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

鄙人才质庸碌，而性好深思。自幼承家学渊源，医学与读书并重。是以自成童时即留心医学，弱冠后即为人诊病疏方。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后又十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浑含，有赖后人阐发耳。今不揣固陋，远采古籍所载，近参时贤之说，胪列数则于下以证明之。

西人谓人身有血脉管、微丝血管、回血管。血脉自左上心房转落左下心房，入于血脉管。由血脉管入微丝血管，以散布于周身，内而脏腑，外而肌肉。迨脏腑肌肉濡润之余，又转入回血管。由回血管收回右上心房，转落右下心房，更由右下心房以上注于肺。此时因血中混有碳气其色紫黑。迨注肺之后，隔肺膜呼出碳气，吸进氧气，其色乃赤，复还左上心房，如此循环不已。此说可谓奇辟生新矣。然此理固寓于扁鹊《难经》中也。其第一节云：“十二经中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谓也？然（答词）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动脉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昼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漏水下百刻。荣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二十五度，故五十度复会于手太阴寸口者，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取法于寸口也。”按：人之脏腑皆有血脉管与回血管。其回血管之血，由心至肺将碳气呼出，是诸脏腑之回血管至此而终也。迨吸进氧气，其血乃赤，归于心而散布于诸脏腑，是诸脏腑之血脉管自此而始也。故曰五脏六腑所终始也，为肺能终始诸脏腑，是以诸脏腑之病，可于肺之寸口动脉候之，而寸口之动脉遂可分其部位而应诸脏腑矣。

西人谓左右心房各有二，是心之体原四孔也。而《难经》谓心有七孔三毛。夫七孔之数既与心房之数不侔，三毛之说又毫无形迹可征，此非中西之说显然不同乎？不知《难经》此节之文，多被注疏家误解。尝考古训，凡细微难察之物，恒比之于毛。《诗经》所谓“德如毛”，孟子论目之明而极之于能察秋毫之末，皆其明征也。盖人之心房虽只有四，而加心下血脉管及回血管与心相连之处，则为六孔矣。至心上血脉管、回血管与心相连之处，似又加两孔而同在一系之中，故古人仍以为一孔，是共七孔也。此言心之孔虽有七，所易见者只有四孔，其余三孔则如毛之微细而不易视察，所谓如毛之微细而不易视察者，实指血脉管与回血管连心之处而言也。

中说谓人之神明在心，故安神之药注重于心。西说谓人之神明在脑，故安神之药注重于脑，及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内经》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为其中有神明，故能精明；为神明藏于其中，故名曰府。此西法神明在脑之说也。《内经》灵兰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谓出者，言人之神明由此而发露也。此中法神明在心之说也。盖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发于心也。如必执定西说，谓心脏惟司血脉之循环，于人之神明毫无关涉者，可仍即西人之说以证明之。

西人生理学家勿阿尼氏研究灵魂之结果，谓灵魂者栖于人类各细胞中，其色浓紫，质不透明，比肉体重约千分之一，具运动之器关，能上达于地二百里以上之处，不待食物而生存，且具良心修养其正义亲切同情等之高等道德云云。其所谓各细胞中，其色浓紫、质不透明者，明明非灰白色之脑质髓与神经细胞可知矣；明明指循环系中之有色血液细胞更可知矣。又丁仲佑氏之译述西说也，谓细胞之功用能将血液内之营养料及空气分给全身；细胞又能服从性灵，而性灵亦能处处保护之。其所谓性灵，非即人之神明乎？心即为血液循环器之主，即可为细胞之主；而在保护细胞之性灵，自当以为心中枢。即西人之说而深为研究，与《内经》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者，何以异乎（此节采时贤蒋壁山氏说）。

中说谓肝左脾右，西说谓肝右脾左，此又中西显然不同处也。不知肝右脾左之说早见于淮南子，扁鹊《难经》亦谓肝在右。（《难经》曰：“肝之为脏，其治在左，其脏在右胁右肾之前，并胃，著脊之第九椎。”《金鉴》刺灸心法篇引《难经》有此二十五字，今本删去）。夫肝在右，脾自当在左矣。而医学家仍据肝左脾右以治病者，诚以肝虽居右，而其气化实先行于左，故肝之脉诊于左关。脾虽居左，而其气化实先行于右，故脾之脉诊于右关。按此诊脉治病则效，不按此诊脉治病则不效。若不信肝之气化先行于左，脾之气化先行于右之说者，更可以西人生理学家之言征之。

按：西人生理学家言，脾固居胃之左方下侧，然其与胃通也，乃从脂膜相连处右行，输送胃液腺于胃腑；其与膵通也，乃从脾尾端右行，输送制造血液之原料于膵脏；其与肝通也，乃从脾静脉右行，开口于肝门静脉，输送红色血球中之红色铁质于肝脏，为造成胆汁之料；其上与肺通也，乃右行假道于胃膜以入于十二指肠；其与周身通也，乃从脾动脉右行，开口于大动脉干，输送白血球于毛细管以达于身体内外诸部，无所不到。是脾之本体虽居于左，而其功用无不在于右，是则谓脾居于右，谁曰不宜。如肝固居于腹腔之右侧上部，而其吸收脾与胃中之血液以营提净毒质之作用者，乃由肝门静脉之大血管向左下方吸收而来也；且其既已提净之血液，乃由肝静脉之血管从肝脏之后缘而出，开口于大静脉，向左上方入大静脉干以达右心室，是肝脏血液循环之机能皆在于左，是则谓肝居于左谁曰不宜（此节采时贤蒋壁山氏说）。《内经》谓：“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所谓作强伎巧者，指其能生育而言也。西人则谓肾脏专司漉水，与生殖器毫无关涉。此又中西医学显然不同处也。然谓内肾与外肾不相关涉者，乃西人从前未定之论，非其近时实验之言也。夫中医之论肾，原取广义，非但指左右两枚也。今西人于生理学研究功深，能悟副肾髓质之分泌素（即自命门分泌而出与督脉相通者），有迫血上行之作用，名之曰副肾碱，是悟肾中真火之用也。又悟副肾皮质之分泌素（即自胞室中分泌而与任脉相通者），有引血下行之作用，名之曰确灵，是悟肾中真水之用也。既悟得肾中真火真水之作用，即当知肾之所以作强，所以伎巧，无非赖此水火之气以酝酿之、激发之、斡旋之，有如火车诸机轮之转动，莫不以水火之气为原动力也。

西人谓中医不知有水道，不知西医之所谓水道，即中医之所谓三焦。其根蒂连于脊骨自下上数七节之处（其处即命门），在下焦为包肾络肠之脂膜，在中焦为包脾连胃之脂膜，在上焦为心下之脂膜，统名为三焦，能引水液下注于膀胱。《内经》所谓“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者是也。夫《内经》即显然谓三焦为水道，何谓不知水道也。盖其名虽异，核其实则同也。

西人谓中医不知有膵，不知古人不名膵而名为散膏。《难经》谓：“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为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散膏即膵也，为膵之质为胰子，形如膏，而时时散其膏之液于十二指肠之中，以消胃输于肠未化之余食，故曰散膏，为脾之副脏。至脾之正脏，《内经》谓其“为营之所居”，即西人脾能制白血球之说也。由斯知，凡古书言脾统血者，指脾之正脏而言也。凡言脾化食者，指脾之副脏散膏而言也。凡言脾色黄，脾味甘者，亦指散膏而言也。散膏与脾为一脏，即膵与脾为一脏也。且以西说考之，膵尾衔接于脾门，其全体之动脉又自脾脉分支而来，即按西说脾与膵亦可合为一脏也（此节采时贤高思潜氏说）。

又西人有精虫之说，似属创论。然其说不自西人始也。《小乘治禅病秘要经》曰“筋色虫，此虫形体似筋，连持子藏，能动诸脉，吸精出入，男虫青白，女虫红赤”。又《小乘正法念处经》曰“十种虫行于髓中，有形于经中”云云。此是精虫之说始于印度，久入中国。章氏丛书杂录引而注解之，谓即胚珠，其说亦可为中说矣（此节采时贤杨如侯氏《灵素生理新论》）。且人为倮虫（人为倮虫之长）古书所载，以人资生之始为精虫，不亦理明词达乎。是西人精虫之说原非创论，无庸惊其新奇也。

试再以病论之，如内伤黄疸证（黄疸有内伤、外感之区别），中法谓系脾有湿热。西法谓系胆石杜塞胆汁入小肠之路；或胆管肿胀窒塞胆汁入小肠之路；又有谓小肠有钩虫者。而投以《金匮》硝石矾石散，莫不立愈。盖矾石能治脾中湿热，硝石能消胆中结石，二药并用又能除虫及胆管肿胀，是以无论脾有湿热，胆有结石，肠有钩虫或胆管因热肿胀，投以此方皆愈。仲景当制此方时原对于此四种病因立方，非仅对于脾中湿热立方也。且矾石为皂矾（《尔雅》名矾石为羽涅，又名为涅石，故知为皂矾），为其系铁与硫氧化合而成，且又色青，故能入肝胆以敛胆汁之妄行，兼有以金制木之义。若但为治脾家湿热，何为不用白矾？后世不明古人制方之义，而但以治脾中湿热释之，是知其一而遗其三也。至明季喻嘉言出，深悟仲景之治黄疸，不但治脾，实兼治胆，遂于治钱小鲁之案中显然揭出，谓其嗜酒成病，胆之热汁满而溢于外，以渐渗于经络，则身目俱黄云云。其原案载所著《寓意草》中，彼时犹未见西人之说，而实与西人论黄疸之病因责重于胆者相符合也。

又如中风证，其人忽然眩仆，更或昏不知人，其剧者即不能苏复，其轻者虽能苏复，恒至瘫痪偏枯。西人谓此非中风，乃脑充血也。此又中西显然不同处也。不知此证名为中风乃后世医者附会之说，非古圣相传之心法也。《内经》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夫所谓厥者，即昏厥眩仆之谓也。大厥之证，既由于气血相并上走，其上走之极，必至脑充血可知，此非中西之理相同乎？至谓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者，盖气反则血随气下行，所以可生；若其气上走不反，血必愈随之上行，其脑中血管可至破裂，出血不止，犹可望其生乎。细绎《内经》之文，原与西人脑充血之议论句句符合，此不可谓不同也。又《史记》扁鹊传所载虢太子尸厥，亦脑充血证。至扁鹊治之，亦知为脑充血证。观其未见太子知其必耳鸣鼻张，盖知其脑部充血之极，其排挤之力可使耳中作鸣，鼻形翕张也。及其见太子也，则谓“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此盖言人身之阴阳原相维系，偶因阴纽破坏，不能维系其阴中之真阳，其阴中之真阳脱而上奔，更挟气血以上冲脑部，其充塞之极几至脑中之络破裂断绝，故曰上有绝阳之络也。此虽未明言脑充血，实不啻明言脑充血也。特是《内经》论大厥，但言病因，未言治法。扁鹊治虢太子尸厥，其本传所载者，系先用针砭救醒，后服汤药，其所服者亦未详何方。至西人对于此证虽有治法，亦难期必效。愚曾拟有建瓴汤方（载第三卷脑充血治法篇中），重用赭石、牛膝以引血下行，而辅以清火、镇肝、降胃、敛冲之品，用之救人多矣。其脑中血管破裂不至甚剧者，皆可挽回也。

