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道教授早年师从夏涵教授，还先后得到著名老中医夏少农先生、著名皮肤科专家石光海教授的指导，获益匪浅。擅治中医外科疾病，尤其在诊治各种皮肤病、结缔组织病、甲状腺病、血管病方面，博采众长，融贯中西，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经验，为推进“夏氏外科”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外科疾病大多以外在的局部病变为主要临床表现，有时症状表现相似而转归、预后以及治疗大不相同。例如局部皮下肿块，可以是良性也可以是恶性的肿瘤，预后大不相同，必须诊断明确；又如局部红斑、水疱、刺痛，可以是带状疱疹也可以是接触性皮炎，前者消退后有可能遗留神经症状，后者消退后局部仅有暂时性色素沉着；再如脱发，斑秃成片脱落而多能复生，脂溢性脱发无明显边界伴有皮脂溢出而不易新长，头癣脱发则见有残根、鳞屑，非抗真菌药不能痊愈……强调辨病，目的在于明确疾病的诊断，掌握其发生、发展的演变规律以及转归、预后；而辨证的目的，则在于揭示患者疾病近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个体特殊性，进而对病变的病因病位、病变机制、功能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判断，从而确立治则治法、遣方用药。

在明确疾病诊断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但是外科疾病该如何辨证?局部症状和全身症状主次如何?先生指出，所谓辨证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收集四诊信息的基础上，对疾病病机进行推理、归纳，对证候产生的机制进行分析与判断的过程。因此辨证的过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探求证候的病机。例如寻常痤疮，表现为面部粉刺、炎性丘疹，都表现出一派热象。再进一步仔细收集四诊信息，发现有的患者伴有局部皮疹灼热痒痛，便秘溲赤，舌红苔腻，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推知其病机当为过食辛辣、肥腻，积生湿热，蕴于肺胃，下不能通降，上阻于肌肤；有的患者局部皮疹无明显痒痛，伴有口干欲饮，五心烦热，烦躁易怒，舌红而少苔，推知其病机当为肝气不畅，郁而化火，伤津耗液，血中蕴热，相火上炎。上述虽同见热象，但不同的病机变化即导致不同证候的诊断，进而决定了治则治法与遣方用药的不同。因此先生指出，要提高外科疾病临床辨证论治水平，实质上就是要提高分析、归纳病机的能力，审察病机是临床辨证论治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把握病机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

外科疾病多阳证、实证，表现为局部红斑、肿胀、包块、结节、水疱、脓腐，自觉灼热、瘙痒、酸胀、麻木或疼痛，究其所起，或热毒，或湿浊，或气滞，或痰瘀，常胶着为患，日久则多从热化。因此先生每多推崇河间学派“六气皆能化火”之说，秉承夏氏外科墨农先生“就近出邪”之主张，在临证时善用清热凉血，逐邪外出之法。对于多种过敏性、炎症性皮肤病，如湿疹、银屑病、痤疮等，先生提出“血分热盛”为其主要病机，以凉血清热为大法贯穿到多种皮肤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如对于湿疹、银屑病，先生提出“血热为病之本，阳浮为病之标”是其关键病机，立法当清热、凉血、潜镇：苦寒凉血，血热清则痒自安；重镇潜阳，浮阳潜则痒自宁。又如痤疮，传统多认为“肺经风热”为其主要病机，先生则指出，痤疮皮损多为红色丘疹或伴红斑、小脓疱，患者每多伴有心烦、不寐、便秘等症，而无明显瘙痒，故风热实为血热，疏风应以凉血代之，遂以清肺凉血为法，临证每多取效。

张从正言：“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自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先生指出虽然张从正攻邪善用汗、吐、下三法，然而散邪之道远不止此三法。在外科病领域中，热毒壅滞之痈疽，清热和营即为散邪；湿热浸淫之湿疹，清热除湿即为散邪；瘀血阻络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化瘀通络即为散邪；气滞痰凝之甲状腺腺瘤，行气化痰即为散邪。总之，外科治法与内科本同一理，医家应尽早使邪实消散，或从肌表外达，或随二便而出，或使气血通畅而消，或因脏腑调和而化，这与陈实功“以消为贵”之主张可谓异曲而同工。

