γ-干扰素释放试验（IFN-γ release assays，IGRA）主要目的是用于诊断潜伏结核感染（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LTBI）的试验，目前国际上IGRA已有两个商业化试剂盒即QFT-G（Quantiferon TB Gold）（其第二代为 Quantiferon TB Gold In Tube，QFT-GIT）和T-SPOT.TB试剂盒。

Erkens等 ^［1］在荷兰进行的一项研究纳入接受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受试者91 334名，接受IGRA受试者4497名。结果发现，使用TST诊断为LTBI者，其IGRA结果至少60%为阴性；TST阴性者16%IGRA结果阳性；41%在TST后面做IGRA的受试者，IGRA影响最终是否诊断LTBI。因此认为，如以IGRA为诊断标准，在结核低流行国家，高比例的人群因TST阳性而接受预防性治疗；而有一小部分结核感染者则被忽略了。两步法策略有利于发现预防性化疗真正的目标人群，也符合卫生经济学原则。Iqbal等 ^［2］对美国和外国出生的人口怀疑结核潜伏感染者（分别为89例与132例）以TST和T-SPOT.TB进行筛查，计算诊断结核潜伏感染和预防性治疗需要的费用，发现与TST相比，T-SPOT.TB是一种经济的筛查方法，尤其对于高危人群比如在美国以外出生者。

在对医务工作者的结核潜伏感染筛查的研究中IGRA与TST结果的一致性并非高度一致。Dorman等 ^［3］对2418名医务工作者进行了结核潜伏感染筛查，其中TST阳性者5.2%，QFT-GIT阳性者4.9%，T-SPOT.TB阳性者6.0%。18个月后，QFT-GIT、T-SPOT.TB、TST结果阳转比例分别为6.1%、8.3%、0.9%。QFT-GIT 与T-SPOT.TB的阳转者中，分别有76.4%与77.1%的人员6个月后又转为阴性，提示在结核低流行国家IGRA阳转者多为假阳性。Babayigit等 ^［4］检测了100例健康工作者TST与QFT-GIT的情况，32 例TST阳性（≥15mm）受试者中有 17例QFT-GIT 结果为阴性，而在61例 TST 直径在 6～14mm之间的有4例QFT-GIT结果为阴性，在 TST直径在 0～5mm者全为阴性。说明在TST直径≥15mm时两个试验一致程度中等。建议在结核高危人群及普种卡介苗（BCG）地区使用IGRA作为TST的替代试验。耿梦杰等 ^［5］对中国917名医务人员分别行TST与QFT-GIT检测，结果TST 5、10和15mm临界值阳性率分别为68.92%（632/917）、47.87%（439/917）和25.08%（230/917）；QFT-GIT阳性率为69.57%（638/917），TST和QFT-GIT一致率为44.82%～66.85%（依据TST硬结平均直径变化而异）。提示结论TST和QFT-GIT判定结核感染的一致性较差。

不少作者对IGRA在TB-HIV双重感染者中结核感染筛查应用进行了研究。Rose等 ^［6］对81例HIV阳性儿童行QFTGIT，其中18.5%呈阳性，17周后复查79%的病例转为阴性，7例（QFT>1.0U/ml或 TST阳性）接受预防性化疗，随访2年无人发生活动性结核病。提示QFT-GIT对免疫状况相对稳定的HIV感染儿童是一个可靠的诊断LTBI的方法，然而其重复试验结果的阴转，与TST结果及结核暴露危险的不一致导致了结果的解释困难。Jeong等 ^［7］研究发现129例接受肾移植术的患者中，32.5%患者QFT-GIT结果阳性。随访（8.4±6.8）个月后，2例患者发生活动性结核病，其中1例QFT-GIT阳性另1例QFTGIT阴性。在等待272例肾移植术的患者中，结核菌素试验与QFT-GIT结果阳性率分别为22.8% 与35.3%，两者一致性很差。因此，QFT-GIT不能短期预测肾移植术患者发生活动性结核病。Sherkat等 ^［8］对44例肾移植术后患者行TST及T-SPOT检查，结果18.2%的患者TST阳性，13.6%患者T-SPOT.TB阳性，两者一致性中等。虽然TST和（或）T-SPOT.TB阳性的患者使用了异烟肼化疗，但仍有1例患者结核复发。说明在此类患者中TST和T-SPOT.TB试验对诊断LTBI价值是相似的。Mardani等 ^［9］报告55例心肺移植术后患者行TST及QFT-GIT检查，结果5%的患者TST阳性，20%患者QFT-GIT阳性，两者一致性尚可；QFTGIT阳性率更高，预测潜伏结核感染的准确性更高。此类研究样本量较小，仍需要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其研究结论。

