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书评述

从《政治学》全书的内容看，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两大主题，即“理想城邦”和“政体各类型”。理想城邦这一主题是在卷一、卷二、卷七、卷八中展开论述的，还包括卷三中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基本命题，认为个人不能孤立地生活，必须结成社会。而家庭、村坊和城邦都是这种社会团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城邦是一种最高而且范围最广的社会团体。因此，从理想的角度看，它所追求的也应是最高而又最广的善业。理想城邦的理想政体是贵族政体，而最现实、最通用、最稳定的政体，则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理想城邦应体现财产私有公用、公民轮番执政以及法治和人口、疆域适量等原则。政体各类型这一主题是在卷四、卷五、卷六中展开论述的，也包括卷三中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提出政体的异同决定城邦性质的异同的命题，认为凡是政体相承而没有变动的，就可以说是同一城邦，只要政体发生了变更，那就应该说是另一种城邦了。他修改、补充和发挥了原来由柏拉图提出的划分政体的标准，阐述了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并全面探讨了政体变革的原因和防止其发生的种种措施。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研究方法。他曾和学生收集过158个城邦政制的资料，这标志着他在政治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方法，即把实际调查同理论思考结合起来，根据观察和史实去探求关于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问题。这种思想方法在他关于政体各类型这一主题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如果不曾收集和研究过一百多个城邦政制，那是很难写出内容如此丰富的著作来的。古希腊丰富多彩的城邦制度，为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众多的政治思想家提供了一个政治实验室，这正是古希腊政治思想中为何政体理论特别发达的原因之一。可是，自马其顿王国征服希腊后，这个实验室便成了历史。亚里士多德是目睹这一事实的。然而，在《政治学》中却反映不出马其顿大帝国对他的影响。相反，他却仍然死守着城邦观念。无论是对现实政体的评说，还是对理想政体的构思，均未跳出小国寡民的城邦框架，企图以此来挽回丧失了的城邦制度。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属于一个结束的时代，一个用城市国家的方式来统治的时代。

诚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没有也不可能挽救古代希腊城邦制的衰落，但它却深刻地影响着两千多年来的西方政治思想。惟其如此，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一，他开创了西方传统的政治学体系。古代希腊文化发展到亚里士多德时，才从体系上区分了政治学和伦理学，从而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他确实称得上政治学的奠基人。他的《政治学》一书可称为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之作。这不仅在于它是一部有别于《伦理学》的政治专著，而且也在于它那既包括政治理论问题，又包括政治实际问题的体系，一直为后来的西方政治学者所承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区分政治学与伦理学，只是就“学科体系”讲的，在实际内容方面，却仍然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不仅是古希腊，甚至是中世纪政治学说的特点之一。从实际内容上分开政治学与伦理学，要待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弗利。

第二，他提供了研究政治问题的新方法。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的研究方法是从抽象的概念（理念）出发，通过玄想和演绎阐述政治见解。亚里士多德则不同，他从实际出发，在收集与研究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分析比较各种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然后再归纳出政治理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就为后人研究政治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方法。

第三，他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政治观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许多基本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关于国家起源的自然形成说，以及国家的目的、性质等观点，对以后的政治学说有着深刻影响。他关于政体的理论，则影响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政体的异同决定城邦的异同”这类观点，片面地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在政体分类问题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直接沿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而亚里士多德的统治观、公民观、群众观、教育观、人口观、法治观和中产阶级的理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真知灼见，仍烁烁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