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之前：1980年

所有的历史，无疑都可以分解为几个勇敢赤诚之士的传记。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论自助》

2.光辉岁月

1980年6月29日，旧金山

太阳驱散了清晨的薄雾，远景如此清晰、澄澈，让人担心凝望得太久它可能会碎。泛美金字塔[7]高耸于城市天际线之上，延伸至山丘的桥梁在初夏的阳光下闪着淡淡的金光。彩虹旗在微风中飘扬。

有7个人刚刚起床。比尔·克劳斯刚刚在华盛顿特区取得了政治胜利，这会儿他迫不及待想去市场街引领旧金山最大规模的游行。有不少事值得庆祝。

在旧金山同性恋聚集区核心地带的卡斯特罗街边公寓里，克里夫·琼斯正焦急地等着他的情人起床。克里夫反复念叨今天是游行日。即便是这个慵懒地躺在他身边的像松饼一样可爱的人，也不可能让他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迟到。克里夫爱看同性恋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的场景。就在一年前，他带领一大群同性恋冲击了市议会，当然，他现在的身份转换得相当体面，是加州最有权势的一个政客的助手。克里夫顽皮地告诉朋友们，他可没有出卖自己，只是给自己的传奇增加了一个新篇章。“游行队伍见！”他一边冲出门，一边对着床上昏昏欲睡的伴侣喊道，“我可不能迟到！”

几个街区外，丹·威廉在等着与大卫·奥斯特罗会合。这两位医生是为了同性恋医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讨会而来的。在丹·威廉的家乡纽约，同性恋游行只能吸引到3万人左右，他试图想象数十万人的游行会是什么样子。大卫·奥斯特罗听说过有关游行的传闻，他很高兴在芝加哥没有旧金山这样规模巨大的游行；永远不会有。

在加州大街，空少盖坦·杜加斯认真检视着镜子里自己的容貌。耳朵下的疤痕只是隐约可见，脸蛋很快就会干净无瑕。他特地从多伦多赶来参加这一天的活动，此时此刻他打算不去想医生几周前告诉他的坏消息。

在教会区，22岁的基科·戈凡特斯过去五周一直待在旧金山等待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到来。从前他在威斯康星的一座小型院校谨慎地试探着自己的同性性取向，而在这里他可以大步前进了。也许在涌入这城市的千万人之中，基科能寻找到他的爱人。

* * *

以前。

这个词将永远成为数百万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同性恋公民——的人生分水岭。一边是患病后的生活，一边是患病前的美好记忆。

以前和以后。这种疾病把患者的人生分割成两部分，就好像大型战争或经济大萧条通常被作为理解一个社会的分界点。

“以前”将承载着无数的细节记忆和旧日情怀。“以前”意味着天真和任性、理想主义和目中无人。最重要的是，这是死亡来临前的时光。准确来说，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神已在人潮中推搡着前进，如同一个粗鲁的游客想要占据游行队伍的领头位置。然而，它的存在还尚未被察觉，仅有20或30名男同性恋明显感到身体有莫名的不舒服。而这一小群人将在这一天成为未来和过去的连接点。

像比尔·克劳斯、克里夫·琼斯、丹·威廉以及大卫·奥斯特罗这样的人，他们最近取得的胜利已经超乎他们的期待；而未来的挑战也会超乎他们所有的恐惧。对他们以及其他数百万人——包括那些自以为与旧金山的这种生活方式毫无关联的人——而言，这一年将会是关于“以前”的最后一段清晰记忆。一切都将改变。

* * *

比尔·克劳斯从市场街望向卡斯特罗街区，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人潮五色斑斓，挤满了旧金山市中心，看不到尽头。比尔摩挲着自己浓密的棕色卷发，再一次感到身为同性恋，再没有什么比此时此地更美好的了。在这美好的一天，所有的同性恋聚集在这美丽的城市，尽管他们形形色色，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想法：我们无需再隐藏自己。

比尔·克劳斯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头顶上是一面横幅，写着男女同性恋代表参加198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字样。他再次回忆起自己为今天这场游行所走过的每一步。他首先想起作为一个同性恋，他的小心隐藏以及无法言说的恐惧。多年来，他对旁人隐瞒真相，甚而也欺骗自己。如今已经很难彻底理解他在那段无望的岁月里所经历的恐惧和憎恨。这段时光如梦一般，是一段无法融入他觉醒后生活的记忆。

他常常会疑惑那些年自己究竟在想什么，或者到底在害怕什么。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天主教徒。1968年，才到俄亥俄州几个月，他在辛辛那提教会学校接受的13年教化就烟消云散了。他留起了长发，一遍遍听着破音响里播放的鲍勃·迪伦的歌。那些歌词指引着他，“现在走在前头的将来必会落在最后，”迪伦唱道，因为这时代在变。在反越战游行和激进的社会运动盛行的那些年，比尔从没有把这些话当真，直到10年前他搬到伯克利，发现了卡斯特罗街和新时代的希望。

在此，比尔向一位名叫哈维·米尔克的相机店中年店主学习关于基层选区的基本要点。他学会了如何走访选区、研究选举地图以及建立联盟，并且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有力量的，只要他相信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就能有所作为。于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成了他的政治理念的核心信条。每一次演讲，比尔都重复这句话，在今天的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中，他尤其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力量。过去三年发生的一切——哈维·米尔克参选市监事会委员，成为全国第一位出柜的政治人物；政治谋杀；权力巩固——都让比尔相信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几年之前还没人愿意蹚卡斯特罗街的浑水，而今天，同性恋已经成为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单一选举群体，每四个登记选民中至少有一人为同性恋。比尔·克劳斯成为该市最声势浩大的草根组织“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的主席。

哈维·米尔克1978年被枪杀后，他筹建的组织的影响力使得同性恋得以继续在市监事会保留一个席位，任职者是前卫理公会牧师兼米尔克的密友哈里·布利特。如今，比尔·克劳斯接替布利特成为“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的主席，并且是布利特在市政厅的助手。1979年，他组织了布利特的竞选连任活动，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旧金山首席同志幕僚的声望。

这座城市的同性恋社团正在政治圈里取得传奇地位，其影响力远不止65万张总选票中的7万多张同志选票。过去三个月间，总统候选人也派专人来卡斯特罗街区拉票。当其他城市也效仿旧金山的做法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正在聚合。两周后，比尔·克劳斯和哈里·布利特将要以特德·肯尼迪代表的身份前往纽约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此次大会的同性恋代表多达70人，同性恋代表团的规模超过了20个州的代表团规模。这一年，他们将有所作为。

* * *

近几年来，同性恋大游行已经变得声势浩大，需要占用旧金山市中心相当大的区域让花车、人群和乐队有序通过。队伍集结完毕后，格温·克雷格微笑地看着年轻人走向比尔·克劳斯，编出各种理由来接近这位年轻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几天前，比尔过33岁生日的时候，有人笑称他到了“基督的年纪”。比尔跟那些常常和格温在卡斯特罗街的咖啡馆消磨下午时光的不修边幅、满腹牢骚的家伙不一样，他曾经是一头乱发，如今修剪得整整齐齐，厚厚的镜片也换成了隐形眼镜，从前猫头鹰似的神态也不见了，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的体格强健，浑身日益散发着自信，非常符合他所表达的形象政治的理想。

比尔·克劳斯甚至开始在全国建立自己的声望。两周前，他已就同性恋权利纲领向民主党政纲委员会[8]送交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请愿书，并推动其作为一项议程提交到7月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比尔还发表同性恋权利宣言的演说，阐述了这个新生政治团体的目标。全国各地的同性恋报纸纷纷刊发了他的讲话，并将在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周末进行分发。

比尔·克劳斯指出，同性恋权利纲领“并不要求给予我们特权，也不要求任何人喜欢我们，甚至不要求民主党赋予我们那些其他美国人所拥有的法律保护”。

“民主党政纲委员会的各位成员，这个修正案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正好一再从民主党的一些重要党员那里听到谈及人权，民主党意识到我们是同性恋，也是人。”

* * *

伴随着乐队高声演奏的“加利福尼亚我来了”[9]，同性恋自由日游行的队伍开始从市场街向着两英里外的旧金山市政厅前进。3万多人组成了240个方阵，从20多万名围观者面前缓缓经过。这场游行是城里最好的表演，展现了同性恋多姿多彩的生活。分属天主教会、圣公会、摩门教会及无神论的同性恋们，多年前就在这座城市里组织了起来，此时他们在各自的旗帜引领下昂首向前。以职业区分的同性恋方阵，包括律师、工会官员、牙医、医生、会计和数量巨大的电话公司雇员。此外，还有身为人母的同性恋，身为人父的同性恋，异性恋父母及他们养育的同性恋儿女。黑人、拉丁裔、亚裔以及美洲印第安同性恋走在各色旗帜下，宣示着自己的双重骄傲。怪模怪样的“同性恋不吃早午餐”[10]团体组成了自己的游行方针。一群男性易装癖则把这天当作演艺生涯的首秀，他们扮作修女，自称“永生放纵姐妹花”。

同性恋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入这个同性恋圣地，庆祝他们同性恋人生中的这个神圣的日子。凤凰城和丹佛来的游行花车，还有骑着马昂首阔步地经过市场街的“雷诺同志杂技团”的牛仔，他们纷纷挥舞着内华达州和加州的州旗以及作为加州同性恋标志的彩虹旗。

尽管路程只有2英里，但是全部游行队伍通过花了4小时。第一个方阵不到1小时就到达了宽阔的市政中心广场，那里的市政厅正门前已经竖起了一座舞台。

激进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成员对于集会地点安放的嘉年华游乐设施颇为不满。游行组织者则认为，过去几年的活动变得过于“政治化”，于是大部分集会特有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便让位于游园会的庆典安排了。

“我们觉得现在绝对不是庆祝的时候，”阿尔伯塔·马吉德向一家报纸的记者抱怨道。和她一起走在游行队伍里的还有包括“紫色左派”“石墙旅”，以及名称还挺贴切的“共产酷儿”等几个激进团体组成的联盟。“当我们还在受压迫时就不应该庆祝，在旧金山容易产生一种获得自由的幻觉，而实际上右翼运动正在飞快壮大。身为同性恋感到骄傲并没有错，但如果你仍在受到攻击，仅仅骄傲是不够的。”

许多强硬的激进分子回想起同性恋解放运动尚未流行的年代，都同意这个观点。毕竟，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纽约格林威治的易装癖同性恋针对警察的暴动——当时，一家名叫“石墙”的同性恋酒吧经常遭到警察的骚扰。从1969年6月最后一个周末的“石墙暴动”开始，同性恋解放运动诞生了，参与者是一些愤怒的男男女女，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抗争在反对战争和非正义行为之外，还有个人层面的意义。继席卷全美的各种解放组织之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登场令1970年代初刻板得令人窒息的美国尝到了甜头。

然而到了80年代，这场运动却成为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尤其是在旧金山，在大规模的性革命浪潮中，同性恋话题渐渐不再是禁忌。在“淘金热”之后，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怀着对自由的向往来到旧金山。1969年至1973年间，至少有9000名男同性恋移居旧金山，而在1974年至1978年间，移居者达到2万人。到1980年，每年大约有5000名男同性恋移居金门海峡[11]。移民的涌入使得这个城市每5名成年男子中就有2人是出柜的同性恋。这些移居此地的同性恋，无疑构成了美国选举人口中最稳固的自由派选民群体，而个中原因主要在于，自由派候选人承诺不干涉同性恋事务。不干涉就行了。重构全社会的性别角色观念是将来的事，也许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对于谙熟对抗式政治的人而言，1980年的游行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表明他们的理想开始得到尊重。看起来，成功正在使同性恋解放运动变质。加州州长小埃德蒙·G·布朗发表声明，向全州各地的“同性恋自由周”活动致敬，州议员和市政府官员纷纷在同性恋集会上演讲。在他们看来，同性恋急于表明自己是值得尊重的。比如，当地血库很早就发现，把移动采血车开到大批同性恋集结的活动场所会收获颇丰。这群人很有公民意识。据血库负责人估算，1980年旧金山5%到7%的血都是他们献的。

* * *

摩天轮轻轻摇晃着，把克里夫·琼斯送到了最高点，他俯瞰雄伟的圆形市政厅前移动的20万人，那是他热爱的同性恋群体。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的力量。游行，洪亮、愤怒的演讲，偶尔高举的拳头以及类似的表演，很戏剧化。对克里夫·琼斯而言，这就是在旧金山身为同性恋的意义。

