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本书的初步看法

以上介绍、评述了五种不同意见，除第一种外，其他四种意见各有其依据。由此不难知道，《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之间的关系的确复杂。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或许是世代累积型小说的普遍现象。但就杨家将小说来说，有三点原因应要指出。

首先是孙楷第所说的旧本《杨家府》问题。由于《北宋志传》按语有“收集杨家府等传”一语，所以谈《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关系势必要考虑：这个旧本是现存的《杨家府演义》吗？如果不是，它与现存《杨家府演义》会是什么关系？它会按其本来面目保留在《北宋志传》之中吗？如果不会，它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动？可是很遗憾，因为旧本《杨家府》的亡佚(至少目前没有发现)，这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问题，我们暂时都无法明确给予答复。

其次是现存《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刊本问题。它们都不是两部小说的最早刊本，那么我们势必要问：它们与最早刊本有多大的差别？倘若差别大的话，根据它们进行研究的结论有效性有多大？这又是不能不考虑但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再次是两个层面划分的问题。谈两部杨家将小说的关系其实应该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考虑：一是现存《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这两部小说的关系问题；二是杨家将小说演义系统和志传系统的关系问题。虽然后者的解决必须由前者入手，但符合前者的结论不一定适宜后者，我们需要通盘考虑它们的联系和区别。譬如在前一层面上说“《杨家府演义》参考了《北宋志传》”，甚至说“《杨家府演义》根据《北宋志传》改编”，这都没有问题。但就后一层面来说，仅仅做出这些判断是不够全面的。显然，两个层面的划分也导致问题变得复杂。

一言以蔽之，探讨杨家将小说两大版本系统的关系，我们面临着材料匮乏的窘境，这是造成该问题极为复杂棘手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在下文提出的看法自然不是定论，只能视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另一种可能关系的探索。限于材料，本书的探讨从现存《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比较入手，前者以卧松阁本为依据，后者则选择三台馆本作为代表。

《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开头和结尾有显著差别：前者开头讲述“赵太祖受禅登基”故事，后者没有这个内容，却多了呼延赞的故事；前者的后十八则讲述杨文广的故事，后者也没有这个内容，却多了五回杨宗保平定西夏的故事。从时间跨度上说，前者起于宋太祖，止于宋神宗，叙述了杨家祖孙五代(杨业、杨延昭、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忠勇报国的故事，后者仅叙及宋真宗时期，也没有杨文广和杨怀玉这两代杨家将的故事。按照唐翼明的看法，这些差别可以用“两本书原是各自独立写成……各人所获得的资料不同而其取舍亦异也”来解释，但他似乎未能充分注意两部小说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杨家府演义》第二至四十则和《北宋志传》第四至四十五回所叙故事的内容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两部小说有近80%的篇幅较为接近，“这样看来，所谓北宋志传，和杨家将传，实有很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可即便是在这些内容基本一致的故事里，两部小说的细节差异也比比皆是。试举例如下。

例一，太祖遗嘱太宗的三件大事，《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颇有不同：《北宋志传》是取河东、召用呼延赞、诱降杨家父子；《杨家府演义》则是荐举儒生李齐贤、取河东并重用杨业、五台山还愿。

例二，杨业降宋情节，《北宋志传》写宋太宗以利诱降，杨家父子竟惑而降之；《杨家府演义》写杨业拒不降宋，直到大势已去才在约法三事的情况下入宋。

例三，幽州救驾故事里，《北宋志传》初始只有杨渊平护驾，被困邠阳城时才由他搬请父弟前来救驾，《杨家府演义》一开始就说杨家父子都随驾而至幽州城。《北宋志传》说假扮太宗的是渊平，《杨家府演义》说假扮太宗的是四郎。关于杨家儿郎惨遭屠戮的情节，《北宋志传》是直叙其事，而《杨家府演义》以探子回报的形式交代。

