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父亲李琯卿——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

祖母太夫人曹氏身后，承继和发扬小李家家族声名的中心人物是李价民的父亲李琯卿。无论是发展地方教育事业还是参与近代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李琯卿都是积极的鼓吹者和行动者，尤其因为他参加国家主义派的经历，使得他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宁波，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较为浓重的一笔，可以说，在李氏三代中，李琯卿是横河小李家最有历史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

李琯卿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7月14日，卒于1945年12月25日，琯卿是他的字，其名光坫。李琯卿是曹氏唯一的亲生儿子，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李觐丹。李心培一生娶有两位太太，曹氏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李心培的第一任太太小港乐氏生下长子李觐丹和几个女儿，曹氏嫁给李心培后，又为其生一子三女。李心培在45岁就英年早逝，丧夫后的曹氏自此孤身抚育和照顾着李琯卿和李觐丹二子。

李觐丹和李琯卿这对同父异母兄弟年龄相差很大，李琯卿仅比李觐丹长子、李价民堂兄李景韩年长一岁。年龄的差异让兄弟俩有了隔代人的距离，在性格和人生旨趣上很是不同。李觐丹作为一名儒商具有父亲的影子，李心培是儒生出身，由商人之家而幼习儒业，只是后来由于要继承家业而弃儒从商。李觐丹与父亲一样，从小接受的也是儒家传统教育，因而目光也始终追随着传统。他是清末某期科举中的“拔贡”，所谓“拔贡”，即选拔出来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拔贡是清朝科举制度中五类贡生之一(其余四种为恩贡、副贡、岁贡、优贡)，每12年选拔一次，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规定县学中选拔仅一人，拔贡生经朝考合格后，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在五贡中，可能拔贡的地位最高，李觐丹能被选为拔贡，可见其才学和在县里被重视的程度，但是李觐丹并没有专事研究儒学，也没有凭拔贡入仕，而是和父亲李心培一样弃儒从商。与父亲类似，其在商业上稳打稳扎，都不是冒险家似的人物。日常生活中李觐丹遵守的也是封建老派风格，敦守着儒家的道德观念，后来其子李景韩也在工商业上稳健发展，成为买办阶级中的人物。

李琯卿与兄长恰恰相反，在商业活动中屡有冒失之举，也有些心不在焉。论人生旨趣，两人年龄相差较大，李觐丹接受的是封建教养，一生敦守着老派士绅的作风，但到李琯卿时，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时代，科学和民主的气息已日渐浓厚，因而李琯卿接受的教育教养已有很大不同。李琯卿的读书生涯是从家塾开始的，授业者为镇海一位叫金东澄的先生。后柴桥在1905年办了芦渎公学(现北仑柴桥小学的前身)，因柴桥曹氏是舅家，李琯卿就去那里就读，算起来，李琯卿就读新式小学时，已经14岁了。

在芦渎公学，李琯卿遇到了对他影响至深的教师钟宪鬯，即后来的大植物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钟观光先生。李价民曾听父亲说过其资本主义教育的启蒙最得益于在芦渎公学求学时的钟观光。钟观光是柴桥人，芦渎公学的创办人之一。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主要靠自学成才而成为大名鼎鼎的植物学家，也是北京大学等几所高等学府的教授。不过他考取过秀才，乡人戏称其为“缚脚秀才”，只因为其早年就读私塾时，勤奋刻苦，为克制好动之天性，竟自绑缚手脚于桌脚，此行径类似古之苏秦锥刺股、孙敬头悬梁，勤苦如斯，彰然可见，其师赞其好学有恒，气度逾常人。考取秀才后因父亲经营的小染坊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而被迫辍学，辍学后的钟观光并没有放弃学业，一颗求知的心继续搏动。不过这时他从旧学转向了新学，中国的积弱受欺，强烈激发了他的维新观念，他认识到旧学不足以御侮强国，由国家振兴的愿望，欲行科学救国之道。此后他如饥似渴地投入实学的学习和研究，阅读由江南制造所翻译的化学、物理等书籍，并与他人一道创办“四明实学会”，学习介绍理化知识。之后，由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双重愿望激发，钟观光开办工厂和创办各种科技活动、科技传播机构，例如在上海创办的“灵光公司”是我国自行设计、自筹资金的第一家造磷厂。之后创办的上海科学仪器馆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科学仪器馆；所创办的“理科传习所”恐怕也是中国最早普及理化科学知识、讲授仪器的工作原理与操作要领的机构之一。