“这是我的私人派对，”他咧嘴笑道，“只有我和我的几千密友。”

从14岁在斯科兹代尔高中读高二时起，克里夫·琼斯就知道旧金山才是他想去的地方，他要去参加同性恋权利游行。整个青春期他都饱受折磨，他是班上的娘娘腔，也是更衣室里的出气筒。但他一有机会便搭车来到了旧金山，参加了1973年的同性恋游行。之后乃至余生，他都认为自己是在正确的时间到了正确的地方。

1970年代的旧金山，是当时社会变革的力量与一系列大事件碰撞而产生的后来称为“历史瞬间”的场合之一。从克里夫踏进哈维·米尔克的店里，并自愿加入竞选活动的那一天开始，他的生活就和这段历史以及戏剧性的东西交织在了一起。在比尔·克劳斯这样的政治战略家的记忆里，1970年代就是投票和胜选；而浪漫主义者克里夫·琼斯则将这个时代括进了一段宏伟叙事，一段在时光中流淌的梦境。

克里夫还记得，1978年他一身白衣走在队伍前列，与同样一袭白衣的一位女同性恋高举握在一起的手，他们身后是一面旗帜，上面绘有带刺的铁丝网形成的彩虹。死亡集中营的图案在那一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来自加州奥兰治县的一位州议员约翰·布里格斯发动全州投票禁止同性恋在加州的公立学校任教。由此，国际社会不仅对加州的事态予以了关注——1977年由安妮塔·布莱恩特倡导的反同性恋运动正在当地达到顶峰，也注意到了1978年的同性恋大游行，在此期间，同性恋公然展示了他们的力量。那一次，参加游行者有37.5万人之多，哈维·米尔克不顾死亡威胁乘敞篷车完成了漫长的游行，然后上台发表了“希望演讲”，鼓励大家以出柜的方式来创造自己最美好的未来。

克里夫·琼斯知道，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此类公开活动。毕竟，由于同性恋倾向本质上是不可见的，这便成为他们的政治事业达成目的的唯一途径。同性恋可以隐藏性取向，既是同性恋运动最大的弱点，也是其最深厚的潜力所在。不可见，同性恋就会被粗暴对待，这也使得他们永远不可能强调自己的力量。然而在1978年的那一天，这种力量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展现了出来。几个月后，加州以2:1的投票结果否决了布里格斯的倡议，那一年简直太妙了。

然而，选举才结束三周，旧金山监事会议员、当地唯一的反同性恋政客丹·怀特携带他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进入市政厅，射杀了哈维·米尔克和自由派市长乔治·莫斯克尼。当晚，克里夫协助组织了前往市政厅的烛光游行，以纪念哈维和乔治。6个月后，当陪审团裁定丹·怀特只需为谋杀这两人坐6年牢，克里夫组织了另一场前往市政厅的游行，但最终演变成骚乱，充分证明了这一代同性恋并不是一群只会受欺、不会反抗的软蛋。此次“白夜骚乱”，致使数十名警察受伤，市政厅前门受损。而当电视上出现一群狂躁的同性恋烧毁警车的画面时，全国上下的同性恋领袖都暗自高兴。

到1980年，经过克里夫等人的努力，哈维和1970年代、丹·怀特案以及“白夜骚乱”构成了初生的同性恋运动的新传奇，一个关于暗杀、政治阴谋、恐同分子以及街头骚乱的故事。从此，克里夫一跃成为城里最知名的街头活动家以及继哈维·米尔克之后最擅长操控媒体的人。新闻记者都爱克里夫·琼斯发表的那些激情四射的声明。

近几个月来，克里夫已经换下蓝色牛仔裤和球鞋，穿上了阿玛尼西装，为加州议会议长工作。此时，那些曾经参加游行声讨政府的局外人正在转变成学习如何使用手中权力的局内人。春季的大部分时间，克里夫都在组织筹备民主党议会竞选。他辗转于萨克拉门托和旧金山之间，旧金山有他的情人——杰出的墨西哥裔美国律师费利克斯·维拉德—穆尼奥斯。他们俩都认识当地政坛的要人，都热衷于谈论政治和解放运动、做爱以及随着无处不在的迪斯科音乐起舞。

在克里夫·琼斯的眼里，1980年的夏天就是这样的。同性恋群体是一种创造性能量，从旧金山放射出来，照亮全美。从偏执狂的投票倡议到后来的政治谋杀，同性恋渡过了重重难关，现在他们期待获得更大的胜利。

然而，克里夫跟许多同性恋活动家一样，对市政中心广场的游乐设施感到不安。他明白，同性恋革命至多只成功了一半。一遇到强大的有组织力量，其孱弱的成果就会被扫除殆尽。他明白，对于一位从得梅因[12]流亡到此的同性恋而言，这个城市意味着难以想象的自由。但他也知道，能自由出入同性恋酒吧并不算是真正的自由。

究竟哪个方向是正确的？克里夫自问。同性恋运动已经从个人对克服恐惧和自我疏离的内在探索，发展到对外界选举运动的关注。选民登记表已经取代了觉悟提高的团体，成为解放运动的象征。有时克里夫会疑惑，这些新近涌入卡斯特罗街的人是否已在其他地方经历了个人成长，还是轻松跳过了这一步——因为如今作为同性恋在旧金山生活是如此容易，无需迷失自己来获得这种生活方式。

问题实在太多了，今天无暇细想。当克里夫回想起1978年大游行的盛况，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他也想庆祝一下。他再一次从他的摩天轮座舱里扫视围在圆形市政大厅外绵延数英里的几千人。他们曾在那里游行、暴动，如今他们在那里展示出如此强大的力量。摩天轮再次转动，一圈之后，他缓缓地回到了人群中。

* * *

一种新的疾病。

它从未成为正式讨论的话题，但那个周末，当全国的同性恋医生聚集在旧金山时，偶尔会在过道上或就餐时提起它。假如有一种新的疾病悄悄潜入这个群体中少数几个男人的身体，究竟会发生什么？这个想法让大卫·奥斯特罗医生感到恐慌。他试着不去想这个，和参加研讨会的另外两位医生一起，穿过各种游乐设施，在拥挤的集会地带漫步，那两位医生是来自曼哈顿的丹·威廉和来自旧金山的罗伯特·博兰。

当“永生放纵姐妹花”搔首弄姿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奥斯特罗医生做了个鬼脸。此情此景让他这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人感到一丝不快，他觉得这太怪了。媒体会大肆渲染这种公开展示性取向的做法，易装癖和半裸的肌肉男会再次成为同性恋文化的象征。像奥斯特罗这样倾向于长期、稳定的性关系的人，永远不会得到媒体的关注。而奇怪的外表似乎总会遮蔽同性恋群体中的积极方面，比如这次的医学研讨会。医生们不够浮夸，当然上不了头条。同性恋媒体也几乎不会提到他们，能在最近的热门话题“皮革酒吧”[13]后面提到他们已经算运气好了。

当比尔·克劳斯这样的战略家从选民登记册中读取同性恋群体的未来时，当克里夫·琼斯这样的街头活动家在响亮有力的演讲中听取同性恋群体的未来时，同性恋医生们则在那个周末根据病历诊断同性恋社群的病情。由于游行，研讨会推迟了，和许多内科医生一样，奥斯特罗医生离开时忧心忡忡。

性病治疗日渐证明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任务。奥斯特罗是霍华德·布朗纪念医院的主任，有些男同性恋希望躲开芝加哥公共卫生部门下属诊所医生的讥讽，而这家医院能提供保密服务。奥斯特罗诊室的筛查表明，进入医院的每10名患者中有1人患乙肝。有证据表明，在该院接受检查的男同性恋至少有一半患过乙肝。在旧金山，三分之二的男同性恋患有这种衰竭性疾病。统计数据表明，假如一位男同性恋跳下汽车，进入一个典型的城市同性恋社区，那么在未来12个月内，他感染乙肝病毒的几率是五分之一，5年内肯定会患病。

另一个问题是肠道疾病，例如阿米巴病和贾弟虫病，这些病由寄生在肠道内的微生物引发，在男同性恋中发病率高得出奇。由丹·威廉任医学主管的纽约男同性恋健康项目研究发现，30%的患者胃肠道有过寄生虫。医学杂志称该现象为“男同性恋肠胃征候群”，在旧金山，这种疾病的发生率1973年以来增长了8000%。这些寄生虫造成的感染极有可能是由肛交引起的，肛交使人容易接触到其伴侣的排泄物，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是通过当时流行的舔肛行为，医学杂志出于礼貌称之为“口肛行为”。

令人不安的是，同性恋群体中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些传染病的盛行。在纽约市公共卫生部任职以来，丹·威廉已经在演讲中谈过未确诊性病的危险性，尤其指出过舔肛等行为的危险。但他的“常客”还是一次次带着感染前来，期待他拿出什么灵丹妙药让他们重新活蹦乱跳。威廉开始觉得自己在像父母一样劝诫那些男孩：“我得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很不健康。”

然而，滥交才是1970年代喧嚣的同性恋运动的实质。至于他那些忠告，这个得克萨斯人太逗了，说如同在风中撒尿一样。他试着劝告人们，在性行为方面，最好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一段时间只有一个伴侣，就算不能长久，至少你能知道自己大部分晚上是睡在谁的床上。

当“斗牛犬浴场”[14]的花车驶进市政广场，游行队伍再一次欢呼起来。肌肉发达的年轻男子身着黑色皮背带[15]，既帅气又好看，从市场街过来他们一路在笼状花车里跳着迪斯科。当晚，他们会出现在浴场的监狱主题派对上，是蒸蒸日上的旧金山性产业发起的一个狂欢派对。

同性恋性行为的产业化是当下图景的一部分，也是导致性病、肝炎和胃肠疾病频发的同性恋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197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催生了公共浴场和性俱乐部的生意。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几百家这样的商业机构，总价值上亿美元。而公共浴场的老板本人往往就是同性恋政治领袖，为通常囊中羞涩的同性恋群体提供支持。同性恋社会活动家告诉他们自己，性产业服务于长期处在压抑中的人，目前也许在探索新自由的路上有点走极端，但稍后一切终会达到平衡，因此，性产业现今仍是政治解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畅销书《男同性恋性爱圣经》把舔肛称为“最有情趣的行为”，与此同时，多伦多一份左派报纸登载了一个关于“革命性的舔肛性爱”故事。

大卫·奥斯特罗想，这也许是种有趣的政治策略，然而纯粹从医学角度来看，公共浴场就是一个滋生疾病的恐怖温床。去公共浴场的人，比大街上任何一个同性恋都更容易感染疾病并传染给他人。例如，在西雅图开展了一项针对男同性恋的志贺杆菌病感染的研究，结果发现69%的患者从公共浴场挑选性伴侣。丹佛的一项研究表明，公共浴场的普通顾客一晚上通常有2.7个性接触者，当他走出浴场时，感染梅毒和淋病的机率达33%，因为那些在浴场走道闲逛的人中，大约每8个就有1个是上述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

相比在同性恋大游行那天上了报纸的人，大卫·奥斯特罗和丹·威廉这样的医生虽然有着相对稳重刻板的形象，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假道学。然而性产业化带来的健康问题令他们不安。1980年，威廉在接受纽约同性恋杂志《克里斯托弗大街》采访时指出，“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一，是性行为被视为习以为常乃至天经地义。20年前，在纽约的浴场或公园进行性交的男子一晚上也许有1000人，而现在达到了一两万人，地点遍布浴场、酒吧包间、书店、色情影院、纽约中央公园漫步区以及其他一系列地方。性行为的机会过多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将伴随每一家新开的浴场而越来越多。”

如此言论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威廉被指责为“一夫一妻论者”。至于这个刚刚摆脱了几个世纪的压迫，开始自我认同的群体，他们还很不擅长自我批评。

总的来说，这一代同性恋有幸拥有健康的体魄。威廉常常告诉自己，当一名同性恋医生是很有意思的。健身是同性恋群体的习惯，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拥在著名的诺德士健身中心和各种举重室。他很少被迫匆忙赶去医院，因为他的病人极少患上重疾。

