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奋勇男儿事

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一个连床都没有的亭子间，就是任弼时等人的落脚之地。他们每天吃着最便宜的饭铺的包伙，睡着冰凉坚硬的地板。尽管条件艰苦，但一想到将来要去苏俄学习革命本领，回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们的学习劲头就非常足。

亭子间附近的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是他们学习的地方。这是一幢二层的石库门楼房，乌黑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外国语学社。任弼时等人每天上午学习俄文，课堂设在楼下的客堂里，墙上挂了黑板，但没有课桌。下午学习共产主义基本知识，了解苏俄革命情况。讲解的老师有时是最早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教授，有时是《民国日报》总编辑部的邵力子，有时是作家沈雁冰（茅盾），有时是被称为“南国思想界的明星”的陈独秀。除了学习外，他们还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为《劳动界》和华俄通讯社缮写和校对稿件、收发信件，获得一点报酬作为零用。在这里，任弼时和萧劲光还入了团，成为了第一批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

当学习和生活都走上了正轨，任弼时就给父亲写了信，告诉家人自己在上海的境况，并表示不久将赴俄国勤工俭学。

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眼里，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地方，能在那里读书或者工作，是有出息的象征。父亲多么希望倾尽心力培养的儿子能够留在上海工作。一方面早日立足社会，有个好前程，一方面也能帮自己一把，让全家生活有个依靠。1921年5月4日，任弼时收到了父亲劝他“谋事上海”，从长计议的来信。

任弼时从小随父亲寄宿课读，感情很深。他从信中得知，为了生计，年逾半百的父亲又去了一次长沙。想象着父亲为了一家衣食奔走辛劳，他“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种种不安与牵挂，让他连夜梦回故乡，与亲人相见。他也想为家里做点什么，然而“虽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自怨身体弱小，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世之才”，实在是“徒叫奈何”！

那么，要不要按照父亲的意思，留在上海呢？不能。任弼时来上海，本就是为了去苏俄寻求救国真理。经过在外国语学社的学习，他进一步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熏陶，人生目标更加明确。家庭固然让人留恋，但国家更需要他。今天的离家北上，本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幸福、美满、团圆。

启程赴俄之日，任弼时写了一封家书，向父亲说明了自己冒险奋勇的抱负和决心：“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既然赴俄事宜已定，“彼即当作罢论”。他没有提及途中可能遇到的凶险，宽慰双亲说，之前去苏俄的同志“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苏俄方面十分欢迎。“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而真实的情况是：当时中国军阀政府与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尚未建交，去苏俄要通过许多关卡，稍有不慎，就会被捕，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第一批从陆路过去的青年学生，就曾在哈尔滨被军阀扣押。任弼时的隐瞒是为了消除父母对游子远行的担忧。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短短的“冒险奋勇”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未知的风险。

作为一个体贴孝顺的孩子，任弼时还在信中对父母语多劝解：“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短短数百字的家书，百转千回。既有不能为父母承欢膝下，尽孝眼前的自责与牵挂，也有走上艰辛革命道路的义无反顾。在将这封复信投出邮寄后，当天下午，任弼时就和萧劲光、任作民等十余人，登上了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

在春愁愔愔的日子里，邮轮载着十七岁的任弼时，出黄浦江，经吴淞口，乘风破浪地在太平洋上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