试更以药论之，如石膏善退外感实热，为药中最紧要之品，而丁仲佑氏译西人之说竟谓石膏不堪列于药品，此又中西之说显然不同处也。然谓石膏不堪列入药品者，乃西人之旧说，至西人新出之说，实与其旧说迥异，而转与中说相同，何则？硫氧氢钙石膏之原质也。西人工作之时恒以硫氧钙为工作之料，迨工作之余，所剩之硫氧钙即结成若干石膏，较天生之硫氧氢钙石膏犹缺一原质未备，此等石膏原与煅石膏无异（石膏经煅则硫氧氢多飞去，其钙经煅又甚黏涩，可代卤水点豆腐，断不可服），西人所谓石膏不堪入药者，指此等石膏而言也。迨其后用天生石膏，知其凉而能散，大有功效，遂将石膏列于石灰基中（石灰即钙），并将素所不信之中药两味亦列其中。是故碳氧石灰牡蛎也；磷氧石灰鹿茸角也；硫氧氢石灰石膏也，西人皆精验其原质，而列为石灰基中要药。西人可为善补过矣，而笃信西法者，犹确守西人未定之初说，与中说相龃龉，何梦梦也。

又如黄连、龙胆，中说以为退热剧药，用之过量能损胃减食，至西人则皆以为健胃药，似又中西不同处也。然究其所以不同者，因西人以肉食为本，胃多积热，易至生炎（西人以红热肿疼为炎），二药善治其肠胃生炎，故善助其肠胃化食；至吾人以谷食为本，胃气原自冲和，若过服凉药致肠胃中热力不足，即难熟腐水谷，此中西论黄连、龙胆之所以不同也。然阅诸家本草，黄连能厚肠胃，其能助肠胃化食之理即在其中；龙胆能益肝胆，其能增补胆汁以为化食之资藉，又显然也。由斯知，中西之论药性，凡其不同之处，深究之又皆可以相通也。夫医学以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之界限存于胸中。在中医不妨取西医之所长（如实验器械化学等），以补中医之所短；在西医尤当精研气化（如脏腑各有性情及手足六经分治主六气等），视中医深奥之理原为形上之道，而非空谈无实际也。

续申中医不可废^①

近闻京中会议，上峰偏重西医之说，欲废中医中药，此特因诸位上峰，非医界中人，不知中医之实际也。即近时观之，都会商埠之处，病家延西医服西药者，不过十中之一，其余各处延西医服西药者，实百中无一二也。夫西医入中国已多年矣，使果远胜中医，何信之者如此寥寥，此明征也。且中医创自农轩，保我民族，即遇有疠疫流行，亦皆有妙方挽救。是以我国民族之生齿，实甲于他国之人。今若将中医中药一旦废却，此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且近时日本人亦深悟明治专尚西医之非，其医学博士如朝比奈泰彦及近藤平三郎等七十余人，创立皇汉医学会，又有贵族议员中村纯九郎、高桥源太郎、陆军大学教授安井小太郎、陆军大将立花小一郎等为之赞助，此载于各处报章，彰彰可考者也，奈何竟欲蹈明治之复辙也。

如谓中医不善防疫，西医能明于毒菌之学，故善防疫，此为中医不及西医之处欤？则时贤刘蔚楚所著《遇安斋证治丛录》，载有香港防疫一案，可为中西医比较之确证也。今试录其原文于下：

《证治丛录》原文：前约二十年（即清朝末季）香港鼠疫流行，沿门阖户，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谓中医不识治疫，请港政府禁绝中医。各中医求东华院绅，联谒港督华民政务司，请选西绅院绅十人为监督，以病疫者分授中西医各半，表列成绩，不尚空谈。一考，中医治效超过之，西医不服。二考，平均以百分计，西医得三十余分，中医竟超过六十分，中医赖此以保存。当时华督一为韦宝珊姻兄，一为余友古君辉山经理其事，而粤人又多有能言之者。即此观之，西医之于治疫，果精焉否乎？

吾中华医学，始于黄帝，当其临朝致治，他务未遑，首先与其臣岐伯、伯高、雷公诸臣问答，以成《内经》一书。其书诚能博济群生以利万世也。后因此书师弟相传，皆以口授，至周末始笔之于书。其数千年累相授受之际，必多有附《内经》并传之语。是以内兼有失于夸张，有类战国策士语气者。然其精到之处，恒数语包括万有，能令熟读深思者，得医学无限法门。是以读《内经》之法，其于可宝贵之处，当竭力研究，于其不可尽信之处，置而不论可也。乃今之信西学者，谓《内经》多言阴阳五行，不可入于科学。然西人科学中非不言阴阳也？如电学家以磁石养针，其针即能收摄电气，然其所收摄之电，必一端是阴电，一端是阳电，欲其针相黏连，必阳端与阴端相对，阴端与阳端相接，始能吸引不脱。按此理以通于医学，此中原有无穷妙用，此医家所以谈阴阳也。乃同一阴阳，在西人谈之，即为科学，在中人谈之，即为荒渺，此果平情之论乎？又西医谓《内经》多谈十二经，按解剖实验，实无形迹可指。然精于针灸者，按十二经以刺疔疮，若疔生于经之起处，刺经之止处可愈；疔生于经之止处，针经之起处可愈；若生于经之中间，并刺其本经起止之处皆可愈。此虽无形迹可凭，实有气化可通也。盖有形迹可凭者，譬之有线电也。无形迹可凭而仍有气化相通者，譬之无线电也。西人窥天地气化之精微以创无线电，可列于科学，古圣能窥人身之气化精微，以定十二经，而目之为荒渺，此又平情之论乎？且针灸详于《内经》，外国此时，不亦有习此为专科者乎？尝阅沪上诸医报中西势若冰炭，甚至互相谩骂，此诚医界之大耻也。究之平情而论，中医尚理想不尚实验，故精于人身之气化，而略于人身之组织；西医尚实验不尚理想，故精于人身之组织，而略于人身之气也。是以区区意见，以为当今之世，欲求医学登峰造极，诚非沟通中西不可也。是以因《益世报》有医学一栏，拟得中西医理异同论一篇，历举《内经》之文，以发明中医之理，多同于西医者，实于西医未尝少有疵瑕。一以有鉴于沪上中西医之争，一以仆之亲朋多有业西医者，如此立说，可告无罪于西医矣。乃不谓有某君者，仇视中医，并仇视《内经》，至谓《内经》谈生理处，无一是处。如某君驳抽论云：“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发于心，这一种说法，可谓极周纳之能事。这明是不肯承认《内经》神明在心之非，又难以否认现代医学神明在脑的事实。于无可如何之中，采取了这个骑墙式的说法。”按某君如此驳辩，是谓《内经》“头者精明之府”句，说得浑含不足征，不知《内经》早知神明在脑之理。是以其驳语中，并未提着《内经》此句，而惟单提“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两句，是又变出字为在字，可为巧于立言矣。究之《内经》“头者精明之府”句，如日丽中天，终不可掩。而后人因读《内经》，悟得神明在脑者，已不乏人，今略举数条以证明之：

古文思字作恖。《说文》解之云“囟、顶骨空处，思字从囟从心”者，言自脑至心，如丝相贯，非心与脑相辅而成思乎？若脑无神明，何以与心相辅而成思也？且人头^①之字（音信），其左旁即古思字，则脑藏神明而能思，自苍颉造字之时，已显露其端倪矣。

又明季文豪嘉鱼金正希曰：人之记性，皆在于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留一形影于脑中。

又李时珍曰：肺气通于鼻，阳明胃脉，环鼻上行于脑，脑为元神之府，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

又自古养生之家（即今之所谓哲学家），皆以脑中之神为元神，心中之神为识神，元神者无思无虑，自然虚灵也；识神者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然其所注重者在脑中元神，不在心中识神，是以有“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之语（见《慧命经》），其以脑中之知觉为神明之正宗，尤可知矣。

又古《六书精蕴》云：元神何宅，心为之宅，元神何门，囟为之门（见《康熙字典》）。

以上所引诸端，亦可谓其不知神明在脑乎？夫我亿万同胞，黄帝之子孙也，《内经》一书，乃黄帝留以保护后世子孙者也。纵其书有大醇小疵，而但于其大醇之处，通变化裁，自能普济群生；其小疵之处，置而不论可也。此尊祖敬宗之义也，亦保存国粹之义也。仆愿某君再三深思之，且至清夜时思之。

人身神明诠

自神明在脑之说倡于西人，近今讲科学者鲜不谓其说至精至奥，为开天辟地之名论，而吾上古圣神犹未尝见及。此诚所谓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者也。讵知神明在脑之说，吾中华医学早先西人数千百年而发明之，且其所发明者较西人尤为精奥，而于神明之体用，又能详细鉴别，各得其实际也。医学之书以《内经》为最古。《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夫精明即神明也。头即脑之外廓，脑即头之中心点也。国家之货财藏于府，兹则名之为府者，确定其为神明所藏也。又《素问》灵兰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细绎经文，盖言神明虽藏于脑，而用时实发露于心，故不曰藏而曰出，出者即由此发露之谓也。于以知脉要精微论所言者神明之体，灵兰秘典所言者神明之用也。斯义也可兼征之于《丹经》。夫《丹经》祖述黄帝，原与《内经》相表里，历代著作虽不一致，而莫不以脑中为元神，心中为识神。元神者无思无虑，自然虚灵也；识神者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此中妙谛，慧心人可静参也。又可征之于字体。夫神明之用在思，思古文作恖，囟者脑也，心者心也，盖言心与脑神明贯通而后可以成思也。此与脑为元神，心为识神之义相符合，即与《内经》神明藏于脑而发于心之义相符合也。且更可征之于实验，神明为人身纯阳之物，阳者性热，脑藏神明故脑不畏寒；心为神明发露之处，过用其心者，神明常常由心发露，故心恒发热，此则人人皆能自觉，为未经发明，是以觉而不察耳。由此可悟养生之道矣，凡人之享大年者，下元必常温暖，气血必常充足，人之神明固可由脑至心，更可以诚意导之而行于全身，是以内炼家有凝神入气穴之语。诚以孟子谓志能帅气，即神能帅气；神明照临之处，即真气凝聚之处。神气充足，丹田温暖，寿命之根自然壮固，神明之功用何其弘哉。

元气诠

人之始生也，缊化醇，胚胎初结，中间一点动气，似有脂膜绕护，乃先天资始之气，即气海（胸中为气海藏后天之气，此气海在脐下，外当气海穴，藏先天之气）中之元气也。此元气得母荫育，渐渐充盛，以生督任二脉；又渐渐充盛，其气冲开督脉，由后上升，复通于任脉，由前下降（内炼者所以务通督任以返先天），以生全身；迨至官骸脏腑皆备，肺能呼吸，遂接后天之根（后天生命之根在呼吸），而脱离母腹矣。特是同一元气也，其在先天之功用，与后天之功用迥殊，何者？元气在先天，来源有自，故输其有余，与督任之脉常通，以融贯全身，为十月养胎之用，其功用在于能施。元气在后天，来源既息，故保其所得，与督任之脉不通而坐镇中宫（以全身论气海当为中宫），握百年寿命之根，其功用在于能敛。夫地之中心有磁气，所以敛吸全球之气化，磁气即地之元气也。人身一小天地，由斯知人之元气，即天地间之磁气类也。其所以能镇摄全身之气化者，诚以全身之血脉皆含有铁锈，磁铁相恋，气化自固，此造化生成之妙也。然其气纯属先天，至精至微，不涉后天迹象；其气不但无形且并无质（空气扇之成风，电气阻以玻璃，是皆有质之验。惟磁气无质，触处透达，元气似磁气，故亦无质）。故一切补助气分之药，皆不能有益于元气。若遇元气之衰惫欲涣散者，宜保护以收涩之品，以助其吸摄之力。是以拙著中所载病案，凡于元气之将脱者，必重用净萸肉四两，或兼用他药以辅之，即危至极点，亦能挽回，胜于但知用参、耆、术者远矣。

