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兰日旭博士与我相识多年。那是在2003年，筹划写作《中国金融史》时，他除承担清末、民初两章外，还承担大事年表的编撰工作。接触中，得知他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毕业后，就来我校经济学院工作，且体会到他为人随和，治学勤勉，乐于思索，有所见地。2004年，他的博士论文经修改补充，以《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的书名，交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今年适逢十一届全国人大十四次会议刚刚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全国人民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化改革开放，金融界人士为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而畅所欲言、出谋划策之际，他送来《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的书稿。我作为第一读者，只是对中国金融史感兴趣，学习中常为一些问题困扰，有时同他一道交流想法、切磋讨论而已。他要我写点什么，我想借此机会谈点感想，或是想法，不揣谫陋，向作者及读者请教，谅亦无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要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与之配套。这就需要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金融理论与金融企业制度，同时还要认真总结中国近代的金融思想与金融企业制度的演变历程，把握住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可我常有一头重一头轻的感觉，或许是出于职业上的偏颇，总有一说到中国金融史，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或兴趣索然，以为不就那么回事，我们都知道了的感觉；甚或以为中国除了高利贷，此外还有什么值得去研究讨论的，自然更没有必要下功夫浪费时间了。岂料这种近乎无知的简单否定，或者说无所谓，所带来的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全盘西化，就可能是盲目的自尊自大，反对排斥一切西方先进的制度、机制、工具，乃至其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以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该说，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

我们说金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就连总结我国近代银行制度的经验和教训也绝非易事，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成就，且不说大家的认识是很难一两下就达成共识的，尚需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进行总结和概括，只有经过这样的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或许才能接近或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兰日旭老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出了他的辛劳和才智。为了这一课题，在三四年前，他就已耗费了不少心血，完成讨论稿《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又经过近几年的补充、修订，今日方告完竣。诚如他在本书序言中所言：“力图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银行业在近代的公司制度变迁及其绩效进行综合性研究，展现其演变的过程、特征及一般性的规律。”他所做的是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也可以说，他做了一件本该早有人去做，但又为许多人所不屑于去做的工作。为了总结过去，要去查阅大量史料，长久地坐冷凳，在人们费事、不解的目光下静心苦读，一位三十几岁的青年学者，在趋之若鹜的名利磁场干扰下，在忙忙碌碌、来去匆匆的生活、工作重压下，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怎样的淡定和信仰的支撑！我似乎看到了希望，感到我们青年人的执著与可爱，我于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倍感欣慰与钦佩。

说到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话题，就必然引出中西交流问题。我以为中西方的交流从古至今未曾间断过，其间可能出现过短暂的阻隔或间断，然而从未形成趋势或出现断层。一旦合法的、公开的交流遭到取缔或禁止，也不乏地下的或非公开的暗流涌动，只要时机成熟就会以合法公开身份亮相。自然，古代的交流与当今的交流及全球一体化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可能相提并论，然而亦非想象的那样闭关锁国政策所能封锁得住、小国寡民思想所能禁锢得了的。到了近代，在西方先进文化、科学技术造就出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面前，一切思想观念、制度法规都显得是那样的丑陋陈旧，以致不堪一击，不值一提。自西方文明发达以来，一切价值判断、游戏规则都唯西方是从，从人的生存权，什么民主、平等、自由，什么科学反科学，生态平衡不平衡，环境保护与破坏，什么战争与和平，及至什么通货膨胀与紧缩，汇价的高低，什么金本位与管理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无不操在那么几个大国，甚至某个大国手里，成为它们随心所欲、任意摆布的玩偶。可是一切人类文明史，至今绝不是几百年的事，也不是五六千年那么简单，人类今后的发展也绝不是千百年的短暂一瞬。因而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绝非朝朝暮暮，随意可以摧毁或轻易否定得了的，亦非某些人自暴自弃或自我否定得了的。中国文明绵延了几千年，内在的文化基因使之在中国及东方文化圈甚至更为遥远的地域发挥着影响作用，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结构、原则、机制、作用在中国的现代银行企业制度里仍会保留其合理的内核因素。这种内核因素的留存使得西方现代银行制度得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否则它绝不会持久地存活，并真正发挥出巨大作用，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即便是西方在华银行也得入乡随俗、产生变异，否则亦会遭到排斥，乃至无法生存，更不必说发展了。