离开游行队伍时，大卫·奥斯特罗的心里也萦绕着不祥的预感。由于浴池和高频率的性行为，这群人不断染上新疾病的情况很难避免。当然，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比较小。值得庆幸的是，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已被现代医学根除。但是，恐惧还是会不时袭上奥斯特罗的心头，因为他不知道性传播疾病何时才有尽头。它们不应该无限发展下去。他已经注意到，芝加哥有数名男同性恋的免疫系统出现严重问题。而丹·威廉注意到，一些过度滥交的病人中出现了奇怪的淋巴结炎症。淋巴结肿胀的原因令人困惑，因为看起来并非是对特定部位的炎症做出的反应，而是全身性的；也许这是人体在染上各种性病后，免疫系统超负荷而产生的反应。

多年以后，丹·威廉还会想起1980年的初春，那个45岁左右男子因乙肝急性发作接受治疗的情景。因为此人的手臂和胸口有奇怪的紫色伤口，威廉便把他转到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治疗。后来发现，他患的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癌：卡波西肉瘤。威廉从未听说过这种病，只好回去翻书。幸运的是，书上说，这种病预后不错。老年犹太男子或意大利男子会患上卡波西肉瘤，通常他们会在20年后正常老死。而这种癌症看起来良性的。

* * *

默文·希弗曼看着经过他身边的这些女人，她们身着皮质束带，穿了乳环的乳头赫然袒露，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堪萨斯了。他在公共卫生部门工作了20年，曾经游历世界，在曼谷和南非住过一段时间。他看着同性恋大游行的队伍从身边经过，想着他去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如旧金山这样令人激动，觉得此生再也不想去任何地方了。

希弗曼早生华发，这使他很容易被人认出来，大家都来跟他握手，向他介绍自己的爱人。作为公共卫生局局长，旧金山市政厅的官员没有谁比希弗曼更受欢迎了，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遗余力地表现出对同性恋群体的关心。1977年，就在乔治·莫斯克尼市长任命他为公共卫生局局长几周后，默文·希弗曼意识到，在旧金山当这个局长与在其他地方截然不同。每个社团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顾问团向卫生局谏言，这样的顾问团共有34个。每个送到他桌面的决议都充满了政治暗示。希弗曼住在上阿什伯里街区的弗雷德里克街，这是一栋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现在已安排了警戒，这都是因为一条关闭附近一家健康中心的决议。

但是，政治上的紧张局势令希弗曼兴奋。他喜欢挑战，与媒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赢得了不可思议的好名声。希弗曼是一位受欢迎的政府官员，他也喜欢这样。他基于大部分人的意见做决定，以避免公众的不满。他广泛听取意见，然后制定中间路线。他意识到，所有公共卫生政策本质上都事关政治；他享受公众对他的认同，是一位好政客。这是他作为政府官员的长处。

* * *

“我最帅了。”

这已经是个固定的玩笑了。盖坦·杜加斯走进同志酒吧，四下扫了一眼，然后对朋友们宣布：“我最帅了。”通常，他的朋友也承认他是对的。

盖坦是那种大家都想亲近的人，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那种男同性恋。他的沙色头发略带稚气地覆在额头，嘴角随时漾起讨人喜欢的微笑，他的笑声会让黑白两色的单调房间变得春意盎然。他在巴黎和伦敦最时髦的商店置装，他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度假，美国人被他柔和的魁北克口音和性吸引力所迷倒。对这位28岁的空少而言，让男孩们爱上自己的最佳地点莫过于旧金山了。

雾气越过山丘，飘向卡斯特罗街，飘向1980年市政广场上的集会人群。随着傍晚的第一缕凉风拂过，市中心的人潮渐渐散开，成千上万的同性恋涌入城里各处的盛大迪斯科派对，这是大游行周最主要的庆祝方式。花上25美元便可以去位于日本町中心的“热浪”迪斯科派对、“肌肉海滩”派对和流行的“梦境”派对，还有几个街区外更入时有趣的“勃勃生气”舞会。

空少盖坦知道，最性感最健美的人将在涌入加勒瑞设计中心的那4000人当中。当他和朋友们抵达时，派对刚刚开始。大堂的每个角落以及五层楼的中庭都挤满了和着迪斯科音乐起舞的男人。音乐太嘈杂的时候，他们就来点可卡因和安眠酮，它们都是这种派对的标配。

盖坦和他的朋友——另一位多伦多来的空少——轻松地从这群大汗淋漓的人体间穿过。他俩是1977年驻加拿大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时认识的。1978年，他们鼓足勇气一起到旧金山参加同性恋游行，之后便每年都来。他们认定旧金山将是他们的终极庇护所。如今，每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们都会抛开一切，直奔酒吧和浴池那些彻夜狂欢的派对而来。

在这里，盖坦可以和他钟爱的加州帅哥纵情声色。每次他在卡斯特罗街逛一圈回来，口袋里便会装满写着地址及电话号码的火柴盒外壳和纸巾。他把最热情的仰慕者的名字记在布面通讯录里，但情人对他而言一如日光浴：他们的美妙、性感只能维持几天，很快就会褪色。有时候，盖坦会好奇地研究他那本通讯录，想回忆起某人到底是谁。

当盖坦走进加勒瑞中心舞池的时候，很多人大声和他打招呼，他也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热情地拥抱他们。他的加州帅哥会问：“这是谁？”盖坦漫不经心地笑道：“我也不知道。”

盖坦时而和着音乐轻轻摇摆，时而欢快地跺脚，总之如鱼得水。对他而言，旧金山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令他淡忘了很久以前在远方的生活，在魁北克的工人阶级街区，他是个人尽皆知的娘炮。那时，身为同性恋就意味着不断与嘲弄他的孩童打斗，而且内心出于个人良知会陷入罪恶感。但那都过去了，现在有了旧金山。1980年6月29日，盖坦就是那只变成了白天鹅的丑小鸭。

盖坦一下舞池就脱掉了T恤，迅速而熟练地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瓶芳香催情剂（popper）。细密的金色胸毛勾勒出了他胸部浑然天成的线条。

他感到自己强壮有力，充满生机。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得了癌症。

这是医生在切除了他脸上的那个紫色小包之后告诉他的。盖坦想去掉它是因为爱美，但医生要做个活检。几周之后，检测报告从纽约发了过来，多伦多的专家告诉盖坦，那是卡波西肉瘤，一种罕见的怪异的皮肤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年来他的淋巴结总是肿大。活检以后，直到6月盖坦才跟朋友们说起这事。一开始他吓坏了，但是他相信人可以战胜癌症，也如此安慰自己。在他自己创造的生活里，他可以拥有一切他想要的东西和人，因此他也要想出办法来对付癌症。

春药渐渐在他体内起效，盖坦意识到他的快感可能会比这群人更持久。接下来总是去浴场。他回顾了一番他的选项——在定期造访这座城市之前，那些地方他已经去过多次。“俱乐部浴场”肯定挤满了盎格鲁—撒克逊男人，他们身材魁梧，想必非常健康，哦，典型的美国人；“热屋”的奇幻包房很迷人；“斗牛犬浴场”的监狱主题派对也一定相当有趣。

夏天才刚刚开始。火焰岛的海滩和洛杉矶的泳池派对就在眼前。后来，研究者开始称盖坦·杜加斯为“零号病人”，并追溯这位空少在那个夏天的行踪，他们翻看他的布面通讯录，试图厘清那些奇怪的巧合以及这位年轻英俊的空少在随后来临的疫病危机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就在1980年的那天，盖坦在跳跃的五彩灯光下一边舞蹈，一边试图忘记一切。他觉得自己再次焕发了生机，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要搬来旧金山。

* * *

“这家伙的手臂好像长在了那人的屁股上。”

基科·戈凡特斯心想，也许站在穿吊带的那个男人两腿之间的人被截了肢，也许他是在揉搓那个人屁股下的残肢。

“他的手臂的确在他屁眼里。”基科的朋友说道。

基科感到恶心。自从五周前搬来旧金山，他便听说了很多浴池里发生的事。当地的同性恋报纸充斥着这种生意的广告和吸睛的标语：“手球快车”的口号是“发现你的极限”，“炉口”自称“世界上最非凡的性交地点”，卡斯特罗街的“美洲豹性爱俱乐部”卖力地兜售“你的幻想，你的愉悦”，男女通吃的“苏特罗浴场”每个周末都举办“双性恋派对”，“玉米洞”的广告更直接，就是一个裸男脸朝下躺着。

基科在同性恋大游行期间遇到的英俊的心理学家，答应带他来看看世界上最大的同性恋浴场——“斗牛犬浴场”。这里装修成“圣昆汀”监狱[16]的样子，在性爱俱乐部圈里是个有着传奇色彩的地方。同性恋杂志《鼓手》曾经洋洋洒洒地写过，“这座二层楼的监狱逼真得不可思议（真的牢房，真的栅栏，真的厕所……），当你看见站在二楼的狱卒时会不由得双膝一软，当场跪下”。

这简直疯了，基科心想。

基科从威斯康星搬到旧金山的时候，心里非常清楚身为同性恋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同性恋也约会、恋爱，不会和刚刚见面的人上床。他并不介意先约会几个月，再发生关系，然后再发展成类似婚姻的稳定关系。祖辈是古巴贵族的基科，3岁时随家人逃离哈瓦那，因而受到了相当多的庇护。但突然之间他迷茫了。

当集会演讲者在高谈同性之爱的美好时，监狱主题派对就在几个街区之外，这种派对就像费里尼电影里的场景，令人困惑又充满诱惑，但也令基科感到厌恶。这种场景甚至更有疏离感，因为里面的人都如此性感，显然他们也觉得基科性感。从身体条件看，他能感觉到自己和他们的融洽。他身型修长，深色皮肤，相貌英俊，正是他们喜欢的类型。每层楼都挤满了裹着浴巾的精壮男人，迪斯科音乐喧闹刺耳，服务员欢快地送出免费的啤酒。空气黏稠，蒸汽弥漫，还带着浓烈刺鼻的亚硝酸盐吸入剂[17]味道。

基科望向他的同伴。当然，心理学家能看出这里的病态，在这样一个欢庆的日子里同性之爱被玷污了。心理学家好奇地瞧了基科一眼，就好像后者是个天真的小孩，他似乎很开心能带着这位22岁的青年穿过迷雾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那是拳交。”心理学家说。

“哦。”基科说。

知道了描述这种行为的词，并不能帮助他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感情在哪里？他很困惑。一段有意义的性经历应该是灵魂与身体的互动，这哪有？在他看来，那些因为性取向而被社会孤立的人，现在通过他们的性行为彻底把自己孤立了。他们通过自己的身体来体验肉体的感受，全情投入性的肉体层面意味着性行为的花样不断翻新、更加极端，因为性的体验依赖于更兴奋的感官刺激而不是情感刺激。

基科觉得，一个基于爱而存在的群体竟然创造出这样完全不讲究私密感的公共场所，简直太讽刺了。带着恐惧和失落，他离开了浴池。当他穿过空荡荡的市政中心广场时，清洁工正在清理集会留下的垃圾，健壮的游乐场工人正在拆卸游乐设施。在这承前启后的一天，雾霭弥漫全城。基科不由得感到一丝寒意。

3.无望者的海滩

1980年8月，纽约，火焰岛

拉里·克莱默望向桌子那头的恩诺·波斯克，从后者清晰低沉的声音里，他听出了极度的不安。

恩诺再次重述了拖垮他情人尼克的症状：莫名的腹泻、似有似无的乏力、不断冒出来的疹子。看了无数个医生，做了无数次检查，一无所获。几年来，尼克像教徒一样恪守严格的健康食品养生，看来毫无效果。拉里是位著名作家，交游甚广，恩诺想他应该有办法。

“有没有哪家医院特别擅长治疗不明情况的病症？”恩诺问。

拉里想起他初遇尼克的情景，那是一次全同性恋的加勒比游船之旅。

尼克是个讨人喜欢的游船酒保，集意大利人的特点于一身，诙谐、英俊、爱热闹。每一天，尼克都会从彻夜的派对里挤出时间来给恩诺写长长的情书，每到一个港口都会有一包恩诺的情书在等着尼克。这种充满柔情蜜意的情书是拉里一直想要的，而自从在阳光明媚的火焰岛海滩邂逅，8年来，尼克与恩诺之间的爱情似乎从未褪色。