或问：参、耆、术皆为补气之品，子独谓其不能补助元气，是服之于元气毫无益乎？答曰：参、耆、术诸药皆补助后天气化之品，故救元气之将脱，但服补气药不足恃（喻嘉言谓：若气上脱者，但知重用人参，转令气高不返），惟以收敛之药为主，若萸肉、龙骨、牡蛎之类，而以补气之药辅之。其上脱者，宜辅以人参、赭石（人参得赭石能引气下行）；若阴虚不能系阳，更宜加熟地黄、生山药以滋阴。其下脱者，宜辅以人参、黄耆；若下焦泄泻不止，更宜加白术以止泻。此乃临时救急之法。至于欲补助元气于平时，当于静坐之时，还虚凝神，常于精明之府（《内经》谓头者精明之府），保此无念之正觉，如天道下济，光明仍然，无心成化，久之元气自有充盛之候，此乃内炼家初步工夫。此时静坐之风盛行，不妨藉之以辅药饵之不逮也。

或问：人未生为先天，已生为后天，据子之说，将母孩提之元气与成人之元气，其大小之量无以异乎？答曰：非也。所谓以未生为先天，已生为后天者，此大略言之也。若细分之，犹有先天之先天，先天之后天，后天之后天，后天之先天。所谓先天之先天者，未生以前是也。所谓先天之后天者，自初生以至成立是也。盖未生之前得母荫育，其元气固有日长之机；自初生以至成立，其全身日日充长，其元气亦即随之日日充长，其充长之时间虽在后天，而其自然充长之机能仍得之先天，故可以先天统之而为先天之后天。

所谓后天之后天者，人自成立以后，全身充长之机能既停，而白昼之动作云为，复劳心劳力以耗其元气，此诚后天之后天矣。所谓后天之先天者，其将睡未睡及将醒未醒、若有知若无知之时是也。盖斯时也，万虑皆空，神气归根，心肾相依，直与道家凝神入气穴景况无异，故于昼间元气之消耗者亦能些些补助，为此时有自后天返先天之机，故可名之为后天之先天也。不但此也，人之呼吸循环，自然之天机也；为其为自然之天机，故亦有先天存乎其中，而能于元气稍有补益。藉曰不然，可征之儒者之读书与教员之宣讲。夫儒者当幼学之时，镇日读书不辍，及长而谋举业，又必选诗文数百篇，日夜高声朗诵，未闻有伤气者；至为教员，其每日登堂宣讲之时间，远少于读书之时间也，其宣讲之声远小于读书之声也，乃至因宣讲而伤气者，竟往往有之，此固极精细之问题也。盖读书必有声调，当其呼气外出之时，必心力下降以镇其气，而后其声悠长，又必须丹田上升以助其气，而后其声高远，此际之一升一降而心肾交矣。内炼家会合婴儿姹女之功，即交心肾之功，亦即补助元气之功也，是读书者之于元气，旋伤而旋能补之，此所以不伤气也。至宣讲则但用胸中之气，其心气不降，肾气不升，有伤损而无补助，此所以多伤气也。由此推之寻常呼吸，凡当呼气外出之时，其心肾亦必微有升降（每呼气外出之时，心必下降，肾必上升，是以内炼家有呼气为补之说，细心体会皆能自觉），虽升降之力甚微，心肾亦必相交而有益于元气。盖元气虽坐镇中宫统摄气化，而其统摄之力时时必需，即时时暗耗；端赖自然之呼吸，心降肾升，以息息补助；此造化之妙，纯为天机之自然，故亦可谓后天之先天。道书谓“呼吸分明了却仙”，诚为见道之言也。果参透呼吸升降之奥旨，顺呼吸之自然，而少加以人力主持，俾心降肾升之力息息互相凝结，有不延年益寿者乎。拙著《衷中参西录》第二卷敦复汤后，载有论吸升呼降之理，以辅药饵所不逮，用之治人多矣。其理原可与此互相发明，无非本呼吸之自然以推衍之也。

尝观抱朴子有炼气之法，先自鼻间吸气满腹，停片时，又自鼻间吸气少许，遂即自鼻间徐徐呼出所吸之气。气出时愈慢愈好，若以纸条粘鼻尖下，当鼻孔出气之时，其纸不动方佳。愚向不知此法之用意，今乃知此即交心肾之功，亦即呼气为补之功。欲明此理者，可按此法行之，以默参心肾升降之机，自知愚言为不谬也。

或问：当今为科学时代，即谈医理，必须有切实征验，子谓元气有类磁气，或仍属想象之词乎？答曰：若以愚言为想象之词，试观《本草纲目》所载人魄之注解自明。盖人魄即人元气入地之所结，观其所结之质，黑而且坚如石炭（《纲目》谓如麸炭，《洗冤录》谓如石炭，麸炭即石炭之薄片），即其质有类磁石是其明征。磁石即磁气与地气化合而凝结者也；且人魄之为物，虽隔楼板数层必结于地下，又非磁气不能透达也。

大气诠

前所论元气，先天之气也。乃有其气本于先天，而实成于后天，其于全身至切之关系，有与元气同其紧要者，胸中大气是也。夫元气藏于脐下，为先天生命之根柢，道家所谓祖气也。大气积于胸中，为后天全身之祯干，《内经》所谓宗气也。祖为一身之远命脉，宗为一身之近命脉，命脉虽有远近，其关于人身之紧要同也。而汉唐以下诸书，但知注重元气，不知注重大气。即偶言及，亦略而不详，于大气在人身之真作用，及大气下陷病之至危险，未尝竭力阐发。是盖未深研究《内经》之文，不知大气关于人身之紧要也。

今试取《内经》之文绎之。《灵枢》五味篇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之抟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则出，吸则入，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愚按：肺悬胸中，下无透窍，胸中大气包举肺外，上原不通于喉，亦并不通于咽，而曰出于肺，循喉咽，呼则出，吸则入者，盖谓大气能鼓动肺脏使之呼吸，而肺中之气遂因之出入也。所谓天地之精气，常出三入一者，盖谓吸入之气虽与胸中不相通，实能隔肺膜透过四分之一以养胸中大气，其余三分仍然吐出，即换出脏腑中浑浊之气（即西人所谓吸进氧气，呼出碳气之理），此气化之妙用也。至谓半日不食则气衰，一日不食则气少者，申明胸中大气虽可藉天地之精气以养之，然出三入一所得者甚少，故又兼资谷气以补助之也。然此篇专为五味养人而发，故第言饮食能养胸中大气，而实未发明大气之根源。愚尝思之，人未生时，皆由脐呼吸，其呼吸之原动力在元气，应无需乎大气，其胸中亦未有大气也。迨胎气日盛，脐下元气渐充，上达胸中而生大气，大气渐满，能鼓舞肺脏使之呼吸，即脱离母腹由肺呼吸而通天地之气矣。

至大气即宗气者，亦尝考《内经》而得之。《素问》平人气象论曰：“胃之大络名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按虚里之络，即胃输水谷之气于胸中以养大气之道路，而其贯鬲络肺之余，又出于左乳下为动脉，是此动脉当为大气之余波，而曰宗气者，由是知宗气即是大气，为其为后天生命之宗主，故又尊之曰宗气。其络所以名虚里者，因其贯鬲络肺，游行于胸中空虚之处也。

又《灵枢》邪客篇曰：“五谷入于胃，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观此节经文，谓宗气亦积胸中，则宗气即为大气不待诠解。且与五味篇同为伯高之言，非言出两人，或有异同。且细审以贯心脉而行呼吸之语，是大气不但为后天诸气之纲领，并为全身血脉之纲领矣。

统观以上三节经文，可知大气关于人者之紧要矣。至发明其紧要之至，读之令人怵目惊心者，尤不在此数节也。《灵枢》五色篇，雷公问曰：“人无病卒死，何以知之？”黄帝曰：“大气入于脏腑者，不病而卒死。”夫人之膈上，心肺皆脏，无所谓腑也。经既统言脏腑，指膈下脏腑可知。以膈上之大气，入于膈下脏腑，则膈上无大气以鼓动肺脏之辟，其呼吸必然顿停，是以无病而猝死也。此乃胸中大气下陷之证也。夫大气下陷之证如此之重，其气果全数下陷者，诚难挽回。若其下陷或仅一半，其剧者或至强半，皆可挽回其下陷之气以复其本位。而伊古以来，竟无挽回大气下陷之方。诚以读《内经》者，于此节经文皆忽不加察。至王氏注《内经》，又但注《素问》而不注《灵枢》。及后世之注《内经》者，又妄谓此节所谓大气乃外感大邪之气。夫其人果外感邪气与无病之文不符，即所感之外邪甚重，亦必瞑眩数刻，又与猝死之文不符。从古至今无切实阐发此节经文者，盖因未明大气下陷之证，是以无治大气下陷之方也。

愚深悯大气下陷之证医多误治，因制升陷汤一方，载于方剂篇第四卷。方系生箭耆六钱，知母三钱，桔梗、柴胡各一钱五分，升麻一钱。气分虚极下陷者，酌加人参数钱；或再加净萸肉数钱，以敛收气分之耗散，使已升者不至复陷更佳；若大气下陷过甚，至少腹下坠，或更作疼者，宜将升麻倍用二钱。

方中之义，以黄耆为主者，因黄耆既善补气，又善升气，且其质轻松中含氧气，与胸中大气有同气相求之妙用。惟其性稍热，故以知母之凉润济之。柴胡为少阳之药，能引大气之陷者自左上升。升麻为阳明之药，能引大气之陷者，自右上升。桔梗为药中舟楫，能载诸药之力上达胸中，故用之为向导也。至气分虚极者酌加人参，所以培气之本也。或更加萸肉，所以防气之涣也。至若少腹下坠，或更作疼，其人之大气直陷至九渊，必需升麻之大力者以升提之，故又将升麻加倍也。方中之用意如此，至随证活泼加减，尤在临证者之善变通也。升陷汤后，又有回阳升陷汤、理郁升陷汤二方，皆由升陷汤加减而成。此三升陷汤后，附载治愈之案二十余则，其病之现状，有呼吸短气者，有心中怔忡者，有淋漓大汗者，有神昏健忘者，有声颤身动者，有寒热往来者，有胸中满闷者（此因呼吸不利而自觉满闷，若作满闷治之立危），有努力呼吸似喘者（此种现状尤多，乃肺之呼吸将停，其人努力呼吸以自救，若作喘证治之立危），有咽干作渴者，有常常呵欠者，有肢体痿废者，有食后易饥者，有二便不禁者，有癃闭身肿者，有张口呼气外出而气不上达、肛门突出者，在女子有下血不止者，更有经水逆行者（证因气逆者多，若因气陷致经水逆行者曾见有两人，皆投以升陷汤治愈），种种病状实难悉数。其案亦不胜录。今惟即在奉治愈大气下陷之案，略登数则于下，以备考征。

