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料支撑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1930年就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资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本课题为推进麻城孝感乡共同祖源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注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掘新的史料来源作为支撑：

第一，官方史料的运用。运用官方史料来研究移民迁徙问题，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本课题注意从此前学者较少取用的元、明实录和官方文书中挖掘与孝感乡相关的史料。其中如从元朝《经世大典》中，发现了早在元初成都平原就有两处“孝感乡”军屯番号，证明早在此时即有军事性质的移民从淮西进入四川。在明朝实录中，虽然罕见有湖广移民四川的直接记录，但却有许多间接旁证。正如台湾学者徐泓所指出的：“《明太祖实录》可说是现存明初史料中最完整、最重要的。其中的人口数字，都是官员的调查报告；明洪武年间吏治最严，官吏很少敢作伪，其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利用它做为主要资料，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虽不中，亦不远矣。”本课题系统检索了《明实录》中有关四川社会背景、州县机构废置与明初政府对明氏旧部安置政策等资料，这些资料虽未直接提到移民迁徙，但却为掌握判断明初移民迁徙形势提供了可靠的背景。再有就是从明末四川总督朱燮元的文稿中发现了有关“孝感人”的记述。这些都不失为研究麻城孝感乡问题的有力史料佐证。

第二，金石碑刻资料的发掘。在以往的移民史研究成果中，利用金石碑刻资料的并不多见。本课题注意从地方文献与出土文物中发掘与麻城孝感乡相关的史料，其中有从嘉庆《四川通志》和明人文集中搜集的墓志铭文，有从地方志中搜集到镌刻在寺庙铸钟上的铭文，还有近年来从地下出土的墓志和买地券等。这些金石碑刻均为明代作品，作品所记述的内容，与孝感乡建置撤并的时代较近，具有较为真实的证史价值。通过这些金石碑刻资料，不仅可以见证麻城孝感乡现象在明代的流传状况，而且有助于从多种史料来源研讨共同祖源问题。

第三，乡土志资料的运用。地方志资料对于移民史的研究和移民传说的解读必不可少，已成史学界的共识。而“稍异”于州县地方志的乡土志（又称风土志），对于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则尚需说明。问世于清末民初的乡土志，是近代以来各地编修的小学乡土史地教材。虽然它是奉部文扎编纂，采用当时标准程式分类，但在资料来源上，却有其独特之处。如有采自旧县志者，也有从县署档案辑入者，更有得知民间传闻者。在当时乡土志统一体例的规定下，“人类”“户口”与“氏族”被列入为书写内容，必不可缺，此举极大地推进了全社会对于人口来源的关注。各地在完成这些条目内容的编写任务时，往往对本县氏族状况开展了实地调查，采取备录的方式，将辖境大姓支系的来源、迁入时间、传承世代与现今住地等内容逐一记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完成的田野调查，继而保存在乡土志中的有关本地姓氏祖籍的文字，就为了解当时麻城县孝感乡在当地流传的范围和关注的程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四川乡土志资源十分丰富，其藏品数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本课题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从四川乡土志中取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用以勾画湖广姓氏和著名家族在四川各地的分布格局，这对于加深对湖广移民主体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民间族谱资料的采用。与国内其他移民传说的资料来源一样，有关麻城孝感乡移民祖源问题多载于谱牒之中。毫无疑问，谱牒是研究移民迁徙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四川是个移民大省，有着丰富的移民族谱文化资源。然而，族谱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它既存在着可靠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靠的一面。于是，判定其史料价值和真伪程度如何，就成为学者在使用族谱时必须作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又必须有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对于族谱资料的真实可靠性能否得到验证的问题，曹树基在山东移民研究中，已有过利用地方志与地名志的记载与《明实录》对勘，从而证明地方志与地名志资料的可靠性的成功先例。最近在江西瓦屑坝移民研究中，他又用族谱与《明实录》对勘，得出结论说：“湖南北部的情况表明，族谱中有关移民细节的记载，可与《明实录》相对应。”本课题为研究麻城孝感乡移民问题，采用了不少的族谱资料，其来源有三：一是转引自此前出版的研究成果；二是引自图书馆、研究机构的收藏；三是来自民间征集。本课题较多选用文本书写时代与移民时代较近的族谱资料，并将其书写内容与移民迁徙相关的社会背景、移民政策进行契合，尽可能客观地复原当时的历史事实。至于对族谱产生过程和族谱编纂者的意识结构的分析，则将其置于原语境中，从移民传说与地域文化建构中来加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