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怀特（E. B. White）的一部书信集时，《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提到了一张《纽约客》（The New Yorker）作家的群像（读者很少能见到）：“……从照片上看来，他们一个比一个忧郁腼腆，一个比一个眉头紧锁、态度畏缩，一听到细微的声音便如惊弓之鸟，平常则处于蛰伏状态。”
没有人比怀特更能代表《纽约客》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风格了。这个一参加公众活动就头昏脑涨并且胃痛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在文字中寻找声音、维度、旋律的完美搭配。幽默感、敏锐的紧张、孤独的忧伤、脉脉温情、行云流水……这些词汇似乎都不足以说明怀特的风格，怀特知道如何将这些元素比例协调地搅拌在一起，他一生都在推敲这种分寸感——左右彷徨、小心翼翼。怀特无法创造鸿篇巨作，这不仅因为才华与韧性的欠缺，还因为他令人绝望的完美主义。不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将给送牛奶人的信写得令很多作家彻夜不眠写出的作品黯然失色的话，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当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在1935年成为《纽约客》的编辑时，这本以幽默感见长的文艺杂志正在走向第一个繁荣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仍是喧闹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产物。1925年，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在他的桥牌搭档弗雷西曼（Raoul Fleischmann）的资助下创办《纽约客》杂志，想要记录下正在蓬勃兴起的大都市文化，包括令年轻人陶醉的爵士乐、百老汇歌舞剧，以及罗斯与那帮记者、明星、艺术家在阿尔贡金饭店（The Algonquin Hotel）里那些有趣甚至不无低级的玩笑。
喜欢在办公室里吵吵嚷嚷的罗斯具有天才鉴赏力。不过，他有时粗俗的举止却不妨碍他写信给尚未成名的年轻作家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我不知道你未来会怎样，但如果我是你，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罗斯发现怀特时的惊喜，他可能隐隐意识到这个家伙正是急于确立自己独特风格的《纽约客》所需要的人。而怀特也最终不负众望，与他最著名的追随者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一起缔造了独特的“纽约客”文风。
威廉·肖恩要命地喜欢《纽约客》，所以当这位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从欧洲归来后，就加入了它。他喜欢写作，但肯定缺乏怀特那样的才华，所以在短暂地为“本镇絮语”栏目撰稿后，罗斯让他当了编辑。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他的头脑是多么清晰，多么善于看出文章的弱点所在，并教导作者修改。
沉默寡言却敏锐勤奋的肖恩成了热衷于更换编辑的罗斯的最得力助手。肖恩几乎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作家莉莉安·罗斯（Lillian Ross）在1945年去《纽约客》求职时，迟疑地不知该问些什么，因为她注意到执行主编肖恩穿着白色的衬衫，系蓝黑色的领结，着灰色外套，每个纽扣都扣着，满脸都是孩子气。对于怀特仰慕之至的莉莉安并不清楚对面这个人是谁，但是他的安静、绅士风度，与通常充满吵闹声和烟雾弥漫的编辑室内的编辑们截然不同。正是这个安静略显胆怯的人，帮助哈罗德·罗斯将《纽约客》由一本较纯粹的幽默文艺杂志转向更宽阔的领域。
1945年，肖恩说服罗斯用一整期《纽约客》刊登了约翰·赫西（John Hersey）长达三万一千多字的文章《广岛》（Hiroshima），这篇卓绝的报告文学描述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与被这种恐怖力量摧毁的居民的命运。结果，这篇文章不仅成了新闻史与文学史上的一篇标志性作品，也成了《纽约客》的转折点。《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评论说，这本杂志已经摒弃了“习惯的谐噱、讽刺与漫画式的传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詹姆斯·瑟伯在回忆录中说，“倘若没有肖恩的艰苦工作与经常性的建议，罗斯是无法创造在二战期间精彩绝伦的编辑成就的”。到1952年罗斯去世时，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四十三岁的肖恩是接班人，正如当时的编辑吉尔所说：“我们几乎不觉得还有别人可以胜任这个位置。”
