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展的路径选择

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必由之路，但选择何种路径和机制是关键，其结果大相径庭。实践证明，那种实行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发展、过度剥夺和牺牲农业、农村、农民利益，追求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城乡是开放的，但政府无为，任由城市工商资本强势掠夺廉价农村劳动力、强势兼并土地、农庄，最终导致农业低效益，农村落后凋敝，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大城市沦为贫民窟贫民。这说明这些发展路径都是有问题的。而中国浙江选择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和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则是大众市场经济成功和民本发展经济学有生命力的成功因素。

由于改革开放前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国有企业主导的国家工业化模式，农民基本上被剥夺了务工经商的权利。改革开放后，从乡镇企业、家庭工业、个体工商户和多种经营起步，农民开始闯市场、办工业、搞营销，兴起了农村工业化的浪潮，然后又从“村村冒烟”的乡村工业格局转向依托县城和小城镇的集中发展，同时，政府及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从乡村企业到民营企业的历史性转变，依托经济开发区、乡镇工业小区促进了农村工业布局的相对集中和集约发展。与此同时，这种农村工业化也带动了以县城和小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城镇化进程，集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也发展成为各类大型专业市场，商路也向全国和世界拓展，由此形成了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通过这条务实的路径，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农民大众反而找到了经商办实业的捷径，改变了农民只能当工人的局限性，一批农民企业家脱颖而出，成为资本经营和市场竞争的佼佼者。同时，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又强有力地推动了浙江整个区域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浙江也从农业小省变成市场大省、工业强省、经济大省。

这条务实发展路径还体现在三个结合上：一是所有制结构变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形成了人民大众自主选择经营形式，自由发展一、二、三产业的生动局面。农民大众可以集体经营、股份合作、股份制、私营企业、家庭经营、个体工商户等多种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来发展一、二、三产业。同时农村产业结构也从以农为主、以粮为纲的单一农业经济转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产业格局。二是发展内生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相结合，着力形成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机制，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市场化、国际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浙江抓住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功地实现了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在时间、地点、产业、资本、人才各方面的契合，民企、民资、民智与外企、外资、外智迅速结合，内需市场与国际市场同步开拓，使区域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快速提升。三是把县域作为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主战场，发挥县域经济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且找到了农民参与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效载体，小商品、小企业、小商铺、小城镇都成为农民最容易创业起步的好载体，并且通过县城、小城镇、工业园区、专业市场等发展平台，形成了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小商铺大流通、小城镇大舞台等以小见大、聚沙成塔的体制机制，这种以特色产业为支柱，体现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协作相结合的特色块状经济，带动了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这种小载体大平台的发展格局，为全民创业造就了大舞台。在这些地方，农民只要有资金就可以创业，只要有专业劳动技能，就可以找到就业岗位。

这种发展的路径和模式之所以正确和有效，还在于它体现了解决好“三农”问题这一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形成了新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机制，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不断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共进的发展机制。这是一般发展经济路径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境界。而浙江这种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恰恰为达到这种城乡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提供了现实可能。而中央作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在浙江也得到完整推进。一手抓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一手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且建立城乡间劳动力、人才、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优化配置的机制，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村人口向城镇集居、承包耕田向种田能手流转集中。同时，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要求，大力推进村庄整治、农村环境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把城中村、园中村、城郊村改造建设成为城镇社区，适度撤并自然村、空心村，搬迁高山村，重点建设中心村新社区。积极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逐步推进城乡规划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劳动就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找到了一条渐进式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