恩诺说起了他如何带着尼克辗转于不同的医院。拉里想象着高大、宽肩的恩诺像伐木工一样环抱着瘦弱的尼克，扛着他在陡峭的钢制楼梯上爬上爬下，只为救尼克的命。这些画面让拉里想哭，但是，他真的和医院、医生都不熟，也不知道能帮病情每况愈下的尼克做些什么。

恩诺走开后，尼克回想起这个夏天发生的怪事。似乎大家都在谈论最近频发的肠道寄生虫，吃饭时也常常聊起这个话题，比如某种治疗方法消灭了这个顽固的微生物，还有流行的抗寄生虫药物甲硝唑实际上会致癌，等等。感觉就像是在偷听一群迈阿密老太太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讨论她们的关节炎。

那天晚上，拉里去了“冰宫”[18]，那里有火焰岛上永不停歇的夏日派对。他小心翼翼地穿过门口的人潮，看见一个像万宝路广告男主角一样的人无精打采地在迪斯科舞池里晃悠。拉里知道以他的聪明才智，他和纽约城里任何一个人都能处得来，然而一看见如模特般英俊自信的保罗·波帕姆，拉里总是惊叹不已，就好像人们看见电影明星会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一样。

在“Y”酒吧，拉里对保罗说，你天生拥有这么好的身材，根本不需要锻炼，保罗羞涩地回了一句“噢，胡说！”那种率真让拉里想起了电影明星加里·库珀或吉米·斯图尔特。在火焰岛的夜生活中心“冰宫”，拉里不知道像保罗这样的人感觉如何，他看起来如此适合这个地方，如此受欢迎，这是拉里这样的局外人从未体会过的。无论在哪里，保罗似乎总能自然而然地扎进好看的人堆里。在火焰岛，他和恩诺、尼克以及另外几个英俊的男人合租在一个屋檐下，他们是岛上每个大型派对的核心人物。

拉里不适应这样的夏天。他甚至不想与人合租房子，悄悄在岛上哪个地方度个周末就行。他刻意低调行事，但尴尬还是会不期而至。他去杂货店买橙汁，店老板也是个同性恋，他瞪着拉里，并且恶狠狠地说：“你会毁了这个岛，真不明白你干吗到这儿来。”

播放唐娜·莎曼的歌时，DJ调高了音量。拉里看见他的老朋友，也是一位作家走进了“冰宫”。他朝拉里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故意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拉里·克莱默知道，这种反感与他的书有关。那是一本关于纽约和这个岛的同性恋生活的书，从书名《基佬》（Faggots），到书中详细描述的以格林威治村樱桃园为轴心的地区的淫乱生活，都触怒了同性恋书评人以及被拉里写进书里的人。曼哈顿唯一的同性恋书店禁止此书上架，同性恋书评人告诫读者，买这本书就是在损害同性恋解放运动。

同性恋解放运动兴起后，同性恋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亚文化，《基佬》一书探索了这种亚文化的每个黑暗角落。其中，有迪斯科舞厅里毒品诱发的迷醉场景，有上东区时髦的合租公寓里的彻夜狂欢，还有“马桶碗”里的拳交，这是曼哈顿众多乌烟瘴气的酒吧之一，在这样的地方，人们用粗粝的激情探索各种怪异的性行为。书中的高潮部分是火焰岛上一个到处都是派对和舞蹈的周末，尤其提到了“人肉市场”的纵情声色。“人肉市场”是指自博南伍德延伸到邓斯纳恩的一片植被极其茂盛的狭长树林。

在此背景下，情人们争论忠贞，争论在这样无所不在的狂欢中能否存在任何类似于有意义的承诺的东西。故事的主人公，一位犹太剧作家兼电影制片人，其实就是拉里·克莱默本人，眼见自己对爱情的希望破灭，他文思泉涌，并在其中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

“为什么基佬总是不停地做爱？”拉里写道，“好像我们没别的事情可干似的……就知道住进同性恋街区，跳舞嗑药做爱……外面是大好世界！……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是一样的……我厌倦了做纽约火焰岛上的基佬，我厌倦了用我这样一个平庸之人的身体去引诱另一个平庸之人，我想爱上一个人！我想走出去，和一个爱我的人一起活在这世上，我们不必强迫对方忠诚，我们就该想着忠于彼此！……这世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在我们脚下这摊狗屎上存在下去。”

这一切都必须改变，拉里的主人公在书的高潮部分对一位不忠的情人说，“要不然你会害死你自己的。”

这本书确实轰动一时，但是自打它出版以后，拉里就成了岛上不受欢迎的人，所以他只是偶尔回去拜访朋友，到处看看。已经过了凌晨一点，拉里看着保罗·波帕姆护送着他英俊的情人杰克·诺回到舞池。最后，美丽的人们开始纷纷到来。拉里明白，在大西洋岸边这片岛岬上，到处都是一样的奢靡淫逸。

下午在各个海滩流连，接着是清淡的晚餐，也许会打个盹，然后就是去狂欢派对，在累到不能动弹之前会逛遍当季流行的所有迪斯科舞厅。当然，没人会在凌晨两点以前去“冰宫”，所以你得靠毒品熬到那个时候。一旦音乐响起，就别想早睡了，跳完舞你就会去“人肉市场”，直到太阳在沙滩上升起，你才会走回家。这套一成不变的程序令拉里感觉自己老了，45岁的他不再有熬长夜的本钱。他也好奇，那些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跑过来，过一个比快节奏的曼哈顿还要令人筋疲力尽的周末。

拉里·克莱默时不时会把纽约的同性恋生活和旧金山的做比较，这是他另一个惹恼曼哈顿同性恋知识分子的嗜好。哈维·米尔克和乔治·莫斯克尼市长被枪杀的那天，拉里就在旧金山，面对市政厅外3万根蜡烛闪烁的烛光，还有那些理想化地谈论改变世界的演讲，他也落下了泪。加州州长、州高等法院全体人员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大部分官员都出席了米尔克的追思会，对此他感到吃惊。他心想，纽约的同性恋从来没有获得如此的成就和尊重，因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建一个更好的迪斯科舞厅，而不是更好的社会秩序。在纽约当同性恋，好像是件周末才干的事。在工作日，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中，小心翼翼地藏起自己的性取向，假装一切都很正常。

当然，这并不是说拉里是个疯狂的同性恋激进分子。实际上，对纽约的同性恋活动积极分子而言，他并没有什么用处。激进分子似乎沉迷于辞令，但这过时了。更有身份的同性恋是热衷谈论民权的人，他们似乎更想维护当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让其变得更有意义。同性恋运动争取的与其说是婚姻权，不如说是像兔宝宝一样蹦蹦跳跳的特权。

同性恋团体似乎迷失了，有时候拉里也感到迷茫。昔日，他有过两次一炮而红的经历，如今已成昨日云烟。第一次是在电影业从业多年后，拉里改编并制作了以D·H·劳伦斯同名小说为蓝本的电影——每个人都觉得那本小说根本不可能拍成电影。《恋爱中的女人》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为拉里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剧本奖的提名，还让片中一位明星格兰达·杰克逊获得了奥斯卡奖。他还担任了其他电影的制片，但作为艺术家——尽管有人不这么认为——他第二个引起轰动的作品是《基佬》。目前，他正在鼓捣另一部小说，也受命写些剧本，但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和同性恋团体一样杂乱无章，无法找到明确的方向。

保罗·波帕姆在“冰宫”注意到了拉里·克莱默，瞬间觉得自己应该再试着读一读《基佬》这本书。他耐着性子读了20页或30页，就读不下去了，觉得没劲。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如此一本正经地看待身为同性恋这事。没错，保罗是个同性恋，但这个事实并不比他曾是“绿色贝雷帽”队员或在俄勒冈长大更了不起。是就是吧，他想不通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大通。他从来没感到被歧视，从来没想过自杀，也从不曾因为同性恋倾向而在罪恶感中挣扎。身为同性恋，最糟糕的也不过是一点轻微的不便，要到处打圆场。

他心想，我的私生活不关任何人的屁事。也跟政治扯不上关系。就像在华尔街工作的大部分同性恋一样，他以一名注册共和党人的身份参加投票。今年，他对里根的政纲没什么兴趣，但卡特是个窝囊废。等到11月，保罗决意要投给无党派的独立总统候选人约翰·安德森，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温和共和党议员。

保罗扫了一眼舞池，纽约同性恋社团的精华一览无余，那些穿着紧身衣、蓄着髭须的男人是如此美好，令人担心盯得太久会弄坏他们。这一切让保罗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利用海洋街上那栋破房子里属于他的那间。恩诺已在那里租住多年，保罗今年刚刚搬进去，住的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瑞克·威利考夫的房间。

去年9月，瑞克提起自己耳朵后面有几个奇怪的凸起。他不想去看医生，但是保罗说服他去纽约大学知名皮肤科专家那里看看，保罗曾在那里治疗过顽固的牛皮癣。当医生说瑞克得了一种他们没有听说过的癌症，叫卡波西肉瘤时，保罗和瑞克都很震惊。更奇怪的是，医生还提到附近一家医院也有一位得了这种癌症的男同性恋。后来才发现，瑞克和这位患者甚至还有共同的朋友。

一直以来，瑞克的病看起来都不严重，就算到现在他也没有病入膏肓，就是一直觉得疲惫不堪。瑞克在布鲁克林一个挺乱的街区当五年级教师，保罗认为也许是工作把他累垮了，但是瑞克坚持说工作没那么累。他辞了职，和他的情人蜗居在西78街褐色砂石饰面的房子里。保罗工作很累，还要去看望瑞克，对他而言，没什么能比躲进“冰宫”度过无忧无虑的周末夜晚，在热情的火焰岛沙滩上度过没有牵挂的白天，更让他觉得解脱的了。

* * *

回到海洋街的房子里，恩诺·波斯克盯着尼克睡着的样子看。他们原打算让尼克在海边度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夏天，恢复健康。恩诺整个夏天都在城里忙于一个重要的建筑绘图项目。他没想到尼克的变化那么大。

尼克看上去憔悴不堪，几乎没有力气从那栋年久失修的三居室海滩小屋的平台上走下来。恩诺偶尔会想，瑞克和尼克这两个好朋友同时生病，真是很不寻常。至少在他眼里，瑞克是很健康的一个人。最近，尼克的状况不太好，恩诺虽然是来自俄勒冈的乐天派，但也感到担忧。他觉得自己心都快要碎了，他太爱尼克了。

恩诺想起5个月前，也就是1月，他们的阿斯彭滑雪之旅。有人说，尼克的疲惫感是对高纬度和稀薄空气的正常反应。回到纽约后，尼克去做了罗尔夫按摩（Rolfing），但是几个钟头后他回来时，又患上了流感。第二天，他感觉好些了，就回去工作了，然而几个小时后又回来了，说还是觉得隐隐不适。那是他最后一次去上班。尼克精心准备的所有健康膳食、罗尔夫按摩和精神治疗的方法通通试过了，全都无济于事。

恩诺再次感到困惑：到底哪里能治好尼克的病？尼克在床上不停地翻来翻去，嘴里还嚷嚷，把自己折腾醒了。然后他又昏睡回去，床单上的印痕显示出他的体重减轻了许多。恩诺知道明天尼克会说听到了有人喊叫，他被弄醒了。也许他会责怪恩诺，然后再度坠入空荡荡的白日梦里，现在他的白天几乎都在昏睡中。恩诺想起尼克最好的朋友几个月前曾经严肃地警告过他们。

“如果再不想点办法尼克会死的。”

“你反应过度了。”当时恩诺是这样说的。

8月9日，星期六，纽约

“请问尊姓大名？”

肯尼迪参议员一边漫不经心地摩挲发白的头发，一边问比尔·克劳斯。

“应该称呼‘同志’？还是‘女同性恋’和‘男同志’？抑或‘男同性恋’和‘女同志’？”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两天后将在麦迪逊花园广场酒店召开，参议院和卡特总统的斗争也到了紧要关头。关键在于肯尼迪参议员提出的“开放大会”。假如肯尼迪参议员能够促成修改规则，允许代表凭良知投票，而不是唯候选人初选会的意见是从，那么他可能会有机会取胜。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在代表大会男女同性恋党团的鸡尾酒会上，在场者都很友好，因为三分之二的同性恋代表已经倒向参议员。比尔·克劳斯是政纲委员会的成员，在党团里他是级别最高的肯尼迪支持者，他还要介绍候选人。肯尼迪试图谨慎地遵循1980年代政治上的规矩，在称呼问题上不出错。

