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医学发展迅速，病因证候、临床各科，方剂药物均有专著问世。许多医籍记载了与肿瘤诊疗有关的内容。如《外台秘要》就记载了腹部肿瘤与黄疸的联系，“心腹积聚久癥痞，块大如杯碗，黄疸”。《新修本草》提出了小麦、海藻、昆布、文蛤、半夏、贝母、通草、松萝、连翘、白头翁、海蛤、生姜等瘿瘤的通用药；朴硝、芒硝、大黄、硫黄、巴豆、附子、乌头、苦参、柴胡、鳖甲、蜈蚣等积聚癥瘕的通用药；羚羊角、通草、竹茹、芦根、杵头糠等噎病的通用药；白蔹、漏芦、石灰等恶疮的通用药。具有代表意义的是《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在肿瘤的病因病机、分类及治疗等方面的扩展。

《诸病源候论》作为我国第一部论述疾病病因、证候学的专著，在肿瘤的病因病机等方面也多有创见。

风为百病之长，寒主收引凝涩，均是造成肿瘤的外因。而正虚则是必不可少的内因。《诸病源候论·卷之十九》积聚候明确指出了积聚的病因病机是：“由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脏腑之气所为也。”在这里，积聚未必就是肿瘤。而在积聚痼结候的论述，则颇相当于肿瘤的病因病机了：“积聚痼结者，是五脏六腑之气积聚于内，重因饮食不节，寒温不调，邪气重沓，牢痼盘结者也，若久即成症。”在癥瘕候也有类似描述：“瘕者，皆由寒温不调，饮食不化，与脏气相搏结所生也。”从其后附《养生方》“饮食大走，肠胃伤，久成癥瘕，时时结痛”一段论述来看，则是继承中有所创新，而不是人云亦云。也就是说，风邪是积聚的外因，正虚是积聚的内因。饮食不节，寒温不调，邪气重沓，牢痼盘结就不仅是一般的积聚所能概括的了，而是相当于肿瘤的积聚痼结。积聚主要病位在胃肠，所以饮食不节在先，寒温不调其次。而癥瘕则范围更大，或者以小腹盆腔为主，所以皆由寒温不调，饮食不化，与脏气相搏结所生也。

噎膈与食管癌食管癌相当。《诸病源候论·卷之二十》痞噎病诸候中除对五噎（气、忧、食、劳、思）候有总的病因病机概括：“虽有五名，皆由阴阳不和，三焦隔绝，津液不行，忧恚嗔怒所生”，还分别论述了气噎、食噎、久寒积冷、腹内结强的具体病因病机：“阴阳不和，脏气不理，寒气填于胸膈，故气噎塞不通，而谓之气噎”；“脏气冷而不理，津液涩少而不能传行饮食，故饮食入则噎塞不通，故谓之食噎”；“血气衰少，脏腑虚弱，故令风冷之气独盛于内，其冷气久积不散，所以谓之久寒积冷”；“荣卫虚弱，三焦不调，则令虚冷在内，蓄积而不散也。又饮食气与冷气相搏，结强而成块”。

瘿瘤相当于恶性肿瘤。《诸病源候论·卷之三十一》瘿瘤诸病中，提出：“瘿者，由忧恚气结所生，亦曰饮沙水，沙随气入于脉，搏项下而成之。”肿病诸候的肿病诸候中，提出：“凡肿，挟风冷则不消，而结成核也。”而在恶肉候中提出：“恶风所伤，风入肌肉，结瘀血积而生”的观点，也说明了风邪致病的广泛性和严重性。

石痈相当于恶性肿瘤，乳石痈相当于乳腺癌。《诸病源候论·卷之三十二》谓：“石痈者，亦是寒气客于肌肉，折于血气，结聚所成。”《诸病源候论·卷之四十》谓乳石痈“为风寒气客之，则血涩结成痈肿”，再次提示风寒不可轻视。

总之，《诸病源候论》对肿瘤的病因病机较为全面，外因强调风邪，内因强调正虚，不内不外因强调饮食不节，寒温不调。而且认识到邪气重沓，牢痼盘结，久即成症。这与西医学关于肿瘤多因素多步骤发病机制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肿瘤的发病是涉及多种因素多个步骤的病理过程，与一般的感染性疾病不同，肿瘤的恶性表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正常细胞恶变的结果。与肿瘤发病相关的因素依其来源、性质与作用方式的差异，可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两大类。外源性因素来自外界环境，与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包括化学因素、物理因素、致瘤性病毒、霉菌毒素等；内源性因素则包括机体的免疫状态、遗传因素、激素水平以及DNA损伤修复能力等 ^[1]。