罗斯固执地认为，杰出人士必须遭受宠爱与纵容，所以《纽约客》编辑部内充斥着一些神经兮兮的大孩子，他们随时可能翻脸，也随时可能做出奇怪的举动。怀特在其盛年离开了一手缔造的《纽约客》，因为他想一个人清静清静，类似的奇特行为还发生在后来的塞林格（J. D. Salinger）身上……不过，肖恩却在这群刻薄而敏感的艺术家与作家中获得了几近一致性的尊崇。
成为《纽约客》总编辑的威廉·肖恩先生看起来依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尽管他编辑着一本或许是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杂志。他身材矮小且毫无吸引力，从不过夜生活，甚至认为一顿丰盛的午餐不过是在阿尔贡金饭店的“罗斯厅”（纪念哈罗德·罗斯）点上一杯橙汁与一份燕麦片。他还受不了自动电梯，多年之后《纽约客》的办公楼依旧专门为他保留着一架人工电梯。
当二十五岁的年轻作家韦德·梅塔（Ved Mehta）第一次与肖恩通电话时，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尽管他是如此崇拜《纽约客》。肖恩从不允许自己的名字刊登在杂志上，作为他倔强性格的反映，他也从不在《纽约客》上刊登自己的电话。除了向大学生不打折扣外，它也不怎么在乎广告商。肖恩尽量避免谈论自己，除了他最亲近的朋友，没人知道他的出身状况。与怀特一样，他也不接受采访，只是偶尔会接受演讲邀请，而且只有在说到那句“我在芝加哥长大”时，他才听起来言语流畅。
在哈佛念书的韦德·梅塔与同学在校园里遇到肖恩一家时，觉得他们仿佛全部来自小人国，因为他们是那么不起眼。梅塔多么希望告诉身边的同学，这就是编辑出《纽约客》的人。
肖恩与罗斯太不相同了，这种差异之大类似于后来的蒂娜·布朗（Tina Brown）与肖恩。肖恩也喜欢幽默，但是幽默在肖恩时代却已不再是《纽约客》的标签。一方面，那一代杰出的幽默作家怀特与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但新一代还无法把握住他们的神韵；另一方面，肖恩个人比罗斯更具有严肃的社会意识。正如怀特曾写到的，罗斯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那是一个喧闹的年代，而肖恩则是30年代的产物，那是人们在街头兜售苹果的凄惨岁月。
《纽约客》在肖恩的年代除了保持固有的文学成就外，更变成了探讨严肃社会议题的舆论领袖。当然，肖恩从来不把自己当作领袖看待，他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他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分享。后来成为他终身亲密伴侣的作家莉莉安·罗斯说，肖恩是一个诗人与小说家，终身保持着对写作的渴望，但当成为编辑后，他便将这种才华完全贡献给了他的作家，所以他比别的编辑更能体会到当作家的障碍与欢欣。他是那么低调，称所有的人为“先生”，并保持着父亲般的奉献精神，很多《纽约客》的作家在其著作上都会写上“献给肖恩先生”。韦德·梅塔在刚开始为《纽约客》工作时，发现肖恩先生竟然会在任何时刻都耐心地给他打电话，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细节而反复讨论，使他觉得似乎肖恩只对他这一名作家负责，他常常怀疑肖恩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去与那么多作家进行类似的交流。
肖恩的完美主义使《纽约客》成了新闻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很多稿件都是经过一年以上的反复修改之后才完成的。尽管一些作家抱怨终稿失去了最初的神采，但这样的慢工的确将错误减少到了最低。肖恩将一本杂志推向了它不应该具有的位置——甚至比书籍更耐读与准确。美国的几代作家都知道，成名的最简捷方式是在《纽约客》上刊登作品。你可以想象二十三岁的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因为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就名扬四海吗？就像韦德·梅塔回忆的，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意味着你会被广泛地谈论。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塞林格等战后美国最好的作家，都与《纽约客》保持着密切联系。塞林格更是称肖恩为“最不可思议的天才艺术家编辑”。
从1945年的《广岛》报道之后，肖恩继续让《纽约客》保持着社会良心的领导角色。尽管他从来都是那样温和，但却暗暗使《纽约客》承载了更多的教育使命。20世纪60年代初，杂志发表了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关于黑人凄惨命运的小说，成为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雷切尔·卡尔森（Rachel Carson）的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也是最初在《纽约客》发表，并掀起了环保主义风潮的。一次，肖恩邀请政治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杂志撰写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章，阿伦特担心这样的题目对读者来说太艰深，但我们的肖恩先生却用他著名的缓慢语气回答说：“不，他们需要读这些。”