徐锡麟、章太炎、蔡元培和邹海滨等著名人士和同盟会会员曾前来聆听钟氏授课，此后蔡元培成了钟观光一生的良师益友，也是钟观光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导师。1902年3月，蔡元培发起创办中国教育会，电邀钟观光入会。中国教育会明面是教育团体，实际上却是革命团体，钟观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1905年他在中国教育会重组时被任命为副会长。在中国教育会，钟观光一直是蔡元培民主革命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同盟军，以其专长服务于反清活动，例如研制炸药以备暗杀行动。1904年，钟观光受浙江宁波师范邀请担任教员，因被人告密，返回故里柴桥。此时的钟观光认识到革命不能局限于少数人，而应由国民教育入手影响多数人，于是在1905年，钟观光与曹赞宸等以柴桥镇观澜书院田产屋宇建造新校舍，创办“两级芦渎公学”，为办学他还负债3000多元。

芦渎公学因为有钟观光这样的负责人，所以在性质上是一所新式洋学堂，学校除了教授新学知识外，还担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任务。李琯卿从旧式私塾转入这所新式学堂，视野大开。他亲受钟先生的启蒙教导，在社会观念和人生旨趣上都发生重大转向，他后来成为社会活动家，实受钟先生的启蒙教导影响甚深，可以说钟先生奠定了他民主主义的思想旨趣和问世济世的人生旨趣，而李琯卿又把这种社会活动精神和旨趣，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

芦渎公学毕业后，李琯卿又继续就读于宁波府立中学堂，宁波府立中学堂是现在宁波中学的前身，其旧名宁波储才学堂，创办于1897年。李琯卿就读之前，他后来的好友陈布雷曾早一些入读该校。关于其中学毕业后的求学情形，现有资料多有疑点。一般的资料包括《镇海县志》这样的权威文献都称李琯卿曾就读浙江法政学堂、京师大学堂。但李价民曾在回忆父亲时说：“他离开芦渎公学后，记得是去宁波办的法政学堂求学过的。地址像是在后来的商校，1949年后的宁波专署所在地。至此以后，我们就不知道父亲再有什么学历。”据此可以判断，资料里所说“浙江法政学堂”，实际上应该是“宁波法政学堂”。宁波法政学堂创办于1905年，是中国第一所私立法政学堂，浙江省第一所法政学堂，也是宁波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这所学校在1914年停办，原址改为“宁波公立甲种商业学校”。至于说李琯卿以后求学于京师大学堂云云，估计多不可信，不但李价民说父亲于宁波法政学堂之后不再有什么学历，而且从时间推算来看也难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名字在1912年停用，后改名为北京大学。从1905年算起到1912年，李琯卿实难在7年时间内读完芦渎公学、宁波府中学堂、宁波法政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的学程。

李琯卿大概在十六七岁结婚。结婚后，李琯卿和兄长李觐丹析分家产，在商业上各自发展。至于分家的原因，一方面是兄弟长大后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家庭矛盾的因素，同父异母的关系有时是颇为复杂微妙的，分家析产也是两个母系成员争夺经济自主权的结果。因为在上海有产业的原因，李琯卿结婚后即奔赴上海。在上海，年轻而获得经济自主权的李琯卿轻率地投资各种新型产业，但多以失败告终。在外一连串投资失败后，李琯卿最终失资丧产迁回家乡，从此将兴趣和精力主要转向了社会政治活动和教育领域。

在镇海地方上，李琯卿为人铭记和称誉的还是他作为教育家兴教利学的事迹。曹氏开启了横河小李家作为教育世家的第一步，不过，小李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是李琯卿。横河最早的学校横河公学停办后，1918年，李琯卿又承母亲遗命在敬德堂创办敬德国民学校，即敬德小学。这所学校寄托了李琯卿浓厚的教育救国情怀，所以他对学校有极大的期望。李琯卿为学校制定“诚、勤、爱”三字校训，匾额由教育家沈恩孚作书。李琯卿并亲为学校做校歌，歌词曰：

