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南宋元明清（绍兴府）时期

南宋时期，因宋高宗曾在越州驻跸，以州治为行宫，建炎五年（1131年）正月，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废绍兴府置绍兴路，治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上虞、余姚、嵊县、新昌8县。明太祖丙午年（1366年），改绍兴路为绍兴府，仍设8县。清朝时仍称绍兴府。

“靖康之难”，北方难民大量南迁，引发了移民潮。这是绍兴历史上第三次民族融合。经过3次民族大融合，南方越人完全融入汉民族大家庭中。统治中心的南移，使钱塘江南岸又一次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绍兴一带又遇上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南宋时期，绍兴作为首都临安的后方基地，加上人口的激增和土地的不断开垦，农业和手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普遍采用“仲秋种麦、春种八谷”的两熟制和大小麦与苜蓿轮作制。制茶业进入全盛时期，产量居全国第一。植桑养蚕遍及乡村。纺织业成为全国基础最为稳定的地区之一，“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经济繁荣，社会相对安定，“今天下巨镇，唯金陵与会稽耳”，绍兴地望为世所瞩目，与金陵（今南京）互相抗衡。

明、清两朝，绍兴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并广泛采用双季稻栽培技术和一年三熟制。加上地方政府重视陂塘堰闸的修建，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成为江南的“鱼米之乡”。手工业方面，纺织、酿造、制茶、锡箔业繁荣，平水珠茶已大批出口欧美及东南亚地区。与之相适应的商品市场、钱庄典铺及交通运输也迅速发展起来，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绍兴开府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朝兵分两路南下，渡过黄河，直抵汴京城。闰十一月下旬，汴京城破，宋徽宗、宋钦宗和朝中百官成为金军的俘虏。次年四月，金军押着徽、钦二帝及宗室、后妃、百官3000余人和搜刮而来的大量金银财物席卷而去，北宋宣告灭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靖康之变”，又称“靖康之难”。

金军围攻开封前，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奉命赴河北召集军马勤王，得以侥幸逃脱被俘的命运。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在金兵的追击下，辗转各地，四处躲避。同年十一月，他南下暂住扬州。建炎三年（1129年）初，金军逼近扬州，宋高宗一行仓皇渡江，经建康、杭州，于十月抵达越州。金兵穷追不舍，宋高宗只好继续东逃，由越州至明州，又由明州登船入海，徘徊于温、台海上。直至金兵退去，才在温州登岸。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宋高宗北返越州，暂时稳定下来。次年正月，改元“绍兴”，取“绍万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之意。十月，应越州官民之请，宋高宗仿效“唐德宗以兴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故事，升越州为绍兴府，并赐额“大都督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而始。但大驾驻跸，随行官员、侍卫及家属大量涌入，使北宋末年以来遭受战乱破坏的绍兴不堪重负，物资匮乏，供应困难，价格飞涨，百姓生活更加困难。考虑到绍兴偏在一隅，无法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也不利于利用抗金复国的旗帜形成政治感召力，宋高宗决定“移跸临安”，于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回到临安。至绍兴八年（1138年），他正式宣布以临安为“行在所”。从此南宋政权逐渐稳定下来。

宋室南渡给绍兴地区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随着赵宋政治中心的南移，绍兴地区的政治地位显著上升。宋高宗在南逃过程中，先后两次在绍兴停留，其中第二次驻跸有一年零八个月之久。虽然南宋最后没有定都越州，但这两次驻跸使绍兴地区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不仅由州升为府，而且一跃成为宋廷的陪都和浙东地区的政治中心。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环境下，这种政治地位的提高对于推动绍兴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室南渡引发了空前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而地处王畿腹地的绍兴等地自然成为大批北方移民寓居的首选之地，所谓“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早在宋高宗驻跸时，来自赵、魏、秦、晋、齐、鲁之地的士大夫就已大量涌入绍兴，以至于祠堂庙宇都成为临时官舍和寓所。此后，南下的北方移民仍在不断增加。史称：“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因战乱带来的人口损耗，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南迁人口中有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使绍兴地区的人口素质有明显的提高，有利于文化的发达和教育的昌盛。