在对待西方理论方面，我以为要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盲目排外(略而不论)，一种则是不加区别，模糊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只讲共性，认为既然是金融机构，那么无论古今中外，都存在相同之处。这固然不错，然而在现代金融机构与古代金融机构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特别是西方银行与中国钱庄票号之间，它们不只有中外之别，还有古今之别，它们在组织结构、资本实力、经验管理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所以钱庄票号会被概括出封建性、保守性、高利性，还有什么买办性等特征。在国外它们被译为银行的情况下，国内也会有人愿意附和这一称谓，然而在科学研究时，我以为采取这种方式，似乎有欠妥当。因为我们不该被轻易拔高或随意混淆概念所忽悠，相反我们应该避免以此来抚慰那颗因百余年来中国落后挨打，饱受屈辱、摧残和伤痛的不平和的心。细想这是否有如鲁迅笔下的阿Q，自我欺骗，自我麻痹，有百害而无一利。当然有些人可能是被人打怕了，或许是出自对西方的服膺，只相信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完美的、先进的，因而谈到金融，似乎中国简直是一无所有、一片空白，只能全部引进，照抄照搬了，要研究探讨就只有眼睛向外，而不必向内，否则就等于是瞎耽误功夫。其实，兰老师说得不错，“我们要真正实现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提高其经营效率，就有必要深入了解我国银行过去的做法。”这或许就是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兰老师的思路和眼光值得肯定、支持和赞赏。

真要做到知己，并不容易。古人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就迷在“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每个人都该清醒地回答：该怎样认识本民族、国家、社会？她的长短到底是什么？我们有几千年的货币信用发展沿革史，其内在的合理成分又到底是什么？近代以来，我国银行现代化有哪些成功和失败之处？我们应该坚守的信念和做法(政策、措施、法规、制度)是什么？应该尽快放弃、纠正的理念、做法又是什么？……在未搞清楚以前，切忌简单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这种历史上的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远的不说，在我们推行一种新做法之前，往往会把它吹成一朵花，等到要改变时，又会把它说成是一堆豆腐渣，这种做法其实是违背科学的，或者说是反科学的。我们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对其本身，及与之相关的环境条件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科学的分析，从事实出发，做出完整客观的判断。今天特别要注意，要使我国金融制度改革不出现大的失误，就万不可说，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完美的，只要是我们自己的就必定是落后的，就必须被淘汰。其实，我们对人家的东西了解得再透彻，也往往只知其皮毛，或者说只是一知半解，更何况其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不同，盲目推崇、迷信，肯定要吃亏上当。加之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家境都说不清就想下车，那就很可能导致正经的传统未发扬，本不该抛弃的反倒会被无情地抛弃了，本该抛弃的倒会被继承并发扬着。国门洞开，若只知迎合外而不知适合内，一股脑地移植进来，只怕会如引进外国种子时连同病虫害一道引入，所以我们务必谨慎从事。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是纳税人(法人和自然人)共有的财产，要为纳税人服务，岂有处处事事收费、储蓄存款对储户负利率的道理，怎么可以只考虑银行自身利益而不顾及是否损害他人，特别是自家主人的利益呢！且储蓄存款是银行的包袱还是不涸的资金源泉，亦绝非小事一桩。

兰老师以利益相关为核心，以与银行利益的近疏为线索，“按照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综合委托-代理等理论分析中国的银行制度变迁，探寻其发展规律，并为当前银行制度建设提供借鉴。”这种有益的尝试，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尚不为多。特别是专论中国近代银行公司制度的演变及绩效，当是破冰之举。他以唯物论为导向，借鉴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从银行制度渊源、银行制度框架、融资结构、治理结构和约束激励机制等方面，渐次深入地考察分析了制度嬗变，效率方面则从微观理论与宏观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灵活与适度的结构性启示。整个银行制度的嬗变是渐进的，中西融合的，体现出浓墨重彩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现代化之路。

兰老师做了件大好事，我希望同仁们及关心银行改革的人们都来读一读，有相同意见或不同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亦能提出来，以启发思索，使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向着纵深发展，日臻成熟。

姚遂

2011年4月2日于中央财大东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