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时事”成为“故事”

皇祐三年(1051),欧阳修(1007—1072)应邀为杨琪(980—1050)撰写墓志,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杨业父子:


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宋]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欧阳修全集》卷二十九,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44页。


这就是说,在距杨业战死不过六十多年、离杨延昭死年尚不足四十年的时候,杨业父子的事迹已经达到“天下之士”和“里儿野竖”“皆能道之”的地步。杨家将故事能够在短时间内传播如此迅速,原因绝非杨业“父子皆为名将”“智勇号称无敌”这么简单。我认为,至少可从如下方面解释杨家将故事兴起的缘由。

首先,北方契丹和西北党项的存在,始终是北宋政权的心腹大患,与这两个民族政权的较量,也始终受到北宋朝野上下的密切关注。用今天的话来说,与辽、西夏作战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相关消息是时事要闻。杨业祖孙三代参与了这样的重大事件,并有不俗表现,自然会受到朝廷上下的褒奖和广大百姓的推崇。

杨业殁后,杨亿(974—1020)代太宗撰写《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制》,评价他是“诚坚金石,节茂松筠”,“甚著忠劳”,“劲节炎厉,有死不回”。《宋大诏令集》卷第二百二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44页。

吏部郎中田锡(940—1003)上疏奏事,以杨业为武将之楷模。他说:“往年杨业击契丹,侯延广守灵州,人多称许。若见今节度、防、团、刺史、诸司使副中,因赏罚激励,岂无杨业、侯延广辈为国家立功勋也。”[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03页。

包拯(999—1062)视杨业为骁将,并对他所筑城垒的实用印象深刻:“先朝以骁将杨业守代州,创筑城垒,于今赖之。”[宋]包拯:《包拯集校注》卷二《天章阁对策》,杨国宜校注,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15页。

类似这样的评价,实际上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是杨家将故事兴起的前提条件。普通百姓对杨业父子的景仰,则是杨家将故事兴起并迅速传播的社会基础。苏颂(1020—1101)《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曰:“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三,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2页。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七《关镇杂记》云:“古北口北门外有杨无敌祠,祀宋节度使杨业。业善骑射,数拒辽有功,民赖以安。后战死,人立祠祀之。”[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页。而各地所谓杨家将之古迹(见第四章第四节),其中固然有虚诞不足信者,但它们反映了百姓对杨家将的热爱,证明杨家将故事得以流传是有其深厚基础的。

其次,正因为有辽、西夏这两个强大外敌的存在,以及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崛起,原先天下即中国的观念被真正打破了,宋代的士大夫开始有了“中国”意识和“敌国”意识,强调“自我”和“他者”的差异,民族情绪被空前强化。在势均力敌甚至超过自己的强敌的压力下,立国不久的赵宋政权需要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石介(1005—1045)的《中国论》与欧阳修的《正统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撰写的。透过这两份文献,多数研究者指出,“古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这一时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参阅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杨业祖孙抵御外敌的事迹适逢其会,一开始便被赋予了这种民族意识,从而具备了不同于以往汉民族抵抗游牧民族故事的特质。杨家将之所以传播如此之快、之广,和这种“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密切相关。这可以说是杨家将故事能千年流传的根本原因。

再次,杨业祖孙忠勇为国,屡立战功,却饱受奸佞排挤、陷害,每受掣肘,最后都是壮志未酬,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一些悲剧意味。前者赢得尊崇,后者激起同情。在这双重心理的作用下,杨业祖孙得到更多关注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一点在杨业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杨业以太原降将身份立下赫赫战功,颇受宵小忌惮,《宋史》说当时“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9304页。。在雍熙三年(986)的北伐之役中,正是王侁一句“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9304页。迫使杨业改变作战计划,又是王侁等一干人没有按照约定接应,致使杨业重伤被擒。杨业对此有清醒认识,他说:“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师败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22页。苏辙(1039—1112)《过古北口杨无敌庙》为之叹曰: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宋]苏辙:《栾城集》卷之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396页。


诗中所说“周子隐”指周处,“肜”指西晋宗室梁王司马肜。周处原为吴将,吴亡事晋,官至御史中丞,因弹劾不避权贵,竟为司马肜所害。苏诗借用这个典故,谴责潘美等人陷杨业于死地的罪行。

最后,宋代将家子鲜有能守业者。以狄青及其七员官至管军的部将为例,除狄青与和斌的下一代尚能勉强维持家声外,其他人的后代都无法守业。何冠环:《北宋杨家将第三代传人杨文广事迹新考》注[113], 《岭南学报》新第2期(2000年),第129页。杨氏祖孙三代为将,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逾百载,而能前仆后继活跃于抵抗外族侵扰的前线,这本身就很有传奇色彩。杨氏将门能够脱颖而出,杨家将故事能够兴起,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进去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