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楚声兴汉与南北文化大势

楚文学以古老宗教神话和老庄自然哲学为基础，其所显示的汪洋恣肆、动宕开合的主观感情与诡谲离奇、意象丰盈的自由联想，对中国文学表现特征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审美意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云：“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脩，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其“杳冥深远”、“旨远义隐”、“托词喻物”、“荒唐谲怪”，实为楚文风格。然若追溯其源，似有更久远深邃的渊薮。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先祖出自黄帝后裔，殷时为伯侯，周时鬻熊之子事文王，成王又“封熊绎于楚蛮”。殷商之后，我国主流文化分为二支，一为北方周文化，一为南方楚宋文化；春秋时，楚文化地位日隆，仅《左传》一书，便记述楚人赋诗多例，注1战国间屈原楚骚的产生，揭开了楚文化占驻我国文坛重要地位之序幕。关于这一点，文学史家多注重春秋时楚人赋诗是对北方文化的汲取，战国时屈骚的出现只是“诗之变”；殊不知代表北方中原文化的《诗》三百篇早已融入荆楚文化思想，而屈骚对北方诗文化的汲取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古老荆楚文化于更高层次的复现。对此，昔人曾有异同之见，兹择两则如下。其一，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载：“艾轩谓诗之萌芽，自楚人发之，故云江汉之域。诗一变而为楚辞，屈原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翁元圻注云：“《通志·昆虫草木略序》曰：周为河洛，召南为雍岐，河洛之南濒江，雍岐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骚人辞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其二，祝尧《古赋辩体》卷一《楚骚体上》：“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泽也深。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故动吾夫子之听。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字为读，楚声萌孽久矣。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以上两说，虽或以诗萌于楚，或以楚声入诗是“王化行乎南国”的结果，但其均认为二南为楚声，且居诗先又是相同的。根据前说的思路，屈骚是楚声的发展；根据后说的思路，屈骚只是诗之变体。其实，通观楚文化的演变和先秦整体文化的发展，楚声是我国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屈骚的兴起既渊源于楚声，又兼融北方诗文化，显示了战国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汇，是确乎无疑的。

注1：《左传》记述楚人赋诗，如宣公十二年楚子引《周颂·时迈》及《武》；成公二年子重引《大雅·文王》；襄公二十七年楚罢如晋赋《即醉》；昭公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等例。

汉初南北文化的交融为什么最突出地表现于楚声兴隆，这既有楚声在先秦文化交汇过程中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刘邦作为楚人定鼎中原的人为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楚文化的艺术精神与汉初思想的冥符默契。可以说，汉代政治思想处于承秦制与惩秦训的矛盾中，而文学思想则处于承楚声而变楚声的发展中，从汉初特定的历史阶段来看，汉文学又正是在楚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首先，作为我国文学之源的《诗经》，其重要的艺术特征是诗、乐、舞的统一，而楚地自原始的巫文化到屈骚的长篇巨制，正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从尚存资料看，战国时楚国的音乐水平已卓异非凡，其制乐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工艺精良；演奏音乐，阵容庞大，和谐动听；而其音乐与诗、舞的结合在楚骚上的表现，尤臻高超之境。汉初惩于秦世废诗乐之弊，重振朝纲，发扬文采，故以楚声补充雅乐，制礼定乐，兴起朝野载歌载舞、自由和谐的文学思潮。其次，诗歌与绘画的统一所表现的空间艺术在楚文化中的神奇展示，切合于汉初经疆土割裂的征战达和平一统局面的文化要求。楚文化的空间艺术表现于一些出土墓葬帛画和《楚辞》诗歌中，其主旨是“通过神话跟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魄地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李泽厚《美的历程·楚汉浪漫主义》）。汉初的空间艺术虽不及楚之奇谲波澜，但对其艺术特色的猎取，却为汉文艺鼎盛期的到来作出贡献。其三，迷离的宗教神话色彩与天真狂放的浪漫情感代表着楚文学的深层审美意识，而其对汉初文学思想的影响又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人试图通过楚文化浪漫神奇的艺术想象来把握蓦然呈示在眼前的地广物厚的现实世界，从而展现雄阔的心胸和气势；而另一方面，汉人又从楚人发抒浪漫情思间所寄寓的对大自然的惊愕与恐惧心态中接受了一种永恒忧患，并将此忧患意识从自然转向汉初战乱方息时满目疮痍、隐难未尽的现实社会，以发抒怨思与愤懑；这是汉初兴楚声的双重意蕴，也影响了汉初文学思想中两种音响的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