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拿着那把斧子去哪儿？”摆桌子吃早饭的时候，弗恩问她妈妈。
“去猪圈，”阿拉布尔太太回答说，“昨天夜里下小猪了。”
“我不明白，他干吗要拿着把斧子去，”只有八岁的弗恩又说。
“这个嘛，”她妈妈说，“有一只小猪是落脚猪。它太小太弱，不会有出息。因此你爸爸拿定主意不要它。”
“不要它？”弗恩一声尖叫，“你是说要杀掉它？只为了它比别的猪小？”
阿拉布尔太太在桌子上放下奶油缸。“别嚷嚷，弗恩！”她说，“你爸爸是对的。那小猪反正活不了。”
弗恩推开挡道的一把椅子，跑出去了。青草湿湿的，泥土散发着一股春天的气息。等到追上爸爸，弗恩的帆布鞋都湿了。
“请不要杀它！”她眼泪汪汪地说，“这不公平。”
阿拉布尔先生停下了脚步。
“弗恩，”他温和地说，“你得学会控制自己。”
“控制自己？”弗恩叫道，“这是生死攸关的事，你还说什么控制自己。”泪珠滚滚滑落她的面颊，她一把抓住斧子，打算把它从爸爸手里抢下来。
“弗恩，”阿拉布尔先生说，“养小猪的事我比你懂。落脚猪麻烦大着呢。现在让开吧！”
“可是这不公平，”弗恩叫道，“小猪生下来小，它自己也没办法，对不对？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很小很小，你也把我给杀了吗？”
阿拉布尔先生微笑了。“当然不会，”他说着，疼爱地低头看着女儿，“不过这是两码事。女孩小是一回事，落脚猪小又是一回事。”
“我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弗恩回答说，仍旧抓住斧头不放，“我听到过那么多不公平的事，这件事是最最不公平的。”
约翰·阿拉布尔先生脸上掠过一种古怪的神情。他自己好像也要哭了。
“好吧好吧，”他说，“你先回去，我回家的时候把这落脚猪带回来，让你用奶瓶喂它奶，像喂小宝宝似的。这下子你就会看到，对付一只小猪有多么麻烦了。”
半小时后，阿拉布尔先生回家来了，胳肢窝里真夹着一个纸箱。这时候弗恩正在楼上换她的帆布鞋。厨房的桌子上，早饭已经摆好，房间里透着咖啡、熏肉的香味，湿灰泥的气味，还有从炉子里飘出来的柴火烟味。
“把它放到她的椅子上去！”阿拉布尔太太说。阿拉布尔先生就把纸箱放在弗恩的位子上，然后走到水池旁边洗了手，用滚筒架上的擦手毛巾擦擦干。
弗恩慢慢地一步一步下楼。她的眼睛哭红了。当她走近她那把椅子的时候，那纸箱摇摇晃晃的，里面发出抓扒的声音。弗恩看看她爸爸。接着她掀起纸箱盖。从里面抬头看着她的，正是刚生下来的那只小猪。是只小白猪。晨光透过它的耳朵，把它们映成了粉红色。
“它是你的了，”阿拉布尔先生说，“你让它免于生下来就死。愿老天爷原谅我做了这傻事。”
弗恩盯着小猪看，眼睛怎么也离不开它。“噢，”她很轻很轻地说，“噢，瞧它！它棒极了。”
她小心地盖上纸箱。她先亲亲爸爸，再亲亲妈妈。然后她又打开箱盖，把小猪抱出来，贴在脸蛋上。这时候她哥哥艾弗里走进房间。艾弗里十岁。他全副武装——一只手握住一支气枪，一只手握住一把木头短刀。
“那是什么玩意儿？”他问道，“弗恩得到什么了？”
“她来了位吃早饭的客人，”阿拉布尔太太说，“你去洗洗手洗洗脸吧，艾弗里！”
“让我看看它，”艾弗里放下枪说，“这么可怜的小东西也能叫做猪？它真是猪呱呱叫的样板——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
“快去洗洗，来吃早饭，艾弗里！”他妈妈说，“还有半个钟头校车就到。”
“我也可以有只猪吗，爸爸？”艾弗里问道。
“不，我只把猪送给早起的人，”阿拉布尔先生说，“弗恩天一亮就起来打抱不平，要扫尽天下不平事。结果呢，她现在得到了一只小猪。没错，它是很小，只有一丁点大，不过到底还是猪。这正好证明，早起的人会有什么好处。好了，我们吃早饭吧！”
可宝贝小猪不先喝上牛奶，弗恩是吃不下去的。阿拉布尔太太找来一个婴儿奶瓶和一个橡皮奶嘴。她把热牛奶灌进奶瓶，套上奶嘴，递给弗恩说：“给它吃它的早饭吧！”
紧接着，弗恩坐在厨房角落的地板上，把她的小宝宝放在膝间，教小猪吸奶瓶。小猪虽然小，胃口却很好，很快就学会了。
校车在大路上按喇叭了。
“快跑！”阿拉布尔太太抱起弗恩怀里的小猪，在她手里塞了个炸面圈，吩咐说。艾弗里抓起他的枪，又拿了一个炸面圈。
两个孩子奔到外面大路上，上了车。弗恩不理车上的其他同学。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车窗外，一个劲儿地想，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世界啊，她一个人拥有一只小猪，又是多么福气啊。等校车来到学校时，弗恩已经给她的宝贝猪取好了名字，一个她想得出来的最漂亮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威尔伯，”她悄悄地对自己说了一声。
她正在想着她的小猪，这时老师问道：“弗恩，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是哪里？”
“威尔伯[1]，”弗恩像做梦似的说。同学们格格笑起来。弗恩脸都红了。
注释
[1]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应该是哈里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