武知识渊博,对西方文化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林英研究问题深刻细致、勤于思考。我们写完稿子,往往也是互相传看,相互之间通过讨论磋商解决问题,互相尊重、谦让,团结和睦,没有发生过争署名之类的事情。这与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例如邱汉生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高尚品德就十分令人敬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消极悲观,总是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倾心竭力地从事学术研究,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不懈地研究宋明理学,对后学的帮助不遗余力。他视力不好,然而对于我们的稿子总是一字一句地看,认真提出修改意见。老一辈学者的言行,对于我们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看来,第四卷中由我们年轻同志承担的柳刘、佛学、朱熹、陈亮、东林党、西方文化传人等章的章节写得还是成功的。尽管在观点上难免会有当时的某些痕迹,但总的说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丰富的材料则是这部著作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几位年轻助手后来回忆,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事先没有想到自己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竟写了这么多的章节,这与侯外庐等先生的具体指导和热情扶植是分不开的。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是由侯先生在抗战时期于重庆北碚写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及下卷龚自珍章部分经修订后成书的。十七世纪的中国江南一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尽管由于封建势力强大,未能发展起来,然而与此相适应的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这部书就是基于此种观点而写成的,所以侯先生曾在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修订本时,将书名题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部分则是在侯先生去世后,由黄宣民同志校订,题名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于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思想通史》第六卷即近代部分的撰述工作也进行了。有部分同志协助他工作,并且我住在他家里一年时间来做这项工作。后来,又由侯先生主编出版了《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卷。以后我又主编了《中国思想史》教材,其中的近代部分写得就更加平实了。
《中国思想通史》一至五卷,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几十年过去了,这部书依然受到读者的欢迎,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至少是一家之言吧。有些不完善的地方是难免的,但是不可否认这部著作的总体成就。全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运用大量的资料,展示出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丰富内容。这部书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再版,销售势头仍然很好。
《宋明理学史》也贯穿了侯先生的指导思想,尽管他未能亲自执笔,这部著作也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肯定。宋明理学内容纷繁复杂,线索太多。之所以做得较好,与邱汉生先生亲自主持指导有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位著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为我国古代社会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侯外庐先生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吸取其中经过历史考验而为史学界、哲学界所认同的一些创造性见解,继续开辟中国社会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提出新成果,推进和发展这些学科的建设。简要来说,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加以继承和发扬的。第一,坚持历史唯物论作为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指导原则。多少年来,侯先生从未因“左”的东西的干扰而动摇自己的信念和观点。他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我们应当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对其加以发展和丰富。他从不照搬苏联对于中国社会史的一些结论,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关于中国历史的独特见解。第二,不断注意发掘、占有新的材料。侯先生的著作在占有资料方面是非常丰富、完整的,甚至必要的考据和若干文字及书籍版本的考订,也不惜展开篇幅加以论述。方以智《东西均》的整理和出版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注意新材料,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第三,注意培养年轻人,并且敢于任用他们,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由于侯先生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梯队的建设,加上具有比较鲜明的理论特色,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已经形成了侯外庐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