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世的失落

南宋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军统帅、丞相伯颜以二十万铁骑攻陷杭州。三年后，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在广东崖山跳海殉国，南宋灭亡。盛极必衰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必然规律，帝国的落日余晖终趋暗淡消退。从元朝到清代，曾是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的杭州在各方面的优势地位逐渐衰落，表现如下：

（一）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南宋灭亡，杭州丧失了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至尊地位，甚至连“东南第一州”的称誉亦不能保。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临安府被改为杭州路，领八县一州，隶属江淮行省。至元二十一年（1284），尽管江淮行省治所自扬州迁至杭州，但又分出福建道另立行省，辖境已大为减缩。到了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66），杭州府隶属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浙江省境还不及元代江浙行省的三分之一。邻近的南京是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的首都、永乐十八年之后的陪都与清代两江总督驻地，杭州已是相形见绌（清代闽浙总督驻地是福州）。政治地位的此消彼长褪尽了杭州的帝都荣耀，随之而来的便是深深的惆怅与失落。如《情史·卫芳华》中，滕生夜泊西湖，在亡宋故宫的废墟中邂逅已化鬼魂的宫人卫芳华。她深情追忆了南宋时杭州的帝都繁华。无论是滕生眼中西湖聚景园废墟上的“颓毁”实景，还是卫芳华所唱西湖诗词中的“前朝旧事”，都饱含着“怅别馆离宫”、荣华一去不复返的无奈与痛惜，这份“繁华总随流水”的酸楚与失落沉淀在杭州的历史文化深处，成了元明清时期杭州人的集体意识与共同回忆。

（二）经济文化实力的衰退。吴越国与南宋时期，杭州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优势地位十分突出。到了元明清时期，不但这种比较优势逐渐失去，而且被南京、苏州等其他大城市超越，某些方面还拉开了较大差距。在明代初年，杭州的经济地位被漕运、盐运中枢扬州所超越。随着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工商业城市共有三十三个，其中南方有二十四个，江浙占十一个。此外，明代中后期倭寇骚扰与政府禁海政策对杭州的影响甚大，加上城内运河日淤日浅，塞为街衢，杭州通商互市之利与漕运交通之便大为逊色，优势地位进一步被削弱。明代成化年间，郎瑛已是如此比较苏州与杭州：“若以钱粮论之，则苏十倍于杭。”斗转星移，此消彼长，这一状况与前文所引北宋熙宁年间的商税数据形成强烈的反差。

杭州作为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轨迹亦是如此。以刻书为例，元军统帅伯颜丞相在攻陷杭州后，将典籍国册洗劫一空，许多刻工与书版也被掳掠北上。明初，朱元璋又将“西湖书院”所藏南宋国子监书版调运南京，王国维称此为“吾浙之宝藏俄空焉”。如此巨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杭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杭州的刊刻业在宋代被誉为“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到了明代却被贬斥为“今杭刻不足称矣”。陆深（1477—1544）甚至宣称“今杭绝无刻”，毛春翔先生也说：“有明一代，杭州刻书之业，凋敝不堪，无足称述。”此论虽存偏颇，但深切痛惜杭州的刻书少有精品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杭州刊刻业衰落的趋势。明代胡应麟（1551—1602）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此时苏州、南京等地取代了杭州的优势地位，应是事实。到了清代，文化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文字狱汹涌泛滥，文化繁荣的浙江就沦为重灾区，如“庄氏史案”“吕氏文选案”“齐氏游记案”等均因著书、刻书或售书招罪，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两宋时期独占鳌头、绽放异彩的杭州刻书业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地位和辉煌。

（三）兵燹与天灾的破坏。元军攻下杭州后，将南宋所藏典籍图册、礼乐重器尽数北掳，宫中被洗劫一空。时人描绘“陵庙成焦土，宫墙没野蒿”，“萧条垂柳映枯荷，金碧楼空水鸟过”，就是真实的写照。西湖遂遭废弃，“有元一代，守令治西湖者无人，湖遂废而不治，故《元史·河渠志》不及西湖……元时不事濬湖，沿边泥淤之处没为茭田荷荡，属于豪民。湖西一带葑草蔓合，侵塞湖面，如野陂然。”昔日西湖的繁华世界沦为一片废墟，以致《元史·河渠志》都忽略了西湖的存在。为了彻底摧毁宋人的民族尊严与反抗斗志，元军还在福宁殿等处修建白塔，镇压宋帝诸陵遗骨，进行强烈的政治侮辱与民族歧视。这些成了杭州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与伤痛，并映照留存在西湖小说当中，如《西湖二集》第二十六卷《会稽道中义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尽描绘与激烈控诉，“家家无不痛哭流涕，悲愤之极，不能仰视”。

元至正十九年（1355）十二月，常遇春率师进攻杭州，“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一城之人，饿死者十有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凑集，聊借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杭州城一度成为人间地狱，惨不忍睹。明清鼎革，清军攻下杭州后，浙江民众抗清斗志高涨。清廷认为杭州乃“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于是从顺治五年（1648）六月开始，在西湖等地建立旗营，强迫百姓迁徙。“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种种为害，所在时有”，驻防旗人对当地民众的压迫与剥削十分残酷。

除了鼎革战乱给杭州带来的巨大灾难，天灾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火灾一直是杭州城的噩梦。仅南宋建都期间，杭州城就至少发生二十一次大火灾，所毁多在万家以上，但以京师的政治地位与殷盛实力，灾后都能基本恢复。此后频繁的大火灾使杭州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如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四月十九日杭州的一场火灾，“总计烧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六所七披，民房计一万三千一百八间，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间，六所七披，寺观一千一百三十间，功臣祠堂九十三间。被灾人户一万七百九十七户，大小三万八千一百一十六口。可以自赡者一千一十三户，大小四千六十七口。烧死人口七十四口”，第二年的四月一日，“又灾，尤甚于先，被灾者二万三千户，烧官廨民庐几尽”。据《元史·五行志》记载，从至元二十二年到至正三年（1286—1343）的五十七年中，杭州发生火灾二十余次，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较大的火灾。明末又是一个火灾频发的高峰。据龚嘉儁、李楁修纂的光绪《杭州府志》卷八十三《祥异》载，从嘉靖三十年到崇祯十七年（1552—1644）的约九十年间，杭州发生大火灾十九次，平均不到五年一次。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清初。康熙年间（1662—1772），规模较大的有十余次，平均六年就发生一次大火。频发而又巨大的火灾给杭州城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敝，实基于此”。本文将在第二章第二节中予以详析，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