“‘还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

比尔看向格温·克雷格。格温知道她这位朋友此刻内心正狂喜呢，他一边陪着肯尼迪参议员在酒会上转悠，一边克制自己不要流露出得意忘形的神色。支持总统卡特的纽约代表没有一个愿意来参加同性恋的活动。

肯尼迪最终决定用“女同性恋”和“男同志”这两个称呼，并开始他鼎力支持同性恋的演讲，同时提醒听众，他是第一个在这类问题上表示支持的重要候选人。然而，纽约的同性恋活动积极分子竟然提出，比起完全支持同性恋议案的肯尼迪参议员，对同性恋权利毫无作为的候选人其实更符合同性恋的利益。比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私下对格温说过，这是典型的纽约同性恋干的破事儿。

纽约的同性恋领袖似乎将同性恋权利视为和驾照差不多的东西，这两样都得有州政府的特许。在比尔·克劳斯看来，这些权利完全是同性恋应得的。拜托！他们讨论的是天赋人权，而非特权！后来比尔回顾过往，意识到在1980年民主党大会上，加州的同性恋政治形态和纽约的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隔阂，站在这个角度便可理解后来几年发生的许多事。

一切始于一个月前在华盛顿举行的民主党政纲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民主党提出了竞选的原则声明。比尔·克劳斯迫切希望推出同性恋团体的完整要求。总统的一纸行政命令可以立即消除联邦政府机构针对同性恋的歧视，“大笔一挥”即可，比尔乐于这样强调。一个外国同性恋有可能被拒绝进入这个国家，理由是根据麦卡锡时代通过的某项法案，这些人是“病态的”，比尔对此感到恶心。他还希望获得一个修改移民法的承诺。

这些提议让卡特阵营的人相当恐慌。在南方——这位前佐治亚州州长的政治基地——越来越多的有争议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已经够令他们担心了。如果同性恋团体需要，肯尼迪答应让足够多的代表将其诉求在大会上以少数派政纲条款的形式提出。比尔喜欢公开辩论的设想。他认为，假如同性恋运动要作为一个合法的社会问题被严肃对待，那么就需要通过全国电视转播引起关注。

卡特阵营本来希望完全不提及同性恋权益，但是为了避免会场辩论，他们做出了妥协，提出了一个反对基于性取向进行歧视的普通政纲。纽约的同性恋支持这位现任总统的做法，他们说，假如同性恋因此制造麻烦的话，就连上述政纲都得不到。比尔·克劳斯不愿让步，他认为，与其在一个没人会读的文件里出现这样一个语焉不详的声明，还不如把问题呈现在5000万电视观众面前。要是做出让步，他们获得的会比应得的少，而他们原本是有能力在政治上取得更大成就的。在执中立态度的人占了多数以后，比尔开始公开谈论纽约人是如何采取“持久的顺从策略的”。他期待参加大会，因为强大的西海岸同性恋活动家们将会在其间起主导作用。

“问题并不在于邪恶的人性或背叛，而在于政治理念，这种政治理念认为，受压迫阶层要想达到目的，就得小心翼翼，不可得罪权势阶层。”当那个表示妥协的政纲出现后，比尔向“米尔克俱乐部”这样报告。“问题在于，我们总是不希望冒着战斗的风险来争取应得的，总是希望保护好我们业已获得的那一丁点权益。问题在于，我们总是相信我们现在获得的是政客施予的恩惠，而不是他们对于我们所要求的政治权力的认同。”

比尔想，要是没了精英的慷慨，纽约人还是无法构建出这样的权力体系。加州人都说，那是因为曼哈顿的同性恋都是秘而不宣的。不站出来，没有坚实的投票集团，同性恋就会一直被剥夺权利，只能依靠陌生人的善意。这是他们自己的错。比尔认为，从党派大佬那里乞求恩惠，这是低级政治。高级政治则意味着要利用政治体系来确立我们所追求的可长期推进的社会变革。

女同性恋弗吉尼亚·阿普佐是卡特阵营的代表，以她为首的纽约同性恋领袖们认为，对于美国主流大众而言，加州的同性恋运动太过激进。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旧金山的出柜同性恋那样生活，时不时来场骚乱。他们认为，你必须遵守游戏规则，而这意味着和真实的世界和平相处。在这方面，卡特显然比那位刚刚在底特律获得提名的共和党候选人、加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更擅长。

* * *

大家都为肯尼迪参议员鼓掌，他和其中几个人握了握手，就赶去另一个聚会了。在自由派人士看来，当晚在高耸的曼哈顿东区奥林匹克大厦举行的同性恋核心党团活动显然是最“潮”的。当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窝在一个角落时，比尔·克劳斯正被几个议员追着要求将他们介绍给大家。没人能想到1976年的民主党大会之后，同性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当年他们只有4名代表，现在有76位代表及候补代表，并且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夙愿：把涉及同性恋的议题写入全国最大的政党的政纲中。很明显，同性恋运动的中心已经西迁到了加州，因为一半的代表住在那里。同性恋党团中来自其他19个州的政客围在旧金山代表的身边，听他们讲述哈维·米尔克的故事，还有同性恋群体如何策划和组织政治斗争的。同性恋运动现在由比尔·克劳斯这样更具攻击性的活动家接棒，而非温和的东部人。第二天，比尔全票当选为同性恋代表团的联席主席。

肯尼迪不仅在公开选举大会上落败，并且未能获得提名，比尔和他的同盟对此深感失望。比尔对格温·克雷格哀叹道，像卡特这样的笨蛋都能在票数上领先，民主党败局已定。尽管同性恋人数不少，但东部的媒体还是无视大会上这个新生政治力量的存在。而比尔仍然急于把同性恋运动推到电视上去，并且努力推销提名一位同性恋为副总统的想法，这样的话，提名演说就可以上电视。因为比尔尚未达到宪法规定的竞选年龄——35周岁，所以他本人无法获得提名。但是，同性恋代表们迅速在大会上活动，11个小时后，他们征集到了足以提名副总统的请愿签名。获得提名的是华盛顿来的一位黑人同志领袖，梅尔·步泽。大会的最后一天，比尔·克劳斯上台发表了有关提名的演讲。

“我们来了，”他说，“我们带着力量而来，带着骄傲而来。我很高兴，我们还带着朋友而来。你们中的许多人和我们一起努力将同性恋条款写入了本党的纲领，并第一次提出了男女同性恋也应享有其他美国人所拥有的权利，即不受歧视的权利。”

* * *

在回旧金山的航班上，比尔·克劳斯和格温·克雷格聊以自慰地想，一旦里根当选，对同性恋而言，也不算是最糟糕的结果。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也许会阻止新右派的反同性恋法案。尽管议程表上他们很看重的其他几点可能会被削减开支，但是，同性恋运动本质上是为争取社会合法性，而非争取任何特定的支出项目。像免受警察滋扰和职场歧视这样最基本的人权，并不是从联邦政府层面获得的，而是从同性恋势力集中的大型城区获得的。罗纳德·里根或杰瑞·法威尔[19]夺不走他们在地方的政治力量。感谢上帝，同性恋不会为了社会计划而逐利。

比尔慢慢地呷着伏特加汤力水，为纽约人的懦弱无能而气恼。他想，如果同性恋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被慷慨接纳的承诺，那么纽约人就受骗了。

8月末，弗吉尼亚，弗吉尼亚海滩

灵媒一动不动地坐着，听尼克讲述他的问题。尼克的蓝灰色眼睛里透出绝望，他已经病了整整一年。还能治吗？

恩诺·波斯克想让他的年轻情人去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Mayo Clinic）看病，但是尼克却要来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河谷拜访灵媒。灵媒打开手提录音机，随即陷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最终，他说了句：“你得的是弓形虫病。”

尼克不明白他到底在扯什么。

灵媒把这个单词拼了一遍，但是对尼克而言没什么用。说到底，弓形虫不过是猫身上携带的一种寄生虫。太扯了。

回到纽约后，恩诺把海洋街的房子退了，尼克住到了一个朋友那里。虽然恩诺仍保持乐观，但尼克的病恶化得相当快，就连起床也要费一番脑筋、耗费巨大的体力。首先，尼克要在头脑里想一想才能起身，再也没有任何自发的身体动作。一旦决定了，他就得分解起床所需要的每个动作，从脚开始到背部，再到穿鞋和穿裤子的动作。到了9月，完成起床和穿衣的过程需要一个小时。尼克走路的时候，每一步都要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才能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的前面，而且似乎随时可能会因为缺乏支撑而倒下。

对恩诺而言，最可怕的是尼克的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整个人仿佛卷了起来。当尼克的身体弓起来的时候，他的双脚呈内八字，双肩向内挤，看上去就像恐怖的死胎。

恩诺意识到尼克的朋友说得没错。尼克快死了。他重听了灵媒的录音带，试图找出让他朋友起死回生的线索。只听灵媒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着那个奇怪的词：“T-O-X-O-P-L-A-S-M-O-S-I-S（弓形虫病）。”

4.先兆

1980年9月，哥本哈根

瑞斯医院的一间小而整洁的病房里，一个36岁的人喘着粗气拼命呼吸，抵抗着窒息感。他的手掌因缺氧呈淡蓝色。床脚的单子上把他的病列为无法归类：不能确诊。此时此刻，他的主治医生让·格斯特福特觉得自己已经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

格斯特福特知道这位农业工程师为何呼吸如此急促，这不是什么难题。他的肺泡里充满了微小的原生生物。一个正常人的肺里通常有3亿个肺泡，吸入的氧气经过肺泡向血液扩散，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理过程之一。同样，这些肺泡也为肉眼不可见的肺囊虫有机体提供温暖的甚至接近赤道温度的生存环境。

这种新型原生生物，是巴西科学家卡里尼博士1910年在豚鼠身上找到的。三年后，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推断，巴黎下水道老鼠的肺里也有。然而，1942年，人体中也发现了它的存在。几年后，人类所知的第一次由肺囊虫引起的肺炎在战后欧洲的一家孤儿院大爆发。后续研究表明，这种潜伏的原生生物可以追溯到生命的起源——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而在地球上每个有人居住的区域都可以找到它。它是人类正常运作的免疫系统能够轻松抑制的成千上万种生物之一。

不管是生活在拥挤的贫民窟的营养不良的儿童，还是淋巴系统被癌症损毁的成人，免疫系统问题常常是肺囊虫肺炎的先兆。当现代医学已经能够通过人为抑制免疫系统来帮助人类应对移植后的肾脏和心脏排异时，肺囊虫病还是会陆续冒出来，并急于在其首选的生态区——肺部蓬勃发展。不过，一旦免疫系统恢复功能，这种疾病便会自动消失。于是，这种微小生物进入了医学书籍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成为其中记载的数以千计的邪恶微生物之一，它潜伏在人类生存的角落，处于休眠状态，直到出现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它迸发出生机，并遵循生物机制来生长繁殖。人类这种物种能够在不同的大陆和气候中生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对此类有害生物的免疫力。

然而在1980年那个寒冷的秋天，在哥本哈根慢慢窒息的那个人的进化看来遭遇了短路。他的免疫系统一定被什么东西摧毁了；这就是为什么肺囊虫会在他肺里安家。

格斯特福特医生来自丹麦政府研究机构“国家血清研究所”，是来研究这个人的诊断中难以解释的部分的。他的免疫系统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该如何治疗？格斯特福特医生很困惑，他做了一项又一项的检测，但还是无法解释为何肺囊虫会在那人的肺里以如此惊人的数量繁殖，以致其大汗淋漓、呼吸困难。此人最近的病史记录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他是丹麦乳业部门的一名农业工程师，1979年曾去纽约参加挤奶机的使用培训。这看起来没什么可疑的。他也是个同性恋，但哥本哈根是世界上对同性恋最友好的城市之一，没人会大惊小怪或者觉得这是种病态。

格斯特福特医生后来想到，也许这是个医学问题，因为就在几周前，他还收治了一名同性恋。后者莫名地日益衰弱，体重也减轻了，并且突发可怕的肛门疱疹。这名37岁的男子在丹麦首都的戏剧圈非常有名，他说他的情人也莫名其妙地病倒了。