一进孔墅岭，迤逦行，就是横河村。横河洌且清，环其行，旁峙一校新。这是吾侪好学校，也是吾侪好家庭。

朝朝入校门，见校训，大书诚、勤、爱，一读一自省。上课堂，学业最要紧，课余运动更起劲，三育齐备成完人，不愧中华大国民。此处好学校，好家庭，我爱你无穷尽。

敬德小学停办后，为延续敬德精神并应地方教育发展之需，在李琯卿支持下，由族人出面(其时李琯卿已久病不直接过问外事)并策动村人于1931年扩建成一所完全小学——公德小学，后来其逐渐发展成为中心小学。除了私人办学，作为当时在宁波有重大影响力的教育家，李琯卿的教育活动范围更为广泛。他在28岁时被推选为镇海灵岩区学务委员，在任内，他整顿灵岩寺香金，所得经费全部用于办学和充实区教育经费，同时成立小学共进会，创办《小学教育界》杂志。后被推选为县教育会会长，提倡义务教育，创办民众学校。1921年起，李琯卿任县参事会参事、参议会议员，提出办模范小学、恢复县立初中和办幼稚园等教育计划案，在城关创办第一模范小学，实验设计教育法等。此后李琯卿还任教过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和上海大夏大学等校，与蔡元培、范寿康、沈恩孚等教育界名流过从甚密。与这些文教界名流的交往，在在说明了李琯卿当时的活动能量，同时，与他们的交往，也进一步彰显了李琯卿作为教育家的地位和影响力。

作为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的李琯卿，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参与了近代政治运动和政治论争。很难说李琯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投身于民主革命事业的，但大致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父亲给童年时的李价民只留下了长年在外奔波忙碌的印象，一年之中很少与父亲见面，直至父亲病返家园，他才有与父亲围床闲谈的机会，因此当时懵懂无知的李价民，自然不清楚父亲那时在外具体活动的情形，更不清楚父亲所从事的活动的细节和意义，等到后来李价民有意识地想了解这段经历时，周围已鲜有人能具体告知。可以确定的是，李琯卿在清末民初期间曾经积极参加过收回路权的运动，李价民好友、镇海教育界另一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黄嫊英曾经谈起，她父亲黄夔卿先生常常以李琯卿的革命行动来教导其姐妹，言其以公子般的身份，背着算盘到处游说募捐，为爱国赎路积极奔走。还可以确定的是，李琯卿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反袁革命，李价民从母亲处听说过，父亲曾经被捕，坐过上海“西牢”(即上海提篮桥监狱，可能是由于监狱早期由外国人建造和管理，所以在坊间被称为“外国监牢”或“西牢”)，此一点可资佐证的是以前家里还留有父亲出狱后没理过发抱着大哥席地而坐的照片，此照片后来无存。再后来，约在1920年至1922年间，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李琯卿和沈钧儒等还共同参与了浙江省宪政运动，倡导浙江自治，并且曾当选为浙江省参议员。

不过，李琯卿最值得历史书写的是他作为宁波地区国家主义派领袖的经历。人们纪念李琯卿先生时似乎缺乏直面这段历史的勇气，殊不知，如果忽视和淡化了这段经历，只会大大减轻李琯卿的历史分量，因此，今日客观和恰当的做法就是恢复李琯卿的这段历史并给予公允的对待。

国家主义派即倡导国家主义的政治派别，其所创立的政党名称叫“中国青年党”。该党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成立，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直到1929年才正式公开定名“中国青年党”。该党自称是代国共两党而起之新革命力量，主要领导人有曾琦、李璜等，首任党魁为曾琦，当时李琯卿是青年党的党员。1924年在上海创办的《醒狮》周报，是青年党的机关报，而李琯卿这位浙江的国家主义倡导者，也是创报合伙人之一。李琯卿曾在《醒狮》周刊中连续撰文《论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之关系并踵忠告蒋介石》和《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不适宜于今日中国》等，文章的主调是反对与苏俄亲善并否定苏俄的革命模式。