在文学形式上，肖恩则加强了《纽约客》“文学性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的影响力。1965年，卡波特在此发表了纪实性小说《冷血》（In Cold Blood）。这部以一桩离奇凶杀案为题材的冷静而富有想象力的作品，除了给卡波特带来巨大的荣誉外，也使“新新闻写作”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与新闻界的变革。
肖恩以他的谦和与创造性赢得了几乎一致性的尊敬。普通读者依旧不知道威廉·肖恩是谁，但是在文学界与新闻界，他却是圣徒的象征。正如阿伦特评价的：“行为与判断有如圣人，肖恩具有完美无瑕的道德尺度。”
当不知深浅的汤姆·伍尔夫（Tom Wolfe）以肖恩为题撰写了人物特写《小不点木乃伊》（Tiny Mummies）并准备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时，肖恩写信给该报的发行人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请求压下这篇稿子，但伍尔夫的编辑克雷·菲尔克（Clay Felker）公开了这封信。文章发表后，整个新闻界以前所未有的庄严感自发地向伍尔夫展开了全面讨伐。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纳特·亨托夫（Nat Hentoff）公开诅咒这篇文章；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则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攻击伍尔夫；沃尔特·李普曼毫不讳言地说他视伍尔夫为“一头无能的驴子”；已经退隐的塞林格用一封只有一句话的电报向惠特尼开火，宣布将与这件事有关的所有人永远为敌。据说菲尔克因其所作所为被世纪俱乐部拒之门外（这是对他罪行的正当惩罚），而《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此事后不久确实关门倒闭，《纽约客》则卖出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广告。
美国新闻界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类似20年代的重大变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公司将自己推向华尔街，新闻业的纯真年代结束了。媒体不再仅仅是编辑记者的手工品，更被股东与盈利需求所左右，但肖恩主持下的《纽约客》却似乎依旧保持着哈罗德·罗斯时代的单纯。罗斯对于编辑人员的溺爱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从不允许经营部门走进编辑部的大门，似乎也从不考虑他的商业合伙人弗雷西曼的感受。如果《纽约客》赚了更多的钱，那么就必须提供更高的报酬给作家们。强势的罗斯使弗雷西曼无可争辩，但随着杂志的成功，后者也的确赚了更多的钱。到了弗雷西曼的儿子彼得·弗雷西曼与肖恩搭档时，前者对后者的尊敬犹如儿子之于父亲，没人质疑这是一本以编辑部为核心的杂志，或者说这是一本肖恩个性的杂志。肖恩几乎一个人完成所有工作，很少考虑是否该把工作分给别人。当小弗雷西曼在1974年的股东大会上被人问道“肖恩先生是否有副手时”，这位发行人不能肯定地支吾道：“我想他没有。”他的确不了解编辑部的情况。
肖恩自己也清楚《纽约客》杂志多么与众不同，它从不需要取悦市场，也没有经营压力，不但盈利，还利润丰厚。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致编辑人员的一封信中，肖恩承认，《纽约客》的编辑部简直是在一种完全理想的状况下运行的。别的地方以商业分析为导向，而这里完全是另一个极端。而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这种情况都不可能得以维系。当越来越多的人为肖恩之后的《纽约客》担忧时，他却没有做好寻找接班人的工作，而是挑选了年轻的编辑乔纳森·谢尔（JonathanSchell）作为继承人。虽然谢尔是一个杰出的记者，可他并非一名好的主编，总是刻意模仿肖恩，却不了解肖恩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个试探性的任命在一片抗议声中夭折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纽约客》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环境。媒体世界已经变得庞杂无比，电视取代了过去的印刷品成为核心力量。人们也越来越追逐有趣的东西，1974年创刊的以电视明星为报道对象的《人物》杂志大获全胜。《纽约客》严肃的报道方式虽然依旧盈利，但是利润却越来越微薄。1974年，它的销量已跌至每期四十八万五千份，1983年虽增至五十一万份，但一年以后又跌至五十万份。
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纽约客》将被出售的传闻已经出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与福特基金会的负责人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都曾私下与肖恩联系，倘若出现意外，他们愿意出资帮助肖恩，延续《纽约客》的传统。但肖恩都婉言谢绝，且从未将此事告诉发行人彼得·弗雷西曼。
