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老学派与文学思想状况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据有关史料和马王堆汉墓出土之《黄帝四经》《老子》甲、乙本内容，可见这一学派的主张是以黄老刑名思想为主为社会政治服务，并以黄帝时代为背景，构造理想中的统一形势之图景的。追溯黄老之源，因为属两种学术的汇合，决定了黄学与老学的矛盾；然从战国到秦汉黄老汇合之过程看，又显示出二者共有的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养生保真的人生观和“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思想，这正是这一学术在汉初兴盛的社会文化之内在机缘。

汉初统治者惩于秦政苛暴和秦汉之际行政松弛，亟需一种既强化法制、又以德安民的统一平和的文化思想，黄老之学以其内严外宽的优势取得了这一地位。从秦汉之际到汉武帝朝，治黄老大家有毛翕公、盖公、曹参、黄生、司马谈等二十余人，其学术思想遍及朝野，风行焰炽。高祖时，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陈丞相世家》），丞相萧何，亦取黄老无为之意。而黄老大盛，又是齐相曹参倡导所致。《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为齐相，拜“善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为师，取“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为施政纲领，使齐大治。后曹参为丞相，确立了黄老思想在汉初之指导地位。文、景之世，黄老刑名尤重，景帝时发生了黄老派黄生与儒学派辕固生争论汤武“受命”事，结果是辕固生因贬低老子书而触怒窦太后，几乎丧命。这种崇尚黄老的局面一直到武帝朝窦太后死后，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儒林列传》），才有改变。在汉初思想家中，陆贾、贾谊、晁错、韩婴、刘安等虽非黄老学派中人，然其思想又无不受其浸染。陆贾《新语》是部以倡导儒家仁义德治思想为主的政论著作，而书中言“道”，则持“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道基》）、“夫道莫大于无为”（《无为》）的“虚无寂寞”“无为”观，与黄老一致。贾谊思想有儒、道并存倾向，但对天道、人道的理解，仍偏重于黄老之学。他认为“道者，无形、平和而神”，并由此派生“德”之“六理”“六美”（《新书·道德说》）。又云：“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储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新书·道术》）显然是黄老刑名思想的映示。韩婴素被认为是汉初大儒，而在他仅存的《韩诗外传》中却将儒家思想与黄老道家之“道德”“逍遥”观叠合起来：“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这种学术风尚到黄老学者司马谈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其《论六家要指》批评了阴阳、儒、墨、法、名五家之弊端，而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使黄老之学俯仰于天地之间，超升于诸学之上。然而，司马谈之说亦仅是“渔歌唱晚”，其对黄老扬举之时，正是其学派衰落之日，这又是学术思潮演进过程中所表现的历史辩证法。

文学思潮的演进发展也是如此。

由于受时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汉初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皆烙上了黄老学术的印记。从文学创作来看，汉初诗赋虽以楚声为主，但其创作思想之主真朴、任自然，尤近于黄老。人谓贾谊有经世之才，有文章风采，而其所称“皆列御寇，庄周之常言”。所谓庄、列之言，在汉初正是黄老思想的一个侧影。而以贾谊《鸟赋》、严忌《哀时命》为代表的汉初辞赋创作，尤为楚文化精神与黄老道家思想在文学领域的有机结合，其“本道家之言”（何焯评贾谊语）的自然心态与特殊的抒情形式，构成了汉初黄老道家文艺观的重要方面。如果说汉初文学创作内含的黄老清静无为思想皆由激越的楚声冲出，而其主流仍是楚文化的余绪，那么，从汉初文学理论的总体倾向考察，其体现的又是黄老之学的内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