肿瘤的临床症状常常是辨病辨证论治的眼目，古人观察细致。《诸病源候论·卷之二十》痞噎病诸候中分别论述了气噎“令人喘悸，胸背痛也”；食噎“胸内痛，不得喘息，食不下”；久寒积冷“其病，令人羸瘦，不能饮食，久久不瘥，更触犯寒气，乃变成积聚，吐利而呕逆也”；腹内结强“有上有下，或沉或浮，亦有根亦无根，或左或右也，故谓之腹内结强。久而不瘥，积于年岁，转转长大，乃变成癥瘕病也”等的不同临床表现。而关于痞噎病中腹内结强的描写，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食管癌和腹腔转移性肿块的因果关系，难能可贵。

《诸病源候论·卷之三十一》恶核肿候所描写的症状与肿瘤的淋巴转移多所相似。“恶核者，肉里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风邪挟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无常处，多恻恻痛，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

《诸病源候论·卷之三十二》谓石痈：“其肿结确实，至牢有根，核皮相亲，不甚热，微痛，热时自歇。此寒多热少，坚如石”，把恶性肿瘤造成体表肿块的特点刻画的较为准确。

从脉象来判断预后是古代医家的长处。《诸病源候论·卷之十九》癥瘕病诸候：“诊其脉弦而伏，其癥不转动者，必死”，这种脉症合参判断预后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实际的医疗水平。《诸病源候论·卷之三十八》漏下五色俱下候对漏下赤白不止（宫颈癌多见）提出“脉小虚滑者生，脉大紧实数者死”这是脉证不符，“脉急疾者死，迟者生”，这是病有轻重，预后判然有别。

肺痿基本相当于肺癌，《诸病源候论·卷之二十一》肺痿候指出：“咳唾咽燥，欲饮者，必愈。欲咳而不能咳，唾干沫而小便不利者，难治。”这是因为咳唾咽燥，欲饮者，是阴虚津少的表现，病机单纯，可通过药物或食物补充治疗；而唾干沫而小便不利者，则是阴虚和湿浊并见，“燥湿相混”，津液不能濡润脏腑而成湿浊，湿浊阻滞脏腑更使气不化津，形成恶性循环。可见肺痿在当时也有相当高的发病率，巢元方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曾益新.肿瘤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0.

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合称《千金方》，两书中有关肿瘤的论述不多但其中的方剂和针灸方法却值得探讨。

《备急千金要方》有关治疗肿瘤的方剂，主要集中在卷十一的坚症积聚和卷十六的反胃、噎塞等。综观其中治疗肿瘤的方剂，有以下特点。

从书中“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止乃成积”的观点不难看出，孙思邈强调寒邪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所以乌头、附子、桂心、干姜、蜀椒、硫黄、钟乳、矾石等热药大量应用。但对于寒热胶结者，则不拘成见，寒热并用。肠鸣是寒热相激的表现。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的腹中雷鸣就是其例。《千金方》“治五脏寒热积聚，胪胀肠鸣而噫，食不生肌肤，甚者呕逆”的三台丸中大黄与附子同用；“治心腹疝瘕，胁下及小腹满，坚痛有积……发甚则上抢心气满，食饮喜呕方”中，大黄、黄芩与吴茱萸、桂心、蜀椒、干姜并用。前方寒热相当，所以用药也两两相对。后方是“寒气入腹”，日久化热，势必寒重热轻，用药也相应改变。还有“治食饮辄噎方”的干姜与石膏相伍以及“治噎声不出方”的竹皮汤中竹皮、通草与生姜、桂心配伍等。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认为热药是造成噎膈反胃的原因，即“不求原本，便认为寒，遽以辛香燥热之剂投之数帖，时暂得快，以为神方……为噎膈反胃之次第也，” ^[1]所以当有人问他“《千金》诸方，治噎膈反胃，未尝废姜、桂等剂，何吾子之多言也？”他解释说：“气之郁滞，久留清道，非借香热不足以行。然悉有大黄、石膏、竹茹、芒硝、泽泻、前胡、朴硝、茯苓、黄芩、芦根、瓜蒌等药为之佐使”。 ^[1]这一段话，从侧面反映了《千金方》热药治疗噎膈反胃的临床疗效和寒热并用的必要性。我在西安治疗一例食管癌声不出，多方不效的情况下，就是在《备急千金要方》找到“治噎声不出方”的竹皮汤而获效，也加深了我对“寒热胶结致癌论”认识。当然，《千金方》也有用凉药成方者，如“治胸中心下结积，食饮不消”的陷胸汤方就是由大黄、瓜蒌实、黄连、甘遂组成。