汪纲与宋城

汪纲（生卒年不详），字仲举，南宋徽州黟县（今安徽黟县）人。嘉定十四年（1221年），汪纲由婺州知州、提点浙东刑狱出任绍兴知府。上任伊始，汪纲“访民隐，除民疾苦”。当时，绍兴古运河“沙涨三十余里”，行舟阻滞。汪纲马上组织民力开浚古运河；又在江口建造水闸，以拒潮蓄水，沿岸亦获灌溉之利。

嘉定十六年（1223年），汪纲重修绍兴府城及城垣。修缮后，绍兴城周长24里，设有水门4座，陆门5座（其中兼有水门者二），水陆城门依次为东面的都泗门、五云门，东南的东郭门、稽山门，南面的植利门，西面的西偏门、常禧门，西北的迎恩门，北面的三江门。绍兴府城共划分为五厢九十六坊，厢坊“经画有条”，道路“坦夷如砥”。汪纲又疏浚了通往城内的河道，以方便水上运输。

经汪纲重修后的绍兴府城，史称宋城。当时形成的路网、商业区、居民区、公共设施等功能分布和城市格局，基本保持至清末、民国时期。今绍兴城内许多街坊名称，都是从当时流传下来的。

千古悲情宋六陵

从绍兴十二年（1142年）起，绍兴府会稽县成为南宋皇陵所在地。宋六陵是指位于绍兴路会稽县宝山的南宋皇陵，包括宋高宗的永思陵、宋孝宗的永阜陵、宋光宗的永崇陵、宋宁宗的永茂陵、宋理宗的永穆陵、宋度宗的永绍陵，此外还有宋徽宗棺椁南还后修筑的永祐陵，以及徽宗皇后郑氏、邢氏、韦氏、马氏，高宗皇后吴氏，孝宗皇后谢氏、郭氏、夏氏，光宗皇后李氏，宁宗皇后杨氏、韩氏，理宗皇后谢氏等一批后妃与皇室重臣的陵墓。南宋朝廷原打算收复中原后将诸帝归葬北宋伊洛祖陵，因此，把绍兴皇陵称为“攒宫”，表示暂时存放之意。

公元1277年，元廷设立江南释教总统所，选派藏传佛教僧人掌管江南佛教事务，从而拉开了藏传佛教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各地弘传的序幕。

江南释教总统所的首任总统是西域僧人杨琏真伽，时人尊称“永福大师”。他是国师八思巴的弟子，颇为元世祖宠信。上任后，翻译经典，建造寺院，雕塑佛像，积极开展藏传佛教在江南各地的传播。与此同时，杨琏真伽凭借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盗掘宋六陵事件，正是由杨琏真伽一手策划的。

杨琏真伽盗掘宋陵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分两次盗掘，八月盗诸帝陵，十一月再盗掘诸后及王公陵墓，其盗陵手段较盗贼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发指。明初，朱元璋下诏将宋六陵部分流落在外的遗骨归葬，立碑植树，绕以墙垣。

绍兴的抗倭之役

倭寇是明朝东南沿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嘉靖初年，明朝实施海禁，日本和我国沿海部分商人，沦落为海盗，成为东南沿海大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纨巡抚浙江，切切实实追剿倭寇，消除隐患，因而触犯了“闽浙大姓”的利益，惨遭“诬良为盗”的罪名被迫自杀，倭患再次猖獗，而安徽籍海盗汪直、徐海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勾结倭寇，从中渔利，边民惨遭蹂躏。倭患波及江苏、浙江数省。

绍兴抗倭，比较有影响的是四次战役：柯亭之战。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九月，倭寇在林碧川、沈南山等人统领下，抢掠萧山、临山、上虞等地。十一月由仙居转入诸暨，见当地已有防备，便从山路潜入山阴境内，在跨湖桥上望见城垛高耸，不敢入城，便转往柯亭，强逼乡人姚长子做向导。姚长子故意将倭寇带到四面环水的化人坛。总兵俞大猷和会稽典史吴成器率领兵士将倭寇包围在柯亭。徐渭跟吴成器来到前线，藏到士兵队伍中，乘船围绕倭寇营垒一周，仔细观察地形，谋划用兵方略。