西丰县张继昌，年十八九，患病数年不愈，来院诊治。其证夜不能寐，饮食减少，四肢无力，常觉短气。其脉关前微弱不起。知系胸中大气下陷，故现种种诸证。投以升陷汤，为其不寐，加熟枣仁、龙眼肉各四钱，数剂全愈。

开原史姓女子，在奉天女子师范读书。陡然腹中作疼，呻吟不止。其脉沉而微弱。疑系气血凝滞，少投以理气之品，其疼益剧，且觉下坠，呼吸短气。恍悟其腹中疼痛原系大气下陷，误理其气则下陷益甚，故疼加剧也。急投以升陷汤，一剂即愈。

奉天大东关于氏女，出嫁而孀，依居娘门。其人善英文英语，英商在奉者，延以教其眷属。因病还家中，夜忽不能言，并不能息。其同院住者王子冈系愚门生，急来院扣门求为援救。因素为诊脉调药，知其大气虚损，此次之证，确知其为大气下陷，遂为疏方用生箭耆一两，当归四钱，升麻二钱，煎服，须臾即能言语。翌晨舁至院中，诊其脉沉迟微弱，其呼吸仍觉短气。遂将原方减升麻一钱，又加生山药、知母各三钱，柴胡、桔梗各一钱，连服数剂全愈。按：此证脉迟而仍用知母者，因大气下陷之脉大抵皆迟，非因寒凉而迟也，用知母以济黄耆之热，则药性和平，始能久服无弊。

奉天小北关袁姓少妇，小便处常若火炙，有时觉腹中之气下坠，则炙热益甚。诊其脉关前微弱，关后重按又似有力。其呼吸恒觉短气，心中时或发热。知其素有外感伏邪，久而化热；又因胸中大气下陷，伏邪亦随之下陷也。治以升陷汤加生石膏八钱，后渐加至二两，服药旬日全愈。

或疑大气下陷者，气不上达也，喘者，气不下降也，何以历述大气下陷之病状，竟有努力呼吸有似乎喘者？答曰：此理不易骤解，仍宜以治愈之案征之。一少年因力田劳苦过度，致胸中大气下陷，四肢懒动，饮食减少，自言胸中满闷，其实非满闷乃短气也，粗人不善述病情，往往如此。医者不能自审病因，投以开胸理气之剂，服之增重。又改用半补半破之剂，服两剂后，病又增重。又延他医，投以桔梗、当归、木香各数钱，病大见愈，盖全赖桔梗升提气分之力也。医者不知病愈之由，再服时竟将桔梗易为苏梗，升降易性，病骤反复。自此不敢服药。迟延二十余日，病势垂危，喘不能卧，昼夜倚壁而坐，假寐片时，气息即停，心下突然胀起，急呼醒之，连连喘息数口，气息始稍续，倦极偶卧片时，觉腹中重千斤，不能转侧，且不敢仰卧，其脉乍有乍无，寸关尺或一部独见，或两部同见，又皆一再动而止，此病之危已至极点。因确知其为大气下陷，遂放胆投以生箭耆一两，柴胡、升麻、净萸肉各二钱。煎服片时，腹中大响一阵，有似昏愦，苏息片时，恍然醒悟。自此呼吸复常，可以安卧，转侧轻松，其六脉皆见，仍有雀啄之象。自言百病皆除，惟觉胸中烦热，遂将方中升麻、柴胡皆改用钱半，又加知母、玄参各六钱，服后脉遂复常。惟左关三五不调，知其气分之根柢犹未实也，遂用野台参一两，玄参、天冬、带心麦冬各三钱，两剂全愈。

盖人之胸中大气，实司肺脏之呼吸。此证因大气下陷过甚，呼吸之机关将停，遂勉强鼓舞肺气，努力呼吸以自救，其迫促之形有似乎喘，而实与气逆之喘有天渊之分。观此证假寐片时，肺脏不能努力呼吸，气息即无，其病情可想也。设以治气逆作喘者治此证之喘，以治此证之喘者治气逆作喘，皆凶危立见。然欲辨此二证，原有确实征验，凡喘证，无论内伤外感，其剧者必然肩息（《内经》谓喘而肩上抬者为肩息）；大气下陷者，虽至呼吸有声，必不肩息。盖肩息者，因喘者之吸气难；不肩息者，因大气下陷者之呼气难也。欲辨此证，可作呼气难与吸气难之状，以默自体验，临证自无差谬。又喘者之脉多数，或有浮滑之象，或尺弱寸强；大气下陷之脉，皆与此成反比例，尤其明征。

升陷汤一方，不但愚用之有效也，凡医界同人用此方以治大气下陷者，莫不随手奏效。安东医士李亦泉，连用此方治愈大气下陷者数证，曾寄函相告。即非医界中人用此方以治大气下陷者，亦能奏效。湖南教员席文介，因宣讲伤气，甚至话到舌边不能说出，看书两行即头昏目眩，自阅《衷中参西录》，服升陷汤十余剂而愈，曾登于杭州《三三医报》致谢。凡我医界同人，尚其于大气下陷证加之意乎。

西人谓延髓能司肺脏之呼吸。细考所谓延髓者，在人之脑后连项，实督脉将入脑之处。因此处督脉稍粗大，其中所容髓质饱满，长约三寸，故名为延髓。脑神经实多由此分支。其所谓延髓能司肺脏之呼吸者，即其脑髓神经能司全身运动之说也。然《内经》谓“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眩。”所谓上气者，即胸中大气上行，贯注于脑者也。由斯知延髓之功用，原在大气斡旋之中。设若胸中无大气，则延髓司呼吸之功能亦必立止。即使果如西人之说，肺脏呼吸延髓司之，而胸中大气实又为其司呼吸之原动力也。

论人身君火相火有先后天之分

道家以丹田之火为君火，命门之火为相火；医家以心中之火为君火，亦以命门之火为相火，二说各执一是，其将何以适从乎？不知君相二火，原有先天后天之分。所谓先天者，未生以前也。所谓后天者，既生以后也。因先天以脐呼吸，全身之生机皆在于下，故先天之君相二火在下。后天由肺呼吸，全身之功用多在于上，故后天之君相二火在上。盖当未生之前，阳施阴受，胚胎之结先成一点水珠（是以天一生水）；继则其中渐有动气，此乃脐下气海（后天之气海在膈上，先天之气海在脐下），而丹田之元阳即发生于其中（元阳是火，是以地二生火）；迨至元阳充足，先由此生督任二脉，命门者即督脉入脊之门也，是以其中所生之火与丹田之元阳一气贯通，而为之辅佐，此道家以丹田之元阳为君火，以命门所生之火为相火论先天也。至于后天以心火为君火，自当以胆中寄生之火为相火。是以《内经》论六气，止有少阳相火，而未尝言命门相火。少阳虽有手足之别，而实以足少阳胆经为主。胆与心虽一在膈上，一在膈下，而上下一系相连，其气化即可相助为理。此《内经》以心中之火为君火，以胆中寄生之火为相火之理论后天也。夫水火之功用，最要在熟腐水谷，消化饮食。方书但谓命门之火能化食，而不知脐下气海，居于大小肠环绕之中，其热力实与大小肠息息相通，故丹田之元阳尤能化食。然此元阳之火与命门之火所化者，肠中之食也。至胃中之食，则又赖上焦之心火，中焦之胆火化之。盖心为太阳之火，如日丽中天，照临下土，而胃中之水谷遂可藉其热力以熟腐。至于胆居中焦，上则近胃，下则近肠，其汁甚苦纯为火味，其气入胃既能助其宣通下行（胃气以息息下行为顺，木能疏土，故善宣通之），其汁入肠更能助其化生精液（即西人所谓乳糜）。是以愚治胃中热力不足，其饮食消化不良，多生寒痰者，则用药补助其上焦之阳。方用《金匮》苓桂术甘汤，加干姜、厚朴，甚者加黄耆。台湾医士严坤荣代友函问二十六年寒痰结胸，喘嗽甚剧，为寄此方治愈，曾登杭州《三三医报》第一期致谢。盖桂枝、干姜并用，善补少阴君火；而桂枝、黄耆并用，又善补少阳相火（即胆中寄生之相火）也。其肠中热力不足，传送失职，致生泄泻者，则用药补助其下焦之阳。方用《金匮》肾气丸，加补骨脂、小茴香。盖方中桂、附之热力原直趋下焦，而小茴香善温奇经脉络，奇经原与气海相绕护也；补骨脂之热力原能补下焦真阳，而又能补益骨中之脂，俾骨髓充足，督脉强盛，命门之火自旺也。

脑气筋辨（脑气筋亦名脑髓神经）

西人谓人之知觉运动，其枢机皆关于脑气筋，此尤拘于迹象之谈，而非探本穷源之论也。夫脑气筋者，脑髓之所滋生也。《内经》名脑为髓海，所谓海者乃聚髓之处，非生髓之处。究其本源，实由于肾中真阳、真阴之气酝酿化合以成，至精至贵之液体缘督脉上升而贯注于脑者也。盖肾属水，水于五德为智，故善知觉；肾主骨，骨为全身桢干，故善运动，此乃脑气筋先天之本源也。至于后天之运用，则又全赖胸中大气（即宗气）。《内经》谓：“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眩。”夫上气，乃胸中大气由任脉而上注于脑之气也。设或大气有时辍其贯注，必即觉脑空、耳鸣、头倾、目眩。此时脑气筋固无恙也，而不能效其灵者何也？盖胸中大气，原能保合脑中之神明，斡旋全身之气化，是以胸中大气充足上升，而后脑气筋始能有所凭藉。此非愚之出于想象而凭空拟议也，曾有实验二则，详录于下以备考征。

友人赵厚庵，邑诸生，其丁外艰时，哀毁过甚，忽觉呼吸之气，自胸中近喉之处，如绳中断。其断之上半，觉出自口鼻，仍悬于囟门之上。其下半，则觉渐缩而下，缩至心口，胸中转觉廓然，过心以下，即昏然罔觉矣。时已仆于地，气息全无，旁人代为扶持，俾盘膝坐，片时觉缩至下焦之气，又徐徐上升；升至心口，恍然觉悟；再升至胸，觉囟门所悬之气，仍由口鼻入喉，与上升之气相续；其断与续皆自觉有声，仿佛小爆竹，自此遂呼吸复常。后向愚述其事，且问其所以然之故。因晓之曰：“此乃胸中大气下陷，而复自还也。夫大气者，积于胸中，资始于先天元气，而成于后天水谷之气，以代先天元气用事，能保合神明，斡旋全身，肺脏辟呼吸之中枢尤其所司。子因哀毁过甚，饮食不进，大气失其所养而下陷，呼吸之中枢顿停，所以呼吸之气中断，于是神明失其保合而昏，肢体失其斡旋而仆矣。所幸先天元气未亏，即大气之根柢尤在，所以下陷之后仍能徐徐上升自还原处。升至于心而恍然醒悟者，心中之神明得大气之保合也。升至胸中觉与外气相续者，肺脏之呼吸得大气能自如也。”时愚行箧中带有《衷中参西录》未梓稿，因出示之，俾观升陷汤后诠解及所载医案。厚庵恍然悟会曰：“十余年疑团存于胸中，一朝被君为消去矣。”