肿瘤的基本病机是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所以《千金方》治疗肿瘤的方剂中补泻并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补药以人参为代表，扶正以祛邪。如治十二癥瘕的硝石大丸就是由硝石、大黄、人参、甘草组成。五石乌头丸以及治五种之气皆令人噎方都有人参与枳实配伍。

因为肿瘤病因病机的复杂性，所以五石乌头丸多至32味成方也不显累赘。但耐人寻味的是，一味药成方在《千金方》治疗肿瘤的方剂中也不少见。如治万病积聚方仅用蒺藜子一味。考蒺藜子即刺蒺藜，治疗肿瘤，源远流长。《神农本草经》谓：“味苦温，主恶血，破癥结积聚，喉痹，乳难。”《方龙潭家秘》“治乳胀不行，或乳岩作块肿痛，刺蒺藜二三斤，带刺炒，为末。每早、午、晚，不拘时，白汤作糊调服。” ^[2]其功效在于行气开郁，即《植物名实图考》谓：“蒺藜，近时《临证指南》一书，用以开郁，凡胁上，乳间横闷滞气，痛胀难忍者，炒香入气药，服之极效。盖其气香，可以通郁，而能横行排荡，非他药直达不留者可比。”“治卒暴症，腹中有物坚如石，痛如斫刺，昼夜啼呼，不治，百日必死方”就是单行成方：商陆根酒浸煎服，号称“一服便吐去宿食，神效。”“治少腹坚大如盘，胸中胀，食不消，妇人瘦瘠者方”就是用一味血余炭。这可能是因为正虚不耐攻伐，以此血肉有情之品散瘀扶正之意。《神农本草经》谓血余炭：“味苦温，主五癃，关格不通，利小便水道”，《本草正》谓：“凡补药中自人参、熟地之外，首当以此为亚”可为之注脚。

癥结积聚常常需要善于通络行瘀的虫类药为诸药向导，搜剔攻坚。《千金方》常用蜈蚣、虻虫、蜥蜴、蜣螂等。

《千金方》治疗肿瘤的方剂中有毒药不少，有现代已证明有抗癌作用的斑蝥、雄黄等，也有现在不常用的狼毒、莽草等，当我们的疗效不尽如人意时，可以从中获教。

灸法和外敷作为治疗肿瘤的方法，孙思邈开其先河。《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一末有“癥瘕，灸内踝后宛宛中随年壮，又灸气海百壮。久冷，及妇人癥瘕，肠鸣泄利，绕脐绞痛，灸天枢百壮”；“积聚坚满，灸脾募百壮”；“心下坚，积聚冷胀，灸上脘百壮”；“积聚坚大如盘，冷胀，灸胃脘二百壮”。《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六对反胃提出：“灸两乳下各一寸，以瘥为度；又脐上一寸，灸二十壮；又灸内踝下三趾稍斜向前有穴三壮”。其特点是取穴少而精，值得临床效仿。

《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一坚症积聚中“治卒暴症方”一用“商陆根捣碎，蒸之，以新布籍腹上，以药铺着布上，以衣物覆其上，冷复易之，数日用之，旦夕勿息”。又方，蒜、桂、灶中黄土，“上三味合捣，以淳苦酒和，涂布上以掩病处，不过三日消。”为当今临床提供了外敷治疗肿瘤的文献依据。

孙思邈已经认识到肿瘤所导致黄疸顽固难愈。如《千金翼方》卷十八的茯苓丸“主患黄疸，心下纵横结坚”就是其例。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发表议论曰：“黄疸之为病，若不急救，多致于死，所以具述古今汤药灸锃方法，按据此无不瘥者也。有人患之，皆昏昧不识好恶，与茵陈汤一剂不解，亦有惺惺如常，身形似金色，再服亦然，隔两日一剂，其黄不变，于后与灸诸穴乃瘥，疮上皆黄水出”。用事实说明了药灸综合治疗的必要性。他提出的灸黄法主要穴是：脾俞、手小指端、手心中、胃脘、中脘、上脘、巨阙、大陵、劳宫、三里、然谷、太溪等。

1.周宜强.实用中医肿瘤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505.

2.宋立人，洪恂，丁绪亮，等.现代中药学大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