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金争战的影响：以五郎为僧和四郎归宋为例

伴随着两宋之际抗金斗争的爆发，杨家将故事迎来它的第一个壮大时期。对此，余嘉锡早已指明：

余以为杨业父子之名，在北宋本不甚著，今流俗之所传说，必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傥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敢侵陵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

除“今流俗之所传说，必起于南渡之后”这一句不确之外，余氏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宋金争战期间杨家将故事流行的社会心理背景。在这种社会心理驱使下，宋金争战无疑会在原有杨家将故事里留下自己的印记。譬如太行山在杨家将小说中占重要地位，这应与活跃于太行山一带的南宋抗金忠义有关联；杨家将故事开始与“水浒”“说岳”等相同性质的故事相互渗透，这也是根植于宋金争战的共同历史背景。下面具体分析杨五郎为僧故事和杨四郎归宋故事的素材来源，以期说明宋金争战对于杨家将故事的巨大影响。

杨五郎人到中年才在五台山落发，是个“杀人和尚灭门僧”(《昊天塔孟良盗骨》第四折)。到了明代杨家将小说，他身上的这股子粗莽气息并未消失，仍然身入佛门却大开杀戒，屡屡下山与辽作战。杨五郎以和尚身份抗击契丹，出家地点又在五台山，这和杨业第五个儿子是否在五台山当过和尚没多大干系。它的“真实性”，扎根于宋金争战时期和尚积极投身抗金事业这一历史事实。

两宋之际时局不靖，僧人激于爱国之心而走上抗金之路，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当事人视之为“除妖降魔”，旁观者也不认为有违僧家戒律。一位万安僧举兵抗金，打的旗号就是“降魔”和“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时危聊作将”的僧人尤以五台山居多，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山东武汉英要救援太原，因为兵少，就到五台山见庞僧正，劝说他聚集本山僧人，前往代州劫杀金人之军；杨可发为解太原之围，同样前往五台山及其周边地区招兵，所得人马中有不少五台僧人。《宋史》有一篇五台爱国僧人的传记：

僧真宝，代州人，为五台山僧正。学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扰，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眷赉隆缛。真宝还山，益聚兵助讨。州不守，敌众大至，昼夜拒之，力不敌，寺舍尽焚。酋下令生致真宝，至则抗词无挠，酋异之，不忍杀也，使郡守刘诱劝百方，终不顾，且曰：“吾法中有口四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闻见者叹异焉。

这位和尚忠于王事，全无“沙门不敬王者”之本色，而更像忠义人。他被列入“忠义传”，可谓实至名归。

传述杨家将故事的人，大概就是糅合这类僧人的事迹，从而塑造出一位“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的杨和尚形象。南宋已有话本《五郎为僧》，在时间上与这个推测吻合，可为旁证。

杨四郎入赘辽邦为驸马、后来重返大宋的故事不见于史书，也不见于今存元明杂剧。现存资料中，明代两部杨家将小说首次完整讲述了这个故事，内容大致可概括如下：幽州救驾一役，杨四郎被辽军俘虏，更名木易，被萧后招为驸马。但杨四郎身在辽邦，心向宋朝，先助孟良取得萧后之发，再送粮草给困在九龙谷的宋军，最后里应外合，协助杨六郎灭辽之后返回宋朝。

杨四郎自辽归宋故事的素材来源是什么？李孟君在研究杨家将戏曲情节来源时认为，“杨家将的故事中杨业撞李陵碑及杨八郎、四郎后来投降辽国娶公主之事，都跟李陵的故事有些雷同，应是后人从史传中汲取灵感，移花接木改编而成的”。这个意见只能解释杨四郎的入赘，不能解释他的返宋，因为李陵最后并没有返回汉朝。我认为，杨四郎归宋这一构思应是受到两宋时期归正人和归明人的启发，而杨家将后裔杨嗣兴归宋为它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归正人和归明人是两宋时期的特殊社会群体，统指那些投归赵宋政权的人，但略有区别，“‘归正人’，元是中原人，后陷于蕃而复归中原，盖自邪而归于正也。‘归明人’，元不是中原人，是徭洞之人来归中原，盖自暗而归于明也”。众所周知，赵宋政权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元政权共存对峙，所以终宋之世，所谓的归正人和归明人一直特别活跃。赵宋政权多数时期也是鼓励招纳归正人和归明人，并积极采取优惠措施来笼络、安置他们。这一点，下引数条史料足资为证。

（宝元元年）己巳，以契丹归明人张惟良为三班奉职，赐名庆，弟惟成为下班殿侍，赐名显。

（嘉祐二年）丁亥，以契丹归明人郝永言为邓州司士参军，给俸，仍赐田二顷。

（熙宁六年）赐西界归明人李崇贵开封府界屋租钱，日五百。初，上批赐崇贵田十顷，后复改之。

（绍兴三十二年九月）辛亥，振淮东义兵及归正人。

（乾道八年十二月）甲辰，诏京西招集归正人，授田如两淮。

三省枢密院奏招纳归附(引按脱“归”字)正人赏格：应接纳金人万户或蕃军千人者，补武翼郎，下至蕃军五人汉军十人者，补进男(引按应作“勇”)副尉，凡十等。如蕃汉佥军自能归附者，并优补官资，有官人优加升转，仍不次擢用。令降皇榜晓谕。

这些源源不绝的归正人和归明人大都被编入宋朝军队，成为宋朝抵抗外敌的重要力量。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赤心忠毅忠顺强勇义胜军”条曰：