另外，IGRA尚可用于旅行者LTBI筛查的研究。Elfrink等 ^［10］对去结核高流行国家旅行13～52周者旅行前后监测IGRA及TST，发现516例旅行者中2例IGRA阳转，5例TST阳转，提示旅行导致潜伏结核感染的风险是较低的，仅长期在结核高流行国度旅行的人员需要接受IGRA监测。

各国研究所获结论及指南所示仍有差异。在加拿大及大多数欧洲国家，指南建议IGRA结合TST以两步法的形式用于诊断LTBI，而美国及日本的指南建议直接以IGRA取代TST ^［11］。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2014年指南 ^［12］中再次重申WHO2011年指南的意见：在中、低收入国家/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不应推荐用IGRAs替代PPD试验作为大规模健康人群中筛查结核病的公共卫生手段，指出IGRAs可用于诊断LTBI，但不能区分活动性结核病和LTBI，并详细阐述了IGRA在我国不同人群中的应用。针对其在结核密切接触者及医务人员LTBI中的筛查，指南建议 ^［12］：①PPD试验和IGRAs均可用于LTBI的诊断和追踪，若考虑到PPD试验检测结果可能受卡介苗接种或NTM影响时，可对PPD试验阳性者进一步采用IGRAs帮助确认；②不宜采用IGRAs对大范围人群进行LTBI筛查；③PPD试验仍是在健康人群中动态筛查LTBI的首选。对儿童LTBI，指南建议 ^［12］：先采用PPD试验，对PPD试验阳性者可再行IGRAs辅助确诊。针对免疫抑制宿主的筛查，指南建议 ^［12］：①对HIV感染人群进行LTBI筛查，应单用IGRAs或联合使用PPD试验，在方法选择上优先考虑细胞检测技术。②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器官移植患者在接受糖皮质激素或TNF-α拮抗剂治疗前，应单用IGRAs或联合使用PPD试验筛查LTBI。

章淑梦等 ^［13］对523例中国患者（其中诊断为活动性结核病136例，非活动性结核病387例）血标本行T-SPOT.TB检查，结果提示T-SPOT.TB诊断活动性结核病（含肺结核与肺外结核）的总敏感度为94.9%（129/136，95%CI为89.7%～7.9%），特异度为71.1%（275/387，95%CI为66.2%～75.5%），阳性预测值为53.5%（129/241，95%CI为47.0%～60.0%），阴性预测值97.5%（275/282，95%CI为95.0%～99.0%）。T-SPOT.TB诊断痰菌阳性与阴性结核病的敏感度，以及诊断不同部位结核病的敏感度相比较，各组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该研究认为，T-SPOT.TB在MTB高自然感染率的中国，用于诊断活动性结核病值得推广，其较高的阴性预测值可为临床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参考。刘红等 ^［14］对中国结核病（含肺结核与肺外结核）疑似患者1084例行T-SPOT.TB检查，1084例中有384例（35.4%）确诊为结核病患者，54例为实验室诊断，其中42例T-SPOT.TB结果阳性，敏感度为77.8%（42/54）；330例为临床诊断，其中289例T-SPOT.TB结果阳性，敏感度为87.6%（289/330）。T-SPOT.TB的综合敏感度为86.2%（331/384）。700例（64.6%）非结核病患者中，638例T-SPOT.TB检测结果为阴性，特异度为91.1%（638/700）。60例经抗结核治疗2～4周后复查T-SPOT.TB，治疗后两种抗原早期分泌抗原靶6（ESAT-6）和培养滤液蛋白（CFP-10）的特异性斑点数（平均数分别为47个和18个）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平均数分别为99个和49个），提示T-SPOT.TB诊断结核病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较高。

