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庭园里有个沙坑和小竹林

在邱蔚六6岁前，他全家住在成都被老百姓称为“少城”的吉祥街3号的一个四五百平方米的大院里。清朝时，这里是满族人聚集和居住的地方。当地成都人叫满族宅主“满板”（满族人的老板）。那个年代，居民都喝井水。打井的人多是藏族人。当时，来到成都谋生的西藏人很多。

院门口的那口井，虽然早已爬满青苔，但井里的水却总是那样的清澈透明。打井水是邱蔚六儿时的乐趣之一。用麻绳勾着铁桶，晃啊晃，铁桶随着绳子在水面漂来漂去就是不沉，姐姐接过绳子轻轻一悠，就吊起满满的一桶水。

邱蔚六家住的老房子门前是一条窄长的街巷。老房子是“二进”的：前面是吃饭、会客的地方；后面是住宿的地方。

在邱蔚六10岁以后，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全家搬迁到成都市区西北面的九里堤那一栋四五百平方米的大平房。因门前一条路就是挡水的堤坝而闻名叫“九里堤”。为防淹水，房基高于地面达四五米，要阶梯式地走进房子。住宅的前面有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花园，还有一个小竹林，四季青翠一色。

邱蔚六回忆说：“我从小喜欢跳高。在乡下时，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砍下一根竹竿，挖一个沙坑，练跳高。这为自己在读高中、大学时能够成为‘运动健将’打下了基础。”

邱蔚六家的花园前，有一条蜿蜒的河流，河水清澈见底。河的上游叫韩家碾，因通过河塘的水碾大米或麦子而得名。邱蔚六老家四周除农户的房子外，是一望无际的广袤田地，以种水稻为主。难怪四川以“天府之国”而闻名于天下。

邱蔚六家属于富裕人家。那个住宅是由母亲佘树勋做监工修建而成的，家里有两个仆人：一个是厨师，另一个是人力车车夫。他们家和两个仆人关系处得很融洽。

邱蔚六的家里有佛堂，母亲佘树勋每天早晚各一次进佛堂念佛经。

“抗日战争胜利后，邱家又搬回到城内，住在一个叫‘石庄’的花园对面的住宅内。在那里，我学会了骑自行车。”邱蔚六回忆说。

邱蔚六上小学时因一直剃光头，所以家里的长辈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小和尚”。邱蔚六上的小学是处在满族人居住的“少城”区域的黄瓦街，因此叫少城小学，在当地很有名气。

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入到贵州、长沙后，没有进入包括成都在内的四川境内，四川由此成为抗战的大后方。

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中国战时称作“陪都”的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四川省会成都，也是日机轰炸的又一个重要目标。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机首次轰炸成都。1941年7月27日，108架日机轰炸成都，这是成都受到的最为惨重的一次轰炸。在日机轰炸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时，被炸得飞起来的人的手臂、腿脚挂在公园的树梢上，到处都是。除成、渝两地外，四川的乐山、宜宾、南充、自贡、涪陵和垫江等小城市也受到过日机的轰炸。

日机的轰炸使后方人民认识到必须加强空军的建设，于是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开始了。献机热潮先在重庆、成都展开，各小学学生率先响应，发起筹献“中国儿童号”飞机活动，邱蔚六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之后，戏剧界筹献“剧人号”；新闻界筹献“记者号”……紧接着献机运动席卷全川。

邱蔚六说，为了抗击日寇，四川还每年向前线输送10万至30万壮丁，成为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14年抗日战争四川总计输送壮丁和参战者257.88万人，再加上川军7个集团军40多万人，总计参军人数达300多万人。也就是说，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个上前线，难怪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搬迁，1952年，邱蔚六全家搬到成都东御街94号一个近一百平方米的小院居住。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邱蔚六岳父的王季甫、岳母张幼仪全家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曾在成都东御街94号里面的另一栋房中居住过。王季甫还在这里开过一家私人医院——弘仁医院，他自己任院长兼内科医生。医院还有病房。张幼仪在这家医院当妇产科医生。

