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肇造期

（高祖初至景帝末）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经多年征战，结束了秦汉之际群雄纷争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汉王朝。在此时代变革中，政治、文化经历着由乱而治的转化。然而，文化学术的转化在汉初建国伊始，即面临双重困境，并造成后世对汉初文学思想评价的双重迷惘，即秦世无文与高祖诋儒。秦世无文反映的是秦统治者实行思想禁锢政策的史实，但其出于政治需要而非全然毁弃文化，又显而易见。明人张燧指出：“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尝恶书。观其读李斯逐客书，则亟毁初禁，开关以纳之；读韩非说难，则抚髀愿识其人，其动于下士，溺于好文如是。……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后叔孙通降汉时，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固未尝替。”（《千百年眼》卷四《秦不绝儒生与经籍》）可见自周至汉，秦文化虽为低谷，然文脉未断。汉初文运转盛，是文化复苏，并非崛起；真正汉文化的崛起是数十年后才出现的。刘邦诋儒行为，载诸史乘，然亦未可概论其余。观刘邦一生，在戎马倥偬之际，无暇染翰，甚侮儒行，然天下方定，即受叔孙通定朝仪之请，始开文治气象；居位十二年，有田何传齐《易》于关中，伏胜授《尚书》于齐、鲁，盖公言黄老于齐地，高堂伯述《礼》于鲁中，张苍明习天下图书，陆贾上书倡导儒术，齐、鲁、楚、燕、吴、越文风并起，不无盛景。而自此至景帝末，其间或有政治、文化之变，却已奠定汉初文化基础。

汉初文学思想的形态具草创期的博杂性，从地域文化特色来看，既有荆楚文化的浪漫情绪，燕齐文化的诡异神采，又有邹鲁文化的精谨肃穆；从学术思想对文学的影响而言，既有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儒教遗意的美刺大义，又有阴阳、刑名的精神意态。汉初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以南方楚文化传入北国而引起的楚声兴隆为突出表征。而以齐、楚文化为背景，盛行于秦汉之际的黄老学派从学术领域向文学思想渗透，并于文景之世达到高峰，决定了汉初文风趋向。同时，汉初政论散文所表现的政教文学观与《诗》学所倡导的文学致用精神，又潜孚其间，形成汉初文学思想另一特色。成书于景武间的《淮南子》是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兼综众家思想而成，意味着对汉初文学思想主导倾向的理论推阐与总结。总之，汉初既有南方文学的空想、冥思，表现出浪漫主义的优游逸乐倾向，又具北方文学的现实、理智，表现出功利主义的质实敦朴倾向，尽管这两种倾向未能高度融通，然其所展示的由博采趋向统一的文化态势，又是其时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