柯亭之战开始时，官兵采用渡水的方式进攻柯亭敌垒，四面分兵渡水，一面先受挫，其他三面即溃退，在战术上由主动变为被动。初次进攻失利后，俞大猷和吴成器采用徐渭的奇谋，故意放出船只，引诱倭寇来抢夺船只。等到倭寇大部分上船以后，又派人潜入水中，将船底活塞拔掉，致使倭寇一百三十多人溺水而死，取得了柯亭大捷。

西小江歼倭。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二月，倭寇一股经奉化与钱仓之寇会合，700余人入侵绍兴。浙江提督胡宗宪令会稽兵备副使许东望、杭州同知曲入绳，会同田九霄，夹击倭寇于西小江桥并以火攻，又于西岭伏击逃敌，歼敌200余人，俗称“后梅大捷”。

皋埠之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四月，一股百余人的倭寇从上虞爵溪卫所登陆，一路烧杀抢掠，窜到绍兴城东皋埠，被绍兴知府刘锡和典史吴成器包围。然后，乘夜逃脱。

龛山之战。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十一月，又有倭寇二百余人从乐清登岸，流窜到黄岩、仙居，又经慈溪、余姚进犯绍兴。会稽典史吴成器率兵抵抗，并追击倭寇到萧山龛山。龛山位于绍兴府萧山县东北50里左右。新任浙江巡抚胡宗宪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当时诸将刚征战返回，畏敌推诿，胡宗宪果断下令吴成器统兵作战，大获全胜。

嘉靖三十四年（1554年），宁绍参将戚继光镇守宁波、绍兴和台州三地，与福建俞大猷会合剿倭，沿海四省的倭寇之患遂基本上解除，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有所恢复。明廷开放广州和漳州为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日益繁荣起来。

康熙、乾隆南巡绍兴

清朝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强调满汉一体，崇奉孔子，提倡理学，编纂图书，竭力宣扬忠君思想和“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康熙帝从二十三年（1684年）到四十六年（1707年）之间，曾6次南巡，途经山东、河南，直达江南南京、苏杭等地。乾隆帝从十三年（1748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之间，10次南巡，其中4次到山东曲阜，6次由南京、江苏抵杭州、海宁、绍兴。他们不单是游山玩水，而主要是为了“治河”；也不是传说中的乾隆寻亲，而是为了治“海塘”，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南巡中，召见知识分子，祭孔庙，谒明陵、禹陵，协调满汉地主阶级的利益。据史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十三日，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时到绍兴府驻跸，登卧龙山越望亭（望海亭），赐名卧龙山谓兴龙山。二月十六日，登谒禹陵，留有《山阴》《谒大禹陵》《登卧龙山越王亭》《禹陵颂》诗；御题匾额：“地平天成”，御联：“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之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御书大字晋王羲之《兰亭序》；三十七年（1698年），御书“兰亭”二字。四十二年（1703年），御题南镇庙匾：“秀带岩壑”。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浙江巡抚赵申乔奏请修葺禹陵，奏复由“杭州织造会同地方官动用历年节省钱粮即行修理”，两年告成。

清乾隆帝曾10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七日，南巡至绍兴，驻跸常禧门外的麓湖庄。八日，亲祭禹陵。在绍兴期间，先后作有《萧山道中作》《钱清镇》《题柯亭》《谒大禹庙恭依皇祖元韵》《禹庙览古》《舟行杂兴》等诗30首和《茅山正伪》《阅海塘记》等文；御题禹庙匾额“成功永赖”，御联“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御题南镇庙匾：“表甸南疆”。为表彰明臣王守仁的文萃武功，御题祠匾：“名世真才”。在游兰亭时，留有《兰亭恭咏皇祖模帖》：“真赝操戈互诋攻，圣多能以不同同。右军设使瞻仙藻，定早倾心拜下风”。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十日，内阁奉帝命：“朕时巡至杭州，禹陵在望，缅维平成之德，万世永赖，皇祖圣祖仁皇帝曾亲祀焉。爰东渡浙江，陟会稽，式遵皇祖旧典，躬荐馨于宇下，厥有姒氏子姓，世居陵侧，应世予八品官奉祀。该督抚择其有品行者一人充之。”部议以姒恒甸授八品官，并准其世袭。据旧志、府志载，乾隆帝先后凡遣官致祭17次。

综上所述，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期间，比较注重和谐满汉之间的关系，协调民族之间的矛盾，遂使社会安定。