但最终彼得·弗雷西曼还是抵制不住纽豪斯出版集团一亿四千两百万美元的出价。1985年，以出版小报与空洞的时尚杂志为主业的萨缪尔·纽豪斯（Samuel Newhouse）拥有了他垂涎已久的《纽约客》。这项交易最初并未激起肖恩与其他作家的愤怒。因为纽豪斯已经信誓旦旦地承诺将继续保持《纽约客》的传统，还公开宣称肖恩是他的精神导师之一。而肖恩也一直对纽豪斯不无好感，觉得在20世纪60年代时自己曾在某个俱乐部见过这个孩子。他的信心也体现在当期的《纽约客》中，他破例在杂志上写道：“《纽约客》商业经营的所有权或可以易手，但是《纽约客》的基本构想——《纽约客》的传统、《纽约客》的精神——从来不曾为任何个人所拥有过，也是不能被买卖的，它存在于许多作家、艺术家、编辑和编辑助理的心底深处，他们为了文学、新闻、美学、道德原则的共同理想而结合在一起工作。”
但肖恩显然过于乐观了。已经七十六岁的他，是世界上最年长的主编，尽管头脑依旧敏锐，但一些人或多或少已经觉得他有些不合时宜。他们批评肖恩将《纽约客》变成了一个老友俱乐部，因为他舍不得解雇与他相伴多年的作家与艺术家，而且为了照顾他们，还不得不发表一些已经不再受欢迎的作品。杂志的销量与广告额继续下降。
在1987年1月的一封公开信中，纽豪斯强迫肖恩在当年3月1日退休，并选择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而非肖恩推荐的查尔斯·麦格拉斯（Charles McGrath）作为继承人。这个令人震惊的声明，使肖恩感觉到一种背叛。不过，比肖恩更愤怒的是《纽约客》的一百五十多名艺术家与作家。一种类似于亚特兰蒂斯沉没的绝望感扑面而来。整整三十五年来，肖恩指导着《纽约客》有条不紊地运转，几乎要克服年龄的障碍，将这种指导永久性持续下去，因为人们暗暗意识到，肖恩的职位，会有合格的继承人出现吗？
那次发生在《纽约客》总部的抗议成了全美新闻报道的中心。同情《纽约客》作家群的媒体哀叹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反驳者则相信，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事变更，那些抗议的作家是一群被宠坏的孩子，实在不够成熟。《华盛顿邮报》的著名专栏作者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刻薄地写道：“《纽约客》的作家，其中一些你可能认为早已死掉了，其他一些作家则像逝去的人一样写作，他们抗议肖恩被突然替换了——经过仅仅三十五年之后。”
纽豪斯的举动使肖恩最后两年的任期看起来像一个过渡，他在1985年表达的对肖恩的推崇似乎完全是为了稳定人心。但是据莉莉安·罗斯回忆，肖恩从未责怪过纽豪斯，他对后者依旧充满着某种父亲般的情感。肖恩的告别书弥漫着一个七十九岁老人的伤感，并暗暗流露出他所推崇的那些品质正在变得不合时代节拍：“在这混乱的时刻里，我五味杂陈，茫然不知所措，几乎静不下心来和诸位道别……我们用诚实和爱心完成了我们的工作。《纽约客》……曾经是最高雅的杂志，或许可以称它是空前伟大的杂志，但是这份工作上的成就比起我与诸君之间的情谊，意义变得微不足道。真正最重要的，在于你我曾经共同工作……我们曾经不断地努力，试图发掘事实、传播真理。”
在与肖恩长达半生的相处中，莉莉安·罗斯发现这个男人总是被一种死亡感压迫着，很少有放松感，必须时刻通过工作来对抗死亡对他的召唤。他有妻子与两个孩子，他的家人与朋友知道他与莉莉安的情人关系，因为他与她都不喜欢虚伪的隐瞒。他热衷于音乐，他的家是《纽约客》作家们喜欢去的地方，他为客人们弹钢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音乐天赋使他成为《纽约客》作家聚会时的明星。他几乎从不外出度假，书桌是他自认为最好的休息场所。
现在他退休了，他的确有点兴奋地重操旧业，他开始写作剧本。三十五年以来，肖恩先生与《纽约客》紧紧相连，被它诱惑与吞噬了全部精力与时间，但也使他本人成了新闻史上最温柔、最伟大的独裁者，一些作家声称竟然在他身上发现了丘吉尔式的特质。
但一直到1992年12月8日死亡之日降临前夕，肖恩还打算与新总编蒂娜·布朗一起探讨《纽约客》的未来。在戈特利布继任后，杂志的销量与广告依然不见起色。肖恩甚至一直期待纽豪斯能够再次询问他的意见，随时准备再次投入全部精力帮助这本杂志。当以拯救《名利场》（Vanity Fair）而闻名的蒂娜·布朗继任戈特利布之职时，纽豪斯已准备要完全抛弃肖恩那一套了。但肖恩对他的继任者并没有发表过任何负面评价，反而总是期待能够提供自己的帮助，只是从未有人问过他。
1992年10月5日，在蒂娜·布朗主编的新一期《纽约客》的封面上出现了朋克形象。这已是一个令八十五岁的肖恩不安的世界了，人们寻求的是明星、刺激而非隽永的文字天堂，今日的主编追求的是将自己包装成明星，而非兢兢业业地为作家服务。那些羞涩、敏感、莫名其妙的同辈已经离去，怀特、詹姆斯·瑟伯都已不再，而塞林格也躲进了森林中不愿出来。只有跟他们在一起，肖恩先生才能感到从容。
2002年的《纽约客》依旧是一本美妙的杂志，依旧令人尊敬，它甚至在2001年的国家杂志奖中获得了五项大奖。但是谁都清楚，它不可能再像肖恩时代那样无可匹敌。正如肖恩自己都承认的，他任期内的《纽约客》，没有前人，也不可能被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