例四，《北宋志传》先叙杨业碰碑，再叙七郎之死，《杨家府演义》恰好相反。两部小说描写七郎之死也有很大不同：《北宋志传》叙述七郎赴瓜州行营求援，潘仁美下令射杀七郎，因七郎有箭眼而屡射不中，乃割其眉肉，射死之，抛尸黄河，其尸身后被六郎部下陈林、柴敢发现；《杨家府演义》叙述七郎到鸦岭大寨求援，时潘仁美等人正饮酒赏菊，七郎直指父兄被围是因为仁美撤兵，仁美大怒，是夜将七郎灌醉，乱箭射死，令部下陈林、柴敢抬其尸身抛于桑干河内。

例五，六郎欲上京告御状，《北宋志传》说六郎在路上碰见陈林、柴敢，得知潘仁美遣人于黄河渡拦截，乃径往雄州取道入京。《杨家府演义》讲述六郎在黄河边被潘容追赶，郎千、郎万救之，并将六郎渡过黄河。

例六，审潘仁美的情节，《北宋志传》写得简略，先由傅鼎臣主审，傅受贿被革职，再由李济审，一番拷打，得其实情，最后将潘仁美贬为庶民。《杨家府演义》写得很详细，先是由党进、杨静往潘仁美营寨，设计取得帅印，将仁美押回太原，再由寇准出面，套得仁美口供，判以死罪，因潘妃求情免死，六郎不服，八大王设计取得独角赦，于是六郎杀死潘仁美等三人，为父兄报仇。

例七，六郎收服焦赞一段，《北宋志传》叙述六郎单骑前往招降，却被焦赞赚入洞中，焦赞欲行加害之时，六郎现出白虎元神，焦赞惊而拜服。《杨家府演义》先写孟良前去劝降，焦赞不从，乃用火攻烧毁焦赞山寨，活捉焦赞，令其心服归顺。

其他譬如杨文广是杨宗保之弟，还是杨宗保之子，这在两部小说中有不同说法；杨家儿郎的名字在两部小说中也稍有出入；另外，两部小说除了有三首诗词可以看出本为同一作品之外，其他的诗词都全然不同，等等。

类似的例子尚多，这里不必一一列出。那么如何解释两部小说的上述同异呢？不妨从马力提出的共同祖本说谈起。

马力曾指出：“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两部明代杨家将小说都是以话本作为它们的共同祖本的；不同的地方是，《杨家府演义》在编写过程中几乎取材了整个话本，而《北宋志传》则只取材其中的部分而已。”他列举了四点理由：第一，两部小说在杨五郎将萧天左斩为两段之后有内容相同的按语，其中都提到旧小说的存在，而它们又自称“演义”，以别于旧小说；第二，《北宋志传》第一回前又有一首古风作叙述，其中提到《北宋志传》所不载的杨文广故事，内容与《杨家府演义》第七卷首三则的情节相类似，但《杨家府演义》不提令婆在文广征服南方之后受封的事情，《北宋志传》末尾却就此事提及一笔；第三，《杨家府演义》在文广的妻子问题上加了一个蹩脚的注释，说明它想与原有的说法有所吻合；第四，两部小说的十二寡妇征西情节不大相同，说明这个故事是旧有的情节之一，所以两本杨家将小说的编写者都采用它作为压轴的高潮。按照马力的论述，第一点可以证明两部小说都取材于某个话本，第二点可以说明两部小说的取材又略有不同，最后两点表明祖本里面的情节在两部小说中都有所保存。

马力的共同祖本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但它似乎还不能完全取消其他可能性。事实上，马力列举的四点理由都可以另有说法：

首先，《北宋志传》叙王贵战殁，有一段按语说：“按《一统志》，王贵，太原人，与杨业结为莫逆之交。在宋屡立战功，竟以名显。小说作杨还，记者之误。”(38/818)而《杨家府演义》的按语却是：“按《一统志》，王贵，太原人，杨业母党之弟，投降于宋，屡战有功，遂得真宗宠爱焉。”(31/433)前者提到“小说”而后者没有，联系马力所举例子里的“旧小说”，固然可以认为两部小说取材于某个相同的话本，而《北宋志传》尚别有取资对象。但未尝不可以说，两部小说取材于两个话本，而这两个话本正好有部分相同的内容。