绍兴人民的抗英斗争

1840年2月20日，英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侵华全权代表。6月下旬，英国海军先后到达广州海面，月底宣布封锁珠江口，主力北上直趋浙江舟山。至此，英国正式发动了侵华战争。

大战迫在眉睫，清廷一再通令各省做好战前防范，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却依旧我行我素，没有、也不愿想到一场前所未见的战争和一伙前所未有的敌人不期而至。7月2日，英军驶入定海道头港，当地不少人以为是“夷船来售货物”，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则认为“风吹迷航而至”。7月6日，定海陷落。

英国侵略军的魔爪一伸进浙江，绍兴的人民群众就开始积极防范，展开保卫家园、维护主权的战斗。有的投充水陆乡勇，配合清军作战；有的自行组织或临时集结起来伺机出击。如金石学家杜煦（1780—1850年）挺身而出，首捐重资，设筹备局，操练兵勇，守卫绍兴城，于三江、沥海等要地广设防守。9月15日，英军武装运输船风鸢号在长江口探测后返航，途中驶至慈溪县观海卫附近，陷入软沙，被迫弃船登岸。当地官员督率乡勇围攻，激战之后击毙英军7人、俘虏4人，其余逃回风鸢号。当晚风鸢号驶到余姚（绍兴府属县）近海的利济塘附近，再次陷入塘边软沙。次日晨，英人数十名弃船登岸。该地防堵的官绅发动渔民、灶户千余人围而攻之，生擒22人。9月18日，从利济塘逃离的5名英人乘小舟到了上虞沥海所，也被活捉。然而，绍兴民众的反抗斗争是自发的，缺乏明确的组织和计划，规模小，成分杂，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很大一部分只是作为清军临时利用的散勇出现。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琦善与义律议定《穿鼻草约》，英军强占香港之后，表示愿意归还定海。二月，由葛云飞和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带兵3000人，渡海接收。葛云飞（1789—1841年），字鹏起，号雨台，绍兴人。接收期间，葛云飞坚持先退城，后释俘，否则施以兵威，逼令英军撤出定海。

英军退出定海后，葛奉命与王锡朋、郑国鸿率将士重建定海防务。定海，三面环山，北有晓峰岭，俯瞰县城，岭陡绝，临海有间道；东为竹山门，滨海，港狭水深；西为九安门，山丛叠，去海远；南为道头，空旷无蔽，为海陆往来之要道。葛云飞从小竹山至城东青垒头，修筑土城一道，长达1430余丈，又在城东南关山，修建镇远城，周130丈，即关山炮台。八月十二日下午，英舰4艘乘潮窜入竹山门。当其未入内港，葛云飞在半塘土城，看准苗头，指挥众炮齐轰，击断敌舰前桅。敌无暇抗拒，即退出吉祥门，又绕入大渠门，被守卫东港浦土城的定海镇游击张绍廷率兵击退，清军无一伤亡。经此次侦察，英军弄清了清军防御地理形势和火炮数量。当时，葛云飞探知英军大船30艘，小船10多艘，约2万人，而我方守军只有5500余人。定海镇总兵葛云飞率部踞守土城，当敌要冲。

十七日拂晓，英军利用大雾天气，乘清军饥疲交困，驶舰进犯，分作三路向清军发动总攻。英军仗着优势兵力，轮番进攻，清军寡不敌众，倚崖踞守。官兵日夜苦战，不得安息，食物又供应不及，饥疲交加，且连日天雨，衣甲尽湿，仍艰苦卓绝，往返泥泞，士气高昂，全力反击。

当东进英军进入关山炮台南部，而停泊在东港浦的英军战舰和五奎山炮队，便发射猛烈炮火相配合，三面夹攻关山炮台。最后，葛云飞从关山炮台转战竹山门，将士也人人持刀械与敌搏斗。到竹山门，不幸被敌人长刀劈面，并遭火枪围攻，身受40余创，炮洞胸背，尸直立竹山门崖石而不仆，手擎刀杀敌状，左目霍霍如生，体现了宁死不屈、反抗侵略的英雄气概。