1950年12月，王季甫应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广州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柯麟盛邀，离开成都赶赴广州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兼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此时，弘仁医院也改名邮电医院，上缴给国家。邱蔚六家居住的一栋房子原属于王季甫的同胞哥哥居住，新中国成立后才卖掉的。

1951年8月，张幼仪携小女儿玉培也离开成都赶赴广州与丈夫王季甫“会师”。后来，玉培大学毕业后到四川三线工厂做技术员，与柯麟的第五个儿子柯小辉结为伉俪。由此，作为战友加挚友的王季甫与柯麟结为亲家。

1954年10月，王季甫的儿子王文钧由北京转学到广州中山大学物理系读书。1957年，王文钧被打成学生“右派”。大学毕业后，王文钧与香港同学李素儿结婚。20世纪60年代初，他以妻子车祸为名前去中国香港并定居。从那以后，他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他知识渊博，曾获得不少香港专利，生意红红火火，并进入到中产阶层。2005年，他70岁时因病去世。

后来成为邱蔚六夫人的王晓仪，那时正在成都读高中和大学。所以她没跟随父母和弟弟妹妹去广州。

1955年10月，从四川医学院口腔系毕业的王晓仪被统一分配到原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医学系任助教，并于当年12月30日顺道去广州，与一别五年的家人团聚。1956年元旦，全家到附近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合影留念。

邱蔚六向作者披露：“我的姐姐告诉我，她也不是亲生的。”

邱蔚六的姐姐邱蔚雯，她原来是大姨夫的二女儿。这说明：邱蔚六的姐姐邱蔚雯也不是“同胞姐弟”，没有血缘关系。

邱蔚六说：“我和姐姐的身世，直至“文化大革命”审查追踪祖宗十八代历史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唯“成份论”的年代，我和姐姐这埋藏了30多年的秘密，才被解开。”

姐姐邱蔚雯比邱蔚六大12岁。邱蔚六说：“我姐姐的亲姐姐是邓名尚，姐夫是马日明。夫妻俩都是读财经专业出身的，新中国成立前都在南京的中央银行工作。1949年，夫妻俩都去了中国台湾。现年邓名尚已100岁，2013年5月我去中国台湾，也是我第五次去中国台湾，专门去探望她。前几年她身体还比较好，我只要说我是‘小和尚’，她就知道我是谁了。可这次见到她苍老很多，已不会说话了。现在邱家亲人只有我姐姐一人了。”

邱蔚六回忆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会计系专业的姐姐对我的学业很关心，每天都要检查我的作业。记得有一次，我贪玩逃课。被姐姐发觉后，她严厉地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还打了我的手心。平时，姐姐还是非常疼我的，有好吃的东西，她自己不舍得吃，都留给我吃。”

最让邱蔚六感激的是：在成都生活的父亲邱翥双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落难”的时候，全靠在成都的姐姐一人照顾。期间，远在上海的邱蔚六每月会给姐姐从邮局汇款10元。当时，邱蔚六每月工资也只有36元。

邱蔚六的姐姐邱蔚雯很辛苦。她为了照顾两个插队落户的儿子，上调到成都工作。原先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当老师的她原本可做到副教授或教授，但她最后只做到讲师就提前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好在大儿子徐谦在1978年恢复成人高考时，考上了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成都晚报》当新闻记者。小儿子邱又生顶替母亲邱蔚雯在大学保卫科工作。

邱蔚六的姐夫徐仁东原先在成都的中国人民银行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1952年“三反”运动，说他贪污（是冤案）。于是，他被发配到大西南的西康去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30多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得到平反回到成都。他回来后，在一家合作社银行工作，直至退休。迄今仍健在。

“这30多年，苦了我姐姐。她既要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孩子，承担家务，还要照顾我父亲，真的不容易啊！”邱蔚六感叹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