当然，进一步的想法过了很久才出现，因为即使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进步，人类由于不明原因病倒甚至死亡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不管怎么说，这年9月在瑞斯医院去世的这位农业工程师是第一个死亡病例，而三年前那位名叫格蕾特·拉斯克的外科医生也死于这种肺炎。

* * *

哥本哈根的这两起死亡病例，暗示了1980年悄悄在三大洲游走的杀手有着某种共性。在欧洲，这种微生物的首位受害者主要与非洲有关。就在格蕾特·拉斯克被迅速从南非带回哥本哈根几周之后，金沙萨的一位34岁的航空公司秘书利用公务旅行津贴把生病的女儿从扎伊尔送到了比利时。她的女儿才3岁，患有口腔念珠菌病，这是一种口腔酵母菌感染。她的另一个孩子已经死于由不明原因的免疫系统问题引起的呼吸道疾病，而免疫系统的疾病正是由于念珠菌感染开始的。抵达布鲁塞尔几周后，这位母亲自己也感染了口腔酵母菌。9月中旬，她的淋巴结开始肿大，体重骤降，还感染了严重的巨细胞病毒。一波又一波的感染严重损害了这位母亲的健康，医生们却束手无策。她因肠道内无法治愈的沙门氏菌感染而导致严重腹泻，身体每况愈下，1978年1月她飞回了金沙萨，一个月后在当地去世。

她去世几周后，一位成功的年轻小提琴家因为感染了卡波西肉瘤而令科隆的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位德国音乐家是同性恋，过去10年经常来往于欧洲大陆各地，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为何会患上这种在北欧罕见的老年疾病，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三个月后，他的淋巴结好像在抵抗某种看不见的感染，肿得都快要炸开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医生还是想不出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42岁的病人被各种疾病轮番轰炸，直到1979年1月他彻底解脱。

正是在那段时间，驻扎伊尔的比利时医生们开始报告说，金沙萨的米莫耶末总医院里感染隐球菌的病例激增。1980年，医生们记录了15个这样的病例。传播隐球菌的孢囊被发现存在于全球各地的鸟粪里，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出现了新生隐球菌，而在于患者的免疫系统不够强大，给了疾病可乘之机。

在巴黎，第一例令人费解的肺炎病例也和非洲有关，那是1978年，一位葡萄牙籍出租车司机突然感到呼吸困难。这位黝黑的矮个男子从安哥拉回来才刚一年左右，安哥拉内战期间他服务于葡萄牙海军，后来成了卡车司机往返于安哥拉—莫桑比克公路，这条公路正好斜穿过扎伊尔西部狭窄的海岸沙咀。1979年，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威利·罗森鲍姆医生应邀来为他诊治，并迅速断定他身上有肺囊虫。罗森鲍姆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免疫问题诱发了肺炎，于是请来了免疫学家雅克·莱博维奇。莱博维奇已经习惯了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中发现奇怪的病症，他似乎总在治疗一些受到不明感染的机长或空乘。医生首先为这名男子做了淋巴癌检查，这种病常常会导致这样奇怪的免疫缺陷。但是检查结果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后的验血也是如此。从巴黎各地来的专家纷纷拥在这名病人的床前，不仅希望找出治疗方法，也想对这个令人费解的疑难杂症一探究竟。与此同时，密实的白色真菌在这名男子的口腔和咽喉大量出现，常见的良性乳多空病毒引发的瘊子布满了他全身，四肢也都是。

当发现这名病人的大脑感染了弓形虫这种罕见寄生虫时，医生们的心彻底凉了，但依然毫无办法。1980年，这名病人回到了他在葡萄牙的妻子和5个孩子身边，等待死亡降临。当他在伊比利亚垂死挣扎的时候，两名妇女因肺囊虫感染被送进了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中一人是扎伊尔妇女，她的非洲医生无法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于是和许多住在中非法语地区的精英一样，她到巴黎的医院寻求治疗。另一位是个法国女人，但近期也在扎伊尔住过。

欧洲的秋天变成了冬天。等到冬去春来的时候，这几个人——葡萄牙出租车司机以及巴黎的两个女人——都已经被充满他们肺部的原始原生生物吞噬了。

* * *

在美国，由奇怪的新型综合征引发的不明疾病可以追溯到1979年。那是1979年9月的一天，气候宜人，瑞克·威利考夫被送到琳达·罗本斯坦因医生那里验血。与此同时，琳达注意到他的身体因抵抗治疗而出现大面积的皮疹，并且全身上下的淋巴结都肿大。全面研究后，琳达判定他患的是淋巴癌。后来一位皮肤病专家告诉琳达，病人身上的皮疹是一种叫卡波西肉瘤的皮肤癌。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琳达问道。

没花太多时间，她就了解了目前有关它的全部知识，因为世界上关于这种疾病的医学文献并不多。这种癌症最初发现于1871年，患者是地中海及犹太裔男性。在19世纪的医学文献中大概记录了500到800个这样的病例。它一般发生在五六十岁的犹太男子或意大利男子身上。1914年在非洲发现的第一例记录在案的卡波西肉瘤，简称KS。后续研究表明，这种肿瘤在班图人（Bantus）当中非常常见，通常发生在中非热带大草原的某些已知地理范围内。在那里，每10个癌症患者中有一个患的是卡波西肉瘤。

一般情况下，患者身上会出现一些扁平无痛的紫色病灶，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死亡，而且通常还是死于其他原因。就癌症来说，卡波西肉瘤相对没有危险。最近几年，有报告指出中非出现了一种更新、更危险的肉瘤形态，但是看起来瑞克·威利考夫得的并不是这种。据报告说，非洲人的病灶会迅速覆盖身体和内脏，但他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另外，他也从没去过那样的异国他乡。瑞克与同龄的普通纽约教师相比，唯一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是他是个同性恋。

鉴于此类癌症极为罕见，又难得出现在一位年轻的非地中海人身上，琳达决定密切跟踪瑞克的病情，并将此事告知了另外几位医生。总有一天她要把这个病详细地写下来。

在第一次见到教师瑞克两周后，她接到了荣民医院的一位同行打来的电话，该医院就在纽约大学医疗中心以南几个街区的第一大道上。

“你可能不相信，我这儿也来了一个这样的病人。”他说。

琳达·罗本斯坦因迅速前往荣民医院，去看这位貌似和瑞克症状相似的卡波西肉瘤患者。无疑，这人要帅多了，毕竟他是个模特。不过他37岁，是个同性恋；而最怪异的是，这两人有几位共同的朋友。这很不寻常。他们说他们的熟人中有一位迷人的加拿大金发空少，他那与众不同的名字就这样印在了琳达的脑海里。

“他叫盖坦。你应该和他谈一谈。”1979年9月，纽约城里最先被诊断为卡波西肉瘤的两个人对琳达·罗本斯坦因说。

“你应该找盖坦谈谈，他身上也有这样的皮疹。”

10月1日，旧金山，戴维斯医疗中心

迈克尔·马拉塔被戴维斯医疗中心——卡斯特罗街区最大的医院——收治的时候很不高兴，但他已经病了一年了，想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的病情被正式描述为FUO，即“不明原因的发烧”。然而，他的医生怀疑情况要比这个严重，要求对他的肝脏、骨髓和淋巴进行活检。他的内科医生觉得，这也许是尚未显现出来的霍奇金病，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一年来困扰着这位发型师的不适感究竟从何而来。当然，迈克尔试图像往常一样继续他的生活。他依然会举办城里最好的派对，6月，他包下了市场街他那个美发沙龙楼上的整个四层，办了这一年的终极狂欢派对。男孩们兴高采烈地挤满了四层楼的外墙楼梯，痛饮啤酒，还有几百人挤在后面的院子里跟着迪斯科DJ起舞。地下室里，更多的人互相摸索和爱抚着沉浸于一个类似浴池狂欢派对的大型娱乐活动，中间那个就是迈克尔，一个完美周到的主人，正向每个来宾分发致幻剂药片甲撑二氧苯丙胺（MDA）。迈克尔心想，这是旧金山同性恋的光辉岁月，建国20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他从格林威治村搬来这里，他很享受自己打造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他会好奇那里的朋友们过得怎样，例如恩诺·波斯克和他的情人尼克，他们几个人曾经非常亲密。如今，他很少听到这帮老朋友的消息了，当高大的船只从世界各地涌入纽约港时，他们曾一起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几个月。

旧金山，旧金山大学医疗中心

“太多的人正在传播。”

这样的话已经成了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关于男同性恋肠胃疾病的老生常谈的固定结语。她觉得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举行的这次性传播疾病专家月度会议上所做的分析，表明了事态有着特殊的严重性。她知道这是全美最负盛名的医学院之一。这些医生需要知道正在男同性恋的身体里滋生的某些新东西，他们需要保持警惕，看看它可能会导致什么。

德里兹医生是旧金山公共卫生部的传染病专家，可她从没打算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研究男同性恋肠道内寄居的微生物，并且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权威之一。她的专业研究始于1967年，在她当选为旧金山公共卫生部传染性疾病控制局的助理主任后不久。

通常，每年她会收到5到10个阿米巴痢疾病例的报告，病人多半来自日托中心或餐馆。现在医生们一周报来的病例就有这么多。她又检查了一遍数据。几乎所有的病例都是年轻的单身男子，其中大部分来自卡斯特罗街的戴维斯医疗中心。她和卫生部的另一职员讲起这事，说这有点奇怪，因为她并没有收到过对该街区餐馆的投诉。同事把德里兹拉到一旁解释说，这些病例集中于男同性恋中。德里兹不明白这个信息有什么关联性。

“这是口肛接触。”他说。

“什么？”

塞尔玛1940年代上医学院的时候，学校可没教过这些东西，但她马上就明白了肠道疾病的这种污秽龌龊的现实。同性恋医生很早就认识到，像阿米巴病、贾第虫病以及志贺杆菌病等寄生虫病就是同性恋的健康隐患。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随着肛交的盛行，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在这种性行为过程中几乎难以避免接触粪便。当性行为的喜好变得越来越奇特，舔肛开始流行，问题便爆发了。没什么方法能比直接摄入更有效地获得一剂寄生虫孢子了。

虽然这一切是同性恋医生的常识，但公共卫生行业对此知之甚少。当阿米巴病反常地在格林威治村一带大量出现的时候，认真负责的卫生官员一度还派人去那里检查了水质。

然而，德里兹对同性恋群体的健康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担心。男同性恋正受到一波又一波日趋严重的疾病冲击。一开始是梅毒和淋病，每年城里的性病诊所大约要接诊7万人，其中80%是男同性恋。治疗方法简单使得他们对性病抱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多男同性恋收藏排队号牌，把它当成希望的代币券，诊所则成了随便打个针再捡个约会对象的地方。后来是甲肝和肠道寄生虫，接着是乙肝的激增，由于肛交的流行，乙肝从由血液传播变成通过性传播的疾病。

德里兹是个冷静务实的人。情绪化会影响她传达信息，使她无法有所作为。她已经准备好冷静地告诫男同志们关于舔肛以及无保护措施的肛交行为的危害，尽管她的冷静态度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然而，德里兹在专业上的分量让她广受同性恋医生的欢迎。她的孩子们取笑她，称她是“旧金山性教育女王”和“男同性恋的女训导长”。德里兹在男同性恋健康问题上已经成为无人能及的权威，因为1970年代末，她花了大量时间和同性恋医生开会，为医学杂志撰文，游走于加州北部并发布严肃的健康警告。

但在这里，1980年，德里兹感到这群性病学专家对她传达的信息无动于衷。她觉察到了这种反应。科学家很难相信性解放运动把“蒙特祖马复仇”[20]和吸毒者才易感染的乙肝变成了社会性疾病。德里兹平静地复述着统计数据：1976年至1980年间，30多岁单身男子中的志贺杆菌病患者增加了700%；1969年上报的阿米巴病患者仅有17例，现在一年上报的已超过1000例，这还只是全城患病总人数的一小部分。30多岁男性乙肝患者在过去4年里翻了4倍。

这些疾病都很难治疗，原因在于它们都有潜伏期，其间即使病毒携带者已经具有传染性，症状也并不会显示——男同性恋早在尚不知自己已经患病之前就将病毒传给了无数人。德里兹认为，这无异于一场灾难，而浴池滥交的商业化令事态变得更糟。