辛亥革命在绍兴

20世纪初的绍兴，地方政府为应付赔款、外债、新政所需，所征捐税达到不堪重负的地步。仅绍兴分摊“庚子赔款”银56.4万两，占全省第四位，一时城镇交通要道厘局、税卡林立，仅粮、盐、酒、烟、茶、锡箔六项，增税达12成之多。其间各地官吏士绅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到了民众身上，这些负担又要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官府劣绅对百姓榨取之后又行榨取，重重盘剥使百姓再也无法忍受，民变此起彼落。在这种背景下，绍兴掀起了以民间会党为主体，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目标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1900年春白旗党反洋教斗争的影响最大，成为浙江省反帝反教会斗争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1903年，徐锡麟领导的反对教会强占大善寺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民变的基础上，绍兴革命志士创建了光复会。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推蔡元培为会长，总部初设于上海新闸路仁里人和煤号内，后迁往四马路的“浙江旅沪学会”内。光复会成立后，会长蔡元培所在的上海自然成为光复会的活动中心。

作为一个秘密状态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团体，光复会定有较严格的入会程序和保密制度。绍兴光复会志士十分重视革命舆论宣传活动，以踏实的具体工作，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各州县。为了宣传革命，他们深入到州县、乡镇去“鼓励革命”。其方法主要有二：其一，向全国各地散布革命和排满书籍，文言与白话并进。文言体则有《驳康有为政见书》《訄书》《革命军》《湖北学生界》《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江苏》等；白话体则有《猛回头》《警世钟》《黑龙江》《新山歌》《孔夫子之心肝》等。在革命知识分子们的努力下，宣传革命的书刊在各地广泛传播。其二，利用演说手段宣传革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后，许多青年学生回到家乡，演说革命。如从浙江大学堂退学的马宗汉，回到家乡余姚后，创办“三山蒙学堂”，常向学生演说“亡国之痛，异族之祸”，讲到沉痛之处，“弟子皆泣下，莫能仰视”。并购求宣传革命之书刊，“散之乡里”，传播革命思想。

光复会志士还主动联络会党。会党是一支重要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力量。会党的成分主要是农民、城乡小生产者，还有部分游民。部分领导者是知识分子。浙江各地的会党中，主要有天地会的一些支派；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总部设于金华；以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总部在丽水；以竺绍康为首的平阳党、王金发为首的乌带党，总部在嵊县；以王锡桐为首的伏虎会，总部在宁海，至1904年附入龙华会。另有以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以嘉兴为中心，活动于浙北地区。总之，全省各地都有秘密会党组织，而尤以金华府所属的武义、永康和东阳等县，台州府所属的仙居，绍兴府所属的嵊县，处州府所属的青田、松阳和宣平等县为最多。会员众多，如龙华会党徒号称五万人，实则二万多人。浙江会党人数虽多，但却山堂林立，互不统属，会规密约各不相同。会党是辛亥革命的四大支柱之一，浙江的会党是光复会的同盟军。

在联络帮会的过程中，徐锡麟等光复会领导看到了浙江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以教练，以兵法部勒，不能为用”的弱点，由此产生创办体操学校培养会党骨干的设想。创办武备学校，以办学为名，暗中联络会党，训练会党头目，积蓄革命力量，以合法办学进行武装革命之准备，这是光复会比兴中会、华兴会的高明之处。

创办体操学校需要一大笔经费，苦于经费奇缺，徐锡麟接受了蔡元康（字国卿，蔡元培弟）的建议：“劫钱庄以助军需。”陶成章回到绍兴，从革命的长远目标着眼，力劝徐锡麟改劫钱庄计划。由于经费筹措困难，陶成章出面向当地绅董借得绍兴城古贡院前的豫仓空房作校舍，办学条件极为简陋。准备好校舍，他们以创办师范学堂体育专修科的名义向省学务处递禀立案，获得批准。接着，陶成章又前往诸暨、东阳、永康、缙云等地招会党骨干前来学习，邀请原嘉兴温台处会馆的吕熊祥、赵卓来绍兴襄办校务。

陶成章、徐锡麟将学校定名“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22日，大通师范学堂在浙江绍兴创办。这是革命党人在国内建立起来的第一所训练会党骨干的学校，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所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大通师范学堂以办师范学校的形式，吸收各地会党参加，改变以前光复会发展力量靠设立会馆的方式。