又沧州中学校学生董炳文，吴桥人，气分素虚。教员教以深呼吸之法，谓能补助气分。其法将身躯后挺，努力将胸中之气下压，以求胸中宽阔，呼吸舒长。一日因用力逼压其气过甚，忽然仆地，毫无知觉，移时似觉呼吸不舒，尤不自知其仆也，又须臾呼吸方顺，乃自知身仆地上。此因胸中大气下陷，而呼吸、知觉、运动一时并已，则大气之关于脑气筋者，为何如哉。由斯观之，脑气筋先天之本源在于肾，脑气筋后天之赖以保合斡旋者在胸中大气，其理固昭然也。西人于脑气筋虚者，但知用药补脑，而卒无一效，此诚昧乎《内经》脑为髓海及上气不足则脑为不满之理，西人生理之学虽精，较之《内经》，不又迥不如哉。吾人临证遇有脑气筋虚而欲培养补助之者，尚能究其本源与其功用之所以然乎。

三焦考

三焦为手少阳之府。既名为府，则实有其物可知。乃自汉唐以还，若《伤寒》、《金匮》、《千金》、《外台》诸书，皆未明言三焦之形状，遂使后世数千年暗中摸索，莫衷一是。至唐容川独有会心，谓三焦即网油，其根蒂连于命门，诚为确当之论。而医家仍有疑议者，因唐氏虽能确指出三焦，而未尝博采旁引，征明油网确系三焦也。愚不揣固陋，为特引数则以证明之。

《内经》论勇篇谓：“勇士者，三焦理横；怯士者，三焦理纵。”夫三焦之理，既明明可辨其横纵，则其理之大且显可知。而一身之内，理之大且显者，莫网油若也。此三焦即网油之明征也。又《内经》胀论篇谓：“三焦胀者，气满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夫所谓皮肤中者，腠理之膜也。人身之膜，原内外纵横，互相通贯。网油为膜之最大者，故网油有胀病，可外达于腠理。此亦三焦即网油之明征也。

又《内经》本藏篇谓：“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毛者，三焦膀胱结。”夫三焦既可辨其厚、薄、缓、急、直、结，则实有其物可知。且其厚、薄、缓、急、直、结皆与膀胱并论，则三焦亦如膀胱之以膜为质，且与膀胱相连可知。而以膜为质与膀胱相连者，即网油也。此又三焦即网油之明征也。

又《内经》以三焦为手少阳之府，与心包为手厥阴之脏者相配偶。凡相偶之脏腑，其经络必然相连，而心胞亦系脂膜，与网油原相连络，此亦三焦即网油之明征也。

又扁鹊谓，肾间动气为三焦之原。夫肾间动气之处即相火也。为网油即是三焦，其根蒂与命门相连，故命门中之动气，可为三焦之原也。

又王叔和《脉经》，相火、三焦、心胞之脉皆诊于右尺，后世论脉者多非之。及观唐氏三焦即网油，其根蒂连于命门之说，乃知三焦与心胞皆与相火同生于命门，故可同诊于右尺。叔和晋人，去古未远，其著《脉经》，定有师传，必非凭空拟议。先贤后贤，合符同揆，《脉经》得唐氏之说而《脉经》可信，即唐氏之说征以《脉经》之部位而亦可确信也。

又王勋臣谓：“尝验剖解物类者，若在甫饮水之后，其网油中必多水铃铛；若非在甫饮水之后，其网油中即少水铃铛。”是知网油为行水之道路，西人亦谓水道即是网油。征之《内经》“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之文，不益明三焦即是网油乎。

又徐灵胎谓：“《内经》言三焦者不一，皆历言其纹理厚薄与其出入贯布，况既谓之腑，则明是藏蓄泌泻之具。但其周布上下，包括脏腑，非若五腑之形各自成体也。”观徐氏之论三焦，虽未明言三焦即是网油，而究其周布上下，包括脏腑，非若五腑之形各自成体数语，尽形容出网油之状，特当时无网油之名词，故未明言出网油即三焦耳。徐氏于医学考核最精，其所言者，固非无根据而虚为拟议也。

又陈无择谓：“三焦是脐下脂膜。”是明指网油为三焦矣。特其所言脐下脂膜惟系下焦耳。然观书之法，不可以辞害意。由此推之，则包脾络胃之脂膜即中焦，心下膈膜及连络心肺之脂膜即上焦矣。统观以上八则，三焦之为网油不诚信而有征乎。

少阳为游部论

人身之三阳经，外太阳，里阳明，介于太阳阳明之间者为少阳，人之所共知也。及观《内经》热论篇论外感之来，“一日巨阳受之（巨阳即太阳），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其传经之次第，又自太阳而阳明，自阳明而少阳者何也？盖人身十二经，手足各六，其他手足同名之经，原各有界限，独少阳《内经》谓之游部。所谓游部者，其手足二经，一脉贯通，自手至足，自足至手，气化流行而毫无滞碍也。诚以少阳主膜，人身之膜发源于命门，下为包肾络肠之膜；上为包脾连胃之膜；又上为膈膜及连络心肺之膜，此为上中下三焦。由膈膜而下连两胁为护板油之膜，又由膈膜而外出为人身肥肉瘦肉中间之膜，又外为皮内腠理之膜。胁下板膈之膜，为足少阳经，以胆为腑者也（是以胆皮亦膜体）。肥肉瘦肉间之膜与皮内腠理之膜，为手少阳经，以三焦为腑者也。由是知位次介于太阳、阳明之间者，指手少阳而言；传经在太阳、阳明之后者，指足少阳而言。为其为游部，故手、足少阳可并为一经，而其部不在一处也。斯议也可征之《伤寒论》。

其百四十九节云，“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证，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小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夫小柴胡汤之功用，原藉少阳之枢转，将胁下板油中伏藏之邪，俾其上升透膈发出。故小柴胡汤系和解之剂，原非汗解之剂。而此节经文谓由汗解者，诚以误下后，胁下所聚外感之邪兼散漫于三焦，因三焦为手少阳之府，此时仍投以小柴胡汤以和之，则邪之散漫于三焦者，遂可由手少阳外达于经络以及皮肤作汗而解；而其留于胁下者，亦与之同气相求，借径于手少阳而汗解，故于汗出上特加一却字，言非发其汗而却由汗解也。其汗时必发热蒸蒸而振者，有战而后汗之意。盖足少阳之病由汗解原非正路，乃至服小柴胡汤后，其胁下之邪欲上升透膈，因下后气虚不能助之透过，而其邪之散漫于手少阳者且又以同类相招，遂于蓄极之时而开旁通之路，此际几有正气不能胜邪气之势，故有蒸热振动之景象。此小柴胡汤中必有藉于人参之补益正气，以助其战胜之力。细审此节文义，手、足少阳原当并为一经，以遂其游部之作用无疑也。

又可征之疟疾。夫疟疾虽不在一经，而究以足少阳为疟疾伏藏之处，故久病疟者其胁下恒结为疟母（西人谓系脾脏胀硬，然实有若肝积、肥气之类，不必皆为脾之胀硬也）。其证发动之时，外与太阳并则恶寒，此太阳当指太阳之经言（为其周身寒战，其背之恶寒尤甚，显系太阳经病也）。内与阳明并则发热，此阳明当指阳明之府言（为其表里壮热，渴嗜凉水，显系阳明府病也）。夫与阳明胃腑相近处者，原为足少阳经之板油。为其相近，是以相并。至与太阳经相近能相并者，惟手少阳腠理之膜。是知疟邪之发动，必自足少阳经达于手少阳经，而后能与太阳之经相并。其继也，又必自手少阳经返于足少阳经，而后能与阳明之府相并。疟邪寒热之往来，原贯串有手、足少阳二经，无所界限，则手、足少阳二经，诚可统同论之，而无事过为区别也。且其所以为游部者，不但因二经相贯通也，人身之脏腑凡有不相贯通之处，此二经皆联络之而使之贯通，少阳为游部之功用何其弘哉。

左传肓之上膏之下解及病在膏肓之治法

《素问》刺禁篇曰“膈肓之上中有父母”（父母指胸中大气言），是肓即膈也。又《灵枢》九针十二原论曰“膏之原出于鸠尾”，夫鸠尾之内即肓膜，乃三焦之上焦，为手少阳之府，与手厥阴心包脏腑相连，互为配偶。心包者即心肺相连之系，上有脂膜下垂，脂即膏也。为此系连于膈，自下而上，故曰“膏之原出于鸠尾”。言鸠尾而不言膈者，因鸠尾在外易见也。传既云居盲之上，膏之下，是其病定在胸中无疑，特是胸中之地，大气之所贮藏也，虽不禁针，然止可针二三分，不敢作透针以泻大气，故曰攻之不可。其外又皆硬骨卫护，不能用砭，故曰达之不及。又其处为空旷之府，上不通咽喉，下有膈膜承之，与膈下脏腑亦不相通，故曰药不至焉。所以不可为也，不知胸中之疾，当以调补胸中大气为主。后数百年张仲景出，其治胸痹也，有“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之语，其识见诚出秦缓之上。盖人之胸中无论何病，能调补其胸中大气，使之充畅无病，诸病自化。秦缓当日不知出此，竟诿为不治。迨其后，晋景公因胸中之病伤其大气，至觉腹胀则大气陷至腹矣。因腹胀而入厕，大气陷至魄门矣，此所以入厕不返也。欲明此段理解，参看方剂篇第四卷升陷汤后诠解及附载诸案自明。

答人问膜原

人腹内之膜，以三焦为最大。其膜根于命门，在下焦为包肾络肠之膜，在中焦为包脾连胃之膜，在上焦为膈膜及连络心肺之膜，此腹中之膜也。至身上之膜，肥肉瘦肉间之膜，为半表半里之膜；与皮肤相连之膜，为在表腠理之膜，此二处之膜皆以三焦为府，即以三焦之膜为源，古原字即源字也。由是论之，三焦之膜统可名之为膜原。而《内经》之所谓膜原，实指上焦膈膜而言。何以知之？凡外感之来，大抵先侵上焦，故《内经》谓其“横连膜原”；中、下两焦之膜，其纹理大致皆纵，惟膈膜则旁连四围，故其纹理独横，而外感之伏于其处者，亦遂与之横连也。

答人问泌尿道路

人之饮入于胃，上下四旁敷布以灌溉濡润诸脏腑，而其灌溉濡润之余，除化气、化汗之外，皆下归于膀胱而为小便，是以胃者小便之源，膀胱者小便之委，犹黄河之播为九河，其下又同为逆河也。今特即管见所及，缕析条分，以列于下。

《内经》谓：“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盖胃中之食，必得水气濡润始能酿为精液。经不曰精液而曰精气者，言精液之中含有气化也。此精液既成之后，可于脾胃相连之处（《内经》谓脾胃相连以膜），输入脾中，藉脾气之散，以上达于肺；复由肺下降，以灌溉诸脏腑，而当其下降之时，即分泌水饮之含有废质者，循三焦之脂膜以下归膀胱。

又《内经》谓：“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所谓精者，亦水饮与食气酝酿而成。盖胃有肝膈大筋与之相连，而饮食所化之精液，遂得缘筋上之脂膜，以输于肝，分润诸筋（肝主筋故能自肝分润之）。而其含废质之水饮，遂循肝系下注，缘下焦脂膜归于膀胱。二节经文虽有饮入于胃，食入于胃之不同，究之皆饮与食化合之精液，由肝脾以散布于周身也。

