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的发展与现状

从黎虎先生关于谷川先生的介绍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我们了解到京都学派是日本学术界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派，谷川先生是这个学派的传人，也是该学派继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之后的第三代领头人。因此，我们的访谈就从京都学派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的这个话题开始。

谷川先生虽然年近80岁，但一谈到学术研究，就如20出头的年轻人。他首先就我们所提出关于京都学派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

日本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京都学派是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设置文科大学（现在的文学部）、第二年开设东洋史学科之时诞生的。被任命为初代教员的是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续任者是桑原骘藏（1870—1931）。迄那时任文科大学教员的几乎都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内藤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学历低，而且又是多年担任新闻记者的在野的学者。桑原毕业于东京大学，但他曾与东京大学的白鸟库吉教授进行过激烈的论争。顺便说一句，桑原的学风是极其实证性的，人们还知道他与陈垣教授有过亲密的亲情。但是，无论怎么说，开创京都大学中国史研究最具特色学风的还是内藤。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予以叙述。总的来看，由内藤树立的宏伟的中国史的体系与桑原的细密的实证研究对其门生们产生了绝大的影响，形成了与东京大学完全相反的独特的学风，指导着二战前以及二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20世纪20年代，内藤湖南就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史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并提出了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三个时期，即：以先秦至秦汉为上古（即古代），六朝至隋唐为中世，两宋至清为近世，各以其不同的时代内容相延续。此后，内藤湖南先生的门生继承和发展这一分期理论，并形成了作为京都学派的中国史分期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60年代，京都学派主要以宫崎市定为核心。宫崎市定是内藤湖南的学生，战前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业绩，下面所讲的京都学派与历史研究会派（即历研派）之间的争论，从京都学派方面来看，主要就是以他为核心。在他之外，也有许多京都学派系统的学者参与了论争。这一争论使京都学派的影响进一步加强。

接着，谷川先生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关于京都学派的主要特色所在的问题：

简单地说，最大的特色是：别的学派以欧洲史为中心来看待中国史；而京都学派则着重于从中国史内部来研究中国史，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史，并努力在世界历史中把握中国史、研究其普遍性意义。这还表现在京都学派注意对中国前近代史的研究上，即辛亥革命前的历史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这主要以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为核心。他们重视对前近代（辛亥革命前）历史的研究，注意到了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乾嘉之际的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例如，内藤湖南很重视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至少在他看来应该重视考证学或考据学史观，曾进行过实证性研究。内藤湖南通过对前近代历史的关注，发现了清朝学者章学诚的价值，曾作成《章学诚年谱》；这令中国著名学者胡适感到吃惊，他认为一个非中国人，居然作成了《章学诚年谱》。总之，内藤发现了顾炎武等学者的价值，以自己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史的体系。他从中国史的内部出发来研究中国史，这就是他的研究特色。这就是说不应该用西洋的观点，而是从中国史的内部入手进行研究。应尽量从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出发进行研究。再强调一句，作为京都学派的一员，我认为中国史是人的历史，应该通过对中国史的研究认识到：现代人应该是作为世界的人、环球的人而共同生存下去。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谷川先生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日本史学界发生的京都学派同历研派进行的关于中国史分期的论战。他说：

我在6月24日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史的研究历程，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京都学派和历研派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争论。

这一论争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历史学界，出于对军国主义的反省，期望建立起新的学术体系。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在新的理念下对中国史的全过程给以体系化的认识。这种新理念包括中国史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历史，中国史是世界史的一环，科学地、合理地把握中国史等诸项内容。

在这一背景下，以历研派为中心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史分期问题上，历研派根据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产生了新的构想。根据这一构想，历研派认为中国史从古代向中世的转变发生在唐宋之际。这虽然是受到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影响的结果，但是其内容却很不相同。根据这一观点来看，两汉六朝隋唐时代的大土地所有者内部的主要劳动力是奴婢即一种奴隶，但是宋代以后大土地所有者的主要劳动力的佃户却是一种农奴，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从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农奴制生产方式的过渡。

历史派树立起这样的新说法批判京都学派，京都学派对此予以了应战，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京都学派认为，六朝隋唐时期大土地所有者的主要劳动力是佃客即一种农奴，宋代以后的佃户是契约性的佃农，而未被看作农奴。双方的观点分歧如下表所示：

在叙述这论争中，谷川先生就我们所提出的京都学派现状如何的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中国史分期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弱并趋向于消亡，不再进行论争。我个人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7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是原因之一；国际政治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局势有所改变。与此同时，日本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淡化了。另外一点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中国曾发生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随之改变，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对中国所进行的国家新建设怀着崇敬的心情，希望日本将来也能变得与中国一样。

另一方面，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并传入日本，不仅需重新认识原有的历史资料，而且又加强学习新资料，因而能够全面、有条理地看待中国历史。京都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是如此。像以前这两个学派所进行的那种始终一贯地看待中国历史（从古代——近代）的视点消失了，研究者们开始研究具体的、个案化的小问题，趋向于进行所谓个别性的、实证的研究。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此后的30年间基本如此。出生于二战结束前后的年轻学者，其视角是进行个别的、实证的研究，并尽力吸收和利用新材料。这也是因为仅仅凭借单个学者的力量不能完成对历史中的大问题的研究。虽然那种长时段、一贯性地看待中国历史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是像关于历史分期等那样的全体性的关于历史的延续、综合性论证没有了。研究者倾向于选取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着互不相关的研究。特别是最近以来，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发达，可以通过网络轻易地查取资料，因此这种情况更为明显。

这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术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历史十分强调理论优先的原则，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其后，马克思主义派的研究进展不顺利，与实证性研究不投合，年轻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失去了信赖。京都学派与非京都学派的区别也没有了。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无论是毕业于非京都大学的关东地区的也罢，还是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关西地区的也罢，学风差别不大，几乎是在趋同。京都大学毕业的中青年研究者们沿袭了前辈们苦心构筑的时代区分的框架，例如，称秦汉时代为古代，称六朝隋唐时代为中世，称宋代以后为近世。但是，他们对于为什么将这时代称为古代、中世和近世这样的历史发展的原理性问题，则几乎不予关心，而始终只专心于探讨个别事件。那些研究成果中应该看的东西多吗？至于京都学派今后是否继续发展这一点而言，我不能予以明确地回答。也许可以认为，京都学派的学问体系现在可能分解、扩散，并为年轻的研究者们承续下去。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积极地学习内藤湖南的史学，并试图从那里出发找到中国史研究新方向的研究团体现在在京都活跃着。那就是设在我本人所属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中的“内藤湖南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由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毕业的研究者为中心构成，其中多半是各地大学的教员。大家每月一次阅读内藤湖南的著作，并且就其学问反复进行讨论。其成果已经以《内藤湖南的世界》为书名得以刊行，现在正在着手进行中文翻译。本校毕业的马彪（现在为山口大学教授）也是这一研究会的有力成员，他发表了数篇关于内藤湖南史学的论文，并且作为上述图书的中文翻译的中心人物而活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