贾红彦等 ^［15］纳入51例淋巴结结核患者、105例非结核性淋巴结疾病对照，均行外周血T-SPOT.TB及免疫印迹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抗体，结果T-SPOT.TB和免疫印迹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抗体的敏感度分别为92.2%（47/51）和60.8%（31/51），特异度分别为79.0%（83/105）和77.1%（81/105），T-SPOT.TB敏感度显著高于免疫印迹法，提示T-SPOT.TB方法在淋巴结结核的诊断中有着较高的敏感度。陆迪雅等 ^［16］探讨检测外周血T-SPOT.TB和脑脊液γ-干扰素在诊断结核性脑膜炎（TBM）中的价值。结果显示，结核性脑膜炎组T-SPOT.TB阳性率为70%，对照组为13%（5/3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首次脑脊液γ-干扰素水平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4.646， P<0.01）。随访脑脊液γ-干扰素水平结核性脑膜炎组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099， P=0.002）。外周血T-SPOT.TB诊断TBM的敏感度为70%，特异度为87%；脑脊液γ-干扰素诊断TBM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19，敏感度为83%，特异度为85%。作者认为，外周血T-SPOT.TB及脑脊液γ-干扰素检测对TBM均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动态观察脑脊液γ-干扰素含量变化对TBM患者的病情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林玲等 ^［17］用结核分枝杆菌DNA-PCR和IGRAs检测对334例分枝杆菌肺病患者进行鉴别，发现结核分枝杆菌DNA-PCR和IGRAs诊断肺结核和NTM肺病的敏感度分别为74.58%（179/240）、77.08%（185/240），特异度分别为89.36%（84/94）、79.79%（75/90），两种方法联合检测肺结核的敏感度为93.75%（225/240）、特异度为77.66%（73/94），提示IGRAs对于鉴别肺结核和NTM肺病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联合应用结核分枝杆菌DNA-PCR和IGRAs可以显著增加鉴别诊断的准确性。

James等 ^［18］在结核高流行、BCG普种地区对TB-HIV双重感染者行QFT-GIT与TST检查，100例成人分为四组：HIV阳性并有结核接触史，HIV阳性并有结核过去史，结核病人，健康人。QFT-GIT与TST的一致率约52.4%，将TST临界值从5mm增加到10mm可以将第一组病人一致率提高到62.5%，第二组提高到81.2%。因此认为两步法在低收入国家（如印度）是经济而可靠的手段。Sauzullo等 ^［19］研究了QFT-GIT在合并活动性结核的HIV感染者（HIVTB）中的诊断价值及变化情况。该研究招募44例入组，结果为阳性66%，阴性11.3%，不明确者22.7%，13例病人进入随访，虽然体外实验发现4种抗结核药物对QFT-GIT的结果及T淋巴细胞凋亡无影响，但治疗结束后38.4%病人阴转，提示QFT-GIT在HIV感染者结核病的诊断方面有一定价值，并且抗结核治疗对其结果有影响。

钟一鸣等 ^［20］选取结缔组织病（CTD）合并结核病患者44例，并随机选取同期没有结核病的CTD患者44例作为对照，比较T-SPOT.TB和TST对CTD合并结核病患者的辅助诊断价值，T-SPOT.TB诊断CTD合并结核病的敏感度为70.5%（31/44），显著高于TST（27.3%，12/44），两项指标的特异度分别为93.2%（41/44）和88.6%（39/4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T-SPOT.TB斑点形成细胞频数取值为38个斑点形成细胞（SFC）/10 ⁶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时，为诊断结核病的最佳分界值，并发现年龄、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淋巴细胞减少症和低白蛋白血症均不是T-SPOT.TB诊断假阴性的危险因素。提示T-SPOT.TB对CTD合并结核病的辅助诊断价值明显高于TST。

关于IGRA在儿童结核病中的诊断价值结论仍有分歧。Mukherjee等 ^［21］在一个包括362个儿童的横断面调查研究中发现，微量营养素缺乏，尤其是缺锌，可能影响胸腔内结核儿童QFT-GIT结果，因此在锌缺乏的高流行地区，以QFT-GIT辅助诊断结核病应慎重。有人认为IGRA在儿童结核病的敏感性较低，例如Wang等 ^［22］在中国检测了102例儿童结核病的T-SPOT.TB结果，发现敏感性较低，为58.8%（95%CI 49.1%～67.9%），各年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Schopfer等 ^［23］在柬埔寨进行的研究纳入405例临床诊断结核病的儿童，获得微生物学证据证实结核者有81例（22.5%），其中43例获得IGRA阳性结果（敏感性53.1 %，95% CI 42.3%～63.6%）。然而，鲍磊等 ^［24］入组中国儿童与成人怀疑结核病者各60例行QFT-GIT检测，发现儿童中诊断结核病敏感度83.87%，而特异度92.00%；成人则分别为78.57%与84.62%，作者认为该检测在儿童结核病中诊断价值更好。