又《内经》谓：“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盖浊气者，即水气含有食物之精液者也。所谓淫精于脉者，以心主脉也。此即西人所谓微丝血管能吸胃中水饮之理。盖水饮被微丝血管吸去，随血脉之循环以注于心，助心酿成血中明水，以养赤白血轮，而所余之水亦多含有废质，由回血管下行至肾，由肾漉过，归于膀胱。

又《内经》谓：“胃之大络，名虚里，贯鬲络肺。”按虚里之络为胃腑通于胸肺之道路。其贯鬲也，胃中谷气可缘之上升以养胸中大气；其络肺也，胃中水气可缘之上升以润肺化气。此由中焦如沤，以成上焦如雾也。迨至雾气润泽，复化为水而下注，循三焦以归于膀胱，则又下焦如渎矣。此与脾气散精节，所谓通调水道下归膀胱者，其分泌之道路同也。

又饮食入胃以后，经胃中酸汁（似稀盐酸）酝酿，化为稀糜，输于小肠，其中原多含水气，迨至此水助小肠酿成乳糜汁后，已归无用，即从乳糜管中透出，循下焦脂膜以归于膀胱。上共六则，泌尿之道路大约不外此矣。

或问：王勋臣言胃腑幽门之左寸许，有一门名津门，津门上有一管名津管，其处胃体甚厚，四围靠挤缩小，所以水能出而食不能出。观子所著《衷中参西录》中，亦间取王氏之说，今论泌尿道路而独未言及津门，岂王氏之说难确信欤？答曰：津门之说，《内经》未言，西人剖解家亦未尝言。愚曾用猪胃扎其下口，满注以酒，复扎其上口，煮烂熟作药用，未见其酒外出，其无显然出水之门可知。夫物之胃无显然出水门户自能消水，而人之胃必显然有出水门户始能消水，是人胃体质之粗疏，转不若物胃之精妙矣。又西人剖解之初，偶见胃有穿孔者，当时以为致死之由，后乃知为胃中酸汁所化。因酸汁之性能化死肉，不能化活肉，故人生前之胃不畏酸汁，而死后之胃畏酸汁也。由是而论，王氏所言之津门，焉知非为酸汁所化之孔乎。

或问：西人合信氏谓，饮入于胃，被胃中微丝血管吸去，引入回血管，过肝入心，以布于周身，自肺达出为汽，自肤渗出为汗，余入膀胱为溺。今子则谓水饮过肝后无事入心，而即可由肝下达膀胱，果何所据而云然乎？答曰：《内经》谓肝热病者，小便先黄。又谓肝壅，两胠（胁也）满，卧则惊悸，不得小便。且芍药为理肝之主药，而最善利小便，又肝木气臊，小便之气亦臊。是皆其明征也。况肝脉原下络阴器，连于下焦。由是观之，是水饮由胃入肝，原可直达于膀胱也。且西人谓回血管之尾与肾中溺管相接，回血管之水即用此透过肾脏，达于膀胱。夫回血管中水饮，若过肝之后皆上行入心，而实无自心复下行之回血管（凡回血管皆自他经收回心部），水饮又何能由之以达于肾乎？是知水饮由回血管入肾者，必其过肝之后，未尽随上行之回血管归心，而即随自肝下行之回血管归肾也。盖西人此段议论原属约略未详之词，愚特于其未详者代为阐发耳。

答方寄斋问黄庭经后有幽阙前有命门

《内经》、《灵枢》两言命门，一在根结篇，一在卫气篇，皆明言命门者目也。至下焦之命门，《内经》实未言及。惟《素问》刺禁篇有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之语，似实指命门之处。其中有少火为心火之相（故曰相火），代心行化，以散布于周身，是以谓之“小心”。其所生之火，居两肾之间，有一阳陷于二阴之象，结为坎卦，以总司下焦水火之气。是命门者，诚如君之所言；两肾中间一窍，其中有动气者是也。《难经》谓右肾为命门者非是。至黄庭经所谓后有幽阙者，实亦指贴脊之动气处而言；所谓前有命门者，指脐下气海而言。其中藏有元气，为人生命之本源，故丹家重之曰命门，尊元气为祖气，藉之以修内丹。其处原与贴脊动气处前后相映，复一脉贯通，故黄庭经对待言之。尝考针灸图，任脉有气海、石门两穴，皆内当气海之处，而石门又名命门，是命门即气海之明征也。

答刘希文问外肾与睾丸与何脏有密切之关系

人体之实验，西人最精。然西人谓内肾但能漉水，不能化精，与外肾之作强毫无关涉，此呓语也。盖西人但知重实验，而不知重理想；但知考形迹，而不知究气化。故西人论内肾、外肾及睾丸之缔造，历历如在目前，而所详者惟血脉管也，回血管也，精管也，溺管也，除诸管之外而别无发明也。彼盖见外肾精管与内肾绝不相通，故直断其不相涉也。夫人之胚胎初结，天一生水，肾脏先成，左右两枚皆属于水。而包肾之脂膜连于脊骨十四节处（自下数七节处）是为命门，中生相火，位居两肾之间。两肾属阴，通任脉而主水；相火属阳，通督脉而主火（督脉即从命门入脊），合为坎卦，以总司下焦水火之气。而下焦之精、血、溺诸管，得此水火之气主宰之，而后能各尽其用，犹如火车一切诸机轮之运转，皆水火之气所鼓动也。西人能创造火车，借水火之气以成其利用，而不知人身之利用亦在水火；因人身水火之气原非剖验所能见，而又不能默契精微，参以理想，故但循其迹象而竟谓内肾与外肾不相涉也。且西人谓精系血之所化，然非血自能化精，必藉肾与命门水火之气以酝酿之也。

按：西人谓精为血之所化，语甚肤浅。夫生精之处在大肠之前，膀胱之后，有脂膜两片相并，男为精室，女为血室，其脂膜与脐下气海相连，前任后督相通。任脉输血藏于其中以滋润下焦诸经络。气海中所藏之气，先天之元阳，即先天之君火也，有时其气发动，命门相火亦随之而动，则外肾勃兴；此时脑中元神自有知觉，若因此知觉欲念一生，元神即随督脉下降至精室与元气会合而化精，此精室之血所以能化精之实际也。为精为元神元气之所化合，故在人身最为宝贵。以此生育子女，传我血脉，即以传我性灵。试当房事将泻身时，脑中必有异常之感觉，此上下相关之实验也。

至睾丸，西人谓系藏精之所。又谓精虫不运动于睾丸所分泌之精液中，必与其他生殖器腺所分泌之精液相混而后运动。由是而论，是睾丸所藏之精液，非即成为媾精之精也。盖睾丸之脉，前入腹、通于气海，后入脊、达于脑部（观《洗冤录》谓因伤睾丸致命者，其脑顶必红透血色是其明征），实脑部与气海之气化抟结之处，以助肾脏之作强；其中所藏之液，实为留恋气化之用（凡真气所藏之处，必有精液涵濡以留恋之）。是以睾音高，即皋字之变体，训同膏字，谓其中有膏油也。若所藏者纯系媾精之精，则古人不当名为睾丸，宜名为精丸矣。况精室为化精之所，原可直达于外肾，精管何必若是之纾回曲折而取径于睾丸乎。至唐容川谓系射精之机，亦助肾作强之一端也。

答人问胞室子宫气海儿枕

胞室即子宫也。在膀胱之后，大肠之前，有脂膜两片相合，其中即为胞室，其系连于命门。命门者在脊椎自下数第七节（在七节之旁左右各有一孔），胞系连于其处，即由命门上通于督脉，督脉者即脊髓袋也（凡物有脊梁者皆有此袋）。此胞室之脂膜在腹中又上连任脉，任脉者何？即心、肺、肝相连之总系也。此胞室男女皆有，男子督脉之髓注于此而化精；女子任脉之血注于此而化月信。究之男女生育之真种子，皆赖督、任之气化同到胞中，惟男以督为主，女以任为主耳。特是命门处之脂膜，不但与胞室相连也，包肾之脂膜亦与之相连，脐下气海之脂膜亦与之相连。气海之形状，如倒提鸡冠花，故俗名之为鸡冠油。此乃人生起点之处，当男女媾精之始，在女子胞中先结成一点水珠，此珠久久渐有动气，即气海也。由气海而生督、任二脉，一行于前，一行于后，以生全身。至胞室之脂膜，原督、任二脉相合而成，故与督、任及气海皆相贯通，遂为男以化精，女以系胞之要脏矣（《金匮》所言脏躁之脏即指此）。或有疑《内经》之所谓气海者在膻中，膻中者膈上也，何以气海又在脐下？不知气海有先天、后天之分，膈上之气海，后天之气海也，中所藏者大气，《内经》又名之曰宗气；脐下之气海，先天之气海也，中所藏者元气，《丹经》又名之曰祖气。为由先天而生后天，所以一为祖，一为宗也。且先天之呼吸在脐，是以气海居下；后天之呼吸在肺，是以气海居上也。至儿枕作疼之说，原属荒谬之谈，不过产后瘀血作疼，是以后世本草谓山楂善治儿枕作疼，以其善化瘀血也。若果有儿枕，何以儿枕时不疼，而不枕时转疼乎？明乎此理，则其说不攻自破矣。

答陈董尘疑《内经》十二经有名无质

天下之妙理寓于迹象之中，实超于迹象之外，彼拘于迹象以索解者，纵于理能窥其妙，实未能穷其极妙也。如九十六号（绍兴星期报）陈董尘君，因研究剖解之学者于十二经之起止莫能寻其迹象，遂言《内经》所言十二经无可考据。非无据也，因其理甚玄妙，超于迹象之外，非常识所能索解也。夫《内经》之《灵枢》原名针经，故欲究十二经之奥妙，非精针灸者不能得其实际。愚于针灸非敢言精，而尝与友人卢显章（辽阳人，最精针灸，得之祖传）谈及此事，显章谓斯可即余针愈疔毒之案以征明之。庚申八月间，族妹左手少阳经关冲穴生疔，至二日疼甚，为刺耳门二穴立愈。关冲为手少阳经之所起，耳门为手少阳经之所止也。又辛酉七月中，族中男孙七岁，在右足太阴经隐白穴生疔，三日肿至膝下，疼甚剧，取右三阴交及公孙二穴刺之，立愈。隐白穴为足太阴经之所起，公孙、三阴交为足太阴经之所历也。设若刺其处仍不愈者，刺太阴经止处之大包穴，亦无不愈矣。又于辛酉八月间，本村田姓妇，在手阳明二间穴生疔，肿过手腕，为刺曲池、迎香二穴，当时疼立止，不日即消。二间虽非阳明经起之处，距经起处之商阳穴不过二寸，曲池则经历之处，迎香则经止之处也。又于九月中，第四中学学生吴贵春，在手太阴经太渊穴生疔，红肿之线已至侠气户，木不知疼，恶心呕吐，诊其脉象洪紧，右寸尤甚，知系太阴之毒火所发，为刺本经尺泽、中府及肺俞，患处觉疼，恶心呕吐立止，红线亦立回，半日全愈。太渊距本经起处之少商穴不过三寸强，中府则本经之所起也，尺泽则本经之所历也，肺俞则本经之所注也。由是观之，疔生于经之起处，刺经之止处；生于经之止处，刺经之起处，皆可随手奏效。则经之起处与止处非有一气贯通之妙，何以神效如是哉。夫电线传电，西人所创造也，其法可为妙矣，然犹有迹象可寻，犹不若无线电之妙之尤妙。十二经之起止贯通其犹无线电乎。夫西人能穷究天地之气化而为无线电，而不能穷究人身之气化而作针灸，诚以天地之气化明而显，人身之气化隐而微也。由是而论，吾中华医学贻自开天辟地之圣神，其精到之处原迥出西人之上，而欲以西人形迹之学以求吾中医至奥之理，庸可得乎。世之轻弃国粹而笃信西法者，尚其深思愚言哉。