德里兹从幻灯机看向会议室里那些一脸怀疑的面孔。她想，这些医学院的书呆子们除非在显微镜下或试管里亲眼见证，不然什么也不会信。他们认为这是坊间的小道消息，而他们要看到数据。所有关于鸡奸和口肛接触的谈话也令他们不舒服。

德里兹试着展开她的观点，以便让这些医生明白，她讨论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疾病，也不是特殊的性爱体操。

“太多人正在被传染，”她说，“我们没能加以控制，它太容易传染了，假如有新的疾病暴发，我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10月31日，纽约

幽灵们在格林威治村蜿蜒的街道上掠过，万圣节游行队伍中的双关节骷髅架跟在畸形的黑暗精灵背后跳舞。几个世纪以来，万圣节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性恋节日。社会学家指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天是把真实身份藏在面具后面的日子，而这是社会习俗长期以来为同性恋设定的一种常态。纽约是少数几个以游行来庆祝万圣节的城市之一，游行的核心区域刚好又是最著名的同性恋飞地。10月的这最后一晚充满了可怕的近似死亡的感觉。拉里·克莱默没怎么化装，但是他和凯文·特里林以及一大帮作家朋友参加了游行，沿途还为那些华丽怪异的装扮欢呼了一番。

* * *

那天晚上，同性恋的热点地区热闹非凡，到处是化装舞会和特别的派对。“弗莱明戈”是最高级的私人俱乐部之一，同性恋名流们常常在此跳舞至天亮。杰克·诺此刻就在那里，他一边寻欢作乐，一边想从装扮过的人里找到自己的朋友。他的男友保罗·波帕姆不在城里，这让他在看见一张熟悉的脸之后愈发觉得欲火难耐。一名金发男子冲他露出迷人的笑容，不一会儿，杰克和盖坦就从人群中溜了出来，消失在夜色中。

* * *

“他好像发癫痫了。”

在下城的哥伦布大道，恩诺·波斯克手忙脚乱地试图让尼克醒过来。和尼克待在一起的朋友眼泪汪汪地说听到尼克的房间传出一声尖叫，然后便发现他倒下了，不省人事。恩诺闻讯飞快赶来，跪在床边试图让尼克恢复意识。

“我们得送他去医院！”恩诺喊道。

恩诺心想，即使他已经昏迷，我也要告诉他我在做什么。尼克也许是清醒的，只是没法说话。

“我们现在给你穿衣服，带你去医院。”他说。

尼克吐出一口透明的黄色液体，并且大便失禁。恩诺把他弄干净，给他穿好衣服，温柔地抱着他的爱人走下四层楼梯。

“我们带你下楼，到外面去。”恩诺大喊。

出租车在上西区的街上疾驰。什么都阻止不了这个怀抱着一个垂死躯体的高个男人。恩诺意识到，因为这是万圣节之夜，出租车司机也许想当然认为他们是在某个化装派对上喝醉了。

* * *

第二天早上，在圣卢克—罗斯福医院，迈克尔·兰格医生久久注视着尼克的病房。一位神经科医生在CAT扫描过程中，发现这位年轻人的颅内有三大块病变，兰格作为传染病专家应邀前来诊治。尼克蜷缩在床的一侧，他的灰眼睛上有一层乳白色的膜，左脸看起来有点凹陷，体温正在上升。医生们告诉兰格，一年来尼克一直处于垂死状态，没人知道原因。

随着兰格与这样的垂死病例打交道越来越多，他成了这方面的国际权威，但这个场景在他脑海里多年挥之不去。他总是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看到病房里的尼克的情景，那一刻是个分界点，他的人生由此被分割成了“之前”和“之后”。多年后，兰格还是会随时想起那天，就好像记起他的结婚纪念日或孩子的生日。

那是1980年11月1日，一月之始。从那天开始，在世界的这个或那个角落发生的单个悲剧将迅速蔓延，逐渐在地球的生物图谱上拼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的东西。

5.定格

1980年11月，洛杉矶，加州大学

迈克尔·戈特利布才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理教授4个月，就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横溢。这位32岁的免疫学家刚刚在斯坦福大学接受完培训，就做了雄心勃勃的年轻科学家们在著名医学研究中心获得第一份工作以后应该做的事：用老鼠做实验。戈特利布尽职尽责地把自己的实验老鼠从斯坦福带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计划研究辐射对老鼠免疫系统的影响，但是这些啮齿类动物感染了从洛杉矶采集来的病毒，接二连三地死了。说到底，戈特利布对实验室这种机械性劳动不是特别着迷，因此他提出，他手下的住院医师应该找些有意思的事来做——从一些病人着手来了解免疫系统。

没过多久，一名年轻热情的住院医师带回了一位年轻病人的案例。这位病人的喉咙里出现了严重的酵母菌感染，以致他几乎无法呼吸。戈特利布知道先天免疫缺陷的新生儿有时会感染这种念珠菌病，饱受化疗痛苦的癌症病人也可能感染，但是，一个31岁、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的人得这种病，戈特利布还从未见过。

戈特利布和他的住院医生给这名年轻人做了检查，但他们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两天后，这位病人——一位艺术家——抱怨喘不过气来，还开始轻微地咳嗽。出于直觉，戈特利布说服病理学家通过非手术的方式从病人肺部取了一小块组织来化验。结果发现一系列极其奇怪的症状，是年轻的戈特利布医生从未听说过的——这家伙得了肺囊虫肺炎。

戈特利布带着一管血液去大厅另一侧，找一位跟自己一样在实验室工作的免疫学家。后者也一直在密切关注有违常理的情况，其专长是有关T细胞的新领域，这种新发现的白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戈特利布想知道病人的T细胞数量，这需要检查两种T淋巴细胞：一种是辅助性T细胞，它通过激活抗病细胞并发出化学指令来生成消灭微生物入侵的抗体；一种是抑制性T细胞，它向免疫系统传达病毒威胁解除的信息。戈特利布的同事化验了病人的血液，不厌其烦地人工统计了T细胞亚群数量。其结果令他震惊：一个辅助性T细胞也没有。他以为操作出了问题，又做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

见鬼！到底是什么疾病找到并杀死了这种有特殊功能的血细胞？戈特利布和他的住院医师、同事以及所有有点空闲的人一起苦思冥想，集体讨论。谁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研读医书，找出那些关于不明原因的免疫疾病的研究报告。还是寻不到解答。他还仔细阅读了这位艺术家的病历，发现此人曾得过多种性病。在一次交谈中，病人倒是坦言自己是同性恋，对此戈特利布并没有多想，就好像这人在告诉他自己开的是福特车一样。

几个星期的调查毫无成果，戈特利布还是一筹莫展。也许稍后会显现出白血病的症状。他心想，过不了一两年我们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11月4日，旧金山

“我没必要投票。”一位家庭主妇说。

比尔·克劳斯手里拿着从“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拿来的一叠整整齐齐的候选人名单，努力压住火气。对他而言，投票和呼吸一样重要。你怎么能不投票？

那个女人打断了他的话：“吉米·卡特刚才上电视了，他已经承认竞选失败。”

“西海岸的投票还没结束，这个佐治亚笨蛋居然就撒手不干了。”回到卡斯特罗街的总部后，比尔忍不住抱怨道。

正在出现的全国大溃败并不令人吃惊。罗纳德·里根的势头横扫全国，而且即将组建近30年来第一个共和党控制下的参议院。同性恋问题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成为严肃的竞选议题，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这是由竞选对手的党派提出的。事实上，卡特阵营最终对同性恋的所有要求都做出了妥协，为了击败独立候选人约翰·安德森，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安德森甚至更积极主动地争取同性恋的选票，尤其是在同性恋聚集的各州中心城区。不过，因此获利的却是南方的共和党人。

“旧金山的同性恋选出了一位市长。”在针对南方选民的电视广告里，一个严肃的声音这样说道。当画面从光怪陆离的同性恋权利大游行，转到卡特总统的照片时，这个声音说：“现在他们打算选个总统出来。”

1977年，宗教激进主义者突然开始针对蓬勃发展的同性恋议题做出激烈反应。1970年代末，他们成功地使许多城市废除了同性恋权利法案，受此激励，宗教激进主义者在1980年的大选中空前团结。杰瑞·法威尔和他领导的“道德多数派”一时间家喻户晓，分析家预言在未来几十年内宗教激进主义者将会成为最重要的新政治力量。法威尔和他的“道德多数派”同仁几乎每次演讲时都会含沙射影地抨击势力渐长的同性恋群体，同时援引圣经《启示录》里面的话，暗示这已经被预言为末日审判的前兆。

在电视上，法威尔迅速宣称自己是里根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功臣，并宣布他将继续推进支持家庭、反对同性恋的立法议程。然而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保守党大获全胜纯粹是因为现任总统卡特不得人心，以及选民似乎更倾向于一个承诺削减国内开支的节俭型政府。

当克里夫·琼斯和他的上司、加州议会议长里奥·麦卡锡昂首走进同性恋团体的总部时，比尔·克劳斯、格温·克雷格以及他们的盟友正在评估这些基督教狂热分子对政府造成的影响。他们兴高采烈地互相提醒，说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或许可以拖延法威尔雄心勃勃的反同性恋提案。除此之外，共和党执政主要关系到削减国内项目的开支，对同性恋影响不大。同性恋政客们转而关注地方选举的结果，选民们刚刚否决了旧金山市按区域选举监事的做法。为实现区域选举，同性恋在1970年代顽强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全市范围来选的话，同性恋候选人根本不可能选上；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么强大。哈维·米尔克当选的是区监事，而比尔·克劳斯为了使米尔克的继任者哈里·布利特在全市范围的选举中获胜，已经辛苦了好几个月。当助手们从市政厅打来电话告知结果，同性恋的优势地位在旧金山已经很明显了。哈里·布利特轻松当选为监事，比尔的策略是和华人、劳工以及自由团体结盟，其成效远超他的期待。蒂姆·伍尔弗瑞德以前是布利特的助手、米尔克俱乐部的行政人员，现在他在旧金山社区大学董事会成员的全市角逐中获胜。

更棒的是，选举结果表明同性恋社区这一次又是全市选民登记最多、投票率最高的。同性恋区域也是全市最宽宏慷慨的选区，为现任民主党参议员阿兰·克兰斯顿贡献了10:1的多数票。全国其他大城市反馈回来的统计也同样证实，比尔·克劳斯在旧金山参与设计的以同性恋区域为目标、挨家挨户以老派方式进行的基层政治活动是很有智慧的。曼哈顿、新奥尔良和休斯敦的几个最大的支持卡特的阵营都来自同性恋街区。快速统计显示，大城市里62%的同性恋投票者支持卡特，相比之下，里根只赢得了27%，安德森居然拿到了11%。

看到选举结果，克里夫·琼斯和比尔·克劳斯难以掩饰他们的欣慰。随着宗教—右翼势力结盟，这届政府不会友好善待同性恋，但这并不重要。他们告诉彼此，不管全国局势如何，至少同性恋已经在全国、在各个安全的城市飞地挖好了战壕。杰瑞·法威尔在同性恋集中地区的市议会里并不会有什么发言权，而那里正是真正影响同性恋日常生活的决定诞生的地方。

随着总部的人群散去，比尔在遍地的海报、传单和候选人名单上踱步，不禁想起三年前哈维·米尔克当选的那个欢欣鼓舞的夜晚。这是个隐约令人不安的想法。那时候，他们非常清楚为什么而战。对手也很明确，比如安妮塔·布莱恩特和约翰·布里格斯的反同性恋教师公投。如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赢得了很多他们想要的，至少在旧金山是如此。选票还在，但卡斯特罗街的政治热情已经消失。现在他们又该为何而战？

11月15日，纽约，圣卢克罗斯福医院

恩诺·波斯克紧紧握着尼克的手，希望尼克空洞的眼神能感受到他的乐观。

“太好了，”恩诺说，“他们终于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了。现在他们会为你治疗，你会好起来的。”

手术后，尼克依然疲倦不堪，连挤个笑容出来都很困难。他的大半个脑袋依然被白色纱布裹着。这次探查性手术非常粗鲁。医生只是取下了尼克的头盖骨，试图找出造成那三块病变的原因。这番努力最终有了诊断结果。他们说尼克患的是弓形虫病；没错，它是可以治愈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恩诺说。