赤心、忠毅、忠顺、强勇、义胜等军，皆归正人也。赤心军者，宣和中来归之士，以燕人王钧甫、马柔吉领之，二人皆文臣，后从苗、刘为乱，诛死。忠毅军者，绍兴末，归正人也。……强勇军者，淮南安抚司所籍绍兴末归正人也。义胜军者，四川宣抚司所籍归正人，契丹、女真汉儿也。二军各数百，月给如效用。义胜始有五百屯洋州，绍兴乙卯，金人来索，尽予之。今之义胜军，乃辛巳以后来归之人也。

“赤心”“忠毅”“忠顺”这些名号，让人不禁联想起两宋之交的忠义人。事实上，归正人和忠义人可以合称，《宋史》即有“十一月壬戌，遣知无为军徐子寅措置楚州官田，招集归正忠义人以耕”、“癸未，给襄阳归正忠义人田”之类的记载。《宋会要辑稿》兵一七之三六提到一群归正的北方盗贼，其实也是忠义人：

（嘉定）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诏王裕特补承信郎，杨璘下班祗应，张公裕、赵锐德进义副尉，李显进勇副尉，苏沂、牛清、李顺、张世兴、齐归、张进、魏璜、马威、王宋兴、王永兴守阙进勇头尉，张文通、于端同进勇副尉。以四川宣抚安丙言，裕等各系北界永宁寨主首头目并归附人，或首先造谋，纠合徒旅，剿杀伪官，或于利路都统司请领旗榜，唱义去贼，或奋勇随义，杀戮蕃军，皆能舍逆归朝，委见忠顺，合行旌赏，故有是命。

军队里的士兵是宋代说话伎艺的重要服务对象，也是“士马金鼓”和“兴废争战”故事的主要传播渠道。不难设想，说话人为了取悦军队里的那些归正人和归明人(包括忠义人)，一定会绘声绘色地敷演他们的杀敌功绩和归投事迹，而归正人和归明人相互之间想必也会回顾他们的经历，讲述他们自己的传奇故事。所以，就像忠义人对当时及后世的水浒故事施加了巨大影响一样，这些归正人和归明人的存在，也势必影响到当时流行的说话题材，杨家将故事自然亦在此之列。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杨家将故事产生杨四郎归宋的情节并不突兀。杨家将后裔杨嗣兴的归宋，则可能直接启发说话人把归正人和杨家将故事联系起来，激发了人们编创杨四郎归宋故事的灵感。《宋会要辑稿》兵一六之一七记载：

（嘉定）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诏杨嗣兴特补武修郎，王参从义郎。以四川宣抚安丙言，嗣兴先在北界，伪官至定远大将军、貔虎军统军。元系先朝名朝（引按当作“将”）杨业之后，虽世受勇闻，未尝一日忘本朝，思欲自拔来归。今乘机会，抛弃家属，拾逆归正。

这是宋金对峙时期戏剧性的一幕，当时想必颇具政治宣传效应。在对上引材料进行一番简要考证后，赵冬梅指出：“杨嗣兴先仕于金，后归于宋，与戏曲小说中的杨四郎故事略有相通之处。”联系两宋时期归正人和归明人的频繁活动，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故事素材的来源一般是多渠道的，杨四郎故事的形成，可能还与杨四(又作“泗”)将军传说有关。杨四将军是长江一带的水神。作为水神，他的主要功绩是“斩龙护国”。民间相传，杨四将军读私塾时，有一个同学叫无义龙，常心怀逆志，他夸下海口说：“我有日得志要把中国搅成中洋大海。”杨四将军就和他赌赛说：“你敢把中国搅成中洋大海，我便誓斩孽龙。”后来，杨四将军成神，无义龙也修成道法。无义龙兴风作浪，杨四将军手执大斧和他一场恶斗，龙战败逃走，将军在后面追赶。观音大士怕伤及无辜百姓，便化出一家面馆。无义龙逃到这里，肚子饿了，就进馆叫一碗面吃。哪知道，吃下去的面变成铁链，锁住了龙心。观音大士现出本相，将无义龙投入井里。

杨四郎故事有水神斩龙的影子。首先，按照小说所述，萧后是龙母下凡，而且屡次兴兵侵犯中原。这与无义龙誓将中国搅成中洋大海有些类似。杨四郎曾诈称心疼，帮助孟良轻而易举取得龙母(萧后)之发，又在杨六郎攻打幽州时起到内应的作用。这种情节构思，背后似乎隐含这样的类比思维——杨四郎即杨四将军，龙母萧后即无义龙。其次，小说叙述杨四郎里应外合，迫使萧后走投无路之下，解下龙绦自缢而亡。《杨家府演义》紧接着有诗赞曰：“孀居抗宋几光阴，顿借龙绦化铁心。回首瑶池家别是，菱花尘暗夜沉沉。”(38/518)“顿借龙绦化铁心”一句容易让人想起那根锁住龙心的铁链，透露出杨四将军信仰的些许气息。由此似可揣测，这里的龙母萧后自缢，应是无义龙被铁链锁住的变形叙述。

黄芝岗(1895—1971)的研究表明，杨四将军传说源于更早的二郎神传说，并同许真君、金龙四大王等水神传说有密切联系，它的流传地域极其广泛，演变途径也有分歧。杨四郎或许是通过杨四将军传说与源远流长的民间水神信仰发生联系，从而具备水神“斩龙护国”这一主要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