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大世本的性质与来历

胡士莹(1901—1979)曾对北大世本的版本性质进行说明，认为这个本子：

系明万历间刻本。卷内题“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卷末有牌记“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梓”。则此本为余氏原板，归唐氏印行者。书口上题“南宋志传”“北宋志传”。北宋传第一回前，叙述甚详，称南宋十卷起石敬瑭出身，至太祖平诸国为正集；北宋十卷，起太祖下河东，至仁宗止，收集杨家府等传为续集，总二十卷，卷数衔接，回数各自分起。卷端补抄北宋序一篇，署“万历戊午”，为玉茗堂主人序，盖据玉茗堂本补摹者。

北大世本《北宋志传序》的文字与内阁世本有较多异文，胡氏推测该序“盖据玉茗堂本补摹者”应无疑问。当然，修补的范围不限于“补抄北宋序一篇”。上文差异(一)提到两个本子卷一的前六叶有很多差异，我又注意到，北大世本这六叶文字的字体细圆，与卷十一第十一叶b面文字的字体相同，应是后来的补刻。两个本子的刊刻行款从叶七始相吻合也反过来证明这个看法——北大世本比内阁世本多一幅插图，正好补足它因没有那篇古风而比内阁世本少了的一叶正文。差异(二)中提到两个本子卷八的第一幅插图，就插图两面的吻合程度而言，内阁世本应是原板，而北大世本是补刻。但是很奇怪，两个本子叶二a面的行款一致，这表明北大世本此处或许只需补刻半叶插图。差异(七)说明北大世本卷十一的第十一叶也是补刻。这些差异充分说明，北大世本首先是一个修补本，修补的范围包括序言、正文和插图。

至于说北大世本“为余氏原板，归唐氏印行者”，这个意见恐怕不确。如果唐氏只是印行余氏原板的话，北大世本与内阁世本在目录、题署、插图等方面的细微差异就会变得不可理喻。同样的道理，假定是余氏印行唐氏原板，这些差异也一样不可想象。

当然可以设想，双峰堂和世德堂两个书坊之间，一方的原板后来归另一方所有，得到原板的那一方并不是据原板刊印，而是对原板进行剜改之后再刊印行世。但由于剜改不彻底，就有了这个世德堂和双峰堂同为校梓者的北大世本。

在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想指出，两个世德堂本文字的刻写往往有不易察觉的差异。表1是对它们的抽样比勘表。出处栏里，斜线前的数字表示回次，斜线后的数字表示《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本的页码。

表1中所显示的文字繁简、正俗之别或形近、音近之误，肯定不是剜改产生的。因为得到原板的一方实无必要剜改这些文字，何况它们也无剜改痕迹。与此类似，北大世本卷五(也即题“双峰堂校梓”的其中一卷)叶廿三a面的最后一个字是“双”，而内阁世本刻作“雙”。所以，两个世德堂本不可能是一方根据另一方原板剜改刊行。合理的解释是：北大世本和内阁世本的书板出自不同刻工(或为书板写样的写工)之手，他们不同的刻写习惯和偶然的手误导致了这些差异的产生。

同一家书坊为同一部小说刻写两套或两套以上的书板，这种情况在明代不是没有其例。像金陵周氏万卷楼万历十五年(1587)刊刻《国色天香》，十年后又重刻此书。双峰堂刻有《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和《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以及三种《廉明奇判公案传》版本。三台馆和双峰堂同为建阳余氏之书坊，它们往往同时出现在一部通俗小说中，譬如有一种《廉明奇判公案传》版本出现“三台馆”字样，另如《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闽双峰堂西一三台馆梓行”。它们有时又分别单独出现在相同小说的不同版本中，其实质仍为一家书坊刊刻的同一部小说的两种版本。譬如双峰堂刻有《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三台馆刻有《新刻京本校正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评林》；双峰堂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三台馆刻《大宋中兴岳王传》。《南北宋志传》有建阳余氏三台馆本，而北大世本出现“双峰堂梓行”字样，很有可能余氏另外用双峰堂的名义刊刻过这部小说。另一种可以并存的可能是金陵唐氏世德堂曾两度刻印了《南北宋志传》这部小说。这样的话，北大世本的性质和来历，以及它和内阁世本的关系有如下几种可能情形：

第一种可能的情形，建阳余氏分别用三台馆和双峰堂的名义刊刻过《南北宋志传》。其中，双峰堂本书板后来归金陵世德堂本所有，后者对它进行剜改后(剜改不彻底，遗留下双峰堂的牌记和三处“文台余氏双峰堂校梓”的题署)予以刊行，这就是北大世本。这部小说销量很好，金陵世德堂见有利可图，于是对照原先的剜改本，并在目录、卷次、插图、题署等方面稍加变化，另请刻工翻刻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德堂本，即内阁世本。因为是翻刻，出现文字繁简、正俗之别，以及形近、音近之误都很自然。这一可能如果成立，北大世本就仅仅是改头换面的双峰堂本。

第二种可能情形是，世德堂和双峰堂协作刊刻《南北宋志传》，共同推出这部有尺蠖斋评释的北大世本。书出版后比较畅销，书板因多次印刷而有所损坏，世德堂就在利用部分原板的基础上，仿照这部合刊本另行翻刻，于是就有了大同小异的内阁世本。虽然揆之常理，协作双方应该承担同等的责任，而不应该出现三比十七这么悬殊的卷首署名，但这一可能仍不宜排除。

金陵世德堂刊刻了一部带有大量尺蠖斋评释的《南北宋志传》(即内阁世本)，已用三台馆名义刻过这部小说的建阳余氏不甘示弱，于是仿照其版式，以双峰堂名义翻刻这部小说(即北大世本)。这是第三种可能。不过，北大世本各卷卷端题“绣谷唐氏世德堂校订”有十七处，版心偶有“世德堂刊”字样。倘若是出于商业竞争，建阳余氏没有理由在重刻本里保留这么多的“世德堂”字样。所以这个推测成立的可能性，相对而言微乎其微。

如果考虑得复杂些，这里还存在第四种可能。双峰堂和世德堂两个书坊之间，一方依据另一方的原板版式翻刻了一个与原板比较接近的本子。既然是翻刻，无意的误刻和有意的变换花样，都能够解释北大世本和内阁世本何以有诸多差异。后来双方的书板都有残损(北大世本和内阁世本都有阙叶可以证实这一点)，有人将二者拼合起来刊印，并补刻了双方都缺失的若干叶，于是就有了这个北大世本。这种可能如果能够成立，北大世本就是用某个原刻本及其翻刻本拼合而成的本子。至于双峰堂和世德堂孰为原刻孰为翻刻，这里暂时还很难断定，只能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这也意味着：虽然北大世本的正文、眉批、注释、插图方式和刊刻行款都极似内阁世本，也不能简单认为它们源于世德堂本；虽然北大世本与内阁世本在题署、目录、插图、刻工等方面存在某些差别，也不能认为这些地方就是袭自双峰堂本。当然，两个本子的拼合形式也可能只是将已印出来的残本配补在一起。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北大世本也可能是一个配补本。

谈到明清小说版本的紊乱情形，柳存仁曾指出：“有许多小说，不只刻得不精，也有许多书坊把它们刻的旧版转售与本城或他城的其他书贾，另外用一个堂名重印的；或者，同是这一部书，同为这一间书铺刊刻的，却分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堂名印售。”他所举例证之中，就有小酉山房本《南北宋志传》用的是郑五云堂版这个例子。世德堂本《南北宋志传》有两种版本，自然也是这种刊刻风气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