1925年四五月间，李琯卿在宁波成立国家主义团体，团体以“新国家主义”自称。新国家主义派虽加一“新”字，但其基本政治思想主张与曾琦领导的国家主义派似乎并无二致。1925年初，李琯卿和张希为、陈荇荪(甬城著名的办报人)等人在宁波组织创办了“爱国青年社”，在爱国青年社下还创立了《爱国》(1925年5月创刊，是五日刊，四开四版)报刊，李琯卿亲任《爱国》刊物的主编，此外，属于新国家主义派刊物的还包括同样在1925年5月创刊的《爱国青年》。尤其是，李琯卿继陈布雷之后担任了当时宁波乃至浙江影响力较大、较具舆论权威的报纸《四明日报》(1910年6月30日创刊，历任主笔有吴铁花、张楚钰、叶伯允、陈布雷和李琯卿等)的主编，从而把这份报纸纳入新国家主义派的掌控之下，成为宣传国家主义派观点的重要舆论阵地。成为宁波国家主义派领袖的这段时间，是李琯卿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单就1925年这一年，上海的《申报》报道宁波新闻时，就多次提到李琯卿的名字，尤其提到他受邀在各种场合做演讲的情况，例如孙中山逝世后，宁波各界在小教场召开孙中山联合追悼大会，李琯卿就是大会宣传股主任并在大会上做演讲。这段时间李琯卿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例如《申报》报道称：“宁波各团体、各学校于六日，在后乐园开五九国耻纪念筹备大会……公推李琯卿为主席。”另外他的社会能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举一例可窥斑见豹。现北仑邬隘中学的前身是灵山学校，1924年，校长虞凌芳想以该年香金建造新校舍，而地方乡绅借筹划地方自治经费名义，也想要此期的香金，于是借地方武装警察把守牒房钱柜。虞凌芳找到同窗李琯卿商议，李琯卿见情形紧急，就找到宁绍台温四属指挥官王文翰，以亲笔信借调驻镇海江南大营陆军一个连，上灵峰寺“维持秩序”，迫使警察下山，最终学校得银元五万，建造二层红瓦楼房一幢。

不过，此时的李琯卿，却掀起了一场与共产党阵营的政论大战。李琯卿任《四明日报》主编后，提出了“内惩国贼、外抗强权”的办报宗旨，这里的所谓“国贼”主要指的是共产党，所谓“强权”主要指苏联。在《四明日报》和《爱国青年》等期刊上，李琯卿不遗余力地撰文宣传新国家主义派的理念，和共产党阵营一时陷入激烈的舆论战。当时共产党也积极在宁波建立舆论力量和创办自己的刊物，其中《火曜》(1925年3月创刊)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宁波创办的机关报。该报从第8期到第15期曾连续发表《给李琯卿的信》《李琯卿的新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新面目》和《国家是否超越一切》等20多篇文章，集中火力批驳新国家主义及李琯卿的观点，言辞上毫不留情。这种批驳是有组织性的，并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指导和支持。在众多的批驳者中，总体来说恽代英的批驳更为理性平和一点。李琯卿曾书函恽代英并附寄《四明日报》副刊文章，恽代英为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一文以批驳李琯卿的观点。不过，恽代英认为李琯卿的观点要比国家主义派的其他人进步，并规劝其毅然放弃国家主义的立场。

宁波新国家主义派在当时的政治舆论战中逐步败下阵来，其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四明日报》也被关闭。国家主义派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国民党，两面树敌，终致1927年《四明日报》被国民党当局关闭。伴随着舆论阵地的失守，宁波新国家主义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不久也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李琯卿开始放弃国家主义立场，放弃的主因是他逐步认识到国家主义运动不能救中国，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救国心愿再也无法寄托在这个没有希望的学说中。1929年，李琯卿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于是他称病自动脱离了青年党，并闭门谢客。李偀民曾回忆说，青年党党魁李璜曾专程到横河，携带1000元大洋见面礼到小李家，代表主席曾琦上门拜访李琯卿，但李琯卿拒不收礼，也不接见。老佣人董家阿姆告诉李偀民，李璜在大厅坐了很久，李琯卿就是不出来。此举虽不近人情，但由此可见李琯卿和国家主义派彻底划清界限的态度和决心。