其次，《杨家府演义》有注文说长善公主“又名百花公主”(44/596)，不见得是要和祖本的原有说法吻合，说它只是参考了《北宋志传》也未尝不可。马力也曾举出两个类似例子来说明《杨家府演义》可能参考过《北宋志传》。

再次，《北宋志传》那首古风提到的“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云云，不见于《杨家府演义》所叙述的杨文广故事。这固然可能是《杨家府演义》的编写者删掉了“炎月瑞雪降龙池”情节，但一句“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说明被《北宋志传》删掉的征侬智高故事里的主角应是杨文广，而《杨家府演义》中是杨宗保领兵征讨侬智高。所以很可能两部小说所要讲的杨文广故事有不小差异，它们所据的祖本原来就有所不同。而且，那篇古风先言“西番倡乱又扬尘，笳鼓声中马上频。十二寡妇能效力，乾坤再整靖边廷”，再说“仁宗统御升平盛，蛮王智高兵寇境。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这表明在旧本《北宋志传》里，十二寡妇征西番故事先于征侬智高故事被讲述，与它们在《杨家府演义》中的顺序恰好相反。这也能证明两部小说所据的祖本必定不同。

最后，两部小说都有十二寡妇征西故事，而且都提到刘青变犬的情节。但两书提供的十二寡妇名单差别很大，恐怕不是同一个祖本旧有的情节。《北宋志传》第四十八回有如下一段文字：

堂前十二寡妇周夫人(杨渊平妻，最有智识)、黄琼女(六使之妻，好使双刀)、单阳公主(萧后之女)、杨七姐(六使之女，尚未纳婚，箭法极精)、杜夫人(杨延嗣之妻，十二妇中惟此女乃是天龙星降世，幼受九华仙人秘法，会藏兵排阵之术，武艺出众，使三口飞刀，百发百中，杨府内外皆尊之)、马赛英(杨延德之妻，善运九股绦索)、耿金花(小名耿娘子，延定之妻，好用大刀)、董月娥(杨延晖之妻，目力精巧，有百步穿杨之能)、邹兰秀(延定次妻，极好枪法)、孟四娘(太原孟令公养女，为渊平次妻，有力善战，军中呼为孟四娘)、重阳女(亦六使之妻，善使双刀)齐进曰(48/897-898)

这张“堂前十二寡妇”名单只有十一人，除黄琼女、单阳公主、重阳女外，其他人物没有在前面的故事中出现。《杨家府演义》列出的十二寡妇却是：宣娘、满堂春、邹夫人、孟四嫂、董夫人、周氏女、杨秋菊、耿氏女、马夫人、白夫人、刘八姐、殷九娘(55/724)。和《北宋志传》相比，这张名单只有宣娘一人不是首次露面。即便把姓氏相同的视为同一人，两书所说的十二寡妇仍有较大出入。很明显，杨家将故事有十二寡妇之说，应是民间的附会。由于之前没有统一说法，才会出现差别极大的两张名单。《北宋志传》煞有其事地介绍每一位寡妇的身份，却经不起推敲。譬如杨七姐尚未婚配，又如何能称“寡妇”？杨业有七子，这里只提到六个，似乎也有欠考虑。可见编写的粗率简陋。相比之下，《杨家府演义》没有煞费苦心去介绍十二寡妇的身份，仅以一句“此十二女，俱寡妇也”(55/724)带过，就不存在这样的破绽。另外，《北宋志传》中十二寡妇征西是为救援被困于金山的杨宗保，由周夫人挂帅，所征讨的是西夏，八娘、九妹、木桂英三人也随征其中。《杨家府演义》中十二寡妇征西是为解救被困于白马关的杨文广，由宣娘挂帅，所谓的“西”指西番新罗国，“时木夫人已死”(55/724)，八娘、九妹也没有出现。种种差异表明，民间有关十二寡妇征西的附会不止一种，两部杨家将小说的编写者采纳了不同的传说。自然，这个不同也许从它们各自依据的祖本起就开始有了。

