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史学的主要特色

我们从有关文章了解到，谷川史学的特色是共同体论。所谓共同体，是以人群来划分的社会组织。谷川先生的共同体概念，“大体有广狭两义：狭义是指豪族集团，即‘豪族共同体’；广义包括‘氏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等等”。谷川先生强调了谷川史学是以“豪族共同体”来解释六朝社会。他对这作了阐释，说：

“以往的六朝研究，虽然也注重贵族（家族）的地方社会势力，但是那只是将其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即从统一与分裂的力学角度所作出的理解。我虽然也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更加注重的是使贵族阶级势力得以形成的那种内部结构。这是一种既存在着贵族与民众相隔离的阶级关系，又建立了共存体制的共同体社会。虽然这种共同体社会主要是以农村为场所而成立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所谓的村落共同体。所谓村落共同体，多是以土地及生产手段共有或共同利用为基础，并由此形成村落为规律的。然而在六朝时代这种村落的存在是无法得到强有力的认证的。当时将农村中各家族结合为一体的力量，来自于那种特定的有实力家族的领导性，以及民众各家对于这种领导性的信赖之心。在这里与其说是经济关系，不如说是精神关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结合的更加有力的纽带。无疑，在多数情况下贵族之家是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而且，作为土地经营所必要的劳动者的佃客、奴婢与贵族之间隶属关系的存在，也是无可否认的。学术界历来在有关大土地所有者及其隶属民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关于主要劳动者究竟是奴婢，还是佃客，亦即是奴隶还是农奴的讨论。而这又与六朝时代究竟是古代社会，还是中世社会的时代区分问题密切相关。然而，这种大土地所有制的性质，真的能够决定当时社会全体的性质吗？大土地所有与六朝政治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六朝政治虽是贵族政治，但贵族层作为官僚又与国政有着密切关系。不用说，赋予贵族层以任官资格的是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中，中正官又是参照针对管下之人才的乡论，来决定其任官资格及其品级的。而这种乡论，正是宗族、乡党对贵族所给予的评价。如此说来，与当时政治世界直接相关的，是贵族之与宗族、乡党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那些大土地的经营。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况与那种土地所有和政治权力直接结合的西欧以及日本中世的领主制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六朝政治权力的基础说到底是编户，是包括贵族、民众在内的大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以有实力的贵族之家为中心团结起来，就形成了六朝的共同体。即便如此，那些大土地的经营对这种共同体仍有着很大作用。贵族实施赈恤，是对大土地经营所蓄积粮食的发放；地域自卫时大土地经营之劳动者的奴客，是作为主家的直属部队而起作用的。如此，贵族的私产为了社会服务而被提供，被公共化，为共同体社会的维持做出了贡献。对于这种行为，当时常使用的‘轻财重义’一词，就是赞美其将私产转化为公的评语。”

“豪族共同体论”提出后，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激起了相当的波澜，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这些批评的情况以及他对这些批评的态度，谷川先生说道：

我关于“共同体”的理论受到了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猛烈批判，原因在于被认为轻视了阶级对立问题，所以被视为“反动派”，我对此当然不服。进一步来说，他们的批判完全没有依据历史的实态。只是滥用教条，所以我不能同意。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觉得在日本的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赖感逐渐淡漠，因而产生了危机感吧。

我当时认为自己是在为日本的和平、民主而战。这也是由于处于历史变革时期而产生的矛盾，同时也是出于对那时先入为主的研究方法的怀疑而进行的新的研究。我的理论是承认阶级斗争存在的“共同体论”。简单来说，就是人必须生存下去，人与人之间必须以某种关系共同存在下去。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

谷川先生在访谈中强调：他关于共同体的想法，是受到卡尔·马克思的影响而提出来的。他说：

我在学生时代阅读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其中包括他所写的《前资本主义形态》一书。这本书是在苏联发现后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入日本的，这是他在写《资本论》时附带研究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人与自然的分离；二是人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人只有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才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另外，人只有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才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因此人变成了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前，人类曾存在各种形式的共同体。马克思首先对这些共同体作了研究，例如亚洲的、希腊的、日耳曼的，等等。这些共同体虽然不尽一样，但是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个人存在于自然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复原论是不可能的事。从这一角度来看，必须越过资本主义，建立新的社会共同体。资本主义也自具有其特殊性，但其特殊性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共同体必然会到来。就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联，我就是这样想的，而这当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以至今日仍有影响。而我所使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说我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这一理论依然有其影响力。按照资本主义原理，不承认人的自然性的存在，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上可能会得到发展，但是会破坏人类性。日本重视经济发展，一切以市场经济为重，结果破坏了家庭、社会，没有了个人主义，丧失了人类性，人被物化，甚至几乎每天都发生诸如孩子杀死父母、父母杀死孩子以及小学生互相残杀的现象。这是市场经济原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予以正视。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人应该有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必须站在历史的、近代性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与人的关系问题。因此，仅仅有竞争是不够的，人与人之间还必须结成某种互动关联的共同体。

谷川先生最后说：我的观点虽然受到过批判，但是对中国史研究还是有影响。特别是后来出现了诸如重视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重视研究宗族、地域社会、救灾机构等问题，多少都受到过这一观点的影响。又如，就乡绅研究而言，即使研究对象的乡绅是坏人，但他们也还是社会的指导者，发挥着领导民众的作用。虽然这不可能被看成是我的影响，但是毕竟还是互相有着某种共同关联。另外，在日本对于我的批判也逐渐消失了。从总体上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超越了批判性的观点，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

（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