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难点探讨

1．怎样看待乌托邦中的“奴隶”

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国家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动的国家，但是乌托邦社会还存在着一个奴隶阶层。有人认为，乌托邦存在奴隶阶层与乌托邦的社会制度相矛盾，同莫尔的整个思想体系不相容，是莫尔思想体系中的糟粕。（如白东明主编：《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著作评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也有人认为，奴隶的存在是乌托邦改造罪犯的一种措施、手段，也是解脱邻国被压迫人民痛苦的办法。（如方贻岩：《莫尔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新议》，载《科学社会主义》（人大复印资料）,1986（4）。）

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乌托邦中的奴隶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我们所理解的奴隶概念是否是一回事。在乌托邦，所谓的奴隶，主要是指罪犯。乌托邦奴隶的来源分为两类：一是在本国犯重罪以至罚为奴隶，二是别国曾因犯罪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大多数属于第二类。还有一类是在别国无以为生的苦工，他们自愿到乌托邦来做奴隶。乌托邦的奴隶主要从事人们厌恶的脏累活，如清理垃圾、屠宰牲畜、修路等。但他们并不是永无出头之日，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也可变为自由人。

这样，乌托邦的奴隶，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奴隶，而是一种改造犯人的手段。“对于罪大恶极的人，一般罚令充当奴隶。乌托邦人认为这种手段既使犯人害怕，又有利于国家，胜于匆匆处死犯人……使他们劳动比处死他们更有益，他们作为反面教员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阻止别人犯罪。如果他们闹事违抗，不服从这样的处理，那就视同野性难驯的想越槛脱链的兽一般被杀死。如他们忍受这样的处理，那么，他们并非断绝了一切希望。如他们经过长期艰苦的劳作而变得柔顺，从所表示的悔悟可以证明使得他们痛苦的不是自己受惩罚，而是自己的罪过，于是他们可因总督运用特权或国民发表公意而减轻奴隶应服的苦役或获得全赦。”

我们要用16世纪的标准而不是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莫尔。他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刚刚萌芽、手工业和小农业为技术基础的封建时代末期，由于技术的落后，要解决所谓不愉快的劳动这个问题成了19世纪以前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块绊脚石。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寻找一批对这类工作有特殊爱好的公民，二是通过一定形式的强迫劳动。莫尔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两种方法都采用了。在乌托邦，有一些人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担任了不愉快的工作，作为对社会的特殊形式的服务。但是仅有这些人还不够，于是，莫尔被迫求助于强迫劳动这个形式，这样，乌托邦社会就出现了一个奴隶阶层。的确，只有生产力的进步，才能解决不愉快劳动的问题。

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莫尔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对照一下《乌托邦》第一部分所叙述的英国社会对盗窃犯动辄判处死刑的作法，再结合人道主义者莫尔的思想来分析，就不难看出莫尔的奴隶制也是一个进步，是为了减轻中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残酷刑罚的一种呼吁。莫尔痛心地说：“我们的全部财产全都比不上人的生命的宝贵。”根据莫尔的说法，凡是乌托邦的奴隶在别的国家都不会被判处死刑的，而且乌托邦人对本国的自由公民从不用死刑，还把邻国的被判处死刑的人买过来做奴隶。因此，根据英国的刑法来评论乌托邦的奴隶制，也应当把它看成是在当时看来比较人道的制度。而且，乌托邦社会奴隶的命运较之英国都铎王朝时代大多数身受剥削、饥寒交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处境要好得多。当然，不可否认，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设想采取奴隶的强迫劳动，在思想上也是受时代条件局限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莫尔是禁欲主义者吗

有人认为，莫尔的乌托邦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色彩，其理由是乌托邦人鄙视盛装丽服，把绸缎看成是贱品。（如李风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另一种观点认为，乌托邦人的幸福观是和禁欲主义根本对立的，因为莫尔最早提出了合理的快乐和幸福的生活，是未来社会应达到的目的。（如方贻岩：《莫尔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新议》，载《厦门大学学报》,1986（2）。）莫尔是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

首先，我们需要从莫尔所处的时代出发，当时社会物质财富严重不足，许多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而统治阶级则骄奢淫逸。那时竞相追逐锦衣绣服、华屋大厦、富丽堂皇。莫尔所描写的乌托邦人过着俭朴的生活，不讲究穿着，一件粗皮工作服可穿7年，外套的颜色全是羊毛的本色等，是否可理解为是莫尔对当时社会的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生活的一种抗议。他认为追求外表的豪华、空虚无益的虚荣、贪爱珠宝等行为是虚假的快乐，最终给人带来的只是痛苦。因此，不能就此认为莫尔是在宣扬僧侣式的禁欲主义。

莫尔所描绘的乌托邦人认为，生活的目的在于过“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他们强调精神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认为构成人类的全部的或主要的幸福是快乐。乌托邦人认为，一切无害的享乐都不应该禁止，他们晚餐时有音乐伴奏，餐后的点心极为可口，他们燃香，喷洒香水，尽力之所能使所有的人心情愉快。乌托邦人主张：“一个人如不千方百计地追求快乐，便是愚蠢的，只不过他须力求不要贪图小的快乐而妨碍大的快乐，也不要贪图会招致痛苦后果的快乐。”他们主张的是“正当高尚的快乐”，并不主张人生只有“严峻艰苦的德行”。可见，莫尔并不是禁欲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