大通学堂建立后，徐锡麟举行了“皖浙起义”，秋瑾准备了浙江起义，但两次起义都失败了，革命处于低潮。

鉴于绍兴的革命领导机关已不复存在，夏季，陈其美、竺绍康等用王金发售卖家产所得的款项，在上海五马路开设了“天宝客栈”，对外是接客住宿之所，实则是革命领导机构所在地和革命党人在上海的联络机关。7月，陶成章从南洋回国到上海，在法租界再建锐峻学社（又名锐进学社），由李燮和任总干事，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主持日常工作，秘密联络各方，成为光复会联络苏、浙、皖、赣、闽五省及南洋和海外光复会的总机关。“锐峻学社”取尹锐志（又名锐忠）和尹维峻（又名维俊）之名中各一字而命名，同志间多称“锐峻学社”包含大家希望革命激进之意，学社以研究学术、经营杂志、书报和文具作为掩护，内部设立了秘密的制弹室、印刷所、接待室、阅览室、招待所、办公室，还专门创办了《锐进学社》刊物。随着革命的迅速发展，光复会的工作重心逐渐从国外移到国内，锐进学社成为光复会发动国内革命的大本营。

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26日，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研究了江浙沪的革命问题，经过多次会议商定，最终确立了“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行动方案。光复会积极加紧上海起义的准备工作，连夜赶制光复会白旗，通知各营约定届时举火为号，军士均袖白布作为标识。11月3日，陈其美与光复会的李燮和等人率领商团和新军起义，光复上海。在短短两天内，上海顺利光复，闸北、吴淞等地清军率先举起义旗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他们能反叛清政府，加入革命队伍，与尹锐志、李燮和的策反工作是分不开的。在上海起义中，尹锐志、尹维峻直接参与攻打闸北警察局和江南制造局的战斗。至于金陵（南京）之战，江浙联军的主力之一的浙军与淞军战功显赫，均有口皆碑，这里仅指两点。其一，浙军的主力均是光复会会员，吴淞光复军是光复会直接领导的。其二，参与攻鸟龙山、克幕府山、战马群山、破孝陵卫的战士多是光复会会员，尤其是最后强攻天保城，格斗12小时，肉搏拼刺，以勇敢闻名的敢死队，都是陶成章、王文庆等从绍兴等地招募的光复会会员。南京光复意义重大，解除了清政府对汉阳的威胁，动摇了清政府在东南的统治，为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奠定了基础。

浙江光复前，驻杭州笕桥的新军八十一标和驻南星桥的新军八十二标，其中大部分中下军官和士兵都是同盟会或光复会员。自武昌起义后，清朝官吏对新军士兵也有所防范，如分散驻军，限定每个士兵携带的子弹等。而军队中的革命党人因鉴于军队起义历次失败的教训，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极其充分而缜密，对外未透露半点风声。上海起义的消息当天就传到杭州，新军各革命同志决定当晚发动起义，并立即向各支队传达了命令。11月4日夜，王金发、张伯歧、尹锐志等受光复会总部派遣，率领几百名新军敢死队起义。城内新军工程营首先开始行动，张贴革命军起义告示，并打开了艮山门和望江城门。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也由长官宣告革命宗旨和起义命令，开始向城内进发。革命军焚烧了抚台衙门。在进攻时，尹维峻左手执枪，右手持炸弹，第一个冲到抚台衙门。由于炮兵营的同时起义，很快便解除了驻防旗营的武装。5日，杭州光复，革命党人和谘议局部分议员推立宪党人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接着绍兴光复，浙江宣布独立。

首个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创始人徐树兰（1838—1902年），字仲凡，号检庵，清山阴（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授兵部郎中。徐树兰从西方的图书馆得到了启迪，认识到藏书楼宜与学堂相辅而行，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以备阖郡人士之观摩，外府县诸君也可到本楼阅书，因此，在开办中西学堂的过程中，他参酌各国规制，1900年，独家捐银在绍兴城西古贡院购地1.6亩，开工营造藏书楼。该楼建成于1903年，分四进，前三进皆楼房，作藏书之用，第二进建有厅堂为公共阅览室，内桌椅器物皆备，命名“古越藏书楼”。1904年正式向全绍兴公众开放阅览。