11月25日，旧金山

肯·霍恩一直想成为舞蹈家，在一群全神贯注的观众面前表演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竖趾旋转、腾空击脚跳以及阿拉贝斯克动作[21]，观众们会颔首赞美他的优雅和美妙。他是个热情乐观的人，热爱与剧院有关的一切——浪漫的气息、华丽的服饰以及童话般幸福的结局。也许他甚至可以成为明星，人们会为他欢呼，为他著述。这就是他1965年离开俄勒冈的蓝领家庭就读于旧金山芭蕾舞学校的原因，当时他21岁。他原本已经精致的脸，在鼻子整形手术后更胜一筹，经过多年训练，他的身材强健有力。孩提时代的平淡无奇，与成年后的美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得肯加入旧金山的同性恋生活圈是值得的。所有人都喜欢他，而他也如此渴望被人喜欢。他向朋友们倾诉说，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最终到达舞会的灰姑娘。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1960年代末轻易地放弃了舞蹈家的梦想。他含糊其辞地告诉朋友们，是因为芭蕾舞导演规定，如果要留在舞蹈团，所有单身男子必须结婚或订婚，而且警察突击搜查同性恋酒吧时逮捕了所有舞蹈演员，他憎恨这样的耻辱，等等此类故事。不管怎么样，肯从芭蕾舞学校退学了，他和朋友们保证说一旦财务状况好转就会重返学校。1969年，他成了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的一名文员，发现有固定工资挺不错；而且相比芭蕾舞团早上6点到晚上9点的严苛训练，一周有固定的工作日简直太好了。现在他晚上有更多时间出去玩了。“这毕竟还不算太坏，”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玩得很开心。”

很快，肯爱上了一位德国的广告牌画家，并和过去那些旧金山的朋友失去了联系，而大家只记得他是个爱浪漫的甜美男孩。5年后，当他们在皮革酒吧“福尔松监狱”遇到肯时都大吃一惊。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沿着下颏蓄着一圈又短又窄的胡子，好像纳粹头盔的下巴托。他的老朋友们不知所措，不仅因为他一副当时风靡旧金山的“黑色皮革男”打扮，还因为他看起来如此瘦骨嶙峋。他的头发灰白，目光呆滞。肯抱怨说，在这个“同性恋随处可见的城市”，找个愿意和他睡一觉的人太难了。

肯的朋友们认为他和很多好看的男人一样，都困在了同样的问题里。20多岁时他只顾找爱人，不考虑谋生。等找不到爱人的时候，他又退而求其次——找上了性，而性很快变成了他的职业。这不是爱情，但至少感觉不错。就这样，他就像一个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舞会上的灰姑娘，然而王子却从未现身。

当性行为的重点从激情转向技巧的时候，肯学会了一切能从肉体榨取愉悦的方式。性行为变得愈来愈神秘深奥，成了摆脱无趣的唯一途径。无论是曼哈顿还是旧金山，整个1970年代，仓库区街巷的酒吧层出不穷，里面挤满了像肯·霍恩这样的“皮革男”，到1980年，已经行业化了。

生活真令人失望，肯一边想着，一边走进旧金山最大的医疗机构大楼。那是1980年11月25日的早晨。对于一个正在向人们为之著述的道路迈出第一步的人来说，这真是个颇为讽刺的想法。

* * *

“我的生活正在四分五裂。”肯·霍恩对詹姆斯·格朗德沃特医生说。

格朗德沃特是皮肤科医生，他的工作环节并不包含这样戏剧化的告解。不过这位43岁的医生有一种父亲般的气场，让人忍不住想向他倾诉。肯一边不安地脱掉衬衫，一边给医生讲他的事。

有两年了，他一直觉得疲乏，还总感到胃里有点恶心。而且自1978年以来，一直断断续续地腹泻。情况很糟糕，肯说，然后上个月又长出了这些奇怪的包。

格朗德沃特检查了这些蓝紫色的斑点。一个在肯的左大腿上，其他的在他右侧乳头附近。

“我这是怎么了？”肯恳求医生告诉他。

多年来的求医问药丝毫没有让他好转，也没人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让他很火大。

肯的淋巴结肿块之大令格朗德沃特吃惊。显然它们和那些包有关。

医生给肯做检查的时候，他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他的老板一直在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所以这个月他去申请了社保残疾救助，并且开始看心理医生。为了让生活恢复正常，他做什么都愿意。

格朗德沃特仔细思考这位37岁的患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可能是淋巴瘤，这样可以解释淋巴结为什么会肿大，但那些包是怎么回事就说不通了。格朗德沃特抽了一点血，又切了一小片病灶去做活检，希望能查出来。

11月27日，旧金山奥兰治县，感恩节

加拿大的冬天沉闷乏味，所以当盖坦·杜加斯收到去加州南部过感恩节的邀请时，简直欣喜若狂。盖坦的新欢是位发型师，后者对这段恋情也很兴奋。这位发型师通常满足于在拉古纳海滩的“啪啪屋”[22]舞厅猎艳，西好莱坞的“8709”浴池俱乐部他不过才光顾了二三次，就钓上了这个漂亮的空少，而这位空少又来了第二次，也许还有第三次。多么美妙的周末啊，他心想，也许浴池没有那么糟糕。

盖坦迅速审视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嗯，脸上竟然又冒出了几个斑点。医生说无药可治，但不是什么问题。他感觉很好，顺手把沙色头发向后一捋，边笑边想：“我还是最帅的那个。”

12月5日，旧金山

肯·霍恩的眼睛里都是绝望。他慢慢脱下衬衫，给格朗德沃特医生看胸口新长出来的两个紫色斑点。不，不要再做活检了，他气势汹汹地对医生说。他想知道答案。

实验室送来的血检报告也令人不安。肯的白细胞出了问题。更让人吃惊的是，上次检查的时候，格朗德沃特医生给这位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的主管做了一系列常规皮肤测试，却没有什么反应。这种测试是用携带良性细菌的针头在皮肤上扎一下，正常反应是出现一个红色硬块，这意味着免疫系统在制造抗体抵御细菌入侵。肯没有出现硬块。免疫系统对针头毫无反应。

肯反复抱怨自己的恶心、疲倦、腹泻，把这位皮肤科专家都搞糊涂了。这个人听起来是病了，还很厉害，但是从实验室检查结果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血液检测结果总是不正常，皮肤测试间或无反应，但是免疫功能的这种波动并不会导致人如此疲乏无力。格朗德沃特只能要求做进一步检查。他说服肯让他做个淋巴结的活检，以便查看是否有淋巴癌的可能。医生又抽了一点血送到实验室，特别要求细查血清，看是不是由任何可能的外来病毒引发的疾病。

格朗德沃特心想，应该能找出答案的。总会的。

12月9日，洛杉矶

“我们对自己做了什么？”

乔尔·魏斯曼医生在给一位紧张不安的30岁广告经理做检查时，觉得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人病了，患有严重的湿疹，持续腹泻、发烧。更糟的是，他已经病了6个星期，是由普通内科医生转到魏斯曼医生这里来的。安排了各种检查以后，魏斯曼在病历上谨慎地写道：“症状显示有可能是继发性免疫缺陷。”

魏斯曼明白，在医学实践中，因不明原因发病的人并不鲜见，但这个病例并不是孤例。10月，魏斯曼的同事接诊了另一名男同性恋，他也出现了类似的免疫功能紊乱。但这名男子身上各种疾病的密集让人震惊。他的指甲周围长了白色真菌，毛茸茸的念珠菌遍布他的上颚，他还出现了皮疹，高烧不退，淋巴结肿大而白细胞在减少。住院治疗缓解了病人皮肤上的病症，但在12月初，他夜里盗汗，把床单都湿透了，而且皮疹也复发了。魏斯曼的同事一开始认为该男子的血液受到大量细菌和病毒感染，不过到了12月，诊断他为“免疫缺陷”。

除了这两起病例外，当年魏斯曼的办公室还接诊了20个淋巴结出现异常的男人。这两个病情较重的病人最初也是如此。当魏斯曼开始看到淋巴结病或者淋巴结异常扩大时，他隐约感到会有更严重的问题。新的研究表明，93%的男同性恋感染了巨细胞病毒，一种与癌症有关的疱疹病毒。同性恋性解放运动还制造出了爱泼斯坦—巴尔病毒，这也是一种与癌症有关的病菌，在男同性恋中间广为传播。身体能够抵御的病毒只有这么多，然后就会出大问题。那位广告经理去年还很年轻健康，今天却病成这样，透过他那充满恐惧的眼神，魏斯曼担心自己正在看到最坏的情况。

作为南加州同性恋医生中的元老，魏斯曼曾经想过如何向男同性恋启齿，让他们放慢节奏；也想过告诉他们这样的性行为会对个人健康造成巨大危害。他知道，同性恋团体很难包容那些严肃的批评，尤其是性方面的。这些人通常已经被父母和牧师伤得体无完肤。他们不应该在此时此地被人指指点点，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逃离家乡来到洛杉矶这样的城市，正是为了摆脱这样的评判。然而，社会禁忌和新获得的自由构成了奇特的组合，由此形成了一种为致命的微小病毒量身定制的社会气候。所以，魏斯曼一边安慰年轻人，说会治好他，一边自问：“我们对自己做了什么？”

* * *

1980年年末，当时最卖座的电影是《矿工的女儿》和“星球大战”系列的第二部《帝国反击战》。卖得最好的专辑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那条河》，里面都是些悲伤的歌，感叹曾经国泰民安，如今经济失序、道德混乱的美国该何去何从。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病毒已经在三大洲扎根，它轻而易举地从非洲来到欧洲，随后抵达北美。后来的调查表明，1980年代末，美国有55位年轻男子被诊断为与新病毒有关的感染；欧洲有10人；而在落后的非洲不计其数的病人中还有更多的人感染了该病毒。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这个杀手正在醒来。

12月23日，纽约

瑞克·威利考夫的健康迅速恶化，令他的医生和朋友们感到震惊。琳达·罗本斯坦因医生知道卡波西肉瘤不是这样发展的，但尽管如此瑞克还是生命垂危。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肺里充满了某种东西。他们会继续通过插入他胸腔的管子抽出积液，并用机器维持他的生命，而这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做的了：维持他的生命。

瑞克鼓起勇气说，不，他不需要这些机器。他想回到上西区的褐石房子里。离圣诞节还有两天，他从纽约大学医院出院了。保罗·波帕姆想和他一起回家。这是身为朋友应该做的。但是那天晚上，曾经在海洋街与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两个朋友约翰和维斯正在举办派对。瑞克坚持要保罗去参加。

夜色渐深，瑞克的情人坐在他的床头，听着他的呼吸越来越短促，直到深夜时分停止了呼吸。在丹麦人举行“心灵的盛宴”之前几个小时，37岁的五年级教师在西78街的一所公寓里死去。他是第4个死于后来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美国人。

纽约，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

带着一丝倦意，唐娜·米德文医生研究起了一位33岁德国厨师的尸检报告。过去5个月里，她在这个病人身上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的死状很吓人，浑身上下长满了巨细胞病毒引发的剧毒疱疹，整个人蜷成了一个球，最终，当12月底的严寒笼罩曼哈顿的时候，他死了。米德文一边研读该男子的最后一份脑部断层扫描报告，一边苦笑。他的脑子像老年人一样萎缩退化了。她想知道她是否有机会搞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是什么如此残忍地夺去了这个人的生命。

两个星期以后，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的一位护士进了急诊室，他患的是肺囊虫肺炎。10天后他去世了，后来发现，他也是一名同性恋。病理学医生告诉米德文，尸检发现，他大面积地感染了巨细胞病毒。医生立即想到：有太多巧合了。造成两人死亡的感染本来只是一般的麻烦，并非致命病毒。他们的免疫系统失灵了。这也同样可以解释她的另外10名病人——全部都是男同性恋——个个都有淋巴结肿大的症状。他们的免疫系统也出了问题。

米德文立即与城里最知名的同性恋医生丹·威廉安排会面。

“我也非常担心，”威廉说，“我这儿有很多淋巴结病的患者。”

米德文迅速抓到了核心问题。她确信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在1981年初的头几个星期，她和其他几位医生最早开始有了更全面的判断。

“不管是什么样的淋巴结病，我想导致那两个人死亡的原因应该是一样的，”米德文说，“男同性恋中间正在传播一种新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