所以，如果认为两部杨家将小说各有依据的祖本，而两个祖本又恰好有部分相似的内容，那也不是没有可能。正如我在前面已指出，“收集杨家府等传”一语含有“不同的《杨家府》传”这层意思，而《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所据旧本并不一定相同。另外从逻辑上讲，如果两部小说真的是一取整个话本、一取话本的部分，那与其说这个话本是它们的共同祖本，倒不如说是它们众多取材对象的其中之一。再者，马力的共同祖本说虽能说明两部小说内容的“同”和“异”，但难以对小说的“同中之异”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倘若双方有一共同祖本，而且一取整个、一取部分的话，那些相同情节的细节差别的出现就有些说不过去。同一祖本但有所分化的说法说到底，乃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而提出来的。相反，两个祖本说一开始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它对于两部小说之间的相同和相异，乃至同中之小异都可以解释得通，似乎更有可能符合事实。质言之，“两个祖本”说糅合了上述第四、五种意见的合理因素，因而也可备一说。

然而，两部杨家将小说还存在着一个令人困扰的现象，即它们的不同之处往往各有优劣，并非一方一味的好或者一味的坏。

譬如孟良向八王借马，八王不允，《北宋志传》交代的理由是八王自己“看之未饱，岂肯借人临阵”(25/703)，这显然不太符合八王一心为公的形象。《杨家府演义》说是因为没有六郎的书信，所以马不能借，突出了八王精明谨慎的性格，比《北宋志传》要合理得多了。又譬如孟良盗取白骥马时，守军要求看印信，《北宋志传》仅交代一句“孟良取过假造的来”(35/792)，《杨家府演义》此处却解释说：“孟良来时，得江海送萧后假旨一张，带在身傍，那人一问，孟良徐即取出示之。”(27/381)后文还用江海的一句“日前孟将军去偷良骥，亦是我把印信与他”(29/408)照应，前后勾连，文字明显要比《北宋志传》周密。再如前面提到的杨业降宋情节，《杨家府演义》的描写远胜《北宋志传》，《北宋志传》的描写显然大大损害了杨家将的忠勇形象，使得杨业的性格前后不一致。以上所举，是《杨家府演义》优于《北宋志传》的地方。

反过来，《北宋志传》优于《杨家府演义》的地方也不在少数。除了唐翼明列举出来的三个例子，至少还可以举出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是在幽州救驾故事里，两部小说都写到杨业进献诈降之计的情节，但是《杨家府演义》明明说雄州十万兵马已经赶至，准备里应外合，所以此时根本不需要什么诈降之计，《北宋志传》没有提到这路人马，杨业提出诈降自然要比《杨家府演义》稍觉合理些。二是杨六郎收服三将之后，《杨家府演义》描写杨六郎和他收服的三将(岳胜、孟良、焦赞)各自文绉绉地吟诗赋词一首，还写他们之间相互称赞，殊觉不伦不类，反不及《北宋志传》直接引用苏轼的《念奴娇·中秋》那么自然贴切。

这个现象很难用一方根据另一方进行改编来解释，就两部小说本身而言，唐翼明的“独立写成，互不影响”倒也可以用来说明个中原因。但如果考虑杨家将小说演义和志传系统这个层面的关系问题，那么说它们是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各有借鉴、互有影响似乎更为合理。这也符合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的一般规律。只是碍于材料的欠缺，这个演化环节所发生的相互影响关系已无从一一觅得、坐实了。

综合上述，对于杨家将小说两个版本系统之间的关系，我的初步看法是：杨家将小说的演义系统和志传系统各有一个祖本，两个祖本有部分大致相似的内容。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两个系统之间各有借鉴，互有影响。这个看法和下文考察杨家将小说成书过程所得的结果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