古越藏书楼古今图书兼收，其“存古开新”藏书理念独步当时。古越藏书楼藏书主要是徐树兰捐入的家藏书籍，并添购当时新书整合而成，计书籍“七万余千卷”。徐树兰首先将家藏经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除经、史、子、集旧籍外，还收藏了许多时务、实业等新书，外国文献也占有一定比重。书楼规定：凡已译未译东西书籍一律收藏，已译者供现在研究，未译者供将来研究及备译。为整理分类这些收藏，古越藏书楼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图书分类体系。起初，藏书楼是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时务五部，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的四部法的窠臼。徐树兰将新学之书与“经”并列，平等地对待古今中外各种图书、报刊，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和创新。在编目方法上，著录详明，有分析、互著、参见。为充分展示馆藏，徐树兰特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在学部与政部之下设48个大类，大类下还设290个小类。学部专收理论方面的书籍，有：易学、书学、诗学、礼学等24类。这种新的分类体系将所藏书分为学、政两大部，新旧书籍使用一个分类表，真正打破了“四库”法的传统，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学术体系的整合，有助于近代知识系统的构建，是我国学术史、思想史和图书分类史上的一个突破，开拓了分类法的新途径。

古越藏书楼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这个章程系统全面、言简意赅，是藏书制度的一个创新。它从书楼名称、办楼宗旨、藏书规程、管理规程、阅书规程、杂规、附则等七个方面，将藏书楼管理工作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楼中设总理1人、监督1人、司书2人、司事1人、门丁1人、庖丁1人、杂役1人。所设人员职责明确，要求也非常严格。总理制定章程，核对款目，掌管楼中一切事务。监督主管经济、财会、购书，并监察下属人员称职与否，从而决定其留用与否。司书一人收发书籍，另一人收发报纸，并互相帮助，不得推诿。司事每日专管检验出入阅览图书人员，进一人即登记其姓名、住址，并发给书单及对牌，读者出来时收回对牌。司事一刻不能离位，有事离位，可请司书替代。门丁专管看门，协助司事验证，每日自开门至闭门。门丁一刻不能离位，如有要事，须叫杂役替代。庖丁专管膳食。杂役专管每日打扫卫生、上茶、外出购物、送信等。楼中还设书目清单一式两份。一份放司事处，供读者查阅，另一份存库备查。设财产簿，如有添量，随时登记，存库备查。另外，设读者名册、会计账本等。

藏书楼的阅览室设座位60个，故仅备60个对牌。凡需阅书者，须先学习本楼章程后，才允许阅览。阅览时间每天上午9—11点，下午1—5点。除新年、中秋、清明等节日外均对外开放。读者凭牌进楼，对号入座，凭牌与发书单借阅。图书若有污损，限一个月内，小部头书全赔，大部头书抄补。读者在阅览室中不得随意喧哗，不得辱骂他人、谈论时政，不得做与读书不相干的事。读者还可订餐，楼中备有茶水，服务可谓周到之极。

古越藏书楼的诞生，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从封闭的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过渡，其整个过程通过革新藏书理论、藏书制度和藏书分编技术三步实现。之后十年间，公共藏书楼、公共图书馆的创办蔚然成风，这都与徐树兰建古越藏书楼有着直接关系。

绍兴师爷群体

师爷是人才群体，多由不进龙门的书生和未入仕途的诸生组成。整个清代，前后有二三万名师爷操持着各级行政机构的有效运转，一些名师爷还为制定清廷佐治定律做出了贡献。例如：

沈文奎为清廷入关出谋划策。沈文奎（1598—1654年），23岁只身北上游学。清天聪三年（1629年）冬被后金八旗兵俘于遵化城，在沈阳，被选入文馆，开始为满人入关出谋划策，逐渐为皇太极看重，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策略。丰富的汉族统治经验，加上深谙古籍典章制度，正是沈文奎等人的媒介作用，使满族加快了入主中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步伐。