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阐发《黄帝内经》之病机十九条，认为人体致病皆为火热，治病倡用寒凉。至其再传弟子朱震亨，则在刘完素“火热病机论”的启发之下，逐渐演变、发挥为“阳有余阴不足”之阴虚火旺病机说，于是提出养阴泻火之法，史称“滋阴派”，更成为后世温病学说之肇端。先生认为，上述观点并不矛盾，而是人们认识事物、探索疾病规律的渐进过程，其与外科疾病的演变、发展过程是一致的。经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外科疾病多由火热之邪而起，初起以阳证、热证居多。而火热之邪日久易伤津耗液，而津血同源，血为气母，故至后期多出现气阴两伤，阴虚火旺之象。因此先生指出，在追求攻邪务尽的同时，注意顾护正气，特别是注意顾护阴液在外科病的治疗中尤为重要，见伤气则用党参、黄芪、太子参补气，见伤阴便用珠儿参、生地黄、沙参、麦冬、石斛、天花粉、知母等滋养阴液。至于原发于真阴不足，相火偏旺之病如白塞氏病、红斑狼疮、皮肌炎、口腔扁平苔癣、甲状腺功能亢进等，更是要注意益气养阴治法贯彻始终，此乃阴阳互根、气阴化生之故。

对于中西医结合的理解，先生提出了三个层面认识：

其一是中西药合用。在这一层面，可以细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中西药同时运用，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急性活动期、大疱性皮肤病、重型药疹等，糖皮质激素还是首选药物，但糖皮质激素带来的种种不良反应以及疾病本身的不适症状，通过中医中药确能有明显改善或缓解，两者同时运用既能发挥治疗作用，病人也能耐受不良反应，即所谓减毒增效，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可以借鉴中医君臣佐使的方剂配伍原则来阐释，此时中药即起到反佐药和臣药的作用。二是分不同病程阶段运用，如带状疱疹，初起时簇集状红斑水疱伴有针刺样疼痛，使用抗病毒药物如伐昔洛韦疗效确切、起效迅速，这一阶段的治疗可以不用中医药参与，但如出现后遗神经痛时，西药多疗效不佳、副反应较大，而此时中药、针灸等传统疗法就显出其优势了，此为取长补短。三是根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中医治则，对某些慢性疾病在急性发作期，以西药治标控制急性期病情，缓解后再以中医药辨证施治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等，急性期采用糖皮质激素控制症状，至缓解期则采用补肾活血、益气健脾、调养气阴等中药以图本。

其二，利用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有选择性地遣方用药。但是在利用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用药时，先生还是有一定原则，即同时要符合中医理论体系。如在治疗白塞氏病时，先生既遵循《金匮要略》记载，以甘草泻心汤、苦参汤、赤小豆当归散化裁运用，也常会根据白塞氏病的发病机制和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选择一些具有抗感染和免疫抑制剂样作用的清热解毒药和活血化瘀药，如土茯苓、苦参、白花蛇舌草、徐长卿、丹参等，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比较好的作用。先生指出，一般而言，中药应该在中医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遵循药物的性味、归经，在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使用，但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如果现代医学、药理学的研究确有疗效则大可不必拘泥。如有研究表明，生地黄、甘草具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在湿疹皮炎治疗中应用广泛，但若见患者汗出淋漓、舌苔厚腻、大便黏滞不爽等湿浊之象较为明显和严重之时则断不可用。

其三，辨证的微观化。先生指出，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较依赖于主观方面的望、闻、问、切，从医学发展到今天来看，望、闻、问、切虽然还是中医诊治病人不可偏废的手段，但在有些方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孙教授在这方面充分利用了现代医学提供的良好的检测方法，通过恰到好处的化验来及时了解病人的病情变化、疾病对病人各个脏器的影响程度，这有助于了解疾病的预后，调节药物的种类和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