Sollai等 ^［25］的meta分析提示，在被纳入的31个QFT-GIT研究，14个T-SPOT.TB研究，34个TST研究中，在高收入国家微生物学证实的病例中QFT-GIT敏感性为0.86（95%CI 0.81～0.90），T-SPOT.TB为0.79（95%CI 0.69～0.87）；在低收入国家，微生物学证实的病例中QFT-GIT敏感性为0.66（95%CI 0.55～0.76），T-SPOT.TB为 0.80（95%CI 0.73～0.86）。TST敏感性在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则分别为0.86（95%CI 0.79～0.91）与0.74（95%CI 0.68～0.80）。IGRA与TST相比，其特异性在高收入地区为97%～98%与92%，而低收入地区仅有85%～93%与90%。提示在低收入国家两种IGRA方法并不比TST优越。

WHO ^［26］曾在2011年指南中指出IGRA和PPD试验均不能准确预测MTB感染者发生结核病的风险。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参考本国临床研究数据及WHO发布指南，肯定了其对结核病的辅助诊断作用，于2014年发布指南建议 ^［12］：①IGRA不能用于确诊或排除活动性结核病，但对缺少细菌学诊断依据的活动性结核病（如菌阴肺结核等），IGRA可在常规诊断依据的基础上，起到补充或辅助诊断的作用，IGRA阴性结果对排除MTB感染有一定帮助；②IGRA检测胸腔积液和腹水等非血液标本的检测程序、判断标准和诊断效能有待进一步研究。针对在儿童结核病中的应用，指南建议 ^［12］：①IGRA的敏感度并不优于PPD试验，且IGRA作复杂、价格昂贵，不建议常规以IGRA替代PPD试验对儿童活动性结核病进行辅助诊断；②联合应用IGRA和PPD试验作为儿童结核病的辅助诊断方法，尤其适用于重症结核病和难以获得细菌学诊断依据的结核病。

IGRA方法学的改进包括使用不同的抗原、观察不同指标、用于除血液以外的其他标本、阳性临界值的判定等，均有助于改善IGRA准确性。Goletti等 ^［27］对IGRA诊断LTBI，尤其用于免疫抑制病人时的准确性、临界值策略及改进措施进行探讨，建议对使用IGRA诊断了LTBI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病人进行随访和检测，了解结核进展的风险，并提出可考虑改进IGRA方法学，如改变临界值，增加IGRA的观察指标比如IP-10、IL-2、多功能CD4 ⁺ T淋巴细胞等提高其诊断效能。Whitworth等 ^［28］用自动和手工的方法行QFT-GIT并作比较，认为自动ELISA方法能降低临界值附近的变异。Araujo等 ^［29］将另一蛋白磷酸特异性运输底物结合-1与CFP-10融合，并与融合蛋白ESAT-6︰CFP-10相比较，应用于108名PPD皮试阳性的结核接触者中，检测IFN-γ反应，发现其诊断结核潜伏感染及预测活动性结核病的阳性率稍高于ESAT-6︰CFP-10，是一个有前景的结核潜伏感染标志物。张丽帆等 ^［30］用ELISPOT方法检测151例疑诊肺结核患者血中重组结核杆菌相对分子质量11 000蛋白（MTB-11kD）T细胞反应，并与ESAT-6及CFP-10激发T细胞反应相比较，敏感度分别为60.6%与81.8%，特异度为82.1%及72.9%，联合检测为84.%与86.9%，提示MTB-11kD-ELISPOT诊断结核病特异性更优，且可和T-SPOT.TB联合应用。Liao等 ^［31］评估了352个结核性胸膜炎病人的T-SPOT.TB结果，发现胸腔积液抗原特异性IFN-γ水平为同步外周血中的4～5倍，其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95.7%与100%，高于外周血结果78.3%与86.3%，提示取胸腔积液标本检测抗原特异性IFN-γ不失为快速、敏感的辅助诊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