邬斯道弹劾皇亲隆科多。邬斯道，名雪舫，会稽县（今绍兴）人。清代名幕。田文镜为河南巡抚时，邬应聘入幕。当时，各衙门师爷分绍帮、杭帮、宁波帮、常州帮和徽帮等，各派师爷风格迥异，行文笔调各不相同。而绍兴师爷只收本籍传人，师师相承，上下援引，因而弟子深得名师嫡派真传。历来凡绍帮师爷书写奏折、公文，甚为得体，很少被驳。邬雪舫为绍帮之名幕，不仅精通文牍、刑名、钱谷诸学，且熟读经史，用笔如神，并且胆略过人。初进田府，即斗胆为巡抚起草奏折，弹劾皇亲隆科多。隆氏系雍正母舅，权势颇大。隆科多深悉当时有关清宫遗诏秘闻之内情，故为雍正所忌。初，此本一上，朝野为之震惊，亲友均为邬捅此“马蜂窝”而担心。孰料，此奏章竟为雍正帝所纳，隆科多因而被罢官，死于禁所。自此，邬雪舫名声大振，成为非常人物，被人刮目相看，绍帮师爷也一时为人所重，各衙门竞相聘用，逐渐形成“无绍不成衙”之势。邬雪舫则被尊为绍兴“祖师爷”。

邬雪舫成名后，曾与田文镜发生龃龉，田“渐不用其言，”邬竟“愤而辞去”。从此，田文镜诸事多不尽如皇上心意，屡遭谴责，无可奈何之下，田文镜只得再次求助于邬。邬不仅乘机要求每日馈银50两才肯就聘，而且从此“不肯居抚署内，辰而入，酉而出”。素以“驭属吏苛急，待士尤虐”闻名的田大人，竟也一筹莫展，唯有满足邬斯道的要求。

汪辉祖刑名第一，“佐人为治”。汪辉祖（1731—1807年），字焕曾，号龙庄，晚号门庐，绍兴府萧山县昭东乡人。他是清乾嘉年间一位名人，游幕时是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入官后为声名远扬的清官良吏；同时也是清代著名学者，著述宏富，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他的幕学著作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汪辉祖少孤家贫，幸赖继母王氏、生母徐氏辛苦抚养成人。他17岁入县学，21岁时到安昌冯思泳师馆求学，23岁随外舅赴江苏金山县充书启幕友，其后九应乡试，四上公车，方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中进士。迫于生计，从乾隆十七年至五十年（1752—1785年），他一直在江浙地区佐理州县幕府，时间长达34年，其中任刑名师爷26年。

汪辉祖不仅精通律令，而且善体人情，办案以情融法，强调“苦心未必天终负，棘手须防人不堪”。本着仁恕宽厚之心，时时处处考虑平民百姓的困难和处境。他最擅长也最为时人所称的是“引经决狱之法”，即以礼经参会律条，平息了数十起纷繁复杂的疑狱。汪辉祖不仅精明强干，更可贵的是秉性刚直，洁身自重，宁肯失馆也持正不阿，幕脩之外分毫不取，其幕学、幕品在清代幕府中可谓凤毛麟角。汪辉祖善于总结佐治经验，撰成幕学专著《佐治药言》与《续佐治药言》。

王贤仪参与修注《大清律例》。王贤仪，字麓樵，山阴县人。随父至山东，定居历城。少孤，弃儒习幕，以供养老母。生平奉名师爷汪辉祖为榜样，重视人命，谨慎名节。30余年间，历任山东诸州县刑名师爷，均为诸牧令所倚重。曾参与修注《大清律例》，凡三易其稿。自云：“心血所至，纂修者可采也。”又著有《家言随记》，由子王钟霖注刊行世。

杨宾在游幕中立档存案。杨宾（1650—1720年），字可师、耕夫，自号大瓢山人，山阴县人。工诗善文。其父杨越因交结抗清志士，被逮流放宁古塔（今属黑龙江宁安县），时康熙南下巡狩，宾与弟宝叩御舟请求代父远戍，不许，于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力辞巡抚诏举博学鸿词科，千里迢迢往戍所侍父。其间，实地考察塞外风情，著有《柳边纪略》一书，述及宁古塔及东北地区疆域、山川、城池、驿站、部落、风俗、物产、艺文等，实为东北地区的一部通志。

《柳边纪略》第一次提出“档案”这一概念，杨宾也因此被尊为中国档案学的鼻祖，在档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杨宾的幕学生涯长达33年，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多次掌奏记，参军事。一生著述宏富，除《柳边纪略》外，尚有《晞发堂文集》《钱函斋书跋》《大瓢偶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