从热闹的社会活动抽身出来后，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久病幽居在家的李琯卿转向学术研究，具体来说就是专心于佛教法相宗哲学的研究以自遣。他的佛学研究自成一体，名为“唯识新论”，即他试图会通佛学和科学以求其圆融，这种努力的时代背景是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尤其是科学文化的碰撞和互动。他曾撰《唯识新论简述——述唯识新论的缘起兼告唯识学家》和《科学与唯识合辙》等文，阐发了他有关科学与佛学(具体来说是唯识论)会通的具体见解。李琯卿佛学研究之意图，是尽力想把出世的佛法转化为入世的现实哲学，不过其会通说在佛学界引起一定的争议，例如太虚大师曾两度撰文与之商榷，认为科学与佛学无法轻易合辙，但也认为科学或为通佛学之方便之门，并由此认为琯卿先生之说也言之成理，为此向李琯卿表示敬意。对李琯卿的佛学研究，尤其对他的佛教与现代科学会通的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相反之评价也不足为怪。虽他的观点遭某些佛教界人士批驳，但据说也曾获爱因斯坦在中国的某位高足(具体是谁无从查考)的认同，认为他之发现，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恰相符合。不过，客观来说，李琯卿的佛学研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影响。

虽然1929年后李琯卿选择与世隔绝，在家幽居，但他的精神并没有沉寂。长卧病榻的日子里，李琯卿依然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全面抗战开启后，他热切地关注着战事消息和时局，时常读书读报、讲演和写作，鼓励知识青年们以笔以舌以血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1939年冬，李琯卿在病榻上举办了一次轰动全县各界的讲学，讲学由镇海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主办。因为李琯卿的崇高威望，全县的教育界等各界人士对此次演讲极为重视。讲题是《教育与壕沟》，副标题是“抗战中的教育”，演讲内容由戴廷俊(大碶新路村人，戴公年少时才情卓异，被李琯卿誉为“灵岩才子”)用速记法记录。李琯卿知识渊博、辩才无碍，演讲功夫十分了得，戴廷俊就感叹说，李琯卿的演讲在声调、体态、内容各方面，一切是梦想不到的好，难有所及。当时正属寒冬，李琯卿只着汗衫仍挥扇不止，中间时时声泪俱下，可见其激情与投入。演讲获得了全场100多名参加者的赞叹，就是在场监督的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这一次空前绝后的病榻讲学在全县引起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听讲的小港爱国民主人士唐爱陆听后称赞此乃一次教育救国的讲学。演讲稿经戴廷俊整理后交镇海县抗日委员会印成小册子发放。不过，可笑的是，后来国民党省党部委员曹云鹏竟把李琯卿的讲稿改了个名称，算是他自己的专著出版，在当时的文化教育界被人传为笑柄。

晚年时的李琯卿在政治思想转向上是比较彻底的。其二儿子李侠民1938年从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回乡后，向其详细地陈述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细则，以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李琯卿听后击榻高呼：“中国有救了！”从此，他自称“马友”(即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并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为子女们的革命活动提供安全保障。中共宁绍特委领导人于1941—1943年间经常借李宅召开重要会议，中共干部也常借住李宅，小李家人均尽心照护，李琯卿自己则在楼下以卧床养病掩护。

1945年12月24日，李琯卿心脏病加剧，虽有其时正主持家政的李价民等子女设法医救，终因回天乏术而去世，享年仅54岁。1945年12月30日的《镇海日报》特载《追悼李琯卿先生专辑》以为悼念，其中戴廷俊发文悼念曰：“将近20年了，李琯卿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政论家、中国启蒙运动的号手、德谟克拉西的斗士、科学和宗教的启合研究者，为着拗不过的病魔的巨掌，凄凉地、孤独地踞躺在江南乡村的一个角落里……琯卿先生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突出的天才，他不但是镇海的、浙江的，也是属于中国的……在悼念琯卿先生的今天，我不得不重提的，是他的一副爱国爱人类的热肠，而他的最感人处，恐怕也就是这个伟大的热忱。”戴氏笔意悲情，对李琯卿做了合情合理的定论。在李琯卿54年的有限人生中，患病时期占去了20年，再扣除未成年期，他的人生活跃期实在是短暂的，这严重限制了他生命能量的发挥，假使给予其康健之身，他必能谱写更具气魄的人生。