深研肝左脾右之理

尝思人禀天地之气化以生，人身之气化，即天地之气化。若于人身之气化不明，不妨即天地之气化征之，诚以人身之气化微而隐，天地之气化大而显也（不知者转因此相讥，实不能曲谅矣）。天地之气化，伏羲曾画卦以发明之，即先天图之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者是也。至文王衍易变为后天，则八卦各易其方矣。而后世惟堪舆家辨两仪四象分界中诸杂气，犹用先天卦位，其余则一。且占卜术数之学，皆用后天卦位。因伏羲所定之卦位为体，文王所定之卦位为用，用体则无效，用用则有效。用也者，是气化发露贯注之处也。天地之气化有然，人身之气化亦何莫不然。即如肝右脾左之说，《淮南子》早言之；扁鹊《难经》亦谓肝在右（《难经》云，肝之为脏，其治在左，其藏在右胁右肾之前，并胃著脊之第九椎。《金鉴》刺灸篇曾引此数语，今本《难经》不知何人删去），肝在右则脾在左矣。而后之医家仍从《内经》肝左脾右之说者，亦体与用之区别也。肝之体居于右，而其气化之用实先行于左，故肝脉见于左关。脾之体居于左，而其气化之用实先行于右，故脾脉见于右关。从其体临证疏方则无效，从其用临证疏方则有效，是以从用不从体也。藉曰不然，愚又有确实征验，如肝开窍于目，人左目之明胜右目（《内经》谓人之右耳目不如左明。实验之，目之明诚如《内经》所云。至耳乃连带之词，如三过其门不入，实禹之事，孟子则并言禹稷者是也。且木工视线必用左目是其明征），此肝之气化先行于左之明征也。脾主四肢，人右手足之力胜于左手足，此脾之气化先行于右之明征也。试再以临证验之，邻村友人王桐轩之女郎，因怒气伤肝经，医者多用理肝之品，致肝经虚弱，坐时左半身常觉下坠，卧时不能左侧，诊其脉，左关微弱异常，遂重用生箭芪八钱以升补肝气，又佐以当归、萸肉各数钱，一剂知，数剂全愈。又邻村友人毛仙阁之子，素患肝脏虚弱，恒服补肝之品，一日左胁下疼痛异常，左关弦硬，因其肝脏素弱不敢投以破气疏肝之品，遂单用柏子仁一两煎汤饮之，立愈。盖柏之树杪皆向西北，其实又冬日采取，饮经霜露，得金水之气最多，肝木之横恣用金以镇之，水以滋之，其脉之弦硬悉化，所以其疼立止也。又奉天东关学校翟校长之叔父，右手足皆不利，似麻似疼，饭时不能持箸，行时需枚，饮食减少，脉象右关濡弱，知其脾胃虚弱不能健运肢体也，投以四君子汤加生黄芪、当归、乳香、没药，连服数剂全愈。即此数案观之，而肝主左，脾主右，不尤显然可见乎。夫天下事理之赜，非一一亲身经过，且时时留心，必不能确切言之。若凭空拟议，动斥他人之非，且以轻薄出之，直讥其大言不惭，无论所讥者之失于妄诞也，即使其人果有其弊，又何不学古人之忠告善道，而必出语自伤其忠厚乎。况裘君费尽心血创此医报，原为医界同人研究医学之资藉，而竟杂以灌夫骂座之语，阅报者亦将讶其不伦矣。再者医学以活人为主，所著之书果能活人，即为最善之本。愚著《衷中参西录》五十余万言，自拟一百六十余方，医界同人见此书者，有用一方而治愈疫病千人者（故城县尹袁霖普）；有用一方而治愈霍乱数百人者（抚顺煤矿总理尚习珍）；至登各处医学志报，用书中之方治愈各种险证以相告者，尤不胜纪；近阅《三三医书·时行伏阴刍言》，亦用书中之方救愈多人。至山西平陆县尹彭子益君推为医书中第一可法之书，高丽庆南统营郡安凤轩推为汉医学中第一可靠之书，各医学志报所载者彰彰可考，此岂医界同人之阿好乎，抑实为此心此理之同耶？若谓变本加厉，益致医学沉晦，可为独拂公论，而为此毫无忌惮之谈也。愚又思之，人果有志振兴医学，欲于狂澜难挽之时，独作中流砥柱，当自著一书，发前人所未发，言今人所不能言，其书一出，俾医界人人信仰，视为标准，原不必排挤他人以自鸣其识见之高也。是以愚生平著作论说不下百万言，不敢是己之是，亦不敢非人之非，惟偶有会心，即笔之于书。其言之皆是也，人自信之；其言之皆非也，人自不信之。不然，则我方雄辩高谈，以指人之疵谬；乃我之辩论未传，而所指为疵谬者，转能广行于世，人人信用，返躬自思能无汗颜乎。

续申左肝右脾之研究

拙著《衷中参西录》载有安东刘仲友臂热一案，因其左臂热而酸软，重用补肝之药治愈。恐人疑与西人左脾右肝之说不能沟通，遂解以“肝虽居右，其气化实先行于左，脾虽居左，其气化实先行于右”四语，此乃临证得诸实验，且欲沟通中西，非为古籍护短也。而笃信西医之刘君，竟屡次驳辩，谓肝脾中原无空气，而何以有气化之行。不知气化二字，为中文常用之名词，其在天地为阴阳化合之所生，其在人身为气血化合之所生，至为精微，有如帝载之无声无臭。刘君竟以空气当之，是刘君并不懂中文也。至谓肝之气化不能透膈以达于左，脾之气化不能透膈以达于右，尤为立言欠解。夫膈者所以别上下，非以分左右也；如刘君所谓，岂膈下无左右，必隔上乃有左右乎？况膈膜之上，原有微丝血管与全体之血管相通，膈下气化原可由微丝血管达于膈上也。

再者，气化之透达，又不必显然有隧道也。试以物理明之，如浮针于缸中，隔缸用磁石引之，针即随磁石而动，此无他，磁石之气化隔缸可透达也。又如屋中有暖气管，外裹以铁，其热力之气化自能外透，行于满屋。若如刘君所谓，则屋中有十人，必于暖气管中分出十个支管，以著于十人之身，而后其热力之气化始能遍及十人；刘君之用心不太拙乎？抑明知其非是而欲强词夺理乎？藉曰不然，试更以针灸明之。夫中法针灸，西人所共认也，而各经诸穴，原无显然脉络相通贯。然疔疮生于经之起处，针经之止处可愈；疔疮生于经之止处，针经之起处可愈。此无他，有脉络可循，而气化能贯通者，譬之有线电也；无脉络可循，而气化亦可贯通者，譬之无线电也。西人能察天地之气化而为无线电，而不能察人身之气化而作针灸，诚以天地之气化显而明，人身之气化隐而微也。

且左右互易为用，不独肝脾为然也。西人所最重者，脑髓神经也，然司身左边运动之神经在脑之右，司身右边运动之神经在脑之左。此说原出自西人，刘君自然深信，若为中人之说，刘君当亦严加驳议矣。由此推之，中法之治头疼者，可用生莱菔汁注于鼻孔，然疼在左则注右鼻孔，疼在右则注左鼻孔；治倒睫毛者可用马钱子末塞其鼻孔，然左睫毛倒则塞右鼻孔，右睫毛倒塞左鼻孔，其理固与脑髓神经之互司左右运动者无异也。由此知气化之在人身，处处皆有左右互通之道路，此所以融汇全身之气化，使之易于流通，正所以范围全身之气化，使之互相绾结也。此诚造化生成之妙也。夫愚之著书以衷中参西为名，原欲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岂复有中西之见横亘胸中？是以于西人之说可采者采之，其说之可沟通者尤喜沟通之，如此以精研医学，医学庶有振兴之一日。若必如刘君之说，其中西医学相异之点断不可以沟通，将肝居右其气化不能行于左，脾居左其气化不能行于右，则左关之脉当为脾，右关之脉当为肝，如此诊脉断病，果有效乎？医界同人果能共认乎？刘君试再思之，勿以愚为好辩也。

又近阅《三三医报》，见有潮州许小士氏点草考古一则。言潮俗如患眼暴痛生翳星者，即觅采点草之叶，将一叶揉软，再以铜钱一枚置寸口脉上，后以揉软之叶置钱孔中，外以布缚之，约一炷香久，解开视其钱孔处即发现一水泡，目中翳星遂消，屡试屡效。然左眼有病须置右手寸口，右眼有病须置左手寸口，又须即其眼暴痛时，速如此治之，迟则无效。点草之形状，其叶作掌形，有三深裂，春暮开小黄花，五出，所结之果如欲绽青桑椹，其茎叶概生茸毛（查新植物学谓凡茎叶密生茸毛者有毒），叶味辛辣，多生田泽间。实与《本草纲目》毒草类中毛茛草形状性味皆相似。然毛茛叶与姜捣涂腹上能除冷气；揉碎缚臂上，男左女右，勿令近肉，能截疟；捣敷疮（勿入疮），能消痈肿。而实未言其能除目翳也。

观此用点草治目，亦左右互相为用，益知人身之气化皆左右互相为用也。由斯知肝居右而其气化先行于左，脾居左其气化先行于右，此人身气化自然之理，愚岂无所征验而妄谈也哉。

论医士当用静坐之功以悟哲学

今时学校中学生多有用静坐之功者，诚以静坐之功原为哲学之起点，不但可以卫生，实能瀹我性灵，益我神智也。医者生命所托，必其人具有非常聪明，而后能洞人身之精微，察天地之气化，辩药物之繁赜，临证疏方适合病机，救人生命。若是则研究医学者顾可不留心哲学，藉以瀹我性灵、益我神智乎哉。愚生平访道，幸遇良师益友指示法门，而生平得力之处，不敢自秘，特将哲学静坐之真功夫详细言之，以公诸医界同人。

