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作为中医理论与临床经验融为一体的结晶，是中医特色的重要支柱。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医就是随着方剂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方剂的增加而壮大。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五十二病方》还颇粗糙，《内经》也只有13方。到了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260多首方剂，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发展成熟的显著标志，并被后世誉为经方而赞誉不绝。盛唐时期孙思邈百科全书式的《千金方》中6000多首方剂已显示出中医理论和经验的博大精深。从小的方面来看，多少个中医，也正是通过对方剂的学习、理解、运用、领悟、化裁、创新而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至少我就经历了从有方，到无方，再到有方这几个不同阶段。

当年在陕西省渭南中医学校毕业时，我就能够背诵方剂歌诀600多首，甚至有死记硬背之嫌。到南京中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因为是伤寒专业，所以我对经方更感兴趣。199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经方各科临床新用与探索》。到1997年又出版了《120首千金方研究》。这个阶段，基本上可以说是继承阶段，是有方可守，有方可用阶段。往往为对某个方剂正确应用获得良好效果而沾沾自喜，偶尔也撰文宣扬。这就像初学打靶，单射命中就感兴奋不已。

随着临床业务的扩大，对自身要求的提高，实践中又觉得我掌握的方剂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也就是说临床的残酷现实，常常使我不满意。我只得在古方的基础上化裁、重组，甚至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我只能用一组或几组药物来治疗某些病症。尤其是面对我们以前知之甚少的癌症，常常是无方可用但又不能不用。扼腕长叹、辗转反侧，寻求古籍今文，搜索枯肠。正应古人所说“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这就是经历了多年的无方阶段。就像专业打靶，单射命中是家常便饭，连射连中才是目标。

经过痛苦磨练的无方阶段，逐步迎来了有创新意义的有方阶段。随着对疾病研究的深入，发现我们以往过分地强调了辨证论治这个长处，而忽略了秦汉时期本来就有的辨病论治的优势。而只有辨病，才能对疾病的病位、病因、病机、病程、病情轻重、鉴别诊断、预后判断和基本方剂等有更为全面的把握。我在2005年2月21日出版的《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肺癌可从肺痿论治”一文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总结出了两个治疗肺癌的基本方——海白冬合汤（又称润肺散结汤）、葶苈泻水汤。又从小柴胡汤加味形成了治疗肝胆系统恶性肿瘤的基本方——软肝利胆汤、保肝利水汤。加上我创制的预防和减缓化疗毒副作用的通补三升汤、和胃降逆汤，共6种院内制剂，在柳州市中医院肿瘤科100多张病床的病房中观察使用10年，疗效平稳可靠，得到医生和患者的肯定。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辨病论治的意义和专病专方的可行性。自拟治疗乳腺癌的基本方经第四军医大学药物研究所制成二贝母胶囊，不仅临床效果确实，而且动物实验证明既能抗癌又能增白细胞，2004年已获国家新药发明专利。自拟治疗食管癌的全通汤，因符合食管癌燥湿相混、寒热胶结、升降失常的基本病机，效果良好，其病例已在《中医杂志》等多种书刊报道。这也正是近年来我提出“燥湿相混致癌论”“寒热胶结致癌论”等观点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此外，我还从张仲景当归贝母苦参丸加味创制了治疗泌尿系统恶性肿瘤、半夏泻心汤加味创制了治疗胃癌的基本方。从孙思邈三物黄芩汤加味创制了治疗结直肠癌、温胆汤加味治疗脑胶质瘤、独活寄生汤加味治疗肿瘤骨转移的基本方。至于自拟治疗白血病的三草牛角汤，治疗鼻咽癌的木棉花汤等，无不是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产物。这就像射击运动员到射击教练，不仅自己要打得好，还要把经验和体会进行理论概括，制定程式和规范，让更多人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