夫静坐之功，当凝神入气穴，人之所共知也。然所谓神者，实有元神、识神之别。元神者藏于脑，无思无虑，自然虚灵也。识神者发于心，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静坐者，当其凝神入气穴时，宜用脑中之元神，不宜用心中之识神。盖用识神则工夫落于后天，不能返虚入浑，实有着迹象之弊。释家景禅师云：“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又南泉禅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此皆言不可用心中识神也。用元神则工夫纯属先天，有光明下济，无心成化之妙。元神者脑中无念之正觉也。《阴符经》云：“机在目。”盖目连于脑，目与脑中之正觉融和，即为先天之性光。用此性光下照气穴，是以先天之元神助先天之元气，则元气自能生长。是以佛经有“北斗里看明星”之语。又《心经》曰：“观自在菩萨。”菩萨二字佛经恒借以喻气海元阳之气。故柳华阳注云：“观乃我正觉中之灵光耳。菩萨即是慧命如来，大发慈悲，教大众时时刻刻观照此菩萨，菩萨得受此灵光之慧力，久则自然如梦觉，融融然如熏蒸，活活然如盆珠。”观柳华阳注心经之文，益知静坐时用元神之妙。迨至静坐功深，元阳充足，征兆呈露，气机外动，此时又宜用采阳生工夫。然阳之生也，多在睡眠之际，偶然知觉，宜急披衣起坐，先急呼气数口，继徐呼气数口，又继则徐而且长（欲呼气长必先将气吸足），细细呼气数口，且当呼气外出之时，宜将心中识神注意下降，与肾气相团结，呼气外出之时肾气随呼气上升，自与下降之心神相遇，此道家所谓吸升呼降之功，亦即异风倒吹之功（拙著方剂篇第二卷中，敦复汤后论其理甚详，宜参观），以收回元阳。盖静坐之时，用脑中元神，所谓文火也。采阳生之时，用心中识神，所谓武火也。由斯而论，静坐之时用文火，当名为凝神照气穴；至采阳生时用武火，方可谓凝神入气穴。盖照惟照之以神光，不着迹象，故为脑中元神；入则念念注于其处，已着迹象，故为心中识神。如此区别言之，将顾名思义，阅者自易领悟也。至于用识神以采阳生而不嫌其暂时着迹象者，诚以内炼之功以先天为主，以后天为辅，识神虽属后天，实能辅先天元神所不逮，故可用之以收一时之功也（张紫阳悟真篇所谓文武火左右分者，乃双修者之文武火，用法与此论中所言之文武火迥异）。

从此文火、武火互用不熄，气海之元阳充实旁溢，督脉必有骤开之一日。此时周身如醉，神情如痴，统体舒畅，愉快莫可言喻，道家所谓药产者是也。从此工夫纯粹，药产屡见，又可由督脉以通任脉。盖通督脉可愈身后之病；通任脉可愈身前之病，督任皆通，元气流行，法轮常转，精神健旺，至此可以长生矣。特是督脉之通，火候到时可纯任天机之自然；至由督脉以通任脉，火候到时又宜稍助以人力。至于火候如何为到，人力如何运用，此中原有师傅口诀，至为郑重，不可轻泄。而愚幸得真传，不肯自秘，拙著第三卷之末论治梦遗运气法，于意通督任法后，更论及实通督任之功，言之甚详，阅者细观自能领会，兹不复赘。静坐工夫至此，骨格变化，聪明顿开，哲学会悟，若或启诱。如欲藉医学救世以求功德圆满，自能妙悟非凡，临证审机，触处洞然，用药调方，随手奏效。既能寿身，又能寿世，凡我医界同人，何弗于静坐之功加之意乎。

医学宜参看《丹经》论

《内经》与《丹经》皆始于黄帝。然《内经》为世俗共用之书，故其书显传于后世。《丹经》为修士独善之书，故其书秘传有专家，所谓教外别传也。其后分门别派，或书籍留贻，或口诀授受，著述虽纷不一致，而当其内视功深之候，约皆能洞见脏腑，朗若掣电，深究性命，妙能悟真，故其论说皆能与《内经》相发明。习医者不必习其功，而实宜参观其书也。愚今者特将《丹经》所言之理能与医学相发明者，颅列数条于下，以征实之。

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故凡神明受病，皆注重治心。西人谓人之神明在脑，故凡神明受病，皆注重治脑。及观《丹经》，则以脑中所藏者为元神，心中所发者为识神，此其义实可沟通中西，而与《内经》脉要精微论谓“头者精明之府”。及灵兰秘典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之文相符合也。盖人之神明有体用，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出于心也。

又中说溺道隔膀胱渗入。西说谓膀胱原有入水之口，在出水之口下，因有脂膜绕护故不易见。而丹家口授，则谓人之元气藏于丹田，外有胰子包裹，即气海也。气海之状，下有三足，居膀胱之上，三足之中间有红点大如黄豆。而膀胱之上亦有此点，二点相对，溺道必然通利，若有参差，小便即不利。曾即物类验之，初剖解之时，此点犹仿佛可见，作淡红色，移时即不见矣。盖元气之功用，由上点透发以运行下焦之水饮，即由下焦渗入膀胱，虽膀胱之全体皆可渗入，而此点又为渗入之正路也。至西人所谓入水之口者，原在若有若无之间，不过为渗入之别派耳。尝见推拿家治小便不利，谓系膀胱稍偏（当即《金匮》所谓胞系了戾），用手法推而正之，小便即利，实暗合丹家所论之理也。若笃信西说，不信水饮渗入之理，可以实验征之。试取鲜猪脬满贮以半温之水，绳扎其口，置新剖解之猪肉上，其水仍可徐徐渗出，能渗出即可征其能渗入也。

又西人谓人尿中多含碳气，不可作药用。而中法则谓之还原汤，男用女者，女用男者，获益良多，且《伤寒论》方中亦用之，其故何也？及详考丹家之说，知男子尿中含有硝质，女子尿中含有硫质，皆可设法取出。硝者至阴之精所化，而出于男子尿中，是阳中有阴也。硫者至阳之精所化，而出于女子尿中，是阴中有阳也。抱朴子谓，男女之相成，犹天地之相生，即《易》所谓一阴一阳互为之根也。人果洞明其理而善修其道，则男女尿中硝质硫质皆无。盖因其互相摄取，即能互相补益，虽高年夫妇行之亦可同登仙录（此段莫误认为房术采补）。由斯观之，小便可作药用，其理固昭然也。

又中法于肾脏重之曰先天，其说亦实本于《丹经》。丹家谓肾有两枚，皆属于水，而肾系连于脊椎自下数七节之上，名命门穴，是生相火，一火介于二水之间，一阳陷于二阴之间，即象应坎卦，与心脏之体为离卦者互相感应。丹家即取此坎离之精，以炼成还丹。为肾中具有水火之气，实为先天之真阴真阳，而下焦之化精化气，以及外肾之作强，二便之排泄，莫不赖此水火之气以酝酿之，鼓舞之；犹如火车之诸机轮，其原动力皆在于水火也。而西人但以迹象求之，谓内肾惟司漉水，与外肾毫无关系，使明丹经之理，必不但执形迹与中法驳辩也。

又医家最重督任二脉。然督任二脉，针灸书但载其可针之经络，至其在人身果系何物，方书固未尝言及。及观《丹经》，乃知督脉贴于脊梁，下连脐下气海，上至脑际，俗名为脊髓袋者是也。任脉即喉管分支，下为心系，又下而透膈为肝系，又下而连冲及脐下气海，即肺、心、肝一系相连之总提出。知此二脉，乃知衄血之证，血循督脉上行，透脑而下出于鼻；咳血之证亦不但出于肺，凡心、肝、冲之血皆可循任脉上行也。凡心、肝、冲之血皆可循任脉上行，是治吐血者当兼顾其心肝冲也。

论哲学与医学之关系

近阅医学志报，多有谓哲学可累医学之进步者，其人盖不知哲学作何用，并不知医学所由昉也。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身不陷于罪戾为保身，此身不困于疾病亦为保身。观诗之所云云，是其人必先有明哲之天资及明哲之学问，而后能保其身也。而此明哲保身之天资学问，在修士原为养生之道，此修士之养生所以名为哲学也。特是仁人君子之存心能养其生，又欲人人皆能自养其生。然人不皆明哲保身，其养生之道有亏，自不能不生疾病。于斯推广哲学之理，以创立医药，为不能自养其生者之赞助，而哲学之包括始能恢弘无外，是以自古医界著述诸家，若晋之葛稚川、南北朝之陶华阳、唐之孙思邈，诸人所著之书皆可宝贵，实皆为哲学家也。至明之李濒湖著《本草纲目》，于奇经八脉独取张紫阳之说，紫阳亦哲学家也。如以上所引征者仍不足凭，更可进征诸《内经》。

《内经》为黄帝讲明医学之书，而其首篇上古天真论曰：“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此言真人秉天地之菁英，而能保护不失，有若提挈把握；且能呼吸精气，以补助之；独立守神，以凝固之，故能变化气质，使肌肉若一，寿数无穷。此上古真人，诚为一大哲学家，不啻黄帝自现身说法也。夫《内经》既为黄帝讲明医学之书，而必以哲学开其端者，诚以哲学者保身之学也。人必先能自保其身，而后能代人保其身。保己之身用哲学，所以哲理即己身之气化也；保人之身用医学，亦因先洞悉己身之气化，自能代人人燮理其身中之气化也。由斯知哲学实为医学之本源，医学即为哲学之究竟，此所以《内经》为讲明医学之书，而开端必先言哲学也。哲学又何至累医学哉？然此非徒托空言也，更可进而征诸事实，且可征诸一己之事实。

愚资禀素强壮，心火颇旺，而相火似有不足。是以饮食不畏寒凉，恒畏坐凉处。年少时不以为意也，迨年过四旬，相火之不足益甚，偶坐凉处即泄泻。因此，身体渐觉衰弱。然素以振兴医学为心，而著述未就，恐虚度此一生，遂于每饭之前服生硫黄少许以补相火，颇有效验。然旬余不服，则畏凉如故。后见道家书，有默运心火下行，可温补下焦之语。效而行之，气机初似不顺。乃于呼吸之际，精心体验，知每当呼气外出之时，则肾必上升，心必下降。于斯随其下降之机，而稍为注意，俾其心肾互相交感，行之数日，即觉丹田生暖，无庸再服硫黄矣。后读《内经》四气调神篇，至“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己有得”数语，益恍然悟会。乃知所谓“若伏若匿”者，即引心火下行也；所谓“若有私意者”，是既引心火下行，复俾心肾之气互相交感，而有欣欣之意也。道家会合婴儿姹女之法，即从此语悟出，所谓若已有得者，丹田真阳积久，元气壮旺活泼，守脐不去，此实为己之所得，而永久不散失者也。因悟得《内经》此节真旨，遂专心遵行，今年已七十有三矣，膂力精神毫不衰老，即严冬之时食凉物、坐凉处，亦毫无顾忌，是哲学诚可济医药之穷也。哲学又何至累医学哉。

不但此也，医者诚能深于哲学，其诊病之际，直如饮上池之水，能洞鉴病源，毫无差谬，是以拙著《衷中参西录》中，曾载有详论静坐之法（在前），欲医者由静坐之功以悟哲学也。若有以愚言为不可确信者，愚更引一事以为比例。

催眠术之术为中西所共认，而浸将加入科学者也。其行术时，必将其人之后天知识闭住，但用其先天之灵明，而后询之，能知所未知，见所未见。至深于哲学者，后天之思虑净尽，先天之灵明日开，所以凡事亦皆能未见而知。用他人先天之灵明者谓之术，用一己先天之灵明者谓之道，用道不远胜于用术乎，善哉。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长阎百川先生之言曰：“中医原出道家，初皆注重于修养。功候既深，能明了自身之脏腑，便能得生人气血循环。”此诚开天辟地之名论也。是以拙著医书中多论及哲学，非以鸣高也，实欲医者兼研究哲学，自能于医学登峰造极也。矧当时西人虽重科学，而其一二明哲之士，亦间悟欲求科学之登峰造极，亦必须辅以哲学。是以先总理有言谓：“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是德国，但是德国现在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先总理之言如此，岂犹不足凭信乎。由斯观之，吾中华哲学之文明，数世之后将遍行于群国，则全